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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尔先是诏令知”。 ——宋高宗（赵构） 绍兴七年（1137年） 在历代封建统治者中，宋朝的皇帝们或许是最为看重海外贸易的。有宋一代，契丹、女真以及党项族先后在北方和西北方兴起，建立了辽金和西夏政权，致使中原至中亚、西亚以及欧洲各国往来的陆上通道被阻断，驼铃叮咚，商旅项背相望的千年古道一一丝绸之路实际上已告中断，但积贫积弱的宋朝政府巳无力象汉唐那样扫除路障，重新拓通这条陆上通道，只得将对外贸易的窗口和目标转向大海，依靠海洋来获得诸如香药、犀角、玛瑙等珍贵物品。  除了满足统治阶级对海外奢侈品的需求之外，宋代重视海外贸易的另一个目的是为了解决持续的财政危机。宋政府久为“三冗（冗官冗兵冗费）”所累，财政支出浩大，真宗朝以后始终存在捉襟见肘的窘迫。宋政府每年能从海外贸易得到几十到百万的收入，如宋高宗所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而香药宝货也与实钱一样，“皆所以助国家经常之费”，“内赡京师，外实边郡，间遇水旱，随以振济”。故而宋朝廷制订了积极开放的对外贸易政策，将它作为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份加以重视和支持，以促进中国与海外各国的商务关系。 宋太宗雍熙四年（987年），大宋王朝刚刚迫使吴越“纳土”而统一中原不久，即“遣内侍八人……各往海南诸国藩国，勾招进奉，博买香药、犀牙、珍珠、龙脑”，积极开展对外贸易。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年）七月十六日又“诏广州近蕃舶罕至，今本州与转运司，招诱安存之”。南宋时，领土缩小“经费困乏，一切倚办海舶，岁入固不少”，政府的财政收入更多是依靠外贸收入来维持了。宋高宗十分清楚地懂得海外贸易在国家岁收中的重要性，并告诫官员 “自当体国，招诱博买”。终宋一代，历朝统治者都特别招徕外商贸易，发展对海外贸易事业已作为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份而被确立下来。 为了吸引海外商人前来贸易，宋廷采取了各种措施以确保来中国从事贸易的外国商人及财产的安全，凡有“番舶为风飘著沿海州界，若损败，及舶主不在，官为拯救，录货物，许真亲属召保认还”， 每当有外商来往之时，宋代地方官还要均例当设盛宴接风洗尘或饯别，名之日“犒设”。甚至“以阜国计”而给予这些商人超国民待遇，“侨蕃甚蒙优遇，纵有非法行为每置不问”， 宋代中国的海岸线是向外开放的，在南至广州，北到吴淞口漫长海岸线上议立了很多外贸口岸，随着海上对外贸易的不断发展，宋代在唐代的基础上，完善设置了专门管理对外贸易的官府机构——市舶司，以 “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 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平岭南后，与东南亚的占城、渤泥诸国贸易往来频繁，“由是犀象、香药、珍异、充溢府库”。因此，宋廷便在广州设置市舶司，管理海外香药贸易，此后，宋政府先后在东南沿海的广州、杭州、明州、泉州、温州、上海等地设置市舶司或市舶务共十多处对从对进出口货物检查，验券到将税收运送京师的事务。 宋政府的市舶收入主要来源于两个途径：博买和抽解。博买所得主要通过政府对进口品的经营生利，而抽解即征收进口税，这是净利收入。船只到港之后，均须受到严格检查，以防非法禁贸物资及铜币外流，谓之“呈样”，随后市舶司便实行抽税，税率随时而变更，大体而言，对“细”品质之货物（即量小而价高之货）课以百分之十的税款，而对“粗”货，则常课以百分十五的税。 此项收入当然是十分可观的，譬如建炎元年至绍兴4年(1127 -1134年)的7年内，光是一个蕃舶纲首招诱贩到泉州的货物，市舶司抽解所得净利钱就达98万余贯之多。随着宋代海上贸易不断增长，海上贸易所提供给国家的财政收入随之不断上升，仁宗时已达五十万缗，仁宗时“海舶岁入…总其数五十三万有余”。这对于在战争中遭到巨大破坏的南宋财政是一个巨大的支撑（当时每年财政收入不满千万），即使在之后较为稳定的年代，南宋经制钱、总制钱（俱北宋末至南宋的新税）收入约千五百万缗，当常赋之半。则其年总岁入当为四千万缗乃至四千五百缗络。而市舶司岁入二百万缗，也可达总收入的5%左右，实在不容小觑，《宋史·食货志》干脆认为，“宋之经费，茶、盐、矾之外，惟香之利博。” 掌握着如此财源的市舶司官员自然成了致财聚宝的好机会。市舶职位成为了做官者眼中的肥缺，未任者梦寐以求之，在任者竭力以求连任。提举广南市舶刘景为得再任，“未离市舶，结托蕃商，使之进状攀留”。演出一场蕃商请愿，留任“清官”的闹剧。知抚州张子华“目不识字”，却深识市舶官位的肥厚，“以玩好结托时相，遂迁福建、广南路市舶。贪污之声，传于化外’。这类官员在任之上，必然贪得无厌而将海舶视为财源。由于官吏的苛取无度，甚至出现过“蕃人愤愤，至露刃相杀，市舶司勾当死者三人”的恶性事件。 由于宋朝大多数皇帝都比较重视海外贸易，因而对管理该项事务的市舶官员就非常看重。 宋高宗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在位期间，他多次提到了市舶司存在的重要性。也因此对市舶官员的选任非常关注。这当然与其在位时期宋金交战，国家面临的财政困难较多，而市舶收入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政府的财政经济危机有很大关系。绍兴七年（1137）他就提到，“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尔先是诏令知”。同年，高宗认识到“广南舶政大弊”的原因是因为官员不得力所致时，就急忙“命二府大臣择士人修洁者为之”。高宗在位期间，甚至将市舶司官员奖惩与绩效挂钩， “闽广舶务监官抽买乳香每及一百万两，转一官。”反过来，要是“商贩乳香颇有亏损”，就会“特降一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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