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的殖民政策学：南洋的种族愿景  作者：Tomohito Baji，东京大学艺术与科学研究生院高级社会与国际研究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有关20世纪初帝国主义时期的英国、美国和日本与国际关系理论。 来源：Baji, T. (2022). Colonial policy studies in Japan: racial visions of Nan'yo, or the early creation of a global South. International Affairs, 98(1), 165-182. 导读 本研究从日本的视角对自由主义和帝国之间令人担忧的联系增加了新兴的探索。在日本，许多殖民政策研究的倡导者被认为是自由主义者，从这个立场上，他们将对“陌生”的境外地区的指挥和种族统治合法化。因此，本文研究了一种非西方的话语体系，它支持自由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暗示了它在全球的流行，以及它在东亚的一种具体变体。其次，本文尝试阐明当代种族化国际理论全球链的一个独特环。在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所定义的“肤色线”时代（the age of the color-line），基于种族等级的区域和全球秩序愿景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在20世纪初的东亚，大多数殖民政策研究的支持者加入了这一运动，捍卫建立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种族秩序。他们的帝国主义信念与20世纪早期预言西方社会主义的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理论相一致，例如J. a . Hobson、Paul Reinsch、Karl Pearson、Ludwig Gumplowicz和Halford Mackinder等人的理论。 这些思想体系都反映了日本在热带地区确立的种族等级制度。重要的是，这些以欧洲为中心的理论中影响了日本的思维，并构成了一个广泛的跨国种族意识形态，将西方和日本国际关系的历史联系起来。因此，研究日本国际关系的史学不仅有助于界定其特征，而且有助于更丰富地理解（早期）西方国际关系的全球影响。在殖民政策研究中分析南洋的帝国记述涉及到一个被忽视的种族迫害。尽管对白人国际理论的批判揭示了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中白人对非白人的歧视，但它通常忽略了非白人内部的种族等级是如何构建的，以及它们是如何嵌入非西方知识的。这篇文章探讨了肤色分界线的分岔类别背后的这一缺陷。 理论背景 在过去的25年里，一些历史学家和国际关系学者提出了国际关系（IR）的修正主义史学。他们认为国际关系学的起点不是“第一次论战（理想主义 VS 现实主义）”， 而是对早期帝国主义（imperialism）和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之间互动的研究。他们特别指出，帝国主义在（重新）缔造帝国、殖民管理和种族主义的实践中起到的决定性作用。虽然这类修正主义著作的注意力在很大程度上仅限于英语国家的IR，但这一观点同样适用于日本。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日本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关键起源是太平洋战争前积累的为帝国统治服务的学术知识，集中体现在殖民政策研究。殖民政策研究是两个方面的综合研究领域。第一，为了理解帝国内部的复杂性并在实践中有效地实施管理，它以一种跨学科的方式发展，包含了政治学、法律、经济学、历史和农业管理等多个领域。它还受到当时流行的进化生物学、优生学和种族科学研究的影响，这些研究引发了对殖民领土上人类多样性和异质性的科学（或伪科学）见解。第二，这一研究领域也形成了一个知识产业，帮助设计、授权和合法化日本政府的帝国扩张和殖民管理政策。在20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殖民政策研究的许多支持者怂恿日本建立“东亚合作体”和“大东亚共荣圈”的泛亚洲主义计划。简而言之，殖民政策研究一直是日本帝国主义实践的一种认知手段。它的作用是证明这个帝国以最新的学术为基础，体现了文明的标准，甚至是比西方更先进的文明。 什么是日本定义的南洋？ 南洋是一个独特的地理范畴。总的来说，它指的是日本以南的海洋、海岸和岛屿的热带地区，包括现在被称为密克罗尼西亚、美拉尼西亚和东南亚的地区。对一些日本知识分子来说，这个空间表明了地球上一个与西方（Seiyo）和东方（Toyo）分开的独特部分。这种独特性在于其海洋环境、热带气候和巨大的“未开发”自然资源的混合，以及其居民的种族组成。 在近代日本，南洋是一个具有可塑性的地理概念。它的具体定义取决于何时以及由谁来定义，这样各种各样的定义可以分为三类。宽泛地说，南洋包含了整个热带群岛，并最远可以延伸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一划分最早是由地理学家志贺重昂（Shiga Shigetaka）在1887年的游记《南洋时事》中提出的，他在文中将该地区指定为日本人的“新目标和新方向”。或者，“南洋”也可以指一个更狭窄的区域，只包括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从德国手中夺取的密克罗尼西亚群岛（Micronesian islands）——包括帕劳和北马里亚纳群岛（Northern Mariana islands）。战后，这些岛屿被纳入国联的委任托管（C类），而日本则被赋予权力控制这些岛屿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种定义划定的领土被称为“内南洋”或“南洋群岛”，  而除内南洋外属于第一种定义的所有岛屿被称为“外南洋”。最后，南洋经常被用来标记一个在地理上比内南洋更宽但比外南洋更窄的区域。 南扩的现实主义的考量 1910年，竹越与三郎（Takekoshi Yosaburo）以他前一年的航行为基础，出版了《南国记》（An account of the southern countries）。他航行地点包括外南洋的许多地区，包括荷属东印度群岛，以及中国西南部。他寻求推动向南的海洋扩张，宣称日本的目标是“使太平洋成为我们的湖”。他特别强调开发南洋自然资源的必要性;强调了该地区作为维持文明生活所必需的资源价值。竹越与三郎声称“谁统治这个热带殖民地就控制了世界市场”（这让人想起Halford Mackinder 晚年的地缘政治构想）。《南国记》以竹越特有的浪漫主义风格写成，引发了“南国热”的爆发，并成为明治晚期的畅销书。 新渡户稻造（Nitobe Inazo）是另一个著名的向南扩张的支持者。他同时也是《武士道》的作者，而《武士道》一直被视为解读日本民族精神的入门书。新渡户更狂热地倡导向南方的扩张。他写了一系列关于南洋的文章，例如“文明向南推进（1915）” 来主张通过日本投资实现太平洋地区的资本主义工业化。他把这种殖民主义的工业化解释为世界文明的进步。顺着这些学者的逻辑，日本的学界开始倡导根据“土地的公平分配”，外南洋应成为日本领土。他们建议建立一个横跨这片空间的“大日本”，一个“团结亚洲8亿人民”的“伟大的世界帝国”。这些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为20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获得力量的扩张性的泛亚洲主义政策埋下了伏笔。事实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南洋这一类别逐渐失去了其独特的身份，并被纳入泛亚洲视野之下。一旦日本占领了南洋，崛起为国际社会的“亚洲”领袖，并在殖民间的太平洋地区与西方列强对峙，南扩与泛亚洲主义之间最初的分离就逐渐淡化了。这种融合在20世纪40年代初的“大东亚共荣圈”计划中达到高潮。 种族主义 在这样的背景下，竹越和新渡户明确表达了他们对南太平洋各国人民的种族主义观点。他们把南太平洋人民描绘成远不如日本人的人，是完全堕落和没有文明的人。通过这样做，两位知识分子试图向他们的同胞灌输一种对南洋居民的蔑视，以及一种以日本人为中心的种族秩序意识。这样一种观点的建立，将会巩固这些日本固有的主体地位的观点，从而为日本跨洋殖民提供便利。竹越的《南国记》充满了针对“马来人”的种族主义，他将马来人描述为遍布南洋的主要地区，包括印度支那、马来半岛和荷属东印度的野蛮民族。他在书的开头和结尾都将他们描述为一个懒惰、非理性和退化的种族，服从简单的直觉，缺乏积极的意志。在他看来，他们本质上缺乏开发周围的巨大资源和建立文明的能力。用他的话来说，马来民族是由动物本能——也就是吃喝的欲望——塑造的，缺乏健全政治社会的能力。他们也“缺乏思考、推测和检验的精神力量”，这不可避免地剥夺了他们的“思考”（shiso）和“文学”（bungaku）。竹越认为这两个要素是文明生活的参数，是个人和种族层面上进步的基础。 在他看来，以大革命后的法国为代表的同化主义错误地认为人类本质上是同质的，其成员是平等的。这不过是启蒙运动的谬论。在竹越看来，真正的平等意味着承认人类的差异，这种差异可以在一个有机分层的帝国中共存。因此，他坚持要尊重和保留殖民地原住民的既定习俗。 新渡户也和竹越一样，对南洋的居民进行了诋毁，他认为南洋的大部分居民都是马来族，并给他们贴上各种各样的贬义标签，如“劣等商品”、“无脊椎动物”和“仅仅是沐浴在阳光下的生物”。他提出了彻底的多重种族等级制度，声称日本人最有资格领导南洋的工业发展。他首先将“白种人”从南太平洋的机构中剔除，断言医学和卫生的任何进步都无法消除他们对热带气候的先天不适。虽然“黑人”和与黄种人密切相关的“棕色人种”中的马来人在身体上适合热带地区，但他们太懒惰、太落后，无法创造任何工业。因此，“黄种人”，尤其是日本人是最适合领导南洋的。新渡户对南约的种族经济建议与他在殖民政策研究中工作的主要动机是一致的。他一方面声称同化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强调通过改善生活条件和工业资本主义来提升土著民族。反映这一二元性的是，它的结束语部分以“不应对土著的习俗和习惯进行不必要的干涉”开始，并以“殖民是文明的传播”和“这是我们必须看到愿景”的劝诫结束。这种对殖民将传播文明的肯定，是对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自由帝国主义者、西方早期最重要的IR学者之一保罗·赖因施（Paul Reinsch）的一个值得注意的借鉴。 结论 本文讨论了殖民政策研究的一些倡导者如何基于他们的种族和种族等级观念来争论日本对南洋的政策。本文指出了这些观点与当代殖民政策辩论的相关性，并警戒这一学术领域可能成为决策者的理论指导的危险性。更重要的是，不能把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包裹在学术的外表下，并作出伪科学的合法化解释。 殖民政策研究对战后国际关系也有着深远的影响。1950-51年，矢内原忠雄在东京大学文理学院发表了关于国际关系学的就职演讲。在矢内原的演讲中，他对国际关系的描述围绕着国际经济学展开:贸易、投资，尤其是跨境移民或劳动力流动。矢内原设定的分析领域不是横向的主权国家体系，而是一个以“统治国和被统治国”和“先进国和落后国”为标志的等级世界。这种对国际关系的描述可以清楚地看出矢内原观点中对战前殖民政策研究的延续。矢内原所假设的等级世界，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他战前关于帝国等级的理论的结果。鉴于矢内原作为日本IR创始人的深厚影响力，这段插曲表明，日本IR的重要起源，与西方IR一样，都在于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和种族主义。对于那些在非西方IR中寻求另一种理论和方法的读者来说，这里可以得出一个教训，即去西化的IR史学不一定会导致它的去殖民化。 早期日本IR与西方IR之间的这种对等，在相当程度上是由日本人对西方种族意识形态的跨文化内化所支撑的。在解释南洋时，竹越、新渡户和矢内原引用了当代欧洲中心主义的殖民和国际理论作为管理殖民地中所谓的低等种族的认识论先例和灵感来源。被日本知识分子所接受的南太平洋种族观点，由此形成了关于殖民和种族迫害的跨国知识链的一部分。此外，那些原始的欧洲中心主义理论家将他们关于种族等级的白人至上主义观点投射到了亚热带和热带地区，包括阿尔及利亚、撒哈拉以南非洲和菲律宾。跨越了白人和非白人知识的分界线，东亚和西方的两大当代思想主体汇聚在构建传说中的世界种族金字塔上，热带地区位于最底层，而这些地区的大部分都对应着今天全球的“南方”。这里分析的殖民政策研究的倡导者需要被视为殖民时代的同谋。他们以日本自由主义者的身份提出的海洋殖民主义论点，形成了猖獗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变体，并为以后日本踏上军国主义道路埋下了伏笔。 词汇积累 肤色线 color-line 种族诋毁 racial denigration 南洋热 Nanyo fever IR的开端 Aberystwyth myth of 1919 译者：邓浩然，国政学人编译员，立命馆大学国际关系专业。 审校 | 周震 赵旌宏 孟晓宇 排版 | 沈䶮 王佳怡 本文为公益分享，服务于科研教学，不代表本平台观点。如有疏漏，欢迎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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