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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词：著錄行款 版本學 文獻學史 一、行款意識的發生與明末清初的行款記錄 刻書復成幾種？可草草印來一閲。病餘因清出雜記，略有數卷，寫得十葉付去，就煩一校勘。……可命照入刻行款寫一本來，有商量處也。[3] （永樂十七年，1419）三月初三日，宣道成、一如等八人於西紅門。欽奉聖旨：將藏經好生校勘明白……當又欽奉聖旨：每一面行數字數，合是多少。當口題奏：五行六行的，皆用十七字，今合無只用十七字。[5] 《微之集》……嘉靖壬子，東吳董氏用宋本翻雕，行款如一，獨於其空闕字樣，皆妄以己意揣摩填補。[6] 己丑歲，借得宋刻本校過一次。宋刻訛謬甚多，趙氏所改，得失相半，姑兩存之，不敢妄斷。至於行款，則宋刻參差不一，趙氏已整齊一番矣。宋刻是麻沙本，故不佳。[7] 今《四書》版本，每張十八行，每行十七字，而注皆小字。《書經》《禮記》並同。惟《易》每張二十二行，每行二十三字，而《本義》皆作大字，與各經不同，明為後來所刻。[9] 《河東先生集》，覓之數年不獲，客冬得於城隍廟前之書肆。其書行款及避諱字悉照宋本鈔錄，但脫漏舛誤頗多。……康熙五十年歲辛卯十月朔，王聞遠識。[11] 內閣宋刻《臨川集》，其行數字數、卷帙與此皆同。……康熙丙戌八月，焯記。[12] 種石兄架上見宋板《隋書》一冊，世云九行廿字本即此書，係宋時天聖間刊本。內有明昆山菉竹堂葉文莊公藏書印，又汲古閣毛子晉印。惜內有南宋時補板十之一。是書宋本中要謂完璧，後得價三百金。余家有毛刻《隋書》，向種石兄借此書對校，閱三月校畢，知宋本美處，約補三千餘字。拙老人蔣衡偶記。[14] 二、“書面化”與進入著作：清代中期的“著錄行款” 降及乾嘉，“讀書必求古本”漸成共識，辨識版刻之風大興，談論版刻的專門著作，日漸繁盛。但與《讀書敏求記》相仿，這並未直接帶來“×行×字”的書面記錄。乾隆三十年（1765），金農寫成《所見古書述》，談及不少宋本，卻未記行款。《天祿琳琅書目》《後編》，編於乾隆四十年、嘉慶二年（1797），僅《後編》有1例著錄行款[15]，勘驗行款以判定版本之例則有一些，可見撰寫者具備運用“著錄行款”知識的能力，但欠缺書面記錄的意識。翁方綱撰四庫分纂稿，有若干篇著錄行款，成書時被刪去；則因《四庫全書總目》是目錄學取向的著作，且原書抄入四庫，須按統一格式變動行款，著錄行款便失去意義。 這再次證明：“著錄行款”的書面化，取決於適宜的著述形式、版本學取向、注重客觀描述物質形態。這幾點又可歸結為一句：作者是否認識到將行款記錄公諸於世的價值。可供翻檢的行款記錄越多，對版本研究的助力越大。是故，書志題跋記錄行款，非徒私人之悲願，固亦學者所共求。鈕樹玉提供了這種企盼的極佳例證，乾隆五十九年四月十六日，他翻閱《天祿琳琅書目》後記下觀感： 詣竹汀先生，見《天祿琳琅》，係經訓抄本。部分宋元明，次以經史子集。不載行款，而收藏圖記則備列焉。[16] 是時《書目》僅有小範圍的傳抄，是不易獲見的秘笈，加之天府秘藏之美富足可聳動聽聞，時人對其抱有不小期待，是可以預想的。鈕氏語氣平淡，但筆者相信他是懷著極大失望寫下以上文字的。他特意指出“不載行款”，恰因為這是他最希望看到的內容。試想，若《天祿琳琅書目》著錄的429部善本均記行款，對當時學者而言，將是多麼寶貴的記錄。鈕氏將著錄行款與否視為衡量版本學著述價值的準繩之一，足見此事在他心中具有何等地位。 宋刻本須看紙色、羅紋、墨氣、字劃、行款、忌諱字。單邊，末後卷數不刻末行，隨文隔行刻。[18] 晤黃蕘圃，見元板《困學紀聞》，每葉二十二行，行二十四字。 借周漪塘牟巘《陵陽先生集》廿四卷鈔本，又宋板大字《漢書》殘本，唯《杜周傳》《張騫》《李廣傳》篇，每頁十八行，行十六字，書法極嚴整，乃宋刻之致佳者。於“雊”、慎”字皆闕筆，則是南宋初刻也。每卷首大題在下，而不注班氏姓名。唯第二行云“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19] 四月二十二日，余訪香嚴，香嚴詢余近日得書幾何，余以澗薲於玉峰所收元刻《丁鶴年集》、明人葉德榮手鈔《法帖刊誤》、翻宋版《圖畫見聞志》三種對。香嚴即出《圖畫見聞志》一冊示余，曰：“君所得者與此本同否？”余曰：“行款似同，然亦記憶不甚明晰矣。”香嚴曰：“此王蓮涇家藏書也，余初得時亦認為宋板，既而見其字畫方板，疑為翻本，曷攜去對之？”……及攜歸，與澗薲同觀，亦認為翻宋本，遂取前所收者勘之，行款雖同，而楮墨俱饒古氣，細辨字畫，遇宋諱皆缺筆，翻本不如是也。爰揭去舊時背紙，見原楮皆羅紋闊簾而橫印者，始信宋刻宋印。以翻本行款證之，此即所謂臨安府陳道人書籍鋪刊行本也。且余所藏南宋書棚本，如許丁卯、羅昭諫唐人諸集，字畫方板皆如是，益信其為宋本無疑。……[20]
另，洪頤煊參與此書撰寫，部分解題出自其手，洪氏《讀書叢錄》卷二四的不少條目，與《鑒藏記》如出一轍，便是明證[25]。檢閱孫星衍的題跋集《廉石居藏書記》，可知他具有版本鑒識的學養，非因無知而倩人代筆。緣此，可以說《鑒藏記》體現了他們的共識，著錄行款的原則自然是其中一端。 黃丕烈一意於宋刻，孫星衍秉持“刻本中心觀”，吳壽暘《拜經樓藏書題跋記》又與二者不同。此書名為“題跋記”，實際不是單純的題跋匯錄，而是兼有善本書志的色彩；據管庭芬跋，編纂時間略晚於孫氏《鑒藏記》[26]。 此書收錄321部善本，含宋刊本20部、元刊本27部；著錄行款者僅46部，分別是宋刊本15部（75%）、元刊本21部（77.8%）、明萬曆刊本1部、鈔本7部、批校本1部、未注明时代的刻本1部。較之黃、孫，著錄行款的整體比例大為低落，即便是宋元刊本，也有明顯落差。吳壽暘似乎認為著錄行款只是書志著作的可選項，宋元本以下，無記錄行款之必要。這種有選擇性的著錄操作，可謂之“宋元本中心觀”。 所謂“宋元本中心觀”，並非單純的時代性原則。《題跋記》著錄行款的7部抄本，3部為影宋鈔本，4部是據宋本或影宋鈔本傳錄之本，可視為影宋鈔本的亞流；明鈔本、舊鈔本，無一記錄行款。單論時代，影宋鈔本多是清人製作，未必早於明鈔或“舊鈔”。似乎可以說，由於在版本源流、形製特徵上與宋本有直接關聯，影宋鈔本及其亞流“血統純良”，較一般抄本“高貴”。此種觀念是宋元本中心觀的自然延伸，共同構成了當時善本品級分等觀念的內核，並在著錄行款上留下了烙印。 黃、孫、吳三書，在嘉慶十年至二十年間相繼問世，是著錄行款“進入著作”的早期代表，共同體現了重視著錄行款的新趨向。但這一趨向尚未成為普適準則。道光初年成書的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續志》，登載善本801部，僅有24部著錄行款。 如前述，題跋是私密性文本，沒有必須著錄行款的定規。在“著錄行款”業已極大強化的嘉道年間，題跋固然無法絕緣於風氣，上述“先天屬性”亦不會完全消失，遂呈現依違兩端之態。如孫星衍《廉石居藏書記》收錄135部書籍的題跋，16部著錄行款（宋刊3部、元刊6部、明刊7部），大大低於《平津館鑒藏記書籍》，卻又遠超前代題跋[27]。 相比“×行×字”一定程度的增多，這一時期更為重大的動向是“題跋的著作化”。部分題跋風格趨於嚴肅，專注考訂辨析，重視描述物質特徵，近乎書志解題，仿佛是以後者的體例自我約束。 陳鱣《經籍跋文》是其中典型，此書計收題跋19篇，諸跋考證精審，版本與校勘並重，於行款等版本特徵潑墨如灑，客觀細緻更在黃丕烈、孫星衍之上。此書手稿現存上海圖書館[28]，從書寫形態來看，已是寫定的清稿。可見，陳鳣將這些題跋視為“著作”，加以經營，與黃丕烈題跋係後人掇拾成編，有本質上的不同；退一步講，即便他最初寫作各跋時未存“著作”意圖，但事後刪定匯編，錄出清本，性質便已發生變化。一旦將題跋作為正式發佈研究心得的載體，抒情與隨意乃讓步於考證與客觀，遂不能脫離“著錄行款”的典範。將《跋文》與陳氏信手揮灑的“自由體”題跋對讀，差異分明，讀者自可覆案。 同調之作尚有瞿中溶《古泉山館題跋》，收錄跋文42篇，以明清兩代翻宋元刻本為主，一意於版本考證，各跋細述行款等特徵。繆荃孫徑以著作目之，稱它“是在書目中又開一例”[29]。 當時的收藏圈子中流傳著宋本“每行字數如其行數”之說，杭州藏書家王端履舉出大量反例，力證其偽。不論正誤，此說流行於世，足見行款受到極大關注，人們已不滿足於機械記錄，而要發凡起例，總結其背後的意蘊。 要之，黃丕烈等人將清初學者的暗識默記，轉換為落實於紙面的公開記錄。隨著他們著作的流佈，觸目可見的行款記錄提供了極大的參考便利，展現出“著錄行款”的意義與價值，進而規訓人們接受這一典範。與此同時，各人認識又不盡相同，遂表現出刻本中心觀、宋元本中心觀、血統論等諸多面向。晚清的版本學著述，將同時體現他們所播下的以上兩方面的影響。 受太平天國戰爭影響，版本學的世界一度蕭條。戰後成書較早者，當推莫友芝《宋元舊本書經眼錄》。此書源自同治四至八年間（1865—1869）莫氏訪書記錄[31]，著錄善本133部，按版本時代類型編次，分宋槧、金元槧本、明槧、舊鈔本四類。此書著錄行款的原則及比例，與《平津館鑒藏記書籍》近似，呈明顯的“刻本中心觀”，惟明本著錄行款的比例略低。如書名所示，此書是偏重宋元本的善本知見書志。明本固屬“舊本”，比之宋元，畢竟遜色一籌。 據表2，莫氏對明本的具體處理原則是：一是以嘉靖為斷限，二是明仿宋元刊本全數著錄行款。與之相關，是書載影宋元抄本5部，4部著錄行款，佔7部著錄行款的抄本大半。可見“血統論”是莫氏行款觀念的第二支點，但範圍從影鈔本擴張至明仿宋元刊本。
表2 莫友芝又為丁日昌編纂《持靜齋藏書記要》，據自序，編纂時間與《經眼錄》大體同時[32]。如表3，此書著錄行款的比例遠遜於《經眼錄》。一個尖銳的矛盾立刻出現：兩書編撰時間相近，何以著錄行款多寡懸差若此？難道在莫友芝的腦海中，竟有兩種反差極大的行款觀同時運行？解釋這一矛盾，須從外部因素的差異入手。《記要》對於宋元刊本，尚能簡要記錄行款、序跋次第、藏印，明清刻本與寫本大多只記書名、作者、版本，幾乎退化為無解題的簡目。或許這是既定體例，又或者莫氏將更多精力投注於個人事業的《經眼錄》，《記要》只是潦草成書，此節疑不能明。無論如何，莫氏兩書的差異表明：著錄行款的多寡與否，不僅取決於作者所持理念，也受著作的規劃格局等因素的影響。
表3 海源閣楊氏以宋元本美富著稱，其《楹書隅錄》是晚清知名的善本書志[33]。如表4，此書“宋元本中心觀”色彩濃重，宋金元刻本佔收錄書籍的七成以上；明本極少，僅明初刊本4部、正德刊本1部、銅活字本1部、籠統標為“明刊”者2部；晚清時已頗受追捧的嘉靖刊本，竟無一入選。唯一著錄行款的明本，是存世極罕的銅活字本[34]。可見在楊氏看來，善本書志收錄明本，只是聊備一格，更無著錄行款之必要。至於著錄行款的5部抄本，分別是影宋抄本4部、影金抄本1部，其餘概不與焉。楊氏的行款觀仿佛是吳壽暘的再現，但他進一步強化了著錄宋元本行款。
《滂喜齋藏書記》撰寫於光緒十四至十五年（1888—1889），葉昌熾操筆，潘祖蔭在旁指導[35]，體現了兩人的共同認識。是書與《楹書隅錄》頗似，去取嚴苛，宋金元刊本占總數的近七成，但著錄行款的比例與側重有所不同。它實質放棄了著錄宋元本以外的其他版本的行款，“血統論”隨之消失，如“明人覆元本”《道園學古錄》、影宋钞《棠湖宮詞》等，皆未著錄行款；唯一例外是日本寫本《黃帝內經太素》，此本“自宋以來不聞著錄”，大概因此而被特殊對待。宋元刻本著錄行款的比例亦相差懸殊，而前舉諸家多將宋元等量齊觀。換言之，葉潘兩人的理念是“宋元本中心觀”的縮小版——“宋本中心觀”。
前揭諸書著錄宋元本行款的比例動輒高達八九成，不免造成如下印象：詳記宋元本行款，是嘉道以降學者的共識或曰習慣。事實並非如此，必須首先持有高度的行款自覺，才能導致宋元本普遍著錄行款，單有對宋元本的無限心儀，是遠遠不夠的。陸心源證明了這一點。他以皕宋標榜其樓，無疑是一位堅定的“佞宋”者。其《皕宋樓藏書志》著錄善本2300多部，面貌類似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有解題者少（330部），著錄行款者更少（181部），計宋刊91部、元刊74部、明刊3部、寫本13部。此書號稱收錄宋刊200多種、元刊400餘種，以此計之，宋元本著錄行款的比例尚不及半數與兩成。這與陸氏凡例所稱“宋元刊本備載行款缺筆，以便考核”，形成很大落差。 楊守敬《日本訪書志》以异域收藏為著眼點，著錄日韓抄刻甚多，佔收錄書籍總數的近四成。如表6，日韓版本著錄行款的比例相當，介於宋元本與明本之間；可見楊氏對於域外版本的關注，不分畛域與抄刻。關於中國版本的著錄體例，凡例明言“行款匡廓亦詳於宋元而略於明本”[36]，呈現鮮明的“宋元本中心觀”取向，楊氏奉行自定體例頗嚴，宋元本著錄行款的比例是明本的2倍以上。至於明刊本如何“略”，他未作交待，但統計數據表明，實際規則是以嘉靖為斷限，隆慶以降概不與焉，明仿宋本則按“血統論”辦理。
同光時期，“題跋著作化”的趨勢愈發顯著，呈現出兩種動態：一是搜集前人藏書題跋，彙編成書，如潘祖蔭、繆荃孫等人輯刻黃丕烈題跋。二是沿著《經籍跋文》《古泉山館題跋》的路徑，寫作專意於版本考訂的題跋，自編成書，形成“著作”。陸心源《儀顧堂題跋》《續跋》，可稱後者典型。兩書以考證為旨趣，詳於描述版本的物質特徵。這直接影響了著錄行款的比例。兩書計收藏書題跋547篇[38]，著錄行款者達276篇，含宋本96部、元本89部、明本23部、寫本66部、批校本2部，比例遠高於《皕宋樓藏書志》。兩相對比，這兩部題跋集委實比後者更具書志應有之模樣。 在此風氣下，原為兩途的書志與題跋，界限漸趨模糊。人們寫作題跋時，自覺或不自覺地以書志解題的體例相約束。題跋著錄行款之例的增多，不能不說與此有關。有人徑以題跋命名書志（如李希聖《雁影齋題跋》），也有人將題跋移用（或稍加改造）為書志解題，如《日本訪書志》的解題，多與楊守敬題寫在原書上的題跋相近。 黃丕烈的創舉及其後繼者的數十年間努力，至此時已累積出數量龐大、公開可見的行款記錄，開始反哺晚清學者的版本研究。鈕樹玉若生存至此時，一定會極為興奮。光緒二十二年（1896），吳士鑒因“姚子梁先生於廠肆得《文粹》一帙，出以見視”，撰長跋考索版本，援引《百宋一廛賦注》《經籍訪古志》《鐵琴銅劍樓藏書書目》《天祿琳琅書目》《後編》《愛日精廬藏書志》，比勘諸家書目著錄的行款等特徵，指出“行款字數悉與《訪古志》、瞿氏《書目》同，卷首有自序而無目錄，亦與《天祿琳琅》相合，當是宋本”[39]。該跋的寫作時間值得留意。其他諸書此時已印行，可不論。據跋文內容判斷，所據“瞿氏《書目》”，應是《鐵琴銅劍樓藏書書目》二十四卷，而非江標所刻之解題較簡的《鐵琴銅劍樓藏宋元本書目》四卷。二十四卷本，董康誦芬室在二十三年先行刊刻，瞿家自刻本的正式印行在次年，均晚於吳跋。不過，瞿本在光緒五年已大體刻成，有少量試印[40]。吳氏是據試印本，抑或更早的稿抄本，無從確解。但他隨時留意諸家書志題跋中的行款記錄，則顯而易見。 同樣是在這一時期，中國學者開始接觸並關注日本書志學者的研究心得，利用他們所積累的行款記錄。楊守敬因與森立之交往，最早得見《經籍訪古志》，多次援引。光緒十一年徐承祖印行此書後，其他中國學者援引此書之例更多，前揭吳士鑒跋即引該書的行款記錄為考證之資，葉德輝亦多次引用： 書志題跋中的行款記錄為數可觀，但“諸家簿錄散佈難稽”，江標《宋元本行格表》針對這一關切做出回應。此書從诸家書志題跋摘抄出上千條行款記錄，按半葉行數多寡排列，每條均注出處；除了宋元刊本，亦收影宋元抄本及明翻宋刊本，表現出宋元本中心觀、血統論的影響。就立意與用途而言，《宋元本行格表》近乎後世的聯合索引。伴隨版本學的發展，後來相繼出現了刻工名錄、題記索引等索引工具書，而行格表早於第二位的刻工表約30年。版本學最早的專門工具書乃就行款而作，可見行款是最為人所重的版本特徵。 晚清學者遵循黃丕烈開闢的“著錄行款”與著作結合的路徑，不斷增強該典範的意義及其在版本學中的核心地位。但他們執著於“宋元本中心觀”等版本品級觀念，未將晚明以降的刻本及大多數寫本普遍納入著錄行款的範圍。這一癥結的解決，有待於下一時期的版本學實踐。 繆荃孫是清末民初最活躍的版本學者，他以藏書家兼掌圖書館，主持編纂或審定大量公私書目書志。他在《適園藏書志序》中，闡發了自己關於書志解題撰寫的主張。 他首先批判性地回顧善本書志的寫作史，批評之前的書志著作缺少具體客觀的特徵描述，讀者閱之茫然，無從覆按；進而提出“使人見目如見此書”的理念，具體手段是“行款尺寸，偶有異同，必詳載之”。這已不是就事論事地說明本作特色，而是上升到了書志編纂的普適準則。在邏輯上，“使人見目如見此書”的要求，已可推導出書志著作須一律著錄行款；但缪氏有所保留，提出“偶有異同”的限定。這一理念，他持之甚堅，可以得到一封吳昌綬致繆氏書札的印證： 綬欲彙編各目，取便檢閱，因鑒於《愛日精廬》《皕宋樓》擔板守定四庫次序，開卷輒以宋人《易》《書》各種充數，憤激之言，遂大贊遵王。……亦知《敏求記》是骨董派，取其活潑近人情耳。師云要使人見此跋，如見此書，得此書者，處處可證。此緒論前曾面聆，實為不刊之要。[43] 顯然，吳昌綬在前一次通信中稱讚了《讀書敏求記》，遂招致繆氏的一通教訓。他先批判錢曾是“骨董派”路數，然後指出書志題跋當以詳細描述版本特徵為第一義，“要使人見此跋，如見此書，得此書者，處處可證”，與《適園藏書志序》所云如出一轍。而此論吳昌綬“前曾面聆”，足見這是藝風一以貫之、反復申說的堅強理念。
或許令人意外，如表7所示，相較前揭諸家書志，《藝風藏書記》著錄行款，並無特出之處，以版本品級判斷取捨的傾向極重，首重宋元舊刊，明仿宋元刊本、影宋元抄本居其次，其他明刻本與寫本很少登載行款。值得一提的是，繆氏編纂的《清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著錄行款亦詳於宋元，略於明刻與抄本。研究者指出，該目據多种舊有書目修改彙編而成，繆氏改編時做了增補（如宋元本的版框尺寸等）[44]。然則，宋元以下不記或者少記行款，乃有意為之。問題隨之而來：未著錄行款的版本就沒有“行款尺寸，偶有異同”的情形麼？缺少行款這一要件，又如何“使人見目如見此書”？ 如上，繆荃孫的理念與實踐有明顯背離。他提出了超越前人的口號，指出描述行款等版本特徵，供人參考利用，是書志題跋的基本職能；但在實踐中，他未脫舊時窠臼，拘囿於版本品級觀念。儘管如此，他的書目編纂實踐在版本學史上仍產生奇妙而深遠的影響。1943年，陳乃乾有一番誇張戲謔的評論，他批評“繆式藏書記”是模式化產物，勤於描述，欠奉發明；但他也不得不承認，繆氏“負版本目錄學重望”，使之成為“金科玉律”，影響了“一時風氣”： ××××幾卷 ××撰（撰人上有籍貫或官街須照原書卷首鈔寫）××刊本（何時刊本須略具鑒別力）每半葉×行，行××字，白（或黑）口，單（或雙）邊，中縫魚尾下有×××幾字，卷尾題××××（此記校刻人姓名或牌子）前有××幾年×××序，××幾年×××重刻序，後有××幾年×××跋。××字××，××人，××幾年進士，官至××××（撰人小傳可檢本書序跋或四庫提要節鈔），書為門人××所編集（或子侄所編或自編），初刻於××幾年，此則××據××刻本重刻者。××氏×齋舊藏，有××印。[45] 陳氏稱此種寫作模式造成巨大影響，來自他的直接觀察或切身體會，良可采信。這雖不意味著當時學者皆將繆氏諸書志高置案頭，膜拜學習。但民國時期的善本書志，較之清人著作，更詳於描述版本特徵，著錄行款的比例有所提升，則是明顯事實。在理路上，此趨勢固可從“使人見目如見此書”推導而出。或許可以說，繆氏為普遍著錄行款奠定了學理基礎，後學申發演繹，突破了“偶有異同”的限制，導致“著錄行款”更普遍地施於各類版本。將此局面呈現得淋漓盡致的，當推傅增湘。 與之前學者不同，傅增湘的版本學實踐與近代新聞出版業緊密結合，所撰題跋大量發表於報紙與學術刊物，並在生前多次結集出版，加之他負有版本學宗主的盛名，不難想像影響力之遠大。繆荃孫的耳提面命固然令吳昌綬印象深刻，但受眾止於印臣一人，一份報紙則可將知識與範式潛移默化給萬千讀者。 傅氏同樣從學理層面強調著錄行款的必要性，明確提出行款關乎考證的口號，並放棄了繆荃孫“偶有異同”的限制。以下此番議論因校勘而起，實際重點卻落在“版刻源流”。傅氏批評惠棟校勘“疏略”，卻不談惠校有何失誤脫漏，而是將矛頭對準惠氏未描述用以對校的宋刊本的版本特徵。他認為，作為“近代校此書者”中唯一“得睹宋刻”者，惠棟理應詳細描述宋本的各項形態特征，不應付之闕如。既然行格邊闌等特徵“咸關考據”，然則以辨章版本、考證源流為使命的書志題跋理應著錄行款。 頃從德化師遺書中假得吳琯《古今逸史》全帙，其中《逸周書》十卷乃惠定宇手校，卷末記有“借元印宋刻校對”二行，是近代校此書者惟紅豆得覩宋刻耳。……至惠氏校勘，頗嫌疎略，此書宋刻最為罕秘，其書藏於誰氏，刻梓屬於何時，字體版式，行格邊闌，凡此數端，咸關考據，乃卷尾略綴數字，餘皆闕而不書，使吾輩今日開卷茫然，於版刻源流無所取證，亦良足惜矣。[46] 版本學者受制於善本品級觀念，實踐與理念往往脫節。傅增湘行款關乎考證之論，係由惠棟未記宋本行款引發。這裡隱含著一個危險：“考據”僅限於宋元刊本及其嫡子嫡孫，抑或廣及其他版本？普通明清刊本及寫本是否有“考證”的價值？如表8對《藏園群書題記》的統計，傅氏將“著錄行款”相對普遍而廣泛地施用於各類版本，打破了以正德嘉靖為斷限的舊例，將晚明刊本納入著錄範圍，甚至有不少清刊本亦著錄行款；明鈔本的著錄比例幾可與影宋元抄本比肩，前人很少著錄行款的“舊抄”“抄本”，也有大幅提升。
在平日的鑒藏活動中，傅氏攜帶筆記，隨時記錄，數十年日積月累，最終形成《藏園群書經眼錄》《藏園訂補郘亭傳本知見書目》。前者側重記錄善本，收書約5000種。因源自觀書記錄，臨事倉促，時或有之，是以記錄有詳有略，而行款是被保留的最終項目（與黃丕烈、錢大昕如出一轍）。他對《汲冢周書注》諸本的記錄，恰可完美體現此點： 《藏園訂補郘亭傳本知見書目》著錄範圍更廣，力求全面登載各種版本。道咸以來，批註《四庫簡明目錄》著錄書之版本，頗成風氣，諸家批本記錄版本雖多，著錄行款卻寡，尤其是常見的明清刻本，基本付之闕如。傅氏特別對此下了功夫。如下引文，莫氏列出3種版本，均不記行款，傅氏補注明弘治刊本的行款版式，新增清乾隆敬翼堂刊本及其行款版式： 《河汾諸老詩集》八卷 元房祺編。〇詩詞雜俎刊。〇弘治十一年謝景星刊。〇粵雅堂刊。（莫氏原文） 【補】〇明弘治十一年刊本，十行十七字，黑口，四周雙闌。前弘治十年車璽序，言李瀚出是集屬郟令王龍刊行。後有皇慶癸丑尊賢堂高昂霄跋，蓋即據元皇慶二年高氏刊本覆刻也。《四部叢刊》所收實即影寫明弘治本，撤去弘治十一年車璽序，以充影寫元刊本。〇清乾隆四十三年敬翼堂刊本，十行二十一字，白口，左右雙闌。余藏。（傅氏增補）[48] 或許有人會辯駁：傅增湘未著錄粵雅堂本的行款，加之《藏園群書題記》著錄清刻行款不及三成，可見他的視野基本限於清刻之前，仍是一種偏狹的行款觀。此疑固不為無據，但須知《知見書目》乃未完遺作，傅熹年稱： 先祖的初步設想是：……在所增補内容上則力求著錄行款、序跋等版本特徵，使閱者能據以驗證實物。三十年代末曾擬一簡單草案，計劃在自批本的基礎上，據數十年觀書記錄和自藏善本以補善本部分，據自藏及坊肆間習見之普通明清刊本當時明嘉靖以前刊本始列為善本。以補明清以來、特別是《四庫全書》成書以後的重要著作，使目中善本及通行本兼備。……四十年代以後，先祖高年多病，且財力日絀，無力聘請助手、鈔工，已沒有條件完成此書，僅命熹年將藏書中的普通明清刊本和叢書摘記行款序跋備用。[49] 這證明傅增湘的藍圖遠較今本宏偉，他理想中的《知見書目》將盡可能全面著錄行款，所以即便處於“高年多病，財力日絀”的困境，仍堅持摘記普通明清刊本和叢書的行款。若終能成書，則不僅將是“善本及通行本兼備”，亦將是“善本及通行本的行款著錄兼備”。這種各類版本一體著錄行款的理念，無疑超越了他所處的時代。惜哉天不假年，這一磅礴構想終成南柯夢、廣陵散。 即便僅就其著述的現有面貌而言，傅增湘也已極大強化了“著錄行款”典範，將其運用範圍擴大到前所未有的地步，著錄頻次之高，私家中無出其右者。譬喻言之，這位版本學宗主的行款王國疆域遼闊，他以宋元刊本為郡縣，以明刻、影抄、域外版本為封臣，羈縻各種寫本，最後還不忘使清刻朝貢，全不似之前的歷朝歷代大多偏安於宋元刊本的半壁江山。 20世紀上半葉，是私人古籍收藏最後的辉煌時期，私家書志題跋數量不少；但遺憾的是，很多聲名顯赫的大藏家尚停留在“宋元本中心觀”、“血統論”的舊範式，有所保留與選擇地著錄行款。反倒是收藏難稱一流的周越然，在“著錄行款”上有他人所不及的表現。周氏嗜好傳統藏家不屑一顧的小說戲曲，在報刊上大量發表版本學文字，文風輕鬆跳脫，近乎“書話”一體，考證氣少，趣味性重。然而，他於趣味中堅守“死板”，交待版本特徵的意識強烈，著錄行款時決不區分版本，即便石印本、鉛字排印本亦如此。此類版本在當時決計不入一般藏家的法眼，即便是現在也少有人關心石印本之流的行款。周氏卻不厭其煩，足見他有何等強烈的行款自覺： 周氏不僅將著錄行款的範圍擴展至傅增湘未及充分實踐的領域，他還是向一般讀者介紹“行款”定義的已知的第一人。1942年9月14日，他在《古書一葉》中介紹若干版本學基本術語，其中第十項為“行格”： 行格邊欄，亦術語也。直者為行，橫者為格。諸家藏目所稱“每半葉×行，每行×字”或簡稱“×行×字”，即是此意。[51] 此前的版本學入門讀物如《書林清話》《版本通義》，從未對“行款”一詞加以解說，或許在葉德輝、錢基博看來，此事人盡皆知，毋庸贅言。然而，以現代學術的角度衡量，界說術語是必不可少的基礎工作。周氏的介紹或許尚不能稱之為嚴密的學術性界說，但《古書一葉》無疑是版本學的重要歷史文件。 民初以來，現代學術制度逐步建立，公共圖書館、大學等現代知識機構不斷充實壯大，它们發行學術刊物，編纂書目書志，舉辦善本展覽。大宗的私家藏書不斷流入公藏，趣味式的私家賞鑒庋藏的舊傳統，不可逆轉地被持續削弱。在世事遷移的大語境下，作為傳統學術一枝的版本學悄然變化，上述學術機構日漸成為版本學研究的主力，而它們主導的研究強調“格式化”。 國立北平圖書館最可作為代表。該館多次編纂善本書目，注重著錄行款。江瀚在繆荃孫《清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的基礎上，重編《京師圖書館善本簡明書目》，未增補繆目缺失的明刻、抄本的行款[52]。之後，張宗祥《國立京師圖書館善本書目》“重訂體例，詳細著録尺寸、行款、藏印、題跋，接近書志體例”[53]。 最能體現“格式化”趨向的，是該館的古籍登記標籤，其中行款單列為一項（圖1）。這種標籤是圖書館平日業務的原始記錄，它表明“格式化”絕非著手編纂書目後，方臨時起意，而是將“依樣填寫”作為工作規範，通過精心設計的文牘，將其固化。圖書館員的“日常科學”便是不斷編目，填寫標籤，踐行“格式化”；甚至可以說，每填一枚標籤，便是接受“格式化”的一次規訓。
圖1 宋刻元修本《監本附音春秋穀梁注疏》首冊扉葉所貼國立京師圖書館古籍標籤（書影來自《國學基本典籍叢刊》） 受此熏習，圖書館界的版本學者，對於格式化記錄版刻特徵，接受程度很高。趙萬里長期供職於國立北平圖書館，撰寫了不少善本解題，大體一律著錄行款，發表於《北平北海圖書館月刊》《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等刊物。他外出訪書，亦隨身攜帶筆記。《趙萬里文集》第3卷收錄的《上海涵芬樓藏書經眼錄》《昭仁殿景陽宮藏書經眼錄》等，均稱“據稿本整理”，應與他的隨身筆記有直接關聯。這些經眼錄同樣近乎全數著錄行款。黃裳（容鼎昌）回憶說： “眼力、見聞都是第一流的”趙萬里，也在理念上提倡“依樣填寫”的格式化做法，讚美此法之精密超越清人，恰在於逐一機械記錄行款等項： 我們整理的步驟，是用預定的一種較精密的統計法。無論行款、邊口、版心大小，屬於機械方面的，固非一一記載不可。……所用方法似乎比阮目、薛目繁密得多。[55] 趙氏的同事王重民長年在國內外編目，所纂《中國善本書提要》將行款從解題中抽離，改為單獨標註，不禁使人想起北平館的登記標籤。這一更動看似細微，卻使這部著錄4400餘部善本的書志一體著錄行款。 [東觀餘論四卷] 但如前述，版本學著述的體例安排，會受學術理念之外的因素影響。日常的機械著錄，並不必定帶來書志書目著錄行款，趙萬里《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即如此。傅增湘序稱：“今乃擬定體例，將欲輯為書影，錄為書志，次第刊佈，以便編摩。先成簡目四卷，授之梓人。”[57]可見不記行款，係因此為簡目，後續將有更詳盡的書志書影。趙氏曾發表《館藏善本書志·明別集類》等文，可證確有此計劃，並形成了一些初步成果。 編纂書志書目往往擱淺，更能展現當時“格式化”成果的，是隨時發表於各刊物的書志零稿或曰善本解題。其中有長篇大論，如《中法漢學研究所圖書館館刊》第1號（1945年）刊發傅惜華《明代傳奇善本七種題記》，長13頁；亦有穿插補白，如1929—1933年間的《故宮週刊》，刊載《故宮善本書志》近20篇，每篇不過數百字；無論長短精粗，著錄行款是其共有特徵。這些不斷出現的文字，給予讀者（版本學的愛好者與後備軍）一種印象：版本學著述必宜著錄行款，甚至可以說，著錄行款是版本學著述的基本特徵。 至20世紀下半葉，善本書志著錄行款，已成鐵律。無解題的簡目因體例限制，長期未受“著錄行款”的浸染。《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曾有著錄行款的征求意見稿，正式印本因故刪去行款記錄。不過，問世於1980—90年代的若干館藏善本書目，以附注形式著錄行款版式[58]。追根溯源，多與當初向《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提交的帶行款版式的數據有關。受此影響，善本簡目標註行款之風漸起，更晚出版的善本簡目多採用此法[59]。 書影（圖錄）多配有文字說明，往往著錄行款。在邏輯上，讀者可以通過圖像直接知曉行款，無須再行著錄。這種疊床架屋之舉，卻極好地體現了長期踐行“著錄行款”的巨大慣性。“著錄行款”本是無法獲見原書（及其影像）的權宜之計，但圖像方法的風行並未造成“技術崩潰”，足見其生命力之頑強。 至於普通古籍，正在進行的“全國古籍普查”明確要求須著錄行款，已有部分收藏機構的紙本書目和網絡數據庫，做了相應工作[60]。“著錄行款”向普通古籍的滲透，是值得注意的新動向，這也將是“著錄行款”的最終一步。 要之，隨著現代學術建置對於“格式化”的要求，著錄行款的範圍不斷擴大，終至覆蓋全體善本，且有波及普通古籍之勢。一葉落而知天下秋，“著錄行款”擺脫版本品級觀念的桎梏，學理基礎是版本學理念的通達。版本學終將走出“善本版本學”或“部分善本之版本學”的吊詭局面，著錄行款的普及或可視為這一趨勢的風向標。 客觀描述物質特徵，是版本學的基本範式，著錄行款是居於核心的支點。較之其他項目，人們最先關注行款，亦最重行款。但它絕非一蹴而就，而是經過長期曲折複雜的演變，始成為版本學的“日常科學”、版本學者不假思索而出的基本操作。它先後經歷了以下關鍵節點：行款意識的產生（明末清初）、“×行×字”書面記錄的出現（康熙初期）、與著作結合（嘉慶初期）、普遍施用於善本（民國）、逐步及普通版本（當代）。 “著錄行款”堅定而又緩慢地波及全體版本，是多重合力的結果。人們在學理上認可著錄行款的價值，導致了“堅定”。適用文本形式的缺失、書面記錄習慣的未養成、版本品級觀念的干擾，製造了“緩慢”。而學人個體的觀念差異、著述環境因素的不同，進一步加劇了“著錄行款”在共時下的複雜面向。 最後，讓我們將目光轉回1930年。這一年，辛辣調侃繆荃孫“機械式編目法”的陳乃乾，在《南洋》月刊上發表《南洋中學圖書館珍本書錄》。筆者從中隨意抽取一則解題： 《夢占類考》十二卷 試將此解題抽象格式化，竟與他諡為惡法的“繆氏藏書志”模式如出一轍： ××××幾卷 陳氏大加嘲諷的窠臼，竟是他熟極而流的典範。對他本人而言，這或許是個黑色幽默；對於版本學史來說，則是證明“著錄行款”無遠弗屆，即便對它頗有微詞者亦不能擺脫其“萬有引力”的最佳史料。 [1] 趙宧光《寒山帚談》卷上，民國間上海神州國光社《美術叢書》排印本。 [2] 謝肇淛《五雜組》卷一三，明萬曆四十四年潘膺祉如葦館刻本。 [3] 陸深《儼山集》卷九五《與黃甥良式十二首》，《四庫全書》本。 [4] 徐階《世經堂集》卷六《改定一統志義例》，明萬曆間徐氏刻本。 [5] 葛寅亮《金陵梵剎志》卷二，明萬曆三十五年南京僧錄司刻本。 [6] 錢謙益撰，潘景鄭輯校《絳雲樓題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09頁。 [7] “國立中央圖書館”編《標點善本題跋集錄》，“國立中央圖書館”1992年版，第666頁。 [8] 毛晉撰，潘景鄭校訂《汲古閣書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33—134頁。 [9] 顧炎武撰，嚴文儒、戴揚本校點《日知錄》卷一“朱子周易本義”條，《顧炎武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55—56頁。《日知錄》康熙九年符山堂初刻八卷本該條較簡，無以上引文，其增補在康熙九年至二十一年顧氏去世之間。 [10] 石祥《勾勒行款：一個隱入歷史的校勘學典範》，《中國典籍與文化》2013年第2期。 [11] 王文進撰，柳向春點校《文祿堂訪書記》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76頁。 [12] 何焯《義門先生集》卷九《跋茅鹿門評王荊公文鈔》，清道光三十年蘇州刻本。 [13] 此跋寫作時間，係據尾崎康的考證。尾崎康著，喬秀岩、王鏗編譯《正史宋元版之研究》，中華書局2018年版，第552頁。 [14] 王國維撰，王亮整理，吳格審定《傳書堂藏書志》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79頁。 [15] 于敏中、彭元瑞等撰，徐德明標點《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410頁。 [16] 鈕樹玉撰，羅濟平校點《鈕非石日記》，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頁。 [17] 謝灼華《孫慶增其人及其書》，《圖書館學通訊》1986年第4期。 [18] 孫從添《藏書紀要》，收入《澹生堂藏書約（外八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5—36頁。 [19] 錢大昕撰，陳文和點校《竹汀先生日記鈔》卷一，《嘉定錢大昕全集（增訂本）》第8册，鳳凰出版社2016年版，第538、556頁。 [20] 黃丕烈撰，余鳴鴻、占旭東點校《黃丕烈藏書題跋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22—223頁。 [21] 該本書影見《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第3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8年版，第172頁。 [22] 今人多關注黃氏的藏書題跋。黃跋的價值毋庸置疑，但此處討論的重點是“著錄行款”典範如何出現於有明確編纂意圖的著作。黃氏不將自己的題跋視為著作，生前未掇拾編刊，與《賦注》恰成對比。今日黃跋被視為“著作”，則是潘祖蔭、繆荃孫等人將其“著作化”的結果。《竹汀先生日記抄》亦屬此類。 [23] 孫星衍撰，焦桂美、沙莎標點《平津館鑒藏記書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3頁。 [24] 表1大致依原書分類統計，為便統計，將舊影寫本、影寫本、舊寫本、寫本統一歸入寫本。另，清代學者的版本鑒定結論，多有錯誤。本文一仍諸家標稱的版本進行統計，乃因如文中所述，他們持有強烈的版本品級觀念，處於“高端”的版本會被更細緻地描述。因此，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某書是何版本，而在於人們認為它是何版本，以及如何對待它、處理它。 [25] 焦桂美《洪頤煊與孫星衍<平津館鑒藏記書籍>》，《圖書館雜誌》2011年第12期。 [26] 吳壽暘撰，郭立暄標點《拜經樓藏書題跋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頁。 [27] 筆者見聞所及，之前時代記載“×行×字”的題跋，總數不超過10篇。 [28] 顧廷龍認為此本是抄本，陳先行先生認為是陳鳣手稿。此點承陳先生面授。 [29] 瞿中溶《古泉山館題跋》，清光緒宣統間繆荃孫刻《藕香拾零》本。 [30] 王端履《重論文齋筆錄》卷五，民國初上海進步書局石印本。 [31] 莫友芝撰，邱麗玟、李淑燕點校《宋元舊本書經眼錄 持靜齋藏書紀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7頁。該書所附《書衣筆識》，下表統計未計入。 [32] 莫友芝撰，邱麗玟、李淑燕點校《宋元舊本書經眼錄 持靜齋藏書紀要》，第177頁。 [33] 楊氏尚有《楹書隅錄續編》，該書是海源閣藏書的諸家題跋匯錄，不列入統計範圍。 [34] 明銅活字本《欒城集》。見楊紹和《楹書隅錄》卷五，王紹曾、崔國光等整理訂補《訂補海源閣書目五種》，齊魯書社2002年版，第282頁。 [35] 王立民《葉昌熾<緣督廬日記>研究》，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266—267頁。 [36] 楊守敬撰，張雷校點《日本訪書志》，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頁。 [37] 統計數據含《日本訪書志補》，此書係王重民輯錄楊氏藏書題跋未刊入《訪書志》者而成。 [38] 《儀顧堂題跋》收錄藏書題跋275篇，《續跋》為272篇，另有書畫金石題跋若干。 [39] “國立中央圖書館”編《標點善本題跋集錄》，第682—683頁。 [40] 張海峰《<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费念慈批校考述》，《文獻》2014年第1期。 [41] 葉德輝撰，楊洪升點校《郋園讀書志》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103頁。 [42] 繆荃孫《適園藏書志序》，張鈞衡《適園藏書志》卷首，民國張氏刊本。 [43] 顧廷龍校閱《藝風堂友朋書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909—910頁。 [44] 林振岳《繆荃孫<清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編纂考》，《文獻》2015年第4期。 [45] 陳乃乾《上海書林夢憶錄》，《陳乃乾文集》，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年版，第9—10頁。 [46] 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41—142頁。 [47] 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卷四，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232—233頁。 [48] 傅增湘《藏園訂補郘亭傳本知見書目》卷一六上，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1542頁。 [49] 傅熹年《藏園訂補郘亭傳本知見書目·整理說明》，第3頁。 [50] 周越然《青樓韻語》，《書書書》，北方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第164頁。 [51] 周越然《古書一葉》，《書書書》，第20頁。 [52] 高橋智撰，杜軼文譯《關於<京師圖書館善本簡明書目>及其稿本》，《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15輯，鳳凰出版社2013年版。 [53] 林振岳《張宗祥<國立京師圖書館善本書目>概述》，《版本目錄學研究》第8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 [54] 黃裳《斷簡零篇室摭憶》，《藏書家》第2輯，齊魯書社2000年版。 [55] 趙萬里《重整天一閣藏書記略》，《趙萬里文集》第2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9年版，第472、476頁。 [56] 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31頁。 [57] 《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民國二十二年刻本。 [58] 如《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古籍善本图书目录》（1980）、《中山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1982）、《中国历史博物馆古籍善本书目》（1990），等。 [59] 如《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2002）、《清华大学图书馆藏善本书目》（2003）、《山东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2007），等等。 [60] 如“學苑汲古：高校古文獻資源庫”（http://rbsc.:8086/aopac/jsp/indexXyjg.jsp），部分高校提供了普通古籍的行款。又如，《煙臺公共圖書館館藏古籍書目》（齊魯書社2002年版）、《濰坊古籍書目》（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年版），等等。 [61] 陳乃乾《南洋中學圖書館珍本書錄》，《陳乃乾文集》，第269頁。 石祥，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青年研究员。研究方向: 版本目录学。 相关链接： 石祥丨《双行精舍校注汪水云集》相关史事考述——从赵万里佚札与王献唐佚跋说起 石祥丨歷史中的“大字”與“中字”：宋元刻書實態的一個初步假說 石祥丨域外漢籍研究的學術進路與中外學術交流史：一些典型案例的回看 石祥：從底本到寫樣：由《畿輔叢書》所見晚清書籍刻印之實態細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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