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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博残碑》，亦称“朱博颂”。此碑隶书十行，行三、四、五字不等。首存有“惟汉河”三字，旧时曾定为西汉刻石。相传石在清光绪元年山东青州东武县旧城出土，归诸城尹彭寿，尹氏为纪念此事，还特意将自己的居室命名为“博石堂”，刻石今藏山东济南市博物馆。
鲁迅于1912年至1926年在北京工作生活期间，经常到北京琉璃厂、小市等古旧文物集散地搜购古书、金石拓片，并委托朋友在别处寻觅。后来在北京的高校任教，讲授中国小说史等课程，也需要到琉璃厂等地搜集古籍。在他的日记中，多次记载了去琉璃厂买书、拓片、买古钱的事情。文史专家叶祖孚先生统计，鲁迅居京的15年里，共去过琉璃厂480多次，采买图书、碑帖3800多册，逛琉璃厂已成为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北京鲁迅博物馆所藏鲁迅生前搜购历史拓本5100余种、6000余张，大略可分为刻石类，包括碑碣、汉画像、摩崖、造像、墓志、阙、经幢、买地卷等；吉金类，包括钟鼎、铜镜、古钱等；陶文类，包括古砖、瓦当、砚、印等。其中不乏海量精品，如其所藏的晋代爨宝子碑拓片，是目前存世最为完整的一块。鲁迅先生早期所买的拓本，以造像居多，后来陆续买碑和墓志的拓片。鲁迅有一天逛街淘宝，便买到了这个朱博残碑拓片。戊午日记六月四日云：又至震古斋买《朱博残石》一枚。黄牧甫是晚清印坛上的一位开宗立派的大家，是继吴让之、赵之谦之后，与吴昌硕双峰并峙于近代印坛的巨擘。黄牧甫对此帖道：我生之初岁在丙辰惟时上已”一印，在边跋上刻道：“朱博残石出土未远，余至京师，先睹为快，隶法瘦劲，似汉人镌铜，碑碣中绝无而仅有者，余爱之甚，用七缗购归，置案间耽玩久之，兴酣落笔，为蕴贞仿制此印，蕴贞见之，当知余用心之深也。
此碑一度真伪难辨，不但周先生、黄大佬都看走了眼，就连清代碑帖鉴定大家方若亦打眼上当，方若将其收入《校碑随笔》：审书法，由篆入隶之过脉。碑云：“惟汉河”其为西汉河平年乎？有人疑伪，盖未见石耳……汉碑重刻和伪刻，最难在石花，盖人工难敌天工，故一见石花真伪立辨。然此碑镌刻手段高明，石花较合情理，让不少金石家失眼。方若可谓上当不浅，还责怪他人未见原石。
见过拓片又见过原石的张彦生说：曾见尹氏拓本，有尹氏刻跋，但石泐纹很多，石花不是发于自然，似伪做石花，很难信其为汉石，因未见原石，故不能确定其真伪。后见延古斋古玩店由山东运来朱博残碑石，厚尺余，细看其石花，有明显凿痕，更定其为伪造。
近人于古刻往往是非倒置，如《朱博残碑》乃尹竹年广文所伪造，（尹）广文晚年也不讳言。余曾以书质广文，复书谓：少年戏为之。不图当世金石家竟不辨为叶公之龙也。
残石为伪，碑上内容与史无涉，碑中提及的朱博字子元，西汉成帝、哀帝时官员。朱博出身贫困家庭，自幼喜好学习，性格刚直仗义，为人节俭清廉，喜欢广结朋友。年轻时在县里当亭长、升功曹，历任冀州刺史、琅琊太守、左冯翊、大司农、犍为郡太守、山阳太守、光禄大夫、廷尉、后将军、京兆尹、大司空、御史大夫、丞相，最终被封为阳乡侯。后因为依附傅太后，弹劾大将军傅喜，被汉哀帝派廷尉调查，朱博自杀。
尹彭寿，号慈经，晚清金石学家。约生于道光十五年，光绪十一年拔贡。官兰山县教谕，后经山东学政裕德，表奏为国子监学正。二十八年又赴沂州琅邪书院任山长，三十年辞馆，寓沂府闲居。
《朱博残碑》虽属伪刻，然足以乱真，故知名度较高，亦属校碑一例。刻石仅残存十行三十余字。由于此残碑首行存“惟汉河”三字，遂以为西汉河平三年所刻。此石光绪年间出土后，大多数人认为伪造，可仔细研究和鉴别，首行“惟汉河”三个字，细瘦而弱，无汉代石刻文字古朴浑厚气魄，字由篆入隶，然无汉代名石如《西峡》、《石门》之拙朴大气，字形方正结体严谨，笔画新意十足，书法不类汉人。初拓本多见有尹彭寿题记藏印。
汉代 石门颂 相比朱博残石，汉代早期碑刻书体由篆入隶生拙质朴，乖张无巧，耐人品味。
汉代 西狭颂
汉代 西狭颂
清代 伊秉绶书法
清代 伊秉绶 光孝寺虞仲翔祠碑 比于清代隶书，朱博颂中书体笔画巧气外溢，笔画机巧甜美，如下几字。
原上海博物馆馆长徐森玉先生在《西汉石刻文字初探》一文中，明确论证《朱博残碑》为伪作。另，尹彭寿还伪造了北周宣政元年之《时珍墓志》，亦真伪难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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