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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春秋战国，诸侯国之间的竞争，基础是土地和人口，战略资源是河道、盐、马、矿。那个时候的气候比现在要温暖湿润得多（河南简称豫，河南曾经也是有大象的地方），华北地区应该和现在的江南差不多，降水还是很丰富的，地力也比较强，如果再在河流两侧，那就是优质的粮食产区，人口也会相对比较密集。  目的： 齐桓公还是比较有野心的，是有创一番事业的心的，所以才会把有能力的管仲推得这么高（管仲和鲍叔牙都不是普通人，普通人不可能参加到君主继承人的争夺中）。齐国从姜太公开始，经过后代子孙的努力，到齐桓公时代，已经属于一流强国，暂时没有国灭家亡的忧虑，更多的需求是如何发展的更好。管仲改革就是依据这种现实情况，通过一系列的革新改制，将齐国的财政、军事、影响力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更多的是要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增强自身的实力和影响力。商鞅变法的目的首先是让秦国生存下去（商鞅入秦的时候，秦国在魏国持续的打击下，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内部经济凋零、财政恶化，外边魏国虎视眈眈），其次是在列国争霸的过程中占据优势。  目的不同，所以采取的措施也不同，管仲改革比较温和，没有疾风骤雨大刀阔斧的系统性整体性改革（系统性整体性改革往往发生在将要灭亡或者有迫切的生存压力的时候），更多的是充分发挥齐国的优势，将这种优势最大化。齐国在农业上和黄河两岸的诸侯国相比，并不占据优势，但是齐国产海盐，并且产量高且稳定，盐在当时可是非常重要的战略物资，利润极其高。管仲的经济政策就是围绕这一现状，将各种影响海盐买卖的政策取消掉，吸引本国和外国的商人来贸易，所以齐国的贸易顺差是非常高的，来自各国的商人往往是比较有钱的，再围绕这些商人开展更多的其他产业（例如女闾），如此实现国家的财富增长（农业政策更多的是顺应天时规律，减轻负担，维持稳定，不从农业上增加财政收入）。 商鞅的政策又是另一种光景，秦国也有自己的战略资源，就是马（秦就是养马起家），但马是无法贸易的，是一种战略武器，更多的要用于战争，既然没有齐国海盐这种可以赚取巨额利润的物资，就只能在农业上下功夫，所以商鞅的变法就现实的选择了重农抑商，重农是为了增加经济实力，抑商是为了防止财富外流，不被敌国的经济战搞垮。  经济改革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积累力量，去对其他诸侯国发生作用。 齐国的目的是增强在诸侯国的影响力和威慑力（商业国家的共性，以自身强悍的经济实力转化为政治实力和军事实力，以政治影响力和军事威慑力来制约其他国家，保证自己商路的畅通无阻，也打击现实中和潜在的竞争对手，再反作用于经济，如此实现自身经济实力的增长和保持对其他国家的优势）。 所以齐国在有钱之后（主要是政府），对内，对政治制度和征兵制度进行优化，保障海盐经济和农业的稳定可持续，兵员的充足【《管子》和《史记-管晏列传》中都有管仲改革措施的详细介绍，政治改革的目的是新的经济政策需要匹配新的制度安排，人事任命制度的改革是因为新的经济政策需要专业有能力的人才（之前都是贵族担任要旨，但现在贵族并不一定都能胜任），军事改革的目的是保障兵员充足和相对专业化】；对外首先抢占道德的制高点（尊王攘夷），对不服从或者有威胁的敌对势力采取军事和经济手段（最早的有记录的经济战就是管仲搞的）。 秦国的首要目的是生存，要在激烈的兼并战争中占据优势，所以商鞅变法的第一目标是想尽一切办法多产粮食，有粮食就能多养人口、多养军队、增加财政收入，所以商鞅第一次变法先发布《开垦令》，规定不管是谁只要多种粮食就有功，只要不种粮食就有罪，把商人、读书人、游侠等所有不事生产的人都称为寄生虫，对他们都毫不留情的打压（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缘起就在商鞅）。然后再是军事，建立一整套严格可执行的制度（军功爵制），以其足以改变命运的奖赏来激发其战斗意志。为了维护这种农业和军事政策的稳定，又推出了一系列的配套措施（废井田、开阡陌，轻罪重罚，连坐，取消分封制施行郡县制，统一度量衡，车同轨等等），从上到下，所有人都被监视起来、组织起来，所有人都要为秦国的生存而战（准确的说是为秦王而战），去多种粮食和到战场上多杀敌。  影响： 管仲改革其实是对姜太公治齐政策的延续、补充和优化，其政策核心是一脉相承的，这种政策的延续性造成了齐国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后世虽然很少出现能力卓越的君主，但是依靠前人这种成熟的制度安排，依旧可以在激烈的竞争中保持大国地位（齐国的富足可以从文化上看出来，齐国文化的繁盛远超其他国家，文化只有在雄厚的经济基础之上才能繁盛起来，还出现了丰富的娱乐活动，都在说明齐国的富庶）。 商鞅变法对秦国的影响是逐步释放的，首先是有利的一面，迅速地解决了生存危机，财政收入大涨（从大量的水利建设可以看出，秦国政府确实有钱了），土地得到大量开垦，人口增多（有很大一部分是山东六国的流民，因为到秦国，秦国给分土地，就去了），军事战斗力大大增强，并且进入了一个正循环，实力越来越强，直到最后统一六国。然后是不利的一面，国家失去了弹性，成为了一架战争机器，并且越来越僵化，权力越来越集中到秦王一个人的手中，水至清则无鱼，太刚易折、太柔易废，一个极端走到头之后，毁灭就不远了。  总结： 不管是管仲改革还是商鞅变法，都不能过分夸大个人的能力（主要指有人认为他们的改革举措都是提前设计好的），也不能贬低他们的谋略，他们都是非常杰出的人才，都采取了最适合所在国家的政治政策，实事求是，依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制定出合适的政策。这种政策都被后世贯彻执行（执行的过程中有变动，但大的框架没有更改），并且不断强化，都迎来了自己的巅峰时刻（齐和秦曾被称为东西二帝，只不过秦笑到了最后，但和管仲无关，主要是齐国的后世子孙再没有出一个有管仲之才的人，将齐国的政治制度再进行一次优化，如果再进行一次优化并且成功的话，那么东西方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笑到最后就不一定是谁，而且中国也可能是另一个样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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