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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满洲事变（一） 日本大陆发展政策 日本自明治以来，在内政与外交上有两个潮流。一个是受法国革命思想的影响，称为自由民主即民主政体的一派，后来也称为英美派，它的思想大部分浸入到宫廷、政党及民间。明治时代民主思想的始祖是福泽谕吉；而在政治方面当初是以大隈重信及板垣退助的反藩阀势力为代表的，也就是后来产生政党的起源。另一个是模仿德国的军阀政治，军部和一部分官僚在山县有朋元帅领导下，在政治上、思想上形成独立的一大军阀势力。海军方面，有以山本权兵卫大将为首的长时间形成的萨摩派势力；陆军方面，有山县元帅领导的一派形成的长州派势力。海军由于仿效英国，与模仿德国的陆军不同，因此其中有不少人能理解英美的民主主义。 随着当时的潮流，明治的藩阀外交站在所谓富国强兵主义的立场上，运用了日本的发展政策。然而，日本的发展鉴于当时周围的状况，只能是向邻近地区即事实上唯有向东亚大陆发展。日中、日俄两次战争之后，日本终于经过朝鲜把势力伸张到满洲。这又是解决日本人口问题的一个方法。满洲是中国领土的边境地区，俄国的势力从北伸进来，日本的势力由南向北扩张。同时，美英的扩张通商贸易的经济政策，也明显地开始重视东亚。这种形势在大正以后也大体上没有变化。 如上所述，日本的大陆发展政策结果只能以中国为对象。中国的排外运动乘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欧洲高涨的民族主义的潮流与苏联革命的影响，突然变得激烈起来。日本向大陆伸张，和中国的排外民族运动之间如何调节？这对日本来说，是一个最重要的现实问题。满洲问题就成了这个问题的试金石。  日本在满洲的权益 保全在满洲的权益，无疑实际上成了岛国日本生存的问题。因为日本粮食不足，资源缺乏，而且在世界现势上没有移民地。如何保存在满洲的权益，这是日俄战争以后历届内阁烦恼的问题。 满洲是人口稀少而又未开发的中国边疆。日本从俄国接收过来的权益，有旅大的租借地和南满铁路。经过逐次开发，每年有将近百万人从中国本土来到这里，而且其中大部分在此定居。满洲因为是中国的领土，随着中国人口的增加，中国的政治力量也增强起来，终于要排除外国权益，自己来经营满洲，于是就和日本发生了利害冲突。 日本在满洲权益的基础，是关东州的租借地。它同其它的中国租借地一样，有九十九年的租期。但是日本从俄国接收过来的时候，在公文上只有二十五年的短租期，这个期限已剩下不多了。因此，日本希望没法延长这个期限。  大隈重信 加藤外相的抱负 大隈内阁成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加藤高明为外相。加藤由驻英大使卸任返国，就任该内阁外相之前，拜会英国外相格雷，并与之商谈有关东亚的各种问题。 这次谈话也偶尔触及到满洲问题。加藤大使谈到旅大租借地期限问题时，强调日本在满洲权益的重要性，并且说：“日本已经在该地建设了永久设备，广植树林，绿油满山。”格雷外相回答说：“日本不仅在关东州种植树林，而且种植了'血’，所以日本重视满洲问题是必然的。”表示了对延长关东州租借期限问题的谅解。因此，加藤大使回国后就寻找机会解决这一问题。 所谓二十一条问题 大隈内阁成立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在欧洲爆发了。日本因有英日同盟的关系，决定参加大战，开始攻击山东胶州湾的德国租界地。加藤外相企图趁此机会解决满洲问题，遂令他伦敦时期以来的部属政务局长小池长造，编拟对此问题的草案，其结果对日本的进路造成了无可挽救的重大过失。这就是大隈、加藤政党内阁留下的难以抹掉的污点，严重地损害了政党内阁的信誉。 小池局长参照军部与同中国有关系人士的要求起草方案，加藤外相将此方案交给驻北京的日本公使，令其向中国政府提出。案中包括的事项，有关于满洲的，有关于山东的，更有关于中国本土一般的。日本不仅要求对满洲及山东的特殊权益，而且对中国本土也要想得到一种优越的地位。最严重的是对中国本土的一般要求事项，后来就仅仅作为希望事项处理，最后日本方面将其撤销了。 中国政府接到这个要求后，不但将它秘密地提示给英美驻华代表，而且也向外国记者透露，煽动了对日本二十一条要求的世界舆论，从而激起了国内排日热潮。延长满洲租借期限问题虽不久已交涉成功，但中国方面对其余的山东问题、中国本土问题，特别对称之为希望事项的一般问题表示了强硬的态度，世界舆论对日本此次交涉也加以谴责。日本方面发出了最后通牒，尽管长时间使用高压手段，但收获不大。在交涉的问题中，日本只取得了满洲方面极不完全的权益与若干山东问题，而一般问题不得不由日本方面撤销了。 经过这次交涉，日本信誉几乎扫地，英国外相格雷也通过驻英的井上大使，劝告加藤不应过分妄行。日本经此次交涉之所得，除在满洲及山东的若干权益外，就是暴露了对中国的野心，引起了国际对日本的不信任以及中国人民排日运动的高涨。中国问题不再是日中之间的问题，它已变为世界问题。 美国根据门户开放政策，以保全中国领土及经济上之机会均等为其政策之重点，对中国民族主义的要求表示完全同情，对于其它国家的对华积极政策，不管其理由如何，常持反对的立场。  寺内正毅 日本对华政策的错误 中国民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开始觉醒，此时日本应该洞察世界大势，清算过去近视的对华政策，应该决定以日中亲善与合作作为国策。然后，日本将山东交还给中国，并请中国答允日本在满洲的要求。制订确立包括这些内容的对华政策，从当时情况看决不是一件困难的事。然而，经过二十一条交涉，尽管日本知道以武力对付中国所能得到的限度，但寺内军阀内阁却继续对中国使用武力的政策，这是日本的政治家对世界大战的意义及后来的国际动向缺乏洞察明识的缘故。 大多数日本的领导者，只能看出问题而没有见识，不明了世界大势，也不明白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具有如何的意义。他们只认为“中国就是中国”，头脑里仍存着历史上对中国的印象，拘泥于眼前的利害。长州派、军阀大本营的寺内内阁，成立于大隈内阁之后，重演了比二十一条还要恶劣的过失，使日本的信誉更趋降低。这就是寺内内阁以数亿元西原借款的援段（祺瑞）政策。日本援助当时得势的安福系军阀，借此取得权力，其结果引起了中国革命势力及一般中国民众的反感，排日风潮因此更无法遏止了。 满洲问题由于二十一条交涉及援段政策，没有达到任何的根本解决，问题仍然留下来了，留给田中外交及币原外交来处理。 四 满洲事变（二） 日本对华外交存在着两个流派 如前所述，在大正时期有国粹派和自由派。这就是藩阀与政党、军部与文官的对立，以致后来在外交方面，以中国问题为中心，这种对立是以田中外交与币原外交作为代表表现出来的。当然，这两个派别，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且各有混淆不清之处，而他们在思想上也有根本的差别，加上对国际形势认识的不同，因此两者在政策上的差别非常之大。币原外交代表自由主义政策，它观察整个世界形势，认为美英领导的民主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大势，因而主张应与代表民主主义的美英合作，贡献人类福利作为国策基础，而对外政策，不应采取直接行动，而须以外交手段解决。因此，对于战后国际机构的国际联盟、华盛顿会议，不但予以承认，并且认为，只有在其范围内与其合作，才可以达到日本的繁荣和进步，这是合乎国家的最大利益的唯一手段。币原外交的态度，在国际间是以谈判与协议并根据谅解来行动的。因此，对华政策方面，对满洲与中国其它地区不加以区别，而且对于当地的日本侨民亦采取由当地中国当局保护的办法。 田中外交代表积极政策，它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国际机构，仅仅是维持富有国家现状的机构。不论是国际联盟也好，华盛顿会议也好，并不能解决国际纠纷的主要问题，特别是东亚问题，尽管由于苏联革命而变得非常重要，而国际联盟对此并没有加以深刻考虑。日本应当遵守国际上的条约是当然的事，但中国的排日风潮在苏联革命后愈益激烈，日本的权益一直蒙受损害，对这种情况并没有能够想出国际上的救济方法。国际联盟等国际机构，一点也不热心积极地维护正义与公平，它只不过是维持国际间资本主义现状的英法机构而已。满洲问题是日本独有的问题，只能日本自己单独解决，并应采取自卫的积极政策。其对华政策实际上是认为，满洲是中国之特殊地区，主张特殊处理，并且对在华日侨采取由现地日本当局保护的政策。  华盛顿会议各国首席代表 华盛顿会议的意义 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中国采取的军阀的积极政策，由于华盛顿会议（一九二二年）而被清算了。这是原敬内阁（内田为外相）时期。多年来作为英日两国对东亚政策的柱石的英日同盟也被废止，日本重新承认了根据国际联盟条约、四国公约及九国公约所规定的国际主义。根据限制海军条约，英、美、日的主力舰比例规定为五：五：三，并且禁止各国在西太平洋的防务设施。对中国方面，承认其民族的要求，各国商议给予援助使其实现。根据凡尔赛条约，日本从德国继承下来的对胶州湾特权也归还中国；并决定撤废在中国所设的邮局。然而，只有日本在满洲的权益没有涉及。 日本虽因华盛顿会议而处于被动地位，但已开始根本改变对华政策，从过去的以中国为对象的发展政策。改变成作为日本的合作者的善邻政策。当时当局的见解认为，为了使日本强大起来，就不能与中国对立，而应该与中国合作，应建立与中国共存共荣的善邻关系，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得到满洲问题的解决。否则，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 日本开始认识到在东亚的使命，如果日本无阻碍地渐进式地扩展自己的势力，自然可以得到东亚安定势力的领导地位了。 原敬首相被暗杀之后，继承他的日本领导者，应当用巨大的政治力量在内政与外交上强力推进这个正当的新政策，更应当设立有力的宣传机关努力进行正确指导，使国民对国际形势有深刻的认识。  对币原外交的谴责 根据华盛顿会议的条约与决议，在北京举行了关税会议和法权委员会的国际会议（一九二五年）。后者根据中国方面的要求，以废除治外法权为目的，前者是以中国恢复海关自主权为目的。日本代表日置大使，在这个会议的开头就提议承认中国关税自主权，这表示日本政府是始终忠实地以华盛顿会议的精神来行事的。在这之前，对于交还山东问题，已由小幡公使与王正廷间进行交涉，并在逐步实行（一九二二年）。 交还山东交涉及北京关税会议，是币原外交的第一步，而与币原外交有重要关系的佐分利贞男，后来当了驻华公使。 北京的国际会议（一九二五年）是在冯玉祥等左倾新军阀为基础的段洪瑞执政政府时期召开的。当时中国军阀战争不断，而且中国的革命运动开始猛进，蒋介石的北伐军从广东出发，段执政政府垮台，北京完全陷于无政府状态，正在举行的国际会议终于虎头蛇尾而自然消失了。 在日本，军部和政友会对民政党内阁的攻击已逐渐猛烈，反对及谴责币原外交之声越来越强烈。谴责的理由是：“中国内乱连续不断，从外部来挽救它到底是困难的。币原外交虽符合中国之意，但反而得到相反的结果，中国只是内乱，日本只是徒然丧失权益。” 蒋介石的国民军北伐到处胜利，也到处惹出了问题。在容共联苏的政策之下，由苏联顾问训练的军队已经赤化，蹂躏外国权益，镇压土豪劣绅。其结果，无论在汉口还是南京，都发生了大掠夺，在南京的英美军舰向中国军队开炮。南京的情况很悲惨（一九二七年二月）。但是，对日本领事馆的暴行行为当时并没有引起日本军舰开炮。荒木海军少尉负责领事馆的守备，后来感到未能完成保护而自责剖腹自杀。此时，日本舆论激昂起来，认为日本蒙受屈辱，都是币原外交的结果，于是对政府的谴责达到白热化了。反对党抨击政府的不抵抗主义的政策，并主张应在当地保护侨民，必要时应断然派兵，而侨民从危险地区撤退，有失国家威信，也丧失权益。 于是，民政党内阁垮台，而出现了政友会内阁，田中大将任首相兼外相，任命森恪为外务省政务次官（一九二七年四月）。  田中义一 田中奏折 田中大将是长州派的宠儿，早年历任军部要职，从佐官（校官）时期起，已在陆军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梦想当前辈的维新时代的元勋。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向西伯利亚出兵之时（一九一八年八月），他任参谋次长，以实权指挥一切。但是，他公开采取对华直接政策，是从作为政友会总裁，继民政党内阁之后自己组织内阁后开始的。政友会多年来的自由主义对外政策，从这时起转变到军部的田中外交。 田中兼任外相时的政务次官是森恪。森恪当时是政友会中一名斗士，颇有势力。他的对华政策主张非常放纵的积极意见，和军部的极端分子联络，煽动对满洲采取强硬论。田中内阁成立不久，在大连召集与满洲有关系的军人及官宪，举行东方会议，协议并宣传对华积极政策，这也是他的主意。 东方会议前后，中国的报纸上登载了田中奏折的记事。这个有关日本最高政策的秘密文件作为田中奏折广泛地向世界宣传。田中大将关于日本对外政策的意见作为奏折的形式被流传开了。其内容是：日本占领满洲，再由华北向东亚发动军事行动，进而征服全世界。文件用具体的事实有次序地陈述，日文很流利，只是有一些在事实上有错误。 在日本，没有人相信有这奏折的存在，只认为是一种恶意的宣传而置之不理，但在外国特别是中国，都相信这是反映日本真正企图的文件。笔者当时在外务省任职，曾广泛调查这种文件或类似的文件是否存在，没有发现任何线索，也没有找到这种文件，同时认为其内容并不是田中大将本人的意见。恐怕是日本军部里的极端分子中的某些人收藏过类似的计划，而这种不负责的意见书落到他人手里，经过改写做成奏折而用之于宣传上。总之，可以肯定地说，田中奏折是由左右两派的极端分子合作编造出来的。然而，后来东亚发生的事态，和随之日本所采取的行动，恰似以田中奏折作为教科书按其所提示步骤进行的，因此外国对田中奏折的怀疑是难以澄清的。  张作霖 田中大将与满洲问题 田中大将对满洲问题的方针，是将满洲作为中国的特殊地区和中国本土分离，并打算将满洲问题与满洲实权人物张作霖之间解决之。因此，田中大将对张作霖把野心扩展到中央在北京出头一事，并不赞同。希望张作霖由于日本的援助，只固守住东三省得到事实上的独立。这样张即可与中央分离，同日本建立特殊关系，按照日本的意见解决满洲问题了。况且张作霖自己已经在一九二三年（五月十四日）宣布东三省独立。至于中国本土，田中大将仍希望援助国民党使其成功，其条件是国民党默认日本与满洲的关系。 因此，田中大将同北伐中的蒋介石也有所联络，在蒋介石占领南京后流亡日本时，对于北进之事给予谅解。而与此同时，对于进入北京的张作霖势力，特派前任陆相山梨半造大将去劝告，让张作霖立即从北京撤退专心在满洲维持治安。当时张作霖已在北京就大元帅之职（一九二七年六月十八日），以中国元首自居。张作霖听到山梨大将的劝告后，突然严肃地说；“自己来到北京是与共产势力做斗争，我的战争也是日本的战争。但是，日本援助受到赤化的蒋介石，又劝我返回满洲，真意何在？”山梨大将对张的反问没有回答，他愤慨张作霖的傲慢态度，返回东京做了汇报。这件事使军部对张作霖在感情上发生了很大的裂痕。 另一方面，芳泽公使负着和山梨大将同样的使命，执行田中首相的训令。这是一九二八年五月（十八日）极为强硬的训令，其内容是：如果张作霖不听田中大将的劝告，与国民军发生冲突，战败后撤回满洲时，也许日本军将在山海关阻止其撤退。  济南事变 出兵山东 田中大将尽管对蒋介石统一中国进行北伐已有谅解，但还是发生了日中两军的冲突事件。 蒋介石的北伐军受到了赤化，在共产的意识形态指导下，燃起了恢复国权意识，到处发生恣意掠夺暴行，蹂躏了外国权益。日本在济南的侨民被虐杀，日本的权益也濒于危殆。田中内阁对此采取了与前内阁币原外交不同的现地保护政策，当即两次派兵经由青岛前往济南，终于同国民军发生冲突。结果，日本军占领了济南（一九二八年五月）。这就是所谓济南事件。幸而这个事件没有扩大，蒋介石军在日本谅解下绕道北进。在华北的满洲军撤退，张作霖因田中首相强硬的劝告而撤回奉天。日本军出兵济南更煽动了排日风潮，关税会议以来币原外交所尽的日中亲善的努力也成了泡影了。排日风潮立即弥漫全中国，而日本却未能想出有效的对策。当时的排外运动是一种最有效的对外武器，蒋介石也充分地加以利用。中国的抵制日货，立即压迫着日本的经济界，以致经济界首先强烈地谴责田中内阁的对华政策。至此田中首相也多次考虑迅速解决济南事件，使日中关系恢复正常。于是，昭和三年（一九二八年）底派芳泽公使到上海，与外交部长王正廷开始解决济南事件，经芳泽公使的努力，于昭和四年（一九二九年）获得解决。随之，南京、汉口两事件，也由芳泽公使加以解决。日本承认南京的蒋政权即国民政府为中国合法政府，日中之间又重开邦交。这是田中内阁的最后一段时间，笔者在北京关税会议之后，再度前往上海、南京，也是进行有关中国问题的济南事件的交涉。  皇姑屯事件 张作霖被炸 张作霖当时在北京控制中央，骄傲自大，连苏联的中东铁路与在东三省的权益也准备着手收回，怎么也不会甘心受日本军部的指使，更不会把关东军放在眼里。日本军部因山梨大将的报告而对张作霖发生了极度的恶感。关东军甚至已经断定，不除掉张作霖就不可能解决满洲问题。 一九二八年五月，田中首相通过芳泽公使提出了强硬的劝告。之后张作霖于六月三日退出北京撤回满洲，他所乘专列在未到奉天站之前，由于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佐的阴谋，同多数随员一起被炸死（六月四日）。日本顾问町野大佐中途在天津下车，平安无事。 继承张作霖统治满洲的是张作霖的儿子、少帅张学良。张作霖被炸死，是关东军参谋阴谋的结果，这件事后来作为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证言才第一次公布于世。张学良在当时已经感觉到这是日本的阴谋，以致发誓日本是他不共戴天的仇敌。 田中内阁采取的对华积极政策，天皇也极不满意。天皇屡次督促田中首相在解决济南事件的同时调查张作霖被炸案的真相。天皇在知道这是关东军的阴谋后，命令首相追查责任严厉处罚，以维护日本的国际信义。如前所述，虽然济南事件已经解决，但对严厉处罚制造炸死张作霖事件的责任者，因陆军的反对未能实现。陆军的理由是，如果公开此案，不仅严重影响对部属的统制及监督，而且将在国际上处于不利地位，于是不做公开处罚，只将直接负责人编入预备役，就此敷衍了事。天皇对田中首相信用扫地，以后再不听取首相的上奏。田中内阁也已经在议会上失去信任，终于不得不实行总辞职。军部对炸死张作霖事件敷衍了事的行动结果被得到承认，这是造成昭和动乱的一个动机，必须加以高度注意。  天皇的神化与宪法 关于处理炸死张作霖事件，日本主权者天皇的心意如日月经天一样明白，直接辅佐天皇的元老的意见也很明确（参阅《原田日记》）。根据宪法第十一条明文规定，天皇有统率陆海军的权限。即使是统帅权独立不属于一般的国务范围，但也很明白是属于天皇的。若天皇行使这个权限，严令统帅部即军部（指陆军）追究炸死张作霖的责任，问题也许可以直截了当地加以解决。但是，天皇如直接行使这个大权，又有违日本过去的传统。因此站在君主立宪的立场，只有将这种与政治有关案件，通过内阁总理大臣，经其辅弼之后才可处理。总理大臣可通过统帅部在内阁的代表军部大臣，实现主权者的意志。何况当时田中大将对军部保有相当的权威，是可以办得到的。 裕仁天皇即位之前，唯一的咨政元老是西园寺公爵。他是一位深受法国革命思想影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西园向天皇讲的天皇学说是主张天皇应依照各负责地位人士的意见从事。一切政务经内阁大臣辅弼，至于统帅事项，应得陆海两总长（参谋总长及军令部长）的辅翼而行动。这是为了防止出现专制君主，当然符合宪法的主旨。天皇也非常忠实地按照这个学说行动，没有发布过依照自己意志的积极命令。这是非常好的君主立宪的态度。然而，天皇因此完全与实际政治隔离，他的地位也神化了，一切国务都由辅弼或辅翼负责人进言而决定。这是英国式的管理政治的方式，可惜日本的政治还没有进到英国那样的民主主义的地步。政治不直接与国民联系，而是由处于主权者与国民之间的势力所左右。主权者为取缔军部，而不能命令军部，要等军部的进言采取行动，由于这种矛盾关系是不可能取缔军部的。这样，宪法成了具文，问题还是存在，影响国家的存亡是当然的结果了。天皇神化，是企图代行天皇权限的人所真正希望的事。 元老及其周围的上层人士为不损害万世一系的皇室，以最纯真的忠诚心促成天皇地位的神化。元老希望代替天皇而负起责任，但由于在宪法上无应负责任的规定，虽然能在背后批判政治，而不能站在国民之前以坦然的态度指导国家大政。宪法上明文规定的主权，不由天皇直接行使而让其搁置起来，实权已逐渐移到别处去了。《原田日记》（西园寺公与政局）是了解这方面情况的最好的记录。日本民主主义发展迟缓，政党势力又小，尤其存在着英国式的立宪君主与国民之间插入中间势力的余地。 最欢迎这种状态的就是政府与议会都管不着的统帅部。昭和动乱期间所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都是统帅部违反主权者天皇的意志按自己意见独断专行所致，天皇只不过将统帅部的意见事前或事后加以承认罢了（如满洲事变发生时，朝鲜军越境问题就是一个例子）。天皇地位的神化，在古时产生了武人政治，而现在产生了军部政治。军部因此摆脱了最高的约束，而从最后羁绊中得到放任自主。军部为了取得实权，高唱统帅权独立与国粹论，也抨击天皇机关说，并迫害天皇身边的近臣，企图策划政变，进行暗杀和叛乱。这些行动本来相互之间没有意识上的关联，但都以实现军部独裁为其直接或间接的目的，实际上由于不断使用这些手段，已经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象宪法这样的国家基本法变成虚构的或死条文时，国家将变得危险。即使任何理想的好宪法，如不由该国家的成员即国民，在日常生活中运用，不以身体力行来维护它的话，那么宪法就会不知觉地不存在了。昭和动乱的原因，在于日本宪法死条文化，这对日本的将来是一个重大的警告。历来对国家意志存在的立场不明了，或是国家意志分裂的时候，如果意志过分集中在一个地方，这对国家也是颇为危险的，自古以来经常由于这种情况而使国运倾落了。  无法统制军部 查明炸死张作霖的责任并予以严厉处罚，尽管是天皇的意向，但田中首相缺乏实行的能力，而且军部首脑也阻挠其实行。军部的实况，已经到了这种连基本名分都不遵守的无统制、无纪律的地步。而隐蔽炸死张作霖事件的理由，是唯恐对国际关系发生恶劣影响，因此就给了军部一个印象，今后凡是对国际关系有恶劣影响的阴谋，就是实行了，国家也可以默认。有关国际关系的阴谋成功了，当事人成了国家的功臣，即使失败，其恶劣影响国家也必定替他负责，当事人不受任何制裁。这种最危险的思想，不知不觉之间在军部里扎下根了。 武人政治自明治以后变成藩阀政治，武人以统帅权的权势想强行自己的意见，这种倾向已经在明治维新初期的征韩论上得到表现。参谋本部设立之后，台湾总督儿玉的《对岸计划》，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田中参谋次长时的西伯利亚出兵问题，都是军部强行自己的意见。在炸死张作霖事件上，积极外交的首领田中首相不能对军部怎么样，也不能实现天皇的意旨，军部为实现自己的计划，终于导致了连天皇也不畏惧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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