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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一个人，出生和成长于一个地方，这方土地养活了他，这里的人情滋润了他；他的生命便留下这地方深深的烙印，不管走到哪里，不管岁月风尘如何侵浸，有一份眷恋永远也割舍不掉，那便是乡情。犹太人在天津曾有将近一百年居住史，在小白楼形成了犹太社区。我从2001年开始研究这段历史文化，其间结识了不少犹太朋友，常常被温暖的乡情感动着…… 帮我连接天津 犹太历史与当下 “69岁的人对于93岁的人来说，还是个婴儿。”元旦前，塞穆尔·米勒（Samuel Muller）这样对我说。我们通过电子邮件互贺新年，我告诉他2022年我就69岁了，他笑我。这是他一贯的语言风格，我们的友谊快二十年了。 2001年我开始“打捞”天津犹太历史文化这艘“沉船”。我听说在以色列有位叫塞穆尔·米勒的犹太人生于天津，便给以中友协主席考夫曼先生写信，请他帮我与这位先生建立联系。很快，我的电子信箱中出现了一个新的邮址，塞穆尔·米勒来信了。他的信用英文书写，我惊奇地发现，他居然能用汉语拼音——尽管并不规范，但他努力模仿着中文发音，他果然还能讲中国话！ 他说：“我希望我们能有机会作为'老乡’见上一面。”“老乡”一词，他用了“Lao Shian”来拼写。此后，他的每一封信里几乎都会出现这样的中国话，比如“Do Bu Chi”是“对不起”，每次见到这样“洋泾浜”的汉语，我都要费九牛二虎之力去猜，猜的过程带给我极大快乐——从笑料百出的拼写中，我触摸到一位犹太老人对天津这片故土的眷恋之情。 塞穆尔1928年生于天津，一直生活到1947年，是在天津长大成人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生活影响了他一生，他的性格，他的命运，甚至他生命中最细微的方面，包括一举手一投足，也会显露出那些最初的痕迹，就像胎记伴随其一生。 2003年7月，经过半年多电子邮件通信，我与塞穆尔终于约定：他来天津，并抽出半天时间接受我的采访。我们在喜来登大酒店的大厅聊了一个多钟头，然后又开车一起去寻访犹太人居住的故地。中午，我问他喜欢吃中餐还是西餐，他竟然用中文“幽”了我一“默”：“我吃中饭，不吃'稀饭’。”他告诉我，小时候，家里都是做西餐的，而他偏偏喜欢天津的煎饼果子、大糖堆、烤山芋和炒瓜子。“糖堆儿”“瓜子儿”，他说这些词时尾音一律高挑，纯正的津腔津调。 塞穆尔带我去寻找天津犹太学校旧址。我开一辆小夏利，车厢很小，他很高大，坐到副驾驶位上，他得把长胳膊长腿像叠变形金刚那样折起来，逗得我哈哈大笑。他指引我前行，直行，左拐，穿过南京路时，他说：“我们脚下原来是墙子河。”仿佛他比我还“天津”。对于天津犹太学校，史上记载不详，是他领我确认了地址。那时原建筑还在，我们拍了照片，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塞穆尔帮我连接了天津犹太人的历史与当下。他是第一个给我提供老照片的犹太人。2004年，我着手编辑画册《犹太人在天津》时手里的老照片很少。组织此项出版工作的国务院新闻办领导建议把天津的内容编入上海册。我连忙向塞穆尔求援。再来天津，他为我带来了五十多帧老照片。转过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包含这批老照片的大型画册《犹太人在中国》在维也纳国际书展亮相，被誉为“感动了一个民族的书”。2010年，“犹太人在天津图片展”在耶路撒冷举办。他非常高兴，联络了许多朋友观展。那天展厅挤得满满的，我的《神圣的渡口——犹太人在天津》（英文版），展览还没开幕就被热情的观众抢光了。 塞穆尔还邀请我去他家做客。他和夫人汉娜笑吟吟地在家门口迎接我。汉娜是哈尔滨犹太人。他家的二层小楼里，从走道、楼梯到客厅，摆满了来自中国的艺术品。2015年，天津广播电视台国际频道摄制组去以色列拍摄专题片《天津犹太人》。他们人地两生，我把塞穆尔介绍给他们。他把他们看作朋友的朋友，不辞劳苦地帮助组织座谈会，带着他们采访现居以色列的天津犹太人。这个专题片获得了中国新闻奖国际传播三等奖。2019年，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拍摄大型纪录片《向往：外国人与天津的故事》，摄制组来到以色列，91岁的塞穆尔又肩负起联络任务，带他们参观以中友协，组织了采访。后来，这部纪录片入选了国家广电总局优秀国产纪录片。 塞穆尔在天津生活了18年，家住和平区烟台道福康里。前几年他腿脚还好，每次回天津都要到福康里来。多年来，福康里的居民已熟悉了这位大高个儿、白皮肤、大鼻子的“老外”，把他当作老乡，热情地打开家门接待他。塞穆尔住过的那幢房子拆了，他就坐在别人家小楼的石条台阶上给我讲他的童年经历。 塞穆尔说，小时候他最爱在房东家玩。房东有两个儿子，一个叫金宝，一个叫银宝，与他年龄相仿，他们是最好的玩伴儿。他用一个中国字形容去房东家玩的频繁程度，他说：“我整天'死’在他家。吃饭的时候，妈妈总是到他家去叫我，叫好几次也叫不回。因此，我吃他家的饭比吃自己家的饭还多！” 塞穆尔希望我能帮助他找到金宝、银宝。七十多年过去了，福康里的居民变化很大，我无法完成他的心愿，但我把金宝、银宝写进了我的儿童小说《泥土里的想念》。小说于2018年出版后，已经输出了十五种语言的版权，天津，福康里，金宝、银宝与犹太儿童在二战战火中的情谊，借助小说走向了世界。 给未来总统义务讲解 本杰明·卡布宁斯基（Benjamin Kabuliansky）与我并肩站在耶路撒冷“犹太人在天津图片展”的展壁前。展览展出的150多幅老照片是我多年来搜集的。我为展览撰写了解说词，以“百年足迹”“商路高耸于驼峰之上”“犹太人在天津生活”“动荡年代里的温情”“再谱新篇章”五部分，真实再现了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犹太人在天津的生活场景，记录了中国人民与犹太人民友好相处的情景，是中华民族与犹太民族友谊的见证。 那是2010年11月7日。一大早，本杰明就让孙子开车送他，从海法到耶路撒冷要几个小时车程，所以他起了个大早。他一早赶来是为应我邀请出席展览开幕式并担任义务讲解员。那天的贵宾有以色列福利与社会服务部部长伊萨克·赫尔佐格，由我负责给他讲解；而我特意邀请本杰明讲解有关他自己的内容：于是，我们肩并肩进行讲解，但之前我们从未见过面。 2001年，我刚开始做天津犹太人历史文化研究时，史料几乎空白，而二战期间居住在天津的犹太人，也星散世界各地。我给以色列原居中国者协会考夫曼会长写了一封信，请协会帮我联络天津犹太人。协会为此专门开会，决定支持我的研究，并把我的邮箱刊于会刊之上。2002年11月24日，我收到了天津犹太人的第一封电子邮件，是本杰明的。他说，他看到了我发在会刊上的信，他与考夫曼先生谈了，考夫曼建议他与我直接联系。他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之后，本杰明的邮件和老照片雪片似的飞来。 我请本杰明记录下他的天津生活，为天津口述史留一张页码。他很快发来了一篇文章。 他写道，我出生于1919年，1924年5岁时迁居天津，1936年离开天津时已经是17岁的青年。一个人童年和青年时期对一生影响十分重要，是天津生活塑造了我的人格。 他写道，我们在中国度过的童年和早期经历成为塑造我们人格、性格的重要因素。从某种程度上说，也造就了我们在今后几年中应对生活的能力。中国从不制造各种种族歧视或宗教偏见。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给20世纪上半叶曾居住在中国的犹太人以深远影响。而天津，真的成为“神圣的渡口”，使犹太人安全地渡过时间的洪流，迎来了他们崭新的命运。 他的文章题目为《天津：犹太人“神圣的渡口”》。神圣的渡口！多么恰当的比喻。天津之名本来就含有“天子渡口”的意思。如今，在天津生活过的犹太人将它也看作“神圣的渡口”，他们在这里受到庇护，获得生存与发展，并从这里走上人生之路。天津对于他们，是生命的起点，也是人生旅途的起点，他们对天津永远怀着深深的感恩之情。这是跨越年龄、跨越国度、跨越民族的心灵共鸣。 本杰明的文章发表在2003年3月11日《天津日报》上，我也用他的文题作了这个展览的标题。 本杰明的家人曾为天津犹太社区做出贡献。他的舅舅利奥·格申维奇1902年就来到天津，是最早来到天津的犹太人之一，曾长期担任社区领导。他的母亲妮·格申维奇是当时天津的犹太学校理事会理事，在学校成立和发展过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他就是天津犹太社区的一部活字典。他站在展板前，向贵宾和观众讲述着他的天津生活。这位91岁的老人双目放光，笑声朗朗。伊萨克·赫尔佐格部长与他紧紧握手。 伊萨克·赫尔佐格部长也回顾了他的家族与中国、与天津的渊源。他说：“非常欢迎你们……在我心中，你们不仅是普通意义上的朋友，更是为以色列和以色列人民做出了特殊贡献的朋友。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有一个名字就深深地印在了我脑海中，那就是天津。我祖父曾是以色列的大拉比。1954年，一名曾在天津生活过的犹太人送给他一本书，书中专门讲述了犹太人在天津生活的这段往事。二战期间，当犹太人遭受到大规模迫害的时候，天津这座包容的城市收留了犹太人，成为许多犹太人的安全天堂和第二故乡。'犹太人在天津图片展’讲述了典型的中国犹太人社区的故事，掀开了一段珍贵的历史记忆，对参观者特别是犹太人来说，这是一个相当感人的时刻。（展览图片）透过这些珍贵的历史瞬间，真实地再现了犹太人在天津生活的那段历史。战乱时期的天津人民能对犹太人民无私提供庇护，足以见证两国人民的深厚情谊。在中国，天津、上海、哈尔滨和开封，是让原居中国的犹太人永远不能忘记的四个地名；而这段历史，也为越来越多的当代犹太人所了解和铭记。正因有着这么一段特殊记忆……我们希望能够把友谊传承下去。今天，以色列与中国的合作，尤其是与天津的合作开展得相当顺利。……（你们）举办这样一场图片展，将是加强以色列与天津关系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在此，我想以我个人的名义，并代表那些曾在天津成长、生活的犹太人及他们的后裔，向来自天津的朋友，真诚地说一声：谢谢！”本杰明站在一边，脸上挂着微笑。 十多年过去了，伊萨克·赫尔佐格当选为以色列第十一任总统。 忘不了你眼含泪水 我在华盛顿的时候住在利奥·奥尔伦斯 （Leo A Orleans）的家里。 利奥生于1924年，1925年随父母至哈尔滨，日本侵略军占领东北后，于1932年举家迁居天津，在天津居住了7年，1939年赴美国。他曾任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文专家，从事中美问题研究，著有大量论文和专著。少年时期的天津生活为他一生的事业奠定了基础。 利奥也是从以色列原居中国者协会会刊上得知了我的邮箱。他在给我的第一封邮件中说，他在会刊上读到了我的信，非常高兴，想不到天津还记着他们。他说他有一些关于天津的老照片，他非常乐于将那些照片送给我。后来我果然就收到利奥寄来的一个邮包，里边包着的老照片是他从家庭相册上揭下来的，照片背面还残留着胶水粘贴的痕迹。我将这些老照片编入大型画册《犹太人在天津》。画册刚出版时，我曾寄给他一本简装本。利奥非常珍爱这本画册。他年纪大了，记性不好，一天忽然忘记将它放在了哪里，找来找去找不到；他就上网，在网上又买了一本精装本，将介绍他的页码用纸条作了标记，经常给他的朋友们看。 利奥的家位于华盛顿老区，拥有前后院的连排别墅。我最喜欢他的后院，30平方米的地方，被老两口收拾得花团锦簇。冬青树宽大的树冠遮护着半个院子，树上正结着红彤彤的果实，招引得小松鼠一大早便跳跃其间。窗下，玫瑰花也盛开了。为了我的到来，利奥夫人海伦特意剪下两支玫瑰插瓶，沏了我从中国带来的龙井茶，白玫瑰的芬芳与雨前龙井的清香在初夏湿润的夜色里缭绕。我们坐下来聊天。 大型画册《犹太人在天津》一出版，就受到美国政治、文化界的关注。美国国会图书馆当即收藏入库，并编入目录，供读者查阅。利奥向我介绍犹太文化学者阮玛霞（Marcia R.Ristaino）博士。她父亲上世纪曾在上海生活过，由于这段情结，她将中国犹太人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最近，她正请假在家，集中精力撰写《犹太人在上海》。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她查到了画册《犹太人在天津》。利奥帮我约见阮玛霞博士。第二天，他陪我去国会图书馆会见阮玛霞博士。 美国国会图书馆在国际图书馆界享有盛名，被美国人誉为美国文明的基石。它的藏书涵盖470种语言、达一亿两千多万册，据说它的书架如果排列开，总长约860公里。它的中文藏书量在西方国家排名第一，达48万册之多，其中古代善本五万多册。 我们来到图书馆的亚洲部，阮玛霞博士已在等候了。她向我们介绍中国科主任、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居密女士。居密将我们引领到一台电脑前，对正操作电脑的一位女士说：“他们来了。”这女士回过头来，原来是位华裔。请教了姓名，知道是陈家仁女士了。 陈女士熟练地键入“犹太人”“中国”“天津”3个英文单词，目录果然显出画册《犹太人在天津》的入藏记录。在本条目中，还收入了伊莎贝尔·梅纳德的《中国梦——一个犹太人在天津长大》。 在陈女士帮助下，我还查到了一些有价值的资料。上世纪80年代，日本出版了一本画册，上海、天津、哈尔滨、海拉尔等城市犹太人生活历史，美国国会图书馆纳入馆藏，近年来中国国内和网上所用许多老照片来源于此。我拍下了有关天津的老照片，其中“1948年以色列建国天津犹太人聚集在犹太会堂庆祝”的照片，后来被国内学界和自媒体无数次转发与利用。 在我到华盛顿之前，利奥就为我安排好了行程。他曾问我在华盛顿想参观哪些地方，我说，大屠杀纪念博物馆，他就为我预约了入场券并陪同我前往。临出门，他带上一本《犹太人在天津》，说要将它赠送给该馆，留作纪念。 大屠杀是指1933年至1945年，纳粹德国等法西斯国家进行的对欧洲犹太人有计划的迫害和灭绝行为，600万犹太人被残杀。这期间，正是天津历史上接纳犹太人最多的时期。当我潜心研究犹太人在天津的历史时，发现了不少此时从欧洲逃来天津的犹太人身影。天津为他们提供了庇护地，使他们有幸得以躲避大屠杀。但欧洲当时的情形是怎样的呢？我希望能尽可能直接走进那段历史，所以到了华盛顿，最想去的地方便是这里。 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是美国对大屠杀历史进行存档、研究和阐释的国立机构，并寄托着对于大屠杀中遇难者的哀思。博物馆肩负着广泛宣传这一空前灾难的历史知识，鼓励访客反思大屠杀导致的道德和精神问题的任务。由于展览内容非常残酷、沉重，参观者年龄限定在11岁以上。 乘电梯直达4层，然后沿展线一层层向下。展厅内光线幽暗。奥斯威辛集中营犹太人用过的床和饭盘，铝质饭盘上一片赭红色血斑。鞋。约10米长的展柜中全都是鞋。大屠杀死难者穿过的鞋。头发。同样大的展柜中，各种颜色的头发。堆积。堆积约有两米高。蓬乱着沾满灰尘。但每一绺头发都代表一个曾经鲜活的生命。当他们被迫走向焚尸炉的时候，刽子手强行剪掉这些头发。生命泯灭，鞋和头发在60年后发出呐喊。展厅里没有专职讲解员。几位犹太老人在向参观者讲述亲身经历的惨剧。一群十五六岁的中学生将一位犹太老人围拢在中央。老人手指一帧老照片对孩子们说：“这是我父亲，这是我的兄弟……”他这样讲述他死难的亲人，恐怕有许多次了，但从他那深陷的眼眸里我读到了一种坚韧——永不宽恕。于是，我举起摄像机。 “向下！拍地！拍地！”一个黑人女保安冲我的摄像机镜头大叫。 事先我并不了解，永久陈列区不可以拍照、录像。 女保安要我倒带子，拍地，这样，我所拍下的内容将全部报废。我摇头，然后，僵持。走在前边的利奥发现我遇到了麻烦，大步流星赶过来。他向女保安解释，他随身携带的画册《犹太人在天津》发挥了作用。他说，这位女士是中国记者，她录像是为了研究。说着，他拿出画册请她看。女保安真的就翻了翻画册，笑了笑，走到一边去了。 忽然眼前一亮。我们来到一条拱形走廊。走廊的墙壁和天花板铺满了照片，视觉所至，没有任何空隙。许多幸福的笑脸，许多阳光明媚的乡间生活场景。利奥告诉我，这些照片全部来自波兰的一个小镇，由于犹太人聚集，大屠杀中小镇居民几乎无一幸免。利奥的父亲就出生在这个小镇，如果不是后来他全家来到天津，这些乡亲的命运就是他家人的命运。展览没有直接展示血淋淋的屠杀场面，而是一户一户搜集起这些曾经活着的人们最美好的生活照，从两边墙角起，直铺到屋顶，构成一个三维的空间，将生的幸福与快乐强化到极致，与屠杀、死亡形成强烈对比，给人极大的心灵震撼。 参观结束，我们来到六角形纪念大厅，大厅里燃烧着永不熄灭的火焰，抒发对大屠杀受害者的追忆之情。我请利奥与我合影，他摇了摇头。我这才发现他眼里满含泪水。他躲避我探询的目光，别过脸去。他不忍回望民族悲惨的经历，而他眼中的泪水又令我再次领悟着天津这片热土对犹太人的意义。 图①20世纪30年代，利奥与姐姐在公寓后窗下用人力车做游戏。 图②米勒与宋安娜合影于2003年。 图③2010年宋安娜在耶路撒冷“犹太人在天津图片展”上为犹太观众讲解。 图④2003年米勒重回天津，在他就读过的学校门前留影。 图⑤本杰明在以色列海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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