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埃及王国：璀璨夺目的千古绝唱？

人类首批城市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河谷沿岸出现，而就在数百年之后，一个能够与其比肩却又完全独立的城市文明试验在埃及大地上展开了。古埃及，拥有令人叹为观止的建筑，它们气势宏大，犹如不朽的丰碑，还有那神话般的君王，以及对死亡和死后世界无孔不入的关注……这一切都衬托出阿卡德末代诸君的傲慢与自负。古埃及建筑的宏伟令人敬畏，国王们的残暴举世无双，它理所当然地要比任何古文明都更加摄人心魄，引发现代人无限遐想。然而正是古埃及这独一无二的特质，使得它在我们古代世界的故事里成为后无来者的绝唱，有太多的东西钻研不完，却并无多少值得传授。

虽然古埃及三面被陆地包围，但本质上是一块带状的“岛屿”，它的南面群山连绵，东西两侧皆是沙漠，而北方的边界则明确由尼罗河三角洲湿地划定。大河塑造了土生土长的文明，每年泛滥的河水可确保两岸陆地成为世界上最肥沃的土地之一。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通过观察做出著名的论断：古埃及是“尼罗河的馈赠”。然而这片由尼罗河浇灌、养分充足的深棕色土地常常只延伸到河岸两侧数百米而已，再往外便是贫瘠的荒漠了。对于埃及人来说尼罗河是伟大的衣食父母，河水赐予他们全部的生活所需甚至更多。就连那举世闻名、用来书写象形文字的莎草纸书卷也是由生长在河流浅滩边的芦苇制作而成的。尼罗河可谓古埃及生活的中心，以至于对它的臣民而言北方被称作下游，而南方即为上游。全年的季节被简单明了地分为“涝季”、“排涝季”和“旱季”。美索不达米亚人逐步学会使用运河系统来管理和控制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而古埃及人则不采用这种需要强劳力和高成本的方式，他们干脆为耕地垒起堤坝以蓄住洪水，自“涝季”首日起原地坚守关键性的40～60天。等过了这段日子之后，人们捣毁这种用泥巴垒砌的堤坝，让生命之源的河水流尽，留下一层肥沃的黑土来接受播种。有些年份河水过少，而有些年份却又太多，但在青铜时代没有技术能够控制洪水或改善旱情。埃及人所能做的就是用一种“水位计”系统来仔细观测波动起伏的变化情况，预期将来是丰年还是荒年。

公元前约3150年，一位统治者将尼罗河上游和下游两个地区合二为一，于是埃及很快就以整体的面貌呈现出来了。然而埃及是阶层分化的社会，以神庙为中心的宗教精英和宫廷王族居于顶端，双方都将自己的财富和权力捂得很紧。上层精英们一贯运用手中的庞大资源来搞高端艺术、建筑和文艺以为其统治正名并予以强化。不过埃及艺术水平极高，作品众多，而且充满雄心，令古代世界的其他国家皆难以望其项背。意象的凝聚性使璀璨的埃及物质文化得到更进一步的升华。独特的自然环境、有限的耕地规模，再加上尼罗河作为交通大动脉的便利优势，这些都意味着埃及相比古代世界其他较为松散的国家而言始终更易于实行中央集权。尼罗河隐隐地暗示了这片得天独厚的土地所具有的天然凝聚力，而埃及的统治者们也很快就对这一点心领神会。

埃及的国王们（“法老”这一头衔严格地说是留给青铜时代晚期君王的）将从美索不达米亚君主治下进化而来的宗教和意识形态模式进行了升级加工。国王以神力为化身，谨慎地出现在子民面前。他不仅仅在埃及这个国家的日常运行中起决策作用，而且还为宇宙和地球的秩序提供保证，埃及人称之为玛阿特，即维护天理与天道平衡之神。对臣民而言，国王是至高无上、全知全能的。正如某段铭文直截了当地宣称：“陛下一言，诸事即成。”这些永远正确的统治者还将形象工程上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他们身穿一整套标识王权的服饰出现在子民面前：短裙、悬于腰间的牛尾、宗教式样的胡须、连枷与弯钩，脑袋上还戴着硕大的双王冠，一条象牙斑眼镜蛇盘于前额——它高耸躯体，时刻准备用毒液消灭任何反对他们的人。一座座气势恢宏的金字塔表明，即便是死亡，埃及的国王也要做到惊世骇俗。

埃及的帝王形象富有吞天吐地、战无不胜的特征，人们很容易被其迷惑。然而在这些大神庙、大金字塔和光彩夺目的仪式背后隐含着一个更为有趣而复杂的故事。第一批独裁者们有能力独自掌控数座小城市，但军事的成功和领土的扩张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没有人能够凭一己之力照看一个大帝国，哪怕他自称天子下凡也不行。埃及的国王们不得不仰仗一批随从亲信，由这些皇亲国戚、朝臣百官和军队将士来监管扩张后的国家，而他们均存在篡位谋反的潜在可能。针对这一致命缺陷，法老阿蒙涅姆赫特一世给其继任的儿子塞索斯特利斯的教导便是一条切中要害的提醒：

小心提防无名小卒，他们的诡计不被人注意。千万别相信你的兄弟，不要交朋友，切忌让任何人接近你，这些都毫无价值。休息时要留心自己，因为大难临头之日，即侍从鸟散之时。我曾施舍乞丐，抚养孤儿，富贵贫贱我皆一视同仁，可是，受我恩惠者却兴风作浪，得我信赖者欲密谋造反。

这样的恐惧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凡是青铜时代的统治者，他们被亲属或侍从杀掉的可能性都远大于在战场上命殒敌手。尽管历史出于对王朝统治的着重强调而编造出了虚构的政权连续性，但其实埃及王族的历史充斥着宫闱暗杀、朝臣篡位和政权更迭。

青铜世界的领主们将一个政权的成功同对外征伐的规模相挂钩，于是便等于作茧自缚了。它的矛盾在于，随着王国越打越大，君王就越加依赖臣子来管理国家了。当埃及及其境外领土逐步由皇家官僚集团经营时，国王自己就在无形中更加被边缘化了。当官僚阶级变得完全不可或缺时，他们就能在无须国王个人权威的情况下有效地运作国家。为了制衡这种局面，埃及创造了一套复杂的宫廷结构，使国王能够通过奖赏、恐吓和政治手腕来控制皇亲国戚。这套精明审慎的赏罚组合是埃及文明的首创。

这一切后来都被漂亮地付诸实施。阿蒙诺菲斯三世于纪念登基加冕的庆典期间，在都城里修建了一座新的公园，其内布满亭台楼阁、豪宅宫阙，还有一片宏大的人工湖。随后法老在一大群臣民面前公开奖赏一批资格最老的官员。朝臣、卫兵和侍从以严格的等级次序被一个个带到法老跟前接受馈赠，礼物有黄金饰品和布匹彩缎。接着所有人坐下与国王共进早餐。这套钦定的等级制度设计出来是奖赏朝臣的，我们于此处见证了一次对他们公开的肯定。然而下一步，将军们、光头宦官们，以及其他肚满肠肥的官员统统根据指示登上一艘泊于湖面的皇家驳船，坐于船桨之后为他们的国王划水摆渡。就在这大庭广众之下，一群社会顶层人士居然干着仆人的活儿。这一幕完美强化了法老在现场所有人面前的权威。

此外，国王还有其他一些不那么微妙的办法。朝臣的队伍定期洗牌，而且常常是毫无真实理由的，只是为了让手下的人终日提心吊胆，夹着尾巴做人。法老还鼓励那些对立的政府部门相互检举揭发，通过暗中破坏自家朝廷顺利运行的方法来确保自己处于权力顶端的地位。然而，即便法老主张绝对的权威，但他也不得不搞一些巧妙的制衡措施。历史上关于阿肯那顿的笔墨颇多，他是一位崇拜太阳的奇特国王，曾下令只允许百姓崇拜太阳神，而他的子民却是多神崇拜的坚定信仰者。在阿肯那顿驾崩之后，他实际上被继任者们从历史账册里除名了。传统的观点认为这是由于他那令人难以接受的政治信仰和军事停滞。然而真正的原因恐怕在于那座几近被人遗忘的新都，那是阿肯那顿建造的。

这座城市风景壮丽，拥有两座王家官邸，而且室内均设有阿肯那顿的巨型石雕像。城内建有一系列雄伟的神庙，用以供奉他的太阳神。同时法老还在这些宫殿的旁侧为他的官员们造起了一整片铺张奢华的住宅区，并全部配备有迷你版的太阳神神龛。不仅如此，城内还有其他莫名其妙的新产物。在宫廷旧臣的墓冢里，传统上用于装饰埃及墓室的私人生活场景画突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幅幅朝廷官员在阿肯那顿及其家人面前卑躬屈膝的服侍场面。法老侵入了部下的私生活，甚至连死了也不放过。实际上，阿肯那顿意图打造世界上首个国家干预无处不在的极权政体。后来阿肯那顿被继任者——自己的亲兄弟图坦卡蒙——从历史记录里除了名。此举说明其他半神半人的法老也许更为实际一点，他们懂得至高无上的王权也不得不有所节制。

埃及国王们的野心远远超出尼罗河两岸，他们的世界观就是无情的战斗和帝国主义。国王们追求盖世霸业，不仅统治自己的臣民，还要囊括埃及之外的土地。他们每年都会率军出征，设法为自己的王国开疆扩土。帝国鼎盛时的疆域从苏丹南部一路延伸至叙利亚和黎巴嫩。然而尽管埃及是近东地区几支主要的政治力量之一，但它并非那片特定丛林里唯一的猛兽。在今天土耳其的某地，有一支名叫赫梯的族群已经建立了令人生畏的强大帝国；而在美索不达米亚，亚述人及其之后的巴比伦人也占据着统治地位。但并不是所有的埃及神君都会承认世上还有与自己旗鼓相当的对手，无数的官方记载和艺术作品道出了一条基准：所有外国人，甚至包括那些拥有广阔领土和强盛国力的异国国王，统统都是他们要兴兵讨伐的对象。

大多数埃及王宫都用血腥的杀戮场景来装饰，描绘君主处死或生擒各路敌手。在阿玛纳宫廷的路面上画有受缚俘虏的图案，如此一来法老不管走到何处，随时随地都真切地踩在敌人身上。盛大的庆功典礼均由皇家神庙举办，其核心节目就是对大批战俘的处刑仪式。这便是朝廷宣传机器对埃及普罗大众的控制，甚至就连那些颇为尴尬的军事挫败也被勾勒成摧枯拉朽的大捷。帝国的雄心源于一个坚定的信仰：埃及人之外的所有家伙本质上统统不算人类，全都需要被征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其人非人。”这一理念是帝国主义者自我辩护的基础，在法老时代的埃及，我们首次目睹此类处事方式，而在历史探险的道路上，我们还将见证无数次。

古埃及悠久的历史和守旧的传统使之看起来似乎是静止永恒的，是一种长达数千年的稳定和威严。然而这一形象部分受造于古埃及朝廷的宣传，它暗示了一代又一代庄严的、无止境的法统继承。但正如现实中的君王在诡计和暗杀面前不堪一击那样，帝国也时不时地屈服于外部入侵之敌——那些被埃及文明视为低等蛮夷的外人。

这里有一段文字描述了此类外国人，他们葬于第二十王朝某位维齐尔的墓穴中，这位维齐尔名叫克努霍特普。墓穴内的外国人被认定为“亚细亚人”，很可能来自今天的叙利亚，而他们正在操办的事务正是所有不想挨揍的外国人都不得不干的事，那就是纳贡。然而即使在永恒不变的埃及，风水也会轮流转。几个世纪后，大约到了公元前1650年，这些卑微顺从的亚细亚人的后裔正统治着大部分下埃及地区，其都城位于阿瓦里斯。可是这些希克索斯人，或称“牧羊人国王”，到底是如何完成这项惊人的颠覆行动的？这一点仍论争激烈，众说纷纭。希克索斯人被认为是亚细亚人的后裔，他们的祖先当初被带到这片土地上充当苦力，并被允许扎下根来。有些历史学家想象了一个渐进式过程，当本土朝廷丧失中央控制之时，希克索斯人便逐步接管了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关键位置。然而其他历史学家则声称是希克索斯人的几支武装队伍发动了一场突如其来的讨伐行动，并且胜利归功于他们掌握的一项军事新技术：骑马作战。

希克索斯人并非昙花一现，他们统治了下埃及地区约一个世纪，创立了自己的王朝，于尼罗河三角洲的阿瓦里斯建造了自己的都城。他们甚至还通过王族联姻的方法跟诸如米诺斯克里特这样的远方王国结成了同盟关系。而对埃及人而言雪上加霜的是，他们还同时目睹了上埃及地区被来自库什王国的努比亚国王牢牢控制，于是乎本土的君王只能在底比斯统治一个残存的国家。对于曾经不可一世的埃及人来说，帝国历史的车轮竟然如此运转，这一课着实太过残酷了。你仿佛能够从埃及国王卡摩斯一世怒火中烧的痛斥当中体会到这个国家蒙受的羞辱和积聚的忿怒：

当阿瓦里斯的亚洲人、库什的努比亚人和我坐到一起，每人都拥有“一小片”埃及的时候，教我怎能振作精神？……当亚细亚人的苛税搜刮到自己头上的时候，没有人能够坐得住。我要跟他较量较量，要撕开他的肚皮！我的愿望就是拯救埃及，消灭亚细亚人！

公元前约1555年，卡摩斯终于如愿以偿。他从自己的大本营底比斯发动了一次针对希克索斯人的袭击，于是掀起了一场耗时将近30年的讨伐战争，最后以希克索斯人的溃败而告终。随着希克索斯人的覆灭，埃及人新的王国日益强盛起来，将这片土地的富裕繁华和海外影响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在底比斯有一位名叫莱克米尔的维齐尔，在他的墓穴里有图案显示，那些外族余孽重新回归到原本的地位：纳贡。而该墓穴大约是在希克索斯人败亡100年后被挖掘的。从莱克米尔墓冢里的绘画到克努霍特普墓穴里的装饰图案，时光跨度有400多年，其间经历过100位国王，然而其中心思想和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一样的：放羊的亚细亚人、做象牙和长颈鹿生意的库什人以及会制作独具特色的锥形壶的米诺斯人，他们统统在强大的埃及面前屈膝跪地，以纳贡来换取埃及的善待。

然而莱克米尔墓冢表现出来的沙文主义掩饰了一个古代世界更宏大深远的现实：在埃及狭窄的领土之外是一个浩大广阔的世界，那里居住着许多不同的人。他们彼此相识，都拥有对方渴求的东西。莱克米尔原本或许会静静地观赏这些图画，但我们不必仅仅将其视为埃及支配地位的佐证，其实真正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基于各自理想商品交换的国际市场图景。

贸易，特别是海上贸易，才是文明的巨大引擎，而战争则比之不如。埃及与世隔绝的自然环境和敌视外族的意识形态均意味着除了军事征伐之外他们并无多少国际交流。从更实务的层面来看，埃及的船只底部宽阔平坦，是专门为尼罗河设计的，并不适合海上航行。作为帝国成功支柱的大国沙文主义正是限制其政治与社会文化输出的根源。法老时代的埃及，尽管成就非凡，无与伦比，但它几乎不具有像美索不达米亚城市那种广泛的影响力。埃及那些令人目不暇接的独特之处以及尼罗河的统治地位令这个国家无论在社会、政治还是文化领域都发展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它的文化影响和国际名望是巨大的，但就像尼罗河只有一条那样，埃及也仅有一个。于此地发展起来的文明模板大部分也只能留在此地。是美索不达米亚人，而非埃及人，为地中海世界提供了艺术、建筑、字母、文学和宗教这些文明基石，而埃及则基本属于一处奇特之所，用些许异域风情为日常的生活增添几抹色彩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