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归来：游牧民族通过对外贸易来解决财政上的困境（87）

元朝是1271年建立的，当时北方已定，南方的大南政权还存在着。到1276年2月南宋称降，广州作为元朝统一全国的最后一仗，一直坚持到1278年才彻底被征服。

有一句话，从民族大义上不该讲，但从经济与商业上可以说一下，当时张镇孙与王道夫等人的抵抗，使广州错过了一个历史机遇。

广州没有在第一批恢复市舶贸易的名单中

1277年，一直在泉州“擅番舶利者三十年”的色目人蒲寿庚降元，为表忠心，尽屠寄身在泉州的南宋宗室三 千余人。忽必烈大悦，委任蒲寿庚为福建行省尚书左丞，全面负责泉州的对外贸易。同年，元朝建立泉州、庆元、上海、澉浦（嘉兴）四个市舶司，大力拓展海外贸易。

存于泉州市舶司遗址内的手绘图

名单中没有广州，尽管广州是老牌的对外贸易港口。当时广州还在打仗，更由于抵抗，导致广州城十室九空，蕃商零落。城墙拆除、濠沟尽填，短时间内，无法恢复昔日繁盛的万桅林立的场景。

元朝其实十分需要广州的海外贸易，所以会在统一全国后，马上恢复其他地方的市舶贸易。

泉州市舶司遗址

元朝政权财政问题突出

元朝自统一以来，就处于一个财政紧张的境地，相对起军费开支庞大的南宋政权，国内承平的元朝竟然也是不可思议的缺钱。

原因为如下几个方面：

随着国家的统一，军队以战养战的模式走不通了：原来在征服天下的过程中，攻下地盘，自然就有财货、田地、奴隶可以掠夺，现在全国的仗都打完了，全天下都是元朝的了，没有地方可以抢了，一下子就失去了财源。

国家统一后，没有迅速地建立起赋税体系，自然短时间内财政紧张：尽管忽必烈很注意在统一的过程中，大量起用汉人的降将降官，但是由于元朝所推行的等级制度，汉人官员没那么快融入官僚体系；

元朝的大汗赏赐过度：元朝的皇帝是蒙古各汗国的共主，需要对各汗国发放赏赐，另外对功臣、寺庙的赏赐也过于庞大，天下初定，国库根本无力承担；

蒙古贵族的牧场与耕田争夺资源：早先国内的养马的地方只是在草原与北方的部分区域，但随着蒙古贵族被分封到全国各地，他们在封地也建立了很大的马场，动辄千顷，一些适宜耕种的地方，也被蒙古贵族强行改造为牧场，这也同样使得农业赋税的收入减少；

元朝对外征战不止：国内的仗打完了，元朝继续从海洋上进攻，广州的仗打完后，元朝以宁波为根据地，向日本进军，以广州为根据地，向占城，印尼、泰国、缅甸进军，但这些仗，基本上没有获得成果，多数都是得而复失，无法固守。

蒙古贵族的幸福生活

元朝对外贸易的官本船制度

元朝解决财政的重要手段就是由官方垄断海外贸易，禁止私商下海。这是中国禁海政策的起源。

官方垄断海外贸易的方式，是由朝廷出钱造船，朝廷出钱采购货物，由海商运到国外去进行贸易，所得利益，官方七成，海商三成。这种模式当时称之为官本船。这确实是一个较好的办法，可以很快地利用对外贸易增加收入。

元朝中希望通过官本船制度扩大财政收入

但元朝政府的低效与特权以及腐败，会使得任何一项好的政策都被搞糟。很快，太子、皇后、皇太后、贵族、地方豪强都参与进来，权力寻租空间极大，管理漏洞无法控制。

禁海政策的实施

1303年，中国史上第一次禁止海上贸易的命令被颁布，时间持续了一年，主要的目的就是借此打击私人商船进行海外贸易。在此期间，所有在海上被抓住的商船，一律充公，举报者奖励货物价值的一半。

卢世荣是元代经济学家（百度百科如此介绍）正是他提出了官本船制度

1311年、1320年，又是两次禁海，时间分别为期一年到两年不等，目前都是为了打击私商出海。

但这种官本船的政策，严重损害了大海商的利益，同时也损害了通过海洋贸易谋生的底层民众的利益，再加上元朝跨海远征，使得泉州、广州、宁波等港口的造船厂也不堪重负。元朝的统治基础，在这一政策的运行下，流失甚多。

1357年至1366年发生在泉州的，以色目人与大食雇佣兵之间的混乱，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元朝政权慢慢地开始对地方失去控制力。

同样也是元末，以红巾军起义点燃的席卷全国的农民起义，特别是长江流域的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等人的混战，元朝政府根本无力扑灭。因为当时的元军主力正在忙于处理北方的战乱。

广州回归

得益于岭南地区的稳定形势，广州的商业贸易很快便恢复起来。广州是1286年重新建立市舶使司的。

也正是在泉州的十年混乱时期，广州的对外贸易地位，开始显现，重要性与贸易量又开始超越泉州，而泉州经过这一场骚乱，永久的失去了海上丝绸之路的霸主地位。

说来也好笑，1278年元军攻陷广州时，将广州拆了个一干二净，拆除的工作还在没有完成，又接到朝廷的诏书，停止拆除，马上将城墙再建起来，同时恢复光塔、濠涌、市舶亭等设施。

元代广州《重建怀圣塔寺之记》

你看，没有赚钱化解不了的仇恨，广州城从此又恢复他的高光时刻，一直到元末，到了明朝时，广州成了全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