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贵族民主的巅峰波兰在早期国家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贵族文化。波兰贵族又被称为“施拉赫塔”，他们自认为是具有传奇色彩的游牧民族——萨尔玛提亚人的后代，拥有强烈的荣誉感和尚武精神，天生崇尚自由与平等。 这就使得波兰贵族天生就不愿意“屈从于”王权的压迫。为了联合“施拉赫塔”，10至14世纪的波兰国王们只有通过让渡各种权利，“连哄带骗”地争取他们的支持。
▲身着萨尔马提亚风格长袍的波兰贵族 最终导致一种奇怪的现象：波兰王权并没有随着国力增强得到强化，反而不断地向贵族妥协让步。 再加上，国王与贵族“协商一致”的古老传统，议会——这种调和王权与贵族的机构，在13世纪初就如雨后春笋般，在波兰各地出现，成为贵族参与政治的重要平台。根据传统，当议会议政时，整个地区的贵族都会参加讨论，并投票表决。 1493年，波兰国会正式成立，并分成两个院：上议院由国王与大贵族把持，下议院则成了中小贵族的舞台。这些天生浪漫的贵族将手伸进了中央，他们通过国会立法，不断削弱国王权力，把波兰变成了贵族的天堂。
▲16世纪波兰国会举行会议 1569年，波兰贵族主导下，波兰立陶宛两国在卢布林举行会议，正式合并为一国。双方拥立一位君主，选举一个议会，制定一部宪法，成为“联邦”。 此时的立陶宛贵族已经被先进的波兰同化，联邦对“立陶宛大公国”这一概念的认知逐渐消亡，两国融为一体。
▲波兰立陶宛联邦最大疆域 仅仅四年后，雅盖洛王朝绝嗣。波兰国会通过了《亨利条例》，实行自由选王制。《条例》规定波兰国王不再世袭，而是由贵族选举产生，其子女对王位没有继承权。 选举出的国王，未经国会允许不得征收税赋、宣战媾和、任命官员，甚至连婚姻也必须听从国会要求。更有甚者《条例》还规定，当国王违法或损害贵族利益时，贵族有权合法“造反”。 波兰国王与其说是一国之君，更像是一个终身制的“公务员”，徒具虚名。贵族甚至热衷于选举外国人当国王，以便加以控制。
▲波兰国王的王座 此时的波兰立陶宛联邦已经由君主制转变为贵族民主制，是一个“国王之下的共和国”。 虽然与众不同，但这种贵族民主制在当时无疑是先进的。占总人口比重接近10%的波兰贵族能够平等地参与政治，这在当时世界可谓绝无仅有。 即使与近代早期经历资产阶级革命的英、法等国相比，16世纪的波兰民主参与度也毫不逊色，堪称是中世纪贵族民主的巅峰。
▲1697年波兰立陶宛国王选举 广泛的参与权，平衡了贵族之间的利益，稳定了国内局势。使得联邦得以集中力量对外征伐。 17世纪初，波兰立陶宛联邦向东击败劲敌——沙皇俄国，试图将其纳入联邦，甚至一度占领莫斯科。 1621年联邦在霍腾战役中成功抵挡住土耳其人的攻势，保卫了基督教在东南欧的势力。此时联邦国势达到极盛，成为欧洲首屈一指的强大力量。 但是联邦的强大是建立在国内贵族脆弱的平衡，以及俄罗斯、普鲁士、奥地利等周边邻国尚未集中国力的基础之上。 进入17世纪中叶，自由否决权的实施，将波兰的民主推向了极端，大贵族趁机把持国政，贵族民主制走向衰落。对之后百年间的波兰国运产生巨大影响。 三、荒唐的自由否决权在17世纪中期，波兰周边的地缘局势发生改变，沙俄借助自由选王制的弊端控制波兰政府。 而自由否决权的实施，则使波兰的民主彻底陷入混乱，导致政府行政瘫痪，中央权力瓦解。
▲16至17世纪部分波兰大贵族在国内的地产分布图 沙皇俄国在经历彼得大帝的近代化改造后，建立起强大的皇权和中央权力，在国力大增的同时，具有强烈的侵略欲望，成为波兰最危险的敌人。 17世纪晚期，俄国利用波兰自由选王制中，允许外国人参选国王的弊端，扶持代理人登上波兰王位。 又收买波兰国会议员，控制波兰内政，在18世纪初，俄国大使甚至能够以非正式的身份主持波兰国会。昔日强盛的波兰立陶宛联邦实际上已经沦为俄国的附庸国。 1652年，大贵族援引“一切贵族平等”的原则要求国会实行“自由否决权”。从此以后，国会要想通过议案，必须经过全体议员一致同意；只要有一票反对，议案便无法通过。此举虽遭到多数议员的谴责，但国会最终同意了这一原则。
▲波兰立陶宛联邦上议院会议厅 这种荒唐的制度固执地认为“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是对自由、平等的侵犯，因而固守“一致通过”原则。 早期的自由否决权仅限于否决单项议案，但在17世纪中叶起，国会会议的所有法案被视为是一个整体，任一次否决都会自动导致所有先前获得通过的法案被驳回。 起初持有异见的议员还能顾全大局，常常被说服撤回他的否决。但之后，波兰大贵族为了实行掌控国政，弱化中央权力，自由否决权被严重滥用。 1652年至1764年间，波兰国会召开了71次会议，竟然中断了42次，其中绝大部分是因自由否决权导致的。 17世纪后期，这种表决制度由中央传入地方，导致地方议会也出现了大规模非正常中断的现象。 原本依托于议会政治的贵族民主制已显出久议不决、互相掣肘、效率低下等弊端，而自由否决权的实行，使联邦陷于“极端民主”的泥沼之中。 自由否决权使波兰的贵族民主制走向极端化，过度“民主”又无法“集中”，造成实质上的无政府状态。此时的波兰中央权力濒于瓦解，地方贵族分裂割据，内忧外患，危机四伏。
▲18世纪波兰立陶宛上层大贵族 17世纪时，波兰立陶宛的地缘环境尚好： 东面，俄罗斯人正与瑞典和土耳其人争夺出海口，无暇西顾； 西面，勃兰登堡选帝侯还在伺机吞并德意志小邦，企图将东普鲁士纳入版图； 南面，老对手奥斯曼帝国在维也纳城下被击败，而奥地利人则陷入三十年战争的泥潭中无法自拔。 周边邻国还没有完成力量整合，这给已经衰落的联邦带来了近一个世纪的和平。 但转眼来到18世纪时，情况则发生了彻底改变，中央集权的绝对君主国成为欧陆列强的标配政体，波兰周边的俄、普、奥三国先后完成了最初的近代化变革，拥有强大的集权体制和军力，弱小、落后且分裂的波兰立陶宛联邦成了列强俎上之肉，只待瓜分豆剖。 四、迟到的改革与波兰的灭亡18世纪波兰立陶宛联邦的外部环境进一步恶化。 东部的沙皇俄国，在叶卡捷琳娜女皇的统治下，已经成为地跨欧亚的强大帝国，并且拥有强烈的扩张欲望。 西部的普鲁士王国，在腓特烈大王带领下蚕食了西里西亚，国力大增，尚武好战。 南部新兴的奥地利国家在特蕾莎女皇统治下，将庞大且分散的领地整合在一起，初步建立起中央集权制度，成为中欧的强大力量。
▲18世纪初波兰立陶宛联邦周边地缘形势 1764年叶卡捷琳娜女皇的情夫——波兰贵族斯坦尼斯瓦夫·奥古斯都在俄国的支持下当选为波兰立陶宛国王。没想到，这位具有很深“俄国背景”的波兰国王却力图推行改革，限制贵族权力，重新振兴波兰。 斯坦尼斯瓦夫采取分化大贵族，争取小贵族的策略。他先建立了一所“骑士学校”，培养军事将领和行政人才；组建专门的外交部门，向邻国派遣常驻外交使节；试图削弱地方军事首领的力量，将军权收归中央。 1766年国王更是试图直接推动国会废除延续百余年的“自由否决权”，从根本上改革国家体制，提高行政效率，加强中央权力。
▲1764年斯坦尼斯瓦夫·奥古斯都当选波兰国王 这些举动在国内外引起了轩然大波。国内大贵族极力反对改革，他们在东南部小城巴尔集会，结成“巴尔联盟”举兵叛乱。国外，俄国也不愿意波兰改革成功，恢复强大。 因此强令大使施压，终止了改革。斯坦尼斯瓦夫无力应对贵族叛乱，只能再次依靠俄国出兵镇压巴尔联盟，造成“引狼入室”。 1772年，俄国伙同普鲁士、奥地利出兵第一次瓜分波兰。波兰立陶宛联邦失去了30%的国土（21万平方公里）和三分之一的人口（超过400万人）。
▲第一次瓜分波兰的漫画 第一次瓜分惊醒了波兰有识之士，他们积极响应改革主张，力图救亡图存。1788年，俄国陷入与瑞典、土耳其的战争中，无力西顾。波兰趁着无外力干涉的时机，实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1792年，波兰国会制定了具有鲜明改革色彩和进步性的《五三宪法》，明确废除自由选王制和自由否决权，确立三权分立的中央体制，加强王权和中央集权，提升新兴资产阶级地位，减轻农奴剥削，缓和国内矛盾。同时国会决定一支兵额10万的常备军，增强国防力量。
▲波兰国会通过《五三宪法》 可惜这次“中兴波兰”的努力，再次在国内外敌人的围攻下宣告失败。反对宪法改革的国内大贵族再次结成联盟，为了维护贵族的“黄金自由”，他们不惜投靠俄国，发动叛乱。 而厉行专制制度的沙皇俄国和普鲁士王国，既不愿意看到波兰改革成功，也出于对宪法政治的厌恶，于1793年再次出兵镇压改革，第二次瓜分波兰。 波兰立陶宛联邦再次失去了30余万平方公里国土和300万人口，成了仅剩22万平方公里，人口仅340万的小国，再也无力对抗列强。
▲三次瓜分波兰形势图 经过此劫，波兰国王斯坦尼斯瓦夫完全丧失斗志，背叛了宪法改革派，彻底成为俄国人的傀儡。但波兰人民不愿坐看国家灭亡，汇聚在科希丘什科等波兰爱国将领旗下，发动武装起义，抗击侵略者。 最终引起俄、普、奥三国于1795年第三次瓜分波兰。至此立国七百余年的波兰彻底灭亡。
▲1794年波兰民族英雄科希丘什科宣誓保卫波兰 波兰在沉沦123年后，最终于一战后的1918年复国。但是此时的波兰处于苏联和德国两大强国的包围之中，地缘环境更加恶劣，只能沦为小国，在二战中再次被瓜分，战后又被纳入苏联阵营，直到苏东剧变后，才赢得一丝喘息之机。
▲一战后波兰复国 由此可见，波兰被贵族民主“伤害的”不可谓不深。 纵观波兰发展史，可谓“成也民主、败也民主”。以此观之，实行一种制度必要符合具体的国情，即便是“民主制度”，过于超前也会适得其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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