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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场战争比马恩河会战更具争议性，在如此短时间之内，引起更多人的论述，激发更广泛的兴趣，以及造成更多的传说。另一方面，这段1914年9月危机，使德国作战计划走上崩溃之路，并改写了历史。可以说，德国马恩河败北之日，真的等于输掉了整个战争，事实上在某方面也确实如此，很自然地，自认为打赢这场仗而应获殊荣者，必然不少。 第一件传闻是，福煦因将德军中央部分驱入圣贡的沼泽地而赢得这场会战。甚至到现在，除了法国，其他国家的一些著名历史学家仍不顾事实与时间，让这种说法流传着。 尽管这种说法有如投石于水，涟漪不断，法国却另有一些有见识的看法，对于谁该接受这项殊勋，功劳应记在总司令霞飞，抑或在加列尼身上有着激烈争论。加列尼曾是霞飞的上级，大战时则是部下。加列尼曾自巴黎，朝德军克卢克军团所暴露的侧翼发动猛击。德军的这部分侧翼，当时正准备从巴黎前方朝内回旋通过。有一学派坚决认为，霞飞曾有对德军发动反攻的构想。但这些人绝大多数相信，霞飞这一构想起因于加列尼。由于加列尼主动发现反攻机会，使霞飞感受压力而决定反攻。另一派学者则认为，当霞飞沿索姆河一线进行首次反攻失败后，很早即放弃一切新攻势。如果不是加列尼这一火爆决定与坚定的却敌信心，当时法军的撤退还会继续。时至今日，学者都已能作冷静的判断。即使我们认为此一决定与霞飞有重大关系，事实显示，不论攻击位置的确认，还是攻势的发起，皆出自加列尼的指示。此外，这样的论调也驳斥了霞飞拥护者的另一看法。他们说，加列尼匆促行动搅乱了大局。我们知道，加列尼的行动如果拖延24小时，将使德军有机会完成先前被加列尼搅乱的防御性兵力的配置。  其实德国也风行相似的争议——下令德军撤退的举动是否错误？谁应该负这要命的决定之责？是一军团的克卢克，二军团的比洛，或是统帅部代表亨奇中校？ 不过，各种争议至少足以显示，马恩河会战若说是肉体的胜利，不如说是联军赢得一场心理战。其实，大多数名垂青史的胜利亦复如此——实际作战并非致胜之首要，重要的是，战事的关键取决于交战双方指挥官的心态。战史应论述双方人员的思维与情绪，配上一些事件的背景叙述，以凸显真相即可。然而，典型的军事史，却往往反其道而行，易令人产生错觉。这些军事史经常巨细靡遗地描述战斗，然后以统计数字来评估致胜的原因。 由于马恩河之战有明显心理议题需探讨，所以有人已对当时各方指挥官的心态详加分析。即使如此，由于分析者充满“战斗情结”，使分析方向仅限于军队正面冲突时的情形。然而，某个富于联想意义的事证未被放上台面检视。这件事可能变成一则耸人听闻的问题。马恩河会战胜利的主因，与一名英国火车服务员兴奋的想象力，以及与前往奥斯坦德的一群临时访客有关？或至少可问，我们可以将这些卑微的“杰出人士”的行为，与加列尼的事，一并构成胜利的主因？ 等我们研究德国指挥官心态，发现这些联想并不是很离谱。在这次会战发生之前与发生之际，德军指挥官经常忧心忡忡地瞻前顾后，回头察看他们后方的状况。他们害怕联军攻击他们在比利时与北法之间漫长的交通线。事实上，德军指挥官的紧张有些道理。话需从头说起。英军副参谋长亨利·威尔逊曾有一套想法。他希望将英国远征军如典当品一般押在法军左翼，像盲肠一样将英国远征军与法军左翼绑扎在一起。因此，当盟邦要求英军在比利时海岸登陆，不论提出的时间是否过迟，都被威尔逊这项政策所否决。但另一方面，此时比利时野战军的行动，虽然受到安特卫普德军的监视，德军却为了监视他们，使得兵力严重分散。更有甚者，比利时野战军使德军陷于长期的苦恼。  丘吉尔先生在此刻也动起他富有创意的脑筋。虽然他手头的资源缺乏，他派遣了一旅陆战队，在阿斯顿准将指挥下前往奥斯坦德。丘吉尔并下令尽量公开报道他们的行动。这支部队遂于8月27日登陆，停留在岸边一直到31日为止。 现在我们要转到另外一边来看。9月5日，也就是法国军队朝向克卢克军团进击的那一天，德军统帅部代表亨奇中校赶来探视这个正遭受法军威胁的军团。他劈头一句满是不好兆头的泄气话，“坏了！第六、七军团被堵住了。第四、五军团正在遭遇强烈抵抗……英国新到的军队正在比利时海边上岸。另外听说有一支俄国远征军也在同一批部队当中。我们撤退是免不了了”。不过我们从其他资料中得知，这3000人的陆战队，其实被德军统帅部想像成4万人，俄军则被说成8万人。 因此，德军侧翼兵力相信自己的后方正受到严重的威胁，这倒面临了严重考验。于是统帅部开始考虑撤退；至少在这段紧张的日子里，这样的认知必定会悄悄地侵蚀德军的士气。即使统帅部曾怀疑过英军在比利时的消息不实，但他们已满脑子都是撤退的念头。当9月9日亨奇再度前往前线全权处理此事时，他说：“撤退应该开始了。”其实德军不仅已开始后撤，同时遇上从比利时传来的恼人消息。当天比利时野战军从安特卫普突围，只是，战斗在短时间内就已结束。但这项威胁性消息的心理影响是难以估量的。现在的德军已“归心似箭”，而且迅速弥漫，战局随之逆转。 历史应公正评价丘吉尔先生的巧计，以及阿斯顿将军的少数“闲逛的陆战队员”。不过惊人的“俄国迷思”对此也有所帮忙。这迷思从何而来，为何扩张至此，简直不可思议。就我们所知，丘吉尔先生曾建议以秘密方式将俄国远征军运入西战场。是否建议案曾泄漏风声，然后使过程加油添醋般过分渲染起来？然而，长久以来的一般看法，是将有关的传闻归因于一名铁路服务员的兴奋想像力。此人曾在一列运兵夜车上工作，车上尽是说盖耳语的士兵。如果确是如此，耸立在伦敦白厅上的一座刻着“献给不知名的火车服务员”的塑像，就兴建得太晚了。  我们且先将上述外在因素搁在一边，回顾实际战区所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德军决定撤退的许多关联性近因的开头，是法英军从边界陷阱中撤出并逃脱。法英军本是依照霞飞的计划，才走进陷阱的。不过，从边界德军各军团司令部发回的第一批电讯，显然将状况过度渲染。致使德军统帅部以为已打了一场决定性胜仗。也基于这一错觉，毛奇在8月25日很高兴地，且毫无必要地派遣4个师兵力前往俄国前线。这一行动损害了他右翼的打击力。更糟的是，这股右翼打击力，先前就因为被他抽调出7个师兵力去包围那些困守不降的要塞而削弱不少。而且那次包围显然是个得不偿失的投资，因为仅俘获一小撮联军。于是毛奇疑心大起，使他对情势作出更审慎的估算。德皇轻易浮现的乐观主义，现在开始令他恼怒不已——“我恨透了他那种嘻哈狂喊的乐观”。不过，尽管毛奇萌生新悲观，却在悲观中搀入了一丝新乐观。原来他手下的军团司令提出一套改弦更张的新计划。只是其中蕴含了重挫的因子。 位于德军最右或最外侧的克卢克军团，在进袭英军后部时，因过于接近“外侧”英军史密斯-多林的第二军，使后者被迫暂停，准备应战。同时，克卢克军团的左侧邻军比洛军团正在追逐朗雷扎克的法国第五军团。8月26日，英军左翼在勃卡陶因被痛击而向南后撤。这时，克卢克已再度向西南前进。虽然克卢克采取这个方向的部分原因，是因为误判英军将朝海峡港口撤退，但他倒是遵照大回旋式进攻中，他的部队应担任的角色行事。克卢克以大回旋式进攻途中，必需经过亚眠—佩罗讷地区。这地区此时恰好有新成立的法国第六军团从亚尔萨斯乘火车调来，而且第一批部队正在下车。法德两军一遭遇，打乱了霞飞的盘算。霞飞原希望第六军团加速撤往巴黎防线，然后及早恢复攻势。 但是克卢克在被引诱再次转向前，他已朝西南进军了，因此，霞飞为了纾缓英军的压力，曾命令朗雷扎克停止前进，往回攻击德军的追兵；比洛被这记回马枪打得全军撼动，于是电告克卢克求助。就在比洛支撑不住，需要协助之前，朗雷扎克的攻势在8月29日就停止了。不过比洛仍要求克卢克向内旋转，以便切断朗雷扎克的交通线。克卢克则在应允之前，将这情势请示了毛奇。当请示到达毛奇手里的时候，毛奇正为法军要从他包围中开溜慌张着。特别是法军行进路线将要通过他的第二军团与第三军团之间的缺口。此时，第三军团已从西南方向转朝南前进，以协助该军团另一侧翼的邻军第四军团。因此，毛奇批准克卢克向内旋转的请示。这表示克卢克非放弃原先绕过巴黎以西的大迂回计划不可。现在德军的轮型攻击线的侧翼将自巴黎以东的地区通过，并且从巴黎守军的面前通过。这一为了安全而将计划缩水的动作，使毛奇牺牲了原先更具前瞻性，以宽阔的回旋进击法为主的原始计划。同时也证明，尽管毛奇设法减少当前危机，却将自己暴露在致命的联军逆袭上。  9月2日夜里，毛奇向右翼各军团司令官们发出讯息，证实计划有所改变，并预示新计划。讯息表示，“我军的意图是想从西南方，把敌人赶出巴黎。第一军团应以梯队跟在第二军团后方，并负责保护我军的侧翼”。但是第一军团的行军，一整日都在第二军团前方。这也就是说，如果克卢克要执行命令的第二部分，就要忽视第一部分。他决定前进，同时派出一支编制不完整的后备军，与一支实力耗尽的骑兵师作为侧卫。从侧卫未配置飞机，以及未对西方下达空中侦察的命令来看，就知道克卢克何等忽视来自巴黎方向的任何威胁。 同时，毛奇愈发忧郁起来。9月4日，他终于下定决心放弃原有计划。他以缩小对法军中央与右翼的包围，取代原有计划。他要求德军中央的第四、五军团向东南进军，同时，下令正向西南进逼的左翼第六、七军团，设法突破图勒与埃皮纳勒之间的要塞障碍，也就是向内钳制住凡尔登两侧的颚口。此时，毛奇右翼的第一、二军团正准备向内旋转，然后改向西，以便挡开法军来自巴黎附近的任何反击。而正在朝南赶路的克卢克，则是走在比洛前面，并且已经渡过马恩河。但毛奇的命令至今不提这些问题。这等于告诉克卢克“继续面向巴黎东侧”（也即面朝西），并且应继续留在马恩河以北行军，同时，比洛军团也朝西回转，进入马恩河与塞纳河之间。因此，当比洛赶上并超越克卢克的时候，后者为了完成任务，也几乎未作停留。因此他们两批部队像玩了一次体操特技的后翻斤斗。这样动作，搅乱了一个大军团行军时原本应有的均衡性。毛奇原先企图挡住法军反攻的计划，在未奏效前，法军已经开始反攻了。更有甚者，不想失去抢胜利头功的克卢克，9月5日继续朝南直奔塞纳河。声称“朝西的行军，可以在有空的时候再说”。 此刻，克卢克仍仅以兵力薄弱的3个旅与少数骑兵部队护卫他的侧翼。而翌日，克卢克就遭到从巴黎出发的法军第六军团的攻击。  过去这段时间里，法英军队一直不停地撤退。法国政府因霞飞的后撤具有放弃首都的意图而曾引发恐慌。霞飞有感政府的压力，遂于8月30日派莫努里的第六军团增强巴黎的守备。霞飞将第六军团调离战场，增防巴黎，其实就有放弃进行侧翼反攻的想法。因为他成立第六军团的本意就是用来实施反攻。此外，他在同一天的训令上显示，他已有信心对德军中央发动反攻，“以便完成……破茧而出的攻势。这是以前我们曾企图做的，面朝东北，从默兹河跃出的攻势”。9月1日，霞飞下令联军继续后撤到塞纳河以南的奥布河与奥尔南河。这不仅有将各军团从巴黎调开，远远调到巴黎的东南方的意义，而且表示，曾考虑不久要发动反攻的他，无视横亘于他与敌人之间的河道障碍。次日，霞飞再度向几位军团司令官发出训令。他补充道，他意图要“设置这条防线，并予以要塞化”。因此，他并不准备立刻发动反攻，而计划在稍后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反攻。同一天，他就陆军部的意见，以及在答复弗伦奇爵士有关在马恩河进行抵抗的建议时表示： 我不相信有这种可能——以我们所有兵力对马恩河发动全面攻击。但是我认为，英国陆军合作防卫巴黎倒是唯一可以有所获利之道。 不论是陆军大臣还是加列尼，他重申相同的决定。后来热心的辩护者认为霞飞心里始终存有反攻的想法。关于这一点我同意。但是这些事证足以摒除传闻中，霞飞心存在马恩河进行会战的意图，或曾计划发动剧烈改变情势的反攻。 9月1日，朗雷扎克军团的一名参谋从一名阵亡的德军军官身上，发现德军改变进攻方向的命令。这份命令于翌日清晨送达霞飞总部。霞飞在上述答复中的确切原意，如今就更具意义了。及至3日早晨，英国飞机已发现克卢克军团改变行进方向为东南。当天下午，这些飞行员又称克卢克军团的纵队正渡过马恩河；是夜，莫努里则报告，巴黎—桑利斯之间防线以西地区已见不到德军了。不过所有这些报告，对于霞飞的撤退计划并无影响，而且2日夜间，他将后撤极限，甚至延伸到一条更靠南边的防线上！ 即使3日那一天所获悉的情报相当零碎，但是新上任的巴黎卫戍司令官加列尼仍立即做出反应。他命令莫努里在4日拂晓时，就进一步进行空中与骑兵侦察。待侦察报告一发回，他马上断定，德军正在斜向通过巴黎防卫区，并暴露出它的侧翼。加列尼马上有所行动。上午9时，他下令莫努里准备向东进击德军侧翼。然后他以电话通知霞飞，说他准备行动，并请批准这次反攻。  加列尼激昂地说出他灵感十足的主张，对霞飞这位思维较慢的野战军总司令确有影响，但也仅此而已。为了节省时间，加列尼趁霞飞仍在思索之际，已经跳上汽车直驶默伦，向英军解释这一新情势，并且寻求合作。不幸，弗伦奇爵士并不在他的总部，起先加列尼甚至找不到弗伦奇的参谋长默里；而且，场面也有些怪异。加列尼发现英军的参谋军官情绪不稳，意志消沉。并不避讳说，如果英国人了解法国陆军的状况，就不会参战了。他们根本无心细察这位看起来最不像军人的军事天才的肚里货色。加列尼戴着一副学究式的眼镜，不修边幅，毛茸茸的胡须，黑长统皮靴，打着绑腿。难怪这位带有强烈幽默感的了不起的军人后来会说：“没一个英国军官愿意跟这滑稽人物讲话。” 加列尼向默里指出，现在是抓住机会的重要一刻，因为德军已经将其右翼暴露出来了。他说，“巴黎军团”已经一切就绪，准备攻击德军侧翼，请英军先停止后撤，等第二天与他一同发动攻击。然而，默里大加反对，声称司令官不在，他什么忙也帮不上。加列尼就这样望眼欲穿等了3小时，约翰·弗伦奇仍旧没回来，而自己却必须在下午5时离开。之后他曾接到英军仅作出小小承诺的一通电话。这并不能令他满意。因为电话的大意是，英军在第二天仍将继续后撤。英军的决定，可以从那天早上霞飞发给加列尼的一封信获得证实。霞飞写道：“我很荣幸告诉你有关我要实行的计划。当前我的目标是，将军队撤至塞纳河之后，并且只在挑选好的战线上，投入联军全部军力。”至于克卢克改变行进方向的消息，对霞飞有否产生些微影响力，则显示在稍后一段话上：“有关德军继续朝南南东方向前进的消息，……也许你会同意，你在马恩河与塞纳河之间的右岸展开行动，是最有效的。”这句随口，但开门见山的话，不但具有限定加列尼行动范围的意义，而且等于不鼓励英军接受加列尼的大胆建议。霞飞的思绪迟缓，虽然听取建议之后，有时会改变态度，但往往太慢。相较加列尼的敏锐眼光与迅即的反应力，对比强烈。 霞飞在早上得到加列尼的讯息后，使他想发送一份电报给德斯佩雷（继朗雷扎克担任第五军团司令）。这份在午后12时45分发出的电报说：“如果阁下认为贵军团已做好一切（攻击）准备，请通知本人。”这是一份几乎不含任何重大时机意义，或敦促行动的查询电文。这封电报到达德斯佩雷手中时，英军副参谋长威尔逊正好在场。两人商量后，起一份复文稿，说：“后天以前无法作战。第五军团并将于次日继续后撤，定6日攻击。”德斯佩雷在复文中，另亲手写了一段有条件的附注，显然相当不赞同进攻。他写道：“作战成功，应具备条件有：一、第六军团应作紧密与完全之合作，并应在6日清晨向乌尔克河方向前进。并且应在第二天抵达该河……不然，英军不动。二、我军团能于6日进入作战，但情况并非处于乐观状态。对于预备师并无信心。” 霞飞看到这样令人沮丧的答复，能有什么反应？反应是有，更加深其犹豫罢了。 此外，由于他的军师贝特洛为撤退，以及为维持原计划猛敲边鼓，使得霞飞对反攻一事，愈发踌躇不前。当天中午过后不久，传来德军向马恩河推进的坏消息。在此，霞飞的传记这样写道：“这就是使贝特洛重新负起责任的要件。”虽然霞飞的传记，确实认为他继续在规避决定，但也认为霞飞这时发出了一个配合贝特洛的计划的新指示。更重要的是，霞飞决定要将他的总部再向南方迁移30英里。然后，当霞飞正在提早用晚餐的时候，德斯佩雷的讯息传到了。  整个马恩河战役发生的关键，则在于一通电话。正如加列尼所说，由于他眼光敏锐，使联军获得反攻机会，而他的这通电话，则缔造了马恩河之役。他返回巴黎总部之后，发现了霞飞那份迟到的电文，是赞同他进行反攻的，但表示最好攻击马恩河以南。如攻击马恩河以南，对敌军侧翼与后方会产生更大效果。 加列尼拿起电话打给霞飞。经过一番热烈争论与加列尼强烈的说服力，终于获得上司的批准。霞飞准他动用“巴黎军团”进攻马恩河以北，以作为联军左翼各军团所发起的总反攻的一部分。霞飞并答应争取英军合作。于是加列尼于晚上8时30分迅速对莫努里军团下达命令。加列尼这时已增强了该军团的实力。由于时间已晚，经过几个小时的拖延，霞飞的攻击命令终于在9月6日发出。其实，5日发出命令已嫌迟，更不用说到6日才使命令全面生效。 当莫努里部队于5日向东朝敌军进发的时候，英军与德斯佩雷军团却正依照原计划向南前进。原计划的主旨就是要远离敌军，甚至彼此分头行动。但对加列尼来说，英法军拉开空档的做法，后来证明可能是危险之举。当隔一天德斯佩雷军团掉过头来的时候，他们就有更多地方需要“收复”。于是情况自然不能如预期，快速拔腿而归。至于克卢克，这时对英军的状况则毫无所知。英军的“消失”，使他能将军团主体（第二、四军）的半数，从英军曾经出现过的区域撤出，送往增援备受重压的侧翼。这些侧翼兵力此时正设法阻挡莫努里对德军后方的强攻。到了7日，莫努里的攻势就被这支新到的德军挡住，于是加列尼投入他尽力蓄积的后备兵力，以增强莫努里的实力。 这时候，就出现有名的巴黎街车故事，即使主要来自传说。有一支新开到的师在巴黎附近下火车，下车之后才发现距离前线尚有40英里之远，徒步赶到战场当然太迟，而仅有的火车只能载运半个师的部队。于是这天下午，巴黎警察叫住了街上计程车，有些乘客是被拉下来的。警察聚集了600辆计程车之后，要求他们开到市郊加尼去装载士兵。加列尼赶来看到这一幕，心中既兴奋又有趣地叫道：“啊，至少这不简单呢！”看来机动攻势现在只有巴黎计程车办得到。这一夜，这些未来的机动进击鼻祖，呼啸经过远离巴黎的村落与吃惊的村民面前，使3000士兵一次完成火车与汽车的两段行程。只是，这些以速度至上，安全其次的计程车在来回穿梭两地之后，集合点是一片混乱。以致到了8日早晨，需花费几个钟头时间的整顿，才使这一师部队能够战斗。  由于法军直接攻击德军的侧翼，使德军遭受额外的压力。加列尼在几天前所要求的另外两个军的兵力，现在正一点一滴地抵达。如果这批兵力几天以前就获得，马恩河以南的德军可能已经被切断。战术与战略一样，可以为战斗取得决定性胜利。实际情况也是如此，法军对于德军的威胁，使克卢克于6日夜间10时召回其余两个军。这一来，使他与邻军比洛军团之间出现一个30英里宽的缺口。现在只有两个实力薄弱的骑兵军，加上少数几个突击营前往填补这空档。更糟的是，克卢克并未将这批微薄兵力置于单一指挥下。于是，严重的后果出现了。虽然克卢克仍有能力抵挡，甚至逐回莫努里的部队，他在南边防线所遗留的空档，却将比洛的侧翼暴露无余。虽然7日一整天，由于德斯佩雷军团前进缓慢，以致到现在法德两军尚未接触，比洛却对他暴露的侧翼忧心之至。他只好将右翼撤至小莫兰河（Petit Morin）的北岸。不久，消息传出英军正朝缺口中央前进。这等于告诉德军后撤时间已到。德军旋自9日开始撤退。即使英军5日以来的撤退，曾使联军失去一次压倒性的胜利机会，如今他们却因撤退而反获胜利。这是一桩让人高兴，被命运之神眷顾的事。 然而，我们有必要检视另一部分战线的情形。因为，除非德军受到全面挫折，否则，霞飞不可能有获胜机会。德军左翼在东边，或洛林战区的攻势挫败，自己应负主要之责。德军将法军逐回自己的要塞防线后，已几无突破其防线的可能。然后，加上这时德军出了许多“马恩河状况”，遂使他们的退却确定。且说，当法军杜伯勒与卡斯泰尔诺军团在莫朗日—萨尔堡遭到败绩，匆忙以撤退收场之后，法军的战线内陷；就在这种无意间形成的新情势下，德军主力发动了攻击，向“沙尔姆隘口”推进。其实，这里正是法国人早年准备将德军逮个正着的地方。 因此，法军获得有效反击德军侧翼的机会。结果一时之间，法军使德军原始攻击计划瘫痪；德军并于8月27日停止攻势。这一停止，不仅给法军有加强阵地的喘息机会，同时使霞飞安稳地将右翼一部分兵力移转到较吃紧的左翼。这一调动，引发毛奇发动新攻势的构思。尽管第六军团司令巴伐利亚王储鲁普雷希特曾提出异议，毛奇仍下令于9月5日向法国要塞化防线发动攻击，结果无功而返。德军这波新攻势的对象是南锡的大库罗讷。这是一处形成沙尔姆隘口侧壁的山脊。当时德皇也曾莅临战场。他在佩挂着白色甲冑的骑兵簇拥下，像等待召唤上场的演员，以胜利姿态进入南锡。但是连番攻击之后，德军因准备不足，被法军密集优势火炮击溃；到了9月8日，毛奇只得下令鲁普雷希特停止攻击，以避免无端的伤亡。其实鲁普雷希特是在违反自己判断，听信一位过分自信的炮兵专家鲍尔少校的建议下展开攻击的。这位炮兵专家力陈，他的超重榴弹炮的威力与在比利时参战的要塞炮威力相同。鲁普雷希特如今只有心不甘情不愿地放弃攻击。这是一次大战期间，军事将领判断过度乐观的典型例子。 在凡尔登以西的德军中央部分（第四、五军团），就无法如毛奇变更过的计划，担任螯钳式挤压的右臂角色。在凡尔登地区，法国第三军团司令一职已由萨拉伊接替卢弗里。萨拉伊到任后接受的第一个指示，就是不但要继续撤退，而且要放弃凡尔登。然而，萨拉伊不作此想。相反，他决定尽量抓紧凡尔登这个枢纽，并且不与西边的第四军团失去联系。这个如意算盘等于拖住敌军第五军团（由德国王储指挥）往东南方向的进攻，也打乱了毛奇的计划。萨拉伊部队的坚决抵抗，加上动用比以前更凶猛的火炮；于是，萨拉伊不仅是阻止，简直瘫痪了德国王储的前进。然后迟至9日，德国第五军团才发起夜袭，准备突破困局，但却在相互射击中，以自杀般惨败而收场。在这期间，萨拉伊曾要求增援，但未获准。也许因此促使他转变抵抗为冒险的反攻行动。他率军从凡尔登出发，向西攻击德军侧翼。为了保住凡尔登，他将兵力置于袋形阵势的一边。袋形阵势的另一边，则是莫努里部队，德国军团正夹在他们之间。 德军中央部分与右翼之间的连接兵力，则由豪森的第三军团担任。该军团的任务，是要准备支援上述两部分不同兵力。由于该军团中含有撒克逊人成分，故从它的任务的不肯定性看来，也许反映了德军中普鲁士人看不起撒克逊人的事实。结果真是如此。它的兵力被一分为二。左方兵力前往支援第四军团。这第四军团曾攻击由戴朗格勒的法国第四军团，却在全战役最惨烈的一场战斗中，被法军炮兵打得落花流水。第三军团的右翼兵力则在攻击法军福煦部队时，加入了比洛军团的左翼。福煦此时已接掌新成军的第九军团。第九军团成军倒简单，只是将戴朗格勒军团挖一些人过来就是。  在有关马恩河战役的各种传闻中，围绕福煦部分的最包罗万象，却也最无实质内容。目前仍有许多人相信的第一种说法是，福煦以反攻使整个战事落幕，并且曾将普鲁士禁卫师“赶进圣贡的沼泽地”。事实上，德军是在福煦决定往更西方向进击后，在未受干扰的情况下自行撤离的。较有可能的第二传闻是，福煦可能因阻止德军突破法军中央部分而获胜。即使这么说，也不正确。因为德军这时候并未试图作此突破。比洛这时候只是在进行他的新计划——将他的战线调转，以便面向西方。就在这个转向过程中，比洛的左翼很自然碰上福煦的防线。 另外一个矛盾是，福煦曾不断下令攻击，他的部队却只守不攻。这个没必要的拼命防守行为，其实源于他自己不遵守命令。 9月6日下午1时30分，福煦接获霞飞发出的全体“向后转”的著名命令。福煦做法却与其他军团不同。在霞飞命令下，他原本应掩护德斯佩雷军团的攻击行动。也就是，应守住圣贡沼泽地的南边出口。但他却集中主力，攻击沼泽地的北边，仅让实力较弱的第十一军前去镇守沼泽地中，既宽阔且不易防守的东区。其实，他的部队经过连番艰苦的后撤，早已人困马乏，攻势没支持多久即告终止。攻势既失，他们也就无法守住沼泽地的南边出口。于是，福煦的主力继续留置在这一侧翼。德军则像他们早先曾做过的动作一样，走堤道迂回沼泽地。7日，德军在法军炮轰下，展开对沼泽地东边的攻击。为避开炮击，破晓时分，德军发起上刺刀冲锋。福煦的右军在奇袭下，立时大乱，迅即败退。所幸德军并未急追，只俘获少数令他们受苦的火炮。即使如此，福煦仍因情势危殆而请求支援。德斯佩雷应允借出一个军支援他的左翼，霞飞也派出一个军去填补他右翼的缺口。9日，德军在福煦轻微抵抗下，继续攻击福煦的右翼，并获得新的进展。如此直到午后2时前，德军接获现今已众所周知的，比洛的总撤退命令为止。德军是在未受干扰，甚至在敌军全然不知的情形下悄然撤走。先前，福煦为因应紧急状况，曾从完整未损的左翼中抽调第四十二师前往他的右翼。不过，该师抵达现场时，只能向已在薄暮中远遁的敌人开几炮。这与一般传闻，福煦曾对突入战线的德军侧翼，发动过决定性反攻的说法大相径庭。另外还要补充的是，虽然比洛在军团大掉头的时候，暴露了他的侧翼，福煦却只想对德军作正面反攻。是役中，福煦最为人诟病之举是，他舍弃对友军的掩护而抢着主攻。  我们现在再回头看具有决定性的西线战事。我们仔细观察位于德军战线后方的各指挥部，检视他们渐渐摇摆不定的意见。这些意见最后竟促使德国撤军。在后方卢森堡的统帅部，刚于8月30日从科布伦茨迁移过来。当时主要靠无线电与各军团联系，辅以参谋军官偶尔乘汽车的探访。德军此时并无常设的汽机车派车处，无线电讯则不仅常在加（密）码与解碼之间“遗失”，而且会受到巴黎艾菲尔铁塔的干扰。至于效忠1870年传统的各军团司令，为了防止自己被上级牢牢控制，除了报喜之外，发给上层的讯息既少又慢，并常吹嘘过头。在9月7日至9日整个马恩河会战的关键时刻中，前线并没有向上层拍发过任何有价值的报告；于是，迟至12日，毛奇竟完全不知克卢克的位置与状况。不过，不明下属单位的状况，并不影响大局。因为当时以陆军大臣身份在卢森堡的法金汉，曾在5日的日记上这样写道：“只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我们的参谋本部已经完全昏了头。史里芬的准则再也不管用了，毛奇当然也江郎才尽矣。” 其实，毛奇自己早就默认失败。卢森堡统帅部的低迷气氛，很清楚显现在亨奇中校身上。9月8日，他以专使身份离开卢森堡，依序探访位于凡尔登以西的五个军团，准备全权协调撤退事宜，“如果后撤行动已经开始”。但他发现第五、四、三军团司令部气氛尚佳，即使他不敢完全确定。他继续前行，并在8日晚与比洛一起过夜。在此，他发现气氛就比较低迷了，使得他在第二天一早离开时，至少有一点肯定，就是这个军团的撤退命令应该快下达了。9日上午9时左右，空中观测报告比洛，有6支敌军纵队（英军五支，另一为法军骑兵）正接近马恩河——英军也就是这样走进了缺口进口处。上午11时，比洛下令自己的军团于下午1时撤退，并将自己的决定告知克卢克。 亨奇在路上因遇险阻而耽搁，直到晌午方才抵达克卢克司令部。我们根据他的证词，认为这时他已发现这里的撤退命令已下达。为了确认这项命令，有人向他说了撤退的方向是东北。但是克卢克的参谋长库尔却坚称，这些撤退命令的发出，只起因于一名部属的错误。并且说，他只是依据英军已在他左翼后方的情形，才发出左翼向后转的命令。他又说，是亨奇有鉴于比洛的情势，向他下达撤退命令的。亨奇如今已过世，自无法反驳他的说法。然而揆诸事实，该军团撤退始于下午2时，其时，后撤的道路障碍已清除，而库尔与克卢克都没有向亨奇要求出示正式撤退命令。这点可证明亨奇的说法是正确的——他们急着要撤退。后来库尔确实承认，由于英军与德斯佩雷的突破已迫在眉睫，使得撤退无法避免。由于英军的进入，克卢克军团必须向北撤，因此使缺口继续开放着。  马恩河战役有许多意外状况，其中最令人好奇的一次是，意外重现了标准拿破仑式作战。所谓标准拿破仑式作战，是指拿破仑数度实行过的作战方式。卡蒙将军与其他学者都认为，这种作战方式经常出现于拿破仑脑中。它的特性是，当前线情势被你掌握时，马上对敌军某一侧翼进行直接攻击。这种攻击，本身并不具决定性，但可制造决定性攻击机会。譬如，敌军因被围而延伸战线，其目的在于避开包围，但也制造了实力不足的接缝。这一接缝，正适合进行决定性攻击。在马恩河之役中，加列尼制造了这种战线的延伸，英军则刚好突破战线上的接缝。联军完美地打了这么一场仗，却不自觉。 因此，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英军于5日的持续后撤，以及6、 7日的缓进，在战略上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在无意间所进行的退却，一如拿破仑有意做的。如果英军提早展现其“决定性”攻势，“接缝”就不会因克卢克调走最后两个军而变弱。因为即使这两个军要调走，比洛也会拖延到8日早上。另外，从莫努里的攻势在这两个军朝他前进时被阻来看，就足以证明莫努里攻势并不具决定性。 但是英军在8、 9，以及10日的持续缓进，却不是拿破仑式战法。而且后来证明这样做完全失去变德军后撤转为德军惨败的机会。并且从此开始了漫长的4年战壕战。联军无法乘势追击的部分原因，在于绵密河川所造成的障碍，但大部分原因则在于缺乏冲劲，以及错误的指挥。约翰·弗伦奇爵士对于前景似乎信心不足，尤其对于他的盟友行为。结果，导致他踩刹车的机会多于踩油门。此外，他将绝大部分的骑兵放在他的右侧，甚至后方，好像要与法国邻军连接，而不想作为追击的矛头。事实上，骑兵要等到11日才真正发起追击。德斯佩雷的前进，则更是谨慎：他的右翼与后面福煦的部队合并在一起；他的中央部分慢慢跟着比洛的后撤部队，但没真正赶上；他的左翼根本未在开敞的路上奋力前进。 然而，行进延宕的另一原因是与进击的战术运用有关。直到1918年大战结束，行军观念始终受到旧式的，各种队伍保持齐头并进观念的影响。所以当某一军或师遇险阻暂停时，其友军也只好歇脚。于是，联军错失许多原可绕过敌军因暂时抵抗所造成的侧翼，维持进击速度的机会。由于英军与法军错过许多这种致胜机会，就要等1918年德军运用这种所谓“自然法则”了。自然法则，就像水流一样，它会走阻力最少的路，避开障碍，顺势而流；同时，随后所激起的漩涡，把孤立的障碍冲走。 假如马恩河之役的创造者，自始握有作战主导权，这场胜利也可能更具决定性，并使整个战争时间缩短。霞飞在限制加列尼的打击力之后，就找到机会拿掉了他的主导权。其实，加列尼是有可能快速抓住敌军的缺陷，击败敌军的。9月11日，霞飞通知加列尼，说他要重掌莫努里军团的直接指挥权；这使在巴黎动弹不得的加列尼干着急，眼看胜利的成果就要从思路慢半拍的上司手中丢失了。加列尼在整个战役中的作战原则，始终如一地要求所有预备队往北走，向敌军后方前进，但霞飞从中搅局过好几次。由于加列尼不再现身前线，法军变成纯粹与德军作正面对峙。这给德军一个喘息空间来进行整编，并且因此能在埃纳河战线上稳住阵脚。这样，一直到9月17日，霞飞才想到运用铁路调动，将大量部队集中于德军侧翼后方。结果，在所谓“向海岸竞走”中，法军给人印象经常是“太少或迟24小时到得太晚”。这样情形一直到战壕式防线延伸到海边方才消失。 联军藉德军在防线后方的一时失序与迟疑，原可以获胜。但是霞飞的行动在这方面并不成功。虽然如此，霞飞倒非唯一丧失机会者。英国官方史家埃德蒙兹将军曾严谨批判道：“英国本土防卫队除了第六师留在英国本土之外，要是其他14个师的兵力与14个骑兵旅中的一部分，曾在欧陆海岸港口登陆，攻击德国的交通线与后方，联军即可能获得决定性战果，战争就可能结束。” 联军即使是上述机会都没抓到，当德军到达埃纳河的时候，机会仍存在，只是最后的机会也丢失了。确实如此，英国国家战史即说明，“英军没有比13日早晨更具光明的突破前景”。感谢德军的疏忽，以及英军一些下级指挥官的主动， 埃纳河两侧的通道都被英军取得。事实上，“从提供给黑格的所有情报显示，自马恩河之役开始以来，存在于德军第一与第二军团之间的缺口从未被封死……”但是，德军在这次竞争中失败了，原因在于“德军统帅部未能体认情势”。13日，“英军各师进行相当谨慎而缓慢的进攻”，然而，“不论时机有多么重要，从总司令部的命令中看不出有任何暗示”。 “及至9月13日晚，整个情势都为之改变。德军的增援部队已抵达，大家预料14日将有强烈对抗出现；不过总司令部的命令却仅重申，'我军应继续追击’。但与联合作战有关的计划、目标，以及安排却只字未提。于是英军各师在糊里糊涂中进入战斗”。由于他们的失败，使敌我双方军事势力上的消长没有大的改变，胶着状态也随之发生。 法军在向东前进时，丧失了更大的胜利机会。当法军抵达埃纳河时，科诺的骑兵军与一部分后备师曾与德军防线对峙，中间间隔10英里。渡河之后，骑兵向北挺进13英里到达锡索讷。然后，由于“看到有被切断的危险，奉命退到桥边”。这种不十分光彩的情景，丧失了骑兵后来在西线再未遇过的机会。科诺的骑兵军在锡索讷的位置，其实位于被击退的德国第二军团侧翼以北15英里，德国第三军团战线后方40英里。“他们只要往东跨越敌人的交通线，至少可以造成敌人惊恐与混乱。” 常有人提到，如果拿破仑再世，是否可以打破这种战壕战的胶着。1914年，虽然那些未受重用的现代化防卫武器，以及巨量的人数，削弱了战事的机动性与决定性，加列尼出现的一幕，却使人产生另一种想法。加列尼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战场的看法，不仅承受得起“拿破仑式眼光”的美誉，他的直觉、用兵之大胆，以及果决的能力，与法、英、德的其他军事领袖形成鲜明对比。同时也说明，如果那位“工匠”（指霞飞）能看重这位战争“艺术家”，联军是有可能迅速了断战壕战之困境。 我们从加列尼在极度受限情形下仍有所发挥，即可强化上述的假设。加列尼的巴黎卫戍司令一职，受制于只能担任防御性角色的规定，即使是上级赋予了他指挥防区内野战军团的权限。其实上级除了赋予他防卫巴黎要塞的直接职责之外，并不想让他有更宏观的战略构想。令人感到讽刺的是，野战军总司令，只能领导包围战，而一名要塞司令，竟构想并发动了大战中最重要的一战。战争就像以鬼牌为最大王牌的牌局；当霞飞打不出王牌的时候，加列尼则打出了鬼牌。如同加列尼后来半幽默半伤痛的说法：“没有所谓的马恩河会战。霞飞的指示，使法军注定要撤出塞纳河、凡尔登与南锡。由于萨拉伊未听从他的命令，结果保住了凡尔登；卡斯泰尔诺紧守大库隆纳地区，结果保住了南锡。我自己则采取了攻击行动。现在我可以肯定地说，我前进，他后退，退到远在战线的后方——如果说，是这样一位总司令在主导、预测，以及经营这场战争的一切……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这段话当中，最真实的一句是开头的——“没有所谓的马恩河会战。”其实在1870年也没有所谓的色当会战。事实上，愚蠢的毛奇在面对如同当年色当会战的翻版时，其窘况一如笨拙的麦克马洪面对老毛奇的情景，甚至有过之无不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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