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舶制度”即监督管理海外贸易事务的法规办事制度，是中国古代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市舶制度产生于唐朝中叶，发展于宋朝，完善于元朝，从明代开始衰落，到清朝初期设置海关而终结，贯穿中国古代社会近千年。
唐代以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中原地区为中心向外传播扩散，属于大陆型农业国。西北陆上互市与沿海市舶贸易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对外贸易体系。由于北方长期处于游牧民族政权和中原农耕王朝之间时战时和的状态，每次经历大型战乱都会有大批中原人移民到南方，最典型的就是泉州的第一次人口大迁入——西晋泰康年间的衣冠南渡，随着南方偏远地区的因为中原人口流入的飞速发展，相对稳定的社会经济环境收到统治阶级重视并得到扶持发展。
市舶制度肇始于唐朝，唐以前朝廷没有专门从事监管海外贸易事务的机构和官吏，海外贸易事务多由地方官员兼领。海洋文明对陆地文明的冲击，让统治阶级面临更多的抉择。大国意识和海外珍宝，促使唐朝统治者的目光从陆地转向海洋，推动海外贸易发展强盛，以往由州吏刺史兼管海外贸易事务的情况已经不能适应发展，客观上要求专门监管海外贸易事务的机构和官吏主管其事，市舶制度由此诞生。
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年），始置市舶使，代表皇帝旨意行使对海外贸易的监管权，它的出现标志着市舶制度的开端。唐代市舶使任职初期为临时派遣，后来演变为常驻官员。市舶使官员任选经过了朝臣——宦官——帅臣的变化，其权利随任职者身份的高贵而增强，并逐步有了专属的办事机构——市舶使院。
唐代海外贸易以安南、广州、泉州、扬州为接纳蕃舶的主要港口。李肇在《唐国史补》卷下提到：“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可见，唐代的市舶使是派往安南和广州的。
在经历了唐末安史之乱后，五代十国南北分裂了百余年。在宋朝建立之后，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平定南汉政权攻陷广州，就立刻选派大臣接收管理市舶事务，足以彰显市舶监管对宋初政治统治、经济重建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宋朝由此成为了市舶制度发展的重要阶段。
宋朝先在广州、杭州、明州设立了市舶司，泉州的海外贸易虽然具有一定的规模，但是在设立市舶司之前，泉州舶商的出海贸易须到两浙或广东市舶司申请出海证明，方可进行，这种政策非常不利于本地商人。如“商人出海外蕃国贩易者，令并诣两浙市舶司请给官券，违者没入其宝货”“泉人贾海外者，往复必使东诣广，否则没其货”。
位于泉州的福建路市舶司出现的时间在元祐二年（1087）十月六日。与广南东路市舶司设立时间相比较晚了117年，与两浙路市舶司设立时间相比晚了100年。
泉州市舶司比广州、杭州、明州等地迟百年左右才设立有许多原因：
1）与地理条件有密切关系。广州、杭州与明州早在北宋开国初年即设立市舶司，其港口优良与交通方便，显然得到朝廷的优先考虑。泉州的交通运输条件逊色多了，泉州到汴京陆路交通十分险阻。
2）与各港口之间的竞争有关。广州港、杭州港、明州港均排斥泉州。在1087年泉州设立市舶司以前，北宋政府曾用限制泉州的办法来保持广州的地位。元丰三年（1080），朝廷就下令：“诸非广州市舶司，辄发过南蕃纲舶船，非明州市舶司而发过日本高丽者，以违制论”。
3）与泉州自身经济状况的发展变化、海商集团的活跃而引起朝廷的重视有关。从南朝以来，泉州就是我国海外贸易的一个港口。到了唐朝中期，泉州出现“市井十洲人”、“还珠入贡频”的局面。在五代十国时期，泉州经历了一个比较安定繁荣的阶段，其间农桑、陶瓷、造船和冶铁产业都有一定发展，对外贸易也飞速发展。到哲宗元祐年间，泉州由于人口增长，农业生产不能适应人民生活的需求，促使工商业和海外贸易飞速发展，逐渐成为“富商大贾往来之会”。泉州海舶还要前往广州申请出海证明，不利于泉州海商的贸易活动，也直接影响政府的市舶收入，所以在泉州增设市舶司。
针对这样经济发展与行政管理相矛盾的情况，当时担任泉州知州的陈偁曾上书道：“自泉之海外，率岁一往复。今迂谒广，必两驻冬，阅三年而后返。又道有焦石浅滩之险，费重利薄，舟之南日少，而广之课岁亏，重以拘拦之弊，民益不堪。置市舶于泉，可以息弊止烦”。虽然陈偁呼吁在泉州设置市舶机构奏疏未报，但是后来在户部尚书李常建议下，泉州终于一波三折的在元祐二年（1087）设置市舶司。
市舶司是国家政权设置在泉州管理海洋贸易事务的行政机构，即古代的“海关”。它的设置标志着泉州正式成为开放的国家对外贸易口岸，意味着泉州的海外贸易获得了官方的认可和支持，具备了对商贸有益的区域经济自主权，这对后来泉州成为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是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里程碑。我会在接下来的文章中，继续介绍泉州市舶司，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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