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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 “就是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这是徐志摩写的一篇散文的题目。徐志摩作为一个诗人而名世，但其散文功力亦是非常了得，甚至《徐志摩传》的作者韩石山明确地说，徐志摩的散文，比他的诗还要好，在重编《徐志摩全集》的时候，特意一改旧制，将其散文放在了诗歌的前面，以凸显他的散文要好于诗歌。 最重要的自由，就是言说的自由。我一直认为，言说的自由要远远大于其他自由，比如身体的自由，职业的自由，财务的自由，包括行动的自由。按照我个人的体会，如何在肉体上限制我，不让我随意行动，这对我不是致命的打击，但若是禁止我说话，我可能会受不了，不用多久就会疯掉。因为以我自己的认识，言说的自由是争取其他一切自由的先决条件，同时也是个人意志和灵魂得以显现和维持的根本基础。或者我甚至可以这样说，拳头和枪弹是语言射出的言辞之箭的物质化。我很难想象没有言辞表达的争执，没有语言参与其中的战争，即使有人沉默地向你伸出伤害之手，在他心里也必定曾经和正在发生剧烈的言辞争论，在那种争论中敌对的他和你像产生了矛盾的密友一样，你一言我一语喋喋不休。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中就给我们展示了这样一种发生在人物心灵中的言辞争论。徐志摩在写下“就是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时，又何尝不是如此？ 本雅明在《打开我的藏书》一文中说他不忍心瞥见一本书孤零零地被遗弃于书市，“就买下，赋予它自由”，但随后又加了一句：“这犹如《天方夜谭》中的王子买到一个美丽的女奴。”此处本雅明耍了个辩证戏法，虽然阿伦特认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那个左翼群像中，本雅明是最不擅长辩证法的。“对一个收藏家而言，一切书籍的真正自由是在他书架上的某处。”他接着说道。本雅明是一个收藏家，书籍收藏家，这使他对自由的理解独具特色。书是什么？书是承载语言的工具。如何使一本书获得自由？无外乎将它所承载着的语言解放出来，而不是被幽禁于某个角落，或者被束之高阁。疏释书中语言所表达的意义，因其中的意义而生发出更多的意义，从而变幻出更丰富更有趣的语言，这就是书籍的自由。这种自由当然与本雅明所说的从收藏家立场上所做的理解不同。但收藏家赋予书的自由也有特殊的意味，收藏家首先是鉴赏家，对一本书的鉴赏赋予这本书以不同于语言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 以及任何一门自然科学家甚至哲学家的视角所看到的那种价值，鉴赏家欣赏书的所有方面，包括纸张、版本、版式、签名、新旧、书页的折痕，还有它所承载的历史：经过了几手？前一个收藏者的身份、喜好、癖性、脾气如何？在多个收藏者之间的传承史？出版商以及作者是个什么样的人？出版过程怎样？最后才是书中所记载的内容，而对于收藏家来说，内容是最不重要的因素，很多书籍收藏家并不阅读他们收藏的图书，并且不以此为憾。这样分析下来，本雅明的上述言论还真是包含着真理，蕴藏着如许秘密的一本书，最合适的处所不正是某位真正的收藏家的书架吗？这样一来，我们可能就更容易理解，为什么本雅明费尽千难万险，克服身体上的病痛和其他不适，从巴黎和其他栖身地逃离纳粹的追捕，最后步行十几公里，来到法国和西班牙的边界，过几天就可以坐上前往美国的轮船，眼看着就要获得自由，却在听到自己在巴黎寓所中的藏书被纳粹搜获并运转到德国时，竟自杀了。作为一个资深书籍收藏家，他使得多少书籍获得了自由，但一旦听闻在他手上得了自由的书又重陷奴役之后，他个人的自由已经无足轻重，生命也不值得留恋了。本雅明的经历以及死亡，恰恰印证了徐志摩的话：“就是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 我在写下上面这些关于自由的文字时，自己正处于双重封禁之中。一是因为疫情小区被封控，一家人连自家门都出不去；二是谁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微信被连续三次封禁了群聊和朋友圈，前两次被封一天，第三次被封三天。这是肉体和精神的双重封禁，而我却在奢谈自由，是不是很有反讽意味？ 借用木心的一句话做今天日记的结尾吧： 我是怀着悲伤的眼光，看着不知悲伤的人和事。 （其实我不喜欢木心，他的散文也许很好，但过于离散，形如庄子笔下的散木，一无所用，好是好，却不是很得我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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