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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佩孚在武汉作垂死挣扎的时候，曾经调动他所培植的四川军阀杨森、贵州军阀袁祖铭派兵入鄂助战，并勾结云南军阀唐继尧出兵广西袭击北伐军后方，但是这些动作都像海中捞月，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杨森 一九二六年三月，杨森在吴的援助下回到万县，收回了川东旧部唐式遵、潘文华等师，就任了吴所委派的“讨贼”联军川军第一路总司令。此时袁祖铭的总部设在重庆，所部黔军则占有川南东自秀山、酉阳西至纳溪、古宋十余县。由于杨、袁同属吴系，在永川、荣昌、隆昌、大足一带的杨森旧部，得以通过黔军防区移到川东，杨森的实力便又恢复起来。 黔军久驻四川，早为刘湘、赖心辉等所不满。刘湘曾在成都召开川事善后会议，议定以按月协助军饷四十万元为条件，“礼遣黔军出境”。由于黔军久未开拔，刘、赖两人便联合杨森，出兵驱逐黔军出境，因此杨森的部队节节向上游移动。但是属于老川军系统的邓锡侯、田颂尧则与黔军相勾结，以反抗新旧二军系统的扩张政策。一九二六年五月二日，邓锡侯乘赖心辉离省“出巡吏治”的时候（赖是当时的省长兼边防军总司令），派兵解散边防军驻省部队，赖被迫辞去边防军总司令的兼职。五月十九日，在刘湘、杨森的两面进逼下，黔军退出重庆。二十六日，吴佩孚由汉口启程北上的时候，任命邓锡侯为四川军务督理，田颂尧为军务帮办，杨森为省长，袁祖铭为川黔边防督办，以调和川军内部和川、黔两军之间的感情。 当时吴的“纸老虎”尚未被戳穿，邓、田、杨三人曾经举行绥定会议，决定同时就职。但是川军内部的情形非常复杂，刘湘和杨森也是貌合神离的，杨森以吴为靠山，刘湘则主张四川宣布“自治”，赖心辉也反对四川接受吴的号令。六月十八日，刘湘到重庆后，杨森仍然留在万县不动。刘湘指使所部师长蓝文彬发表皓电（七月十九日），力言四川有宣布“自治”之必要，又与赖心辉派代表到长沙，密商川军出师讨吴、会师武汉的问题。由于刘湘反吴的态度日趋明显，七月二十二日，吴指使北京政府调为参谋总长，刘湘当然不肯接受。问题的微妙是，邓锡侯一面对刘湘调兵备战，一面又与田颂尧、刘文辉联名请吴仍留刘湘为川康边防督办，以唐式遵为首的川军师、旅长多人也联名请吴仍留刘湘在川。这些情况，说明四川各军阀对吴的态度是在摇摆不定之中。  刘湘 八月上旬，北伐军已经深入湖南，吴的前途看来凶多吉少，因此十三日刘湘、赖心辉、刘文辉、刘成勋等公开表示了北伐讨吴的态度。邓、田两人也未接受吴所任命的新职，只有杨森一人于十五日在万县宣布就任四川省长。此后吴佩孚退出湖北成了一蹶不振之势，四川各军在反吴的问题上取得一致，杨森也就见风使舵愿意参加北伐。当时四川各军公推杨森为北伐总指挥，目的在于排斥他出境，杨森即率所部向鄂西出发。但是，杨森名为出兵北伐，暗中却又勾结孙传芳约为内应，十月上旬他在致孙的密电中说：“拟合力恢复汉阳，夹攻长岳，为我帅一臂之助”。孙把这个电报公布出来以壮自己的声威，因此这个两面派的反革命阴谋就被揭穿了。 袁祖铭在四川不能立足，本拟退回贵州，但因所属非嫡系的周西成军已经日益壮大起来，而贵州在当时又是一个贫瘠之区，不能供应大量军队，因此他和周西成采取了和平协商的办法，于六月一日任周为贵州省长，而将嫡系王天培（原任贵州军务督办）、彭汉章（原任贵州省长）两部调往湘西向外发展。彭部开入湘边后，吴即任彭为黔湘边防督办以资羁縻，彭也于六月二十五日在铜仁宣布就职。此后吴的势力一天天衰败下去，彭又于八月六日接受南方所任命的第九军军长一职。北伐军由长沙进攻岳州时，加任袁祖铭为左翼前敌总指挥，王天培为第十军军长，于是这支吴系军队改头换面成为北伐军的一部分了。 九月中旬，王天培、彭汉章两部由常德、澧州进攻荆州、沙市，与北军卢金山部（卢是当时的长江上游总司令）相持于公安、石首一带。这支黔军以湘西为大本营，仍像以前一样在其所据地区任意委派官吏，强迫提取税款，并且大张旗鼓地招收溃兵游勇。袁所辖竟有六路司令和二十个师长之多，其中有些是无兵无枪的。唐生智请袁移驻鄂西，交还湘西防地，袁置之不理。一九二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唐命第八军教导师师长周斓在常德摆下了“鸿门宴”，当场捕杀了袁祖铭和黔军参谋长朱崧、师长何璧辉等。二月六日，彭汉章也在汉口被捕，解回长沙待审。唐有庚电（八日）痛斥黔军盘踞湘西的种种罪行和勾结吴、孙的阴谋。后来彭也被枪决，所部除被包围缴械者外，尚有一部由李燊率领窜往川、湘、鄂三省交界之区。王天培部则由鄂西调往下游，参加了津浦路的北伐战争。  北伐军进入两湖时期，云南军阀唐继尧的势力已经退出了川、黔两省，因此与上面所述及的两省军阀的动态无关。唐继尧虽与吴佩孚为敌，但对广州政府抱有更深的仇恨。吴由长辛店回到汉口的时候，曾经大吹大擂地说，“福建、云南两省不日将出兵夹攻两广”，这句话并不是无所本的。那时候，在广东失败的军阀刘震寰，仍然奔走于北洋军阀与唐继尧之间，企图撮合他们共同对付南方的革命力量。刘震寰携带吴佩孚、张作霖、孙传芳三人联名密函到昆明，请唐出兵两军进攻广西，愿意充分接济饷械，并推唐为西南各省的最高统帅。唐召集军政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先命秘书长周锺岳宣读北方三大军阀的来函，然后征求大家的意见。参加会议的龙云、胡若愚、张汝骥和列席的各司司长都不肯发言。云南陆军训练副监李小川建议，先就南北实力估计一下，然后作出决定。唐即站起身来说：“请显丞（刘震寰）暂时退席，让我们仔细地研究一下”。 刘退席后，唐叫大家畅所欲言，不必有所顾忌。唐的妹婿、教育司司长董策说：“这个问题应当由联帅决定”。警卫旅旅长孟友文附和着说：“联帅下令，谁敢不从”。这样一来，大家就更不敢开口说话了。最后还是李小川发表意见，认为云南向来是反对北洋军阀，主张会师武汉的，现在北洋军阀已经面临末路，我们如果受人利用，将在历史上留下一个污点，也不会得到什么好处。唐的内心本来是依违不决的，一方面想骗取北方的饷械进行一次军事投机，另一方面却又顾虑到内部不团结，出兵毫无把握。从当天会议的情形看来，云南内部大有问题，出兵一举也就无从谈起。 这个时期，云南军人由于向外发展无望，内部矛盾日益加深（过去唐继尧就是采取向外扩张的政策来安定内部的）。唐继尧正在加强培植自己的实力，企图扭转龙、胡诸将“尾大不掉”的局势。唐所直辖的警卫军八个旅与胡若愚、龙云、李选廷、张汝骥四个军之间显然划分了一道亲疏厚薄的鸿沟。龙云原系唐的“护身”大将，此时却成了唐的眼中之钉。龙云一军辖有三旅（云南各军没有师的编制），第二旅旅长卢汉、第三旅旅长周人文都是龙的亲信，第一旅旅长高向春则是唐派进来的一根“内线”。会议结束不久，高在家中宴客，在座的有唐的表弟、禁烟局坐办朱运生和高的老师李小川等。高忽然谈起“许田射鹿”的故事来。李吃惊地说：“联帅既非汉献帝，志舟（龙）也比不得曹操。”李竭力劝解说：云南内部宜于团结而不宜于分裂，如果内部解体，外力即将乘虚而入。后来得知，唐党准备摆设“鸿门宴”，召龙赴宴，即于席间擒而斩之。 唐唯一能够信任的是他的同祖兄弟唐继虞。唐继虞自从攻桂失败回来，威信坠地无余，但唐仍然派他统率“翊卫大队”。“翊卫大队”是唐的个人武力的另一组织形式。唐向法国购来步枪七千支，大部分发给“翊卫大队”，龙、胡所部每团仅领到一百支，他们忿忿不平地说：“我们出死力保全唐氏的江山，而现在已到了兔死狗烹的时候了”。为了平诸将之忿，唐继虞被调为陆军训练总监，事实上仍然手操建立新军的大权。  龙云 滇军欠饷达一年之久，一九二七年二月（农历新年）仅发半个月的军饷，因此二月二日驻省各军发生了闹饷的风潮。二月五日，昆明镇守使龙云、蒙自镇守使胡若愚一面调兵来省，一面电请昭通镇守使张汝骥、大理镇守使李选廷带兵前来，并联合向唐提出六个条件：（一）迅速发清欠饷，以后不得拖欠；（二）驱逐唐继虞出境，并限于三日内查封其财产，用以“救济贫民；（三）财政公开；（四）罢斥宵小；（五）惩办贪官污吏；（六）宣布与广州政府合作。龙军分别把守各城门及车站，并在省城内外放哨布防，闹得满城风雨，人心惶惶。龙军命令富滇银行自二月六日起，凡达官贵人前来提款者，一律不得支付，还派兵逮捕了贪污嫌疑分子二十余人待审。龙、胡所称宵小除“唐三瞎子”及其私党腾冲镇守使陈维庚[17]外，还有政界要人十余名，均须查封家产以供发放军饷及“救济灾民”之用。同日，以龙、胡、张、李为首的全体云南军官发出通电，劝唐“大义灭亲，亲贤远佞，公开政治，安内睦外，易辙改弦”。 这是一次特殊形式的“和平”政变，这一政变并不直接向唐冲击，仍然称之为“帅座”，而以“倒弟不倒兄”的手段来打击唐的“独裁”，以避免倒戈犯上之名。政变发生后，龙还上书解释，说他“感恩知遇，决无任何野心，但不敢逢君之恶”。胡也有庚电（八日）自称为“清君侧”，并且承认“仍令所部防守滇桂边境，防止外力侵入”。 这次政变的起因也是和全国总的形势的发展分不开的，此时北伐军已经进展到长江流域，北洋军阀的统治地位已经摇摇欲坠。而唐继尧仍然采取与广州国民政府为敌的态度，并与反革命“醒狮派”相勾结，在经济上、政治上支援该派在昆明组织“民治党”，并开办“民治学院”，这一态度是不为当时的形势所允许的。唐继尧又派与吴佩孚勾结的刘震寰为总指挥，带兵八团驻守广南，以防范石生军的侵入。范军攻滇失败后，仍然留在滇桂边境百色、平马一带，广州国民政府任其为第十六军军长，准备叫他重整旗鼓进攻云南，推翻唐继尧的反动统治，因此并未抽调该军参加北伐。在这样形势下，云南将领如果不改变态度，就有与唐同归于尽的可能。在龙、胡所提的条件中，有一条是主张改变对广州国民政府的态度的，但是他们仍然拒绝范军入滇，这说明他们举行政变的目的，在于既要适应外面的形势，又要保持自己的权利地位，这种政变与革命的转变是有区别的。 二月九日，省城外龙军开抵安宁，胡军开抵宜良，张军开抵杨林，李军开抵禄封。唐在四面楚歌之中，一面集中翊卫军自卫，一面派周锺岳向龙、胡等表示，所提各条件大体上可以接受，并提出私蓄三十万元发放军饷。十日，云南省议会通电赞成四镇守使的政治主张，并建议：（一）改推唐为云南总裁；（二）由本会议定省政府组织大纲，采取委员制；（三）由本会咨请政府，即日通令各县停止征兵；（四）改良税则，财政公开。十一日，龙、胡等发出第二次通电，促唐改组省政府，采取合议制。唐还向人表示：“本人随时可以下台，只因龙、胡、张、李四人势均力敌，我走后必然会产生一种群龙无首的局势，因而无法摆脱”。  滇军 唐继虞、陈维庚于十一日乘车离开昆明。每人临走时以驻外代表名义领到旅费五千元，以后按月还各给以津贴三千元。 十二日，唐向龙、胡等表示：（一）同意改组省政府为委员制，下设军事、民事、财事三个委员会，推定人员起草省政府组织法，以便共同审议；（二）各军撤除警戒，退回原防；（三）关于惩办贪官污吏，其由省议会弹劾有案者，可以发交法庭依法审理，未经弹劾者，则须由检举人搜集证据，交法庭处理；（四）关于成立军事机关，可在最近期内召开军事会议解决之。 十六日，胡若愚由蒙自到了宜良。二十二日，龙、胡、张、李四人在宜良举行会议，议决省政府组织大纲三条：（一）省政府设总裁一人为全省行政首长，由各军公推之；（二）省务委员会为全省最高行政机关，设委员九人，由省议会及各法团各派代表二人选举之；（三）总裁任免官吏，公布决议事项。他们将此项大纲交唐继尧派来参加会议的代表王九龄携回省城，并且发出第三次通电，“期以三日，敬候答复”。接下去说：“若复假名磋商，希延时日，外施离间，阴备攻防，则是会泽[18]自绝于民众，非愚等有负于会泽，和平绝望，责有攸归”。他们不再称唐为“帅座”而称为“会泽”，显然进一步在礼貌上也打了折扣了。 二十三日，唐被迫承认这个组织大纲，但又表示本人不愿担任总裁。二十五日，龙、胡、张、李四人仍推唐为省政府总裁。三月二日，胡若愚、张汝骥带兵进入省城。五日，省议会、教育会、商会、农会、律师公会等团体共派代表二十八人在省议会进行选举，选出胡若愚、龙云、张汝骥、李选廷、马聪、王九龄、王人文、张耀曾、周锺岳九人为省务委员。八日省务委员会宣告成立，公推胡若愚为主席。 通过这次政变，唐继尧成为有名无实的总裁，他是西南“联治派”最后失败的一人。但是，云南政局还是处在一个非驴非马的混沌时期：在省政府宣告成立的通电中，把南北两政府平列在一起，似乎云南还是个超然的特殊省区；而这个省政府是在枪杆子的下面产生的，这种局面不可能长期地维持下去，随后果然又有新的问题发生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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