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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与明朝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最相似的两个王朝，同样产生于对暴政的反抗，同样“得国最正”，创建者同样出身低微，甚至创建过程中同样经历了和其他起义者的博弈。 但这两个王朝同时也有着明显的不同，一个开阔进取，并喊出了那句让半个欧亚世界战栗的口号，“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另一个却画疆自守，在世界迎来新曙光的时候视而不见，满足于在东亚一隅称王称霸。 当然，明朝也有自己的高光时刻，明成祖朱棣也曾饮马斡难河，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帝王之中少有的壮举，郑和也曾七下西洋，扬威异域，甚至到了万历年间还能在朝鲜半岛挫败狼子野心的东洋岛国，让一代枭雄丰臣秀吉郁闷而死。 然而，然而，明初虽然可以横行蒙古草原，但却没有恢复元朝对草原的统治，一劳永逸的解决来自陆上的威胁。 郑和虽然七下西洋，却只是徒费国力，没有增加一寸领土，没有赢得一两利润，而没有利润的纯消耗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只是难以接受的财政负担。 而朝鲜之役更是赢得差强人意，明朝在维持现有秩序之外毫无动力哪怕多增加一丁点行动，而这种被动的应对方式没有丝毫可能浇灭挑战者的野心。 而这一切最终带来了什么后果呢？陆地上的安全威胁始终不能彻底消除，并给其他挑战者增加了机会。不要忘了蒙古各部就是满洲八旗最初拉拢的同盟。海洋上不能进取，最终让列强打进国门。家门口的野蛮人野心从未断绝，终而蹂躏神州，贻害子孙。 当我们一次又一次的重新审视那段历史，我们肯定都会痛惜于明朝当初的选择，为何没有奋起进取，为何没能给子孙留下一份更好的遗产。 当然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也许不应该对一个以农业社会为基础的国家要求太多，责备太多。但同时我们也会发现明朝其实恰好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在可能以商立国的时候，它选择了坚守农本只主义；在可能拥抱世界的时候，它选择了转过身去，并因而错过了近代历史上最重要的机遇；在可能抢先开创一个完全不同的新时代的时候，它选择了安于旧秩序。 历史之所以会如此，当然有其必然性，正如人生一样，每一步都没白走。而当我们目光对准这个朝代的创建者朱元璋，看他如何从一个流氓无产者一步步走上帝王之路，再对比同样“起于微末”的汉高祖刘邦的人生轨迹，你就会发现，这两个王朝的命运其实在刚开始就被安排好了，历史的车轮一直在沿着设计好的轨道前进，从无偏差。 明太祖朱元璋的人生，大部分对历史感兴趣的人应该都很熟悉。农家出身，少年时家庭在瘟疫中解体，先是做了几个月和尚，后又去做了三年类似于乞丐的游方僧人，并最终在返回寺庙后参加了红巾军，开启了自己的创业历程。 应该说朱元璋本人不乏聪明机智坚毅果敢恢宏大度之类的优点，然而作为一个帝王，他人生的起步阶段实在太过悲惨，也太过底层。这是他的优势，这使得他非常了解底层人民的想法，并最终利用人心，利用他们对生存与秩序的渴望，成就了自己的帝业。 然而这也是他的缺点，他只了解农业社会，他只想要农业社会，他想把整个国家变成一个扩大版的农村。同时他对商业社会，市民社会又极度缺乏了解，也不在乎商业所产生的的利润，乃至从海外贸易上获得丰厚的税收。 如果把朱元璋放在宋代之前的任何一个帝制朝代，他都会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帝王。然而，他却成了明朝的开国太祖，成了一个要为明朝这个商业繁盛的朝代制定制度的君王，这简直是历史开的一个玩笑，一个残酷的玩笑。 当嘉靖皇帝亲自上马代替户部尚书主抓明朝财政的时候，当万历三大征掏空了国库的时候，当崇祯皇帝向百官募捐的时候，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想到这位伟大的祖先，更不知道他们对这位用祖宗家法捆住了他们手脚的太祖皇帝作何感想。 作为一个商业繁盛的朝代，明朝并不缺钱，当西北因天灾吃树皮，吃观音土，甚至吃人的时候，当东北因为清军焦头烂额的时候，当整个淮河以北同时因为农民军和八旗铁骑一片糜烂的时候，当时的经济中心江南地区还是一片歌舞太平。 世人都知道江南在抵抗清军的时候有扬州十日，有嘉定三屠，但是有谁记得那帮不肯交税官商勾结的科举士族，有谁记得那帮党争误国的名流，有谁记得复社四公子的侯方域，正是他爹说出了那句灾民为何不肯在家里饿死，却出来祸乱圣朝，并用灌水的恶毒法子帮清军消灭了山东嘉祥不肯委身的农民起义者。 因为一个小利益群体的自私，却要让一个国家殉葬。清初文字狱的时候这帮人是真的冤吗？冤的只是无权无势的老百姓，不是这些亦商亦宦的食利阶层。 那他们不冤吗？反思一下其实也挺冤的。没有人愿意自动分享手中的利益，除非一开始就形成法律制度，让这种分享变成习惯。而明朝恰恰缺少这个东西，如果一开始就有明确的商业税，如果一开始就鼓励海上贸易并且从中获取利润，据说郑芝龙每年的收入堪比朝廷的岁入，如果，如果…… 而当开国之君只熟悉农业社会，而又甘于让国家永远停留于此时，这些如果就都成了空想。而这一切虽然都是历史的必然，但又都和朱元璋本人在格局与视野上的局限不无关系。 反观汉太祖刘邦，虽然出身同样低微，本身却毫无由出身带来的局限。可能不太儒雅，可能有些随便，但这其实也可以算作他的优点。不事农耕，少年时一心想做游侠，壮年为吏，以豁达的性格成为了沛县民间的话事人，敢想敢做，不管他有没有说过那句“大丈夫当如此也”，至少他没有因为出身而不敢触碰那个看似神圣的位置。 刘邦本身的政治水平也许并没有那么高，但他妙就妙在不去框定，不去限制。除了简单的沿用了秦朝的基本制度，他可能也就在不立异姓王这种基本的皇权保障上设了限。 而正是因为刘邦的实用主义态度，给他的子孙留下了足够多的发挥空间。从休养生息的文帝景帝到奋发有为的武帝，再到提出“霸王道杂之”的汉宣帝，每一代人都能因时变化，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反观明朝，朱元璋一开始就制定了完善的制度，完善到他的子孙都无法改变，最终成了呆板僵化无法执行的教条。所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当一个过于强势的祖宗剥夺了后代子孙太多自由的时候，这个朝代就注定只能活在祖宗的阴影当中，因循守旧，毫无活力。 也许这就是两个王朝的历史命运吧，一个刚刚开始，没有太多章法可以遵循，没有太多经验可以借鉴，反而可以自由发挥，成就伟业。一个却拥有太多经验，反而成了负担，束手束脚，在经历了刚开始的辉煌后，很快就堕入了历史的陷阱。 而这也恰好反映在两位创建者上，一个不拘小节，一个循规蹈矩，一个轻慢却精明，一个慎重而缜密，一个少有设限，无论是为自己还是为自己创造的王朝，一个在一开始就规划并设计好了一切，把子孙后代都变成了执行者。 所谓格局决定高度，又何止是人会如此呢。观史至此，不禁一声慨叹……  网络配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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