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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初夏，奉系在北京组建安国军政府，拉开了北洋政权历史上的最后一幕。 当年春夏之交，奉系被迫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力谋以政治手段挽救军事败局。奉军总参议杨宇霆力主“南北妥协”，“共同反赤”。6月，杨宇霆、张学良联名复电南京方面称：“弟等信仰三民主义，已非一日”，目前“吾人惟有一致服从先总理主义，同心协力以救中国之危亡”。杨宇霆多次与阎锡山驻京代表李庆芳接洽，谈判“由三民主义解决国是”的具体途径。张学良则亲笔致函阎锡山，表示“赞成三民主义”，请阎向宁方斡旋。新派将领希望以此稳住奉系残局，但旧派将领反对和谈。黑龙江督办吴俊陞、吉林督办张作相等主张将奉军撤往关外，实行保境安民。  面对新旧两派的分歧，张作霖一如既往采取倚重新系，兼顾旧系的办法。6月6日，吴晋代表总部发表谈话说：“此次奉方讨赤，原在消灭过激之共产党，并非与国民党为难。”“现蒋介石既反对共产党，并对于过激党徒极力取缔，是其主张已与雨帅主张相同。阎百川现既出任调停，而蒋介石在最近又有与雨帅合作之表示，雨帅自无不赞成。”同时，奉方又极力摆出一付强硬的姿态。同月8日，张作霖在接见日本记者团时再三强调，宁奉议和，“须蒋真能反对共产主义，且能将俄人逐尽，并完全脱离过激赤化主义。”又称：“若三民主义真以国利民福为宗旨，则予亦自赞成。若徒以国利民福为假面具，而实质上仍行共产主义，则予辈固将竭力以声讨排斥之。”张作霖企图表明，宁奉和谈，并非是奉方屈从宁方的三民主义，而是宁方归顺奉方的“讨赤”旗帜。 此时，阎锡山已经易帜，正将斡旋宁奉议和当作自己最重要的政治筹码。6月8日，阎锡山特派政务处长兼警察厅长南桂馨为议和专使抵京，偕同李庆芳拜访杨宇霆。晋方提出，宁奉合作的先决条件是奉方易帜，除赞同三民主义外，应悬挂青天白日旗，改称国民革命军。张作霖期望对等议和，晋方提出的条件自然难以接受。6月9日，奉系首脑会议决定可以容纳三民主义，但不挂青天白日旗，更不能放弃安国军的旗帜。会议认为：当前首要问题在“共同讨赤”，晋方既主张“奉晋宁三角同盟”，应速各派军队“会剿赤化军”，希望晋方将开入直隶境内的军队，即日移向黄河北岸一带。至于国家大局，俟“赤化敉平”后，召开国民会议从长计议。当晚，杨宇霆与韩麟春将奉方决议转告南桂馨。由于差距太大，南桂馨只得放弃原订由京赴宁的计划，折回太原。 奉系的态度虽然强硬，但并没有关上政治解决的大门。为了与南方抗衡，张作霖竟然提出了“四民主义”的论调。6月14日，吴晋发表谈话说：“雨帅的意思”，“中国为礼义之邦，自来对道德异常重视。现在人心不古，道德沦亡”，“拟于三民之外，增加民德一项，共成四民，以维国本。”同日，张作霖宴请应召北上的张宗昌、孙传芳及吴俊陞、张作相、张学良、韩麟春、杨宇霆、潘复等人。席间，张作霖建议在座诸将领，除张学良外，“重换兰谱，以明合作到底之精神”。当即各开年庚，确定长序。众人议定，政治上决不易帜，安国军应于“三民主义之外，添一民德主义，以固邦本”。  16日，奉系首脑会议进入关键时刻。杨宇霆强调：为抵御北伐军，各派军队应统一于安国军旗帜之下，一致服从安国军总司令的命令。孙传芳立即表态说：“军事与政治系联贯的”，“即政治方面，亦应受总司令之支配”。吴俊陞也表示，应请张作霖高升一步，“藉以振动军心”。于是，有人主张拥戴张作霖为临时总统，有人主张仍用临时执政的名义。会议最后决定，即日由孙传芳领衔通电，拥护张作霖为陆海军大元帅，将从前直鲁军、苏军、镇威军、吉军、黑军等名目，一律取消，统称安国军，由张作霖重新编制。同时决定“在大元帅之下设一内阁”，“特任潘复正式组阁”。在北洋残余各派军阀的一致推戴下，张作霖终于在名义上登上了国家权力的巅峰。 同日，张作霖通电称：“此后海内各将帅不论何党何系，但以讨赤为标题，即属救亡之同志，不特从前之敌此时已成为友，即现在之敌，将来亦可为友。”奉系企图在组建安国军政府的同时，再次向南方伸出和谈的触角。 18日，张作霖在怀仁堂就任陆海军大元帅。就职宣言称：“赤逆一日不清，即作霖与在事诸人之责一日未尽。”同时，公布《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令》七条，其主要者为：一、陆海军大元帅统率中华民国陆海军。二、大元帅于军政时期代表中华民国行使行政权，保障全国人民法律上应享之权利。三、军政府置国务员辅佐大元帅执行政务。四、国务员为：国务总理、外交部长、军事总长、内务总长、财政总长、司法总长、教育总长、实业总长、农工总长、交通总长。五、大元帅之命令，国务总理须副署之，其关于各主管部务者，各部总长须连带副署，惟任免国务员不在此例。根据上述命令，军政府之上，没有任何代议机关或民意机构，大元帅总揽陆海军全权，并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不对任何机构负责，所有国务员均由大元帅任免。因此，这是一种任何障眼法都不要的军事独裁制度。尽管张作霖长期垂涎于总统的权位，表示总要“干它一下”，但实行军事独裁的“大元帅”制，显然更适合他的需要。  由于前线军事形势严峻，18日晚，孙传芳、张宗昌南下，声明“不荐阁员”。19日，张作霖以大元帅资格召集会议，商议组建内阁。会议气氛出奇地冷清。新派将领张学良没有出席会议。韩麟春虽然与会，但一言不发。旧派首领张作相、吴俊陞也默默无语。在讨论内阁人选时，推辞者有，竞争者无。以阎锡山为背景的胡惟德，当然不肯出任内务总长。孙传芳的幕僚原农工总长杨文恺，也再三电请开去原缺。就连奉系政客郑谦，也不愿充任阁员。相对独立的外交系名流，也放弃了因袭外交部长的传统，拒绝执掌外交部。左商右议，才勉勉强强凑够了内阁大员。 20日，内阁名单发布：以王荫泰为外交总长，何丰林为军事总长，沈瑞麟为内务总长，阎泽溥为财政总长，姚震为司法总长，刘哲为教育总长，张景惠为实业总长，刘尚清为农工总长。潘复兼交通总长。这个内阁班子除沈瑞麟、姚震两人外，其余均为纯粹奉系人物。 整个官场冷淡的空气由上及下，一般官吏纷纷递交辞呈。举家出京者络绎不绝。安国军政府成立前夕，驻法公使陈箓即领衔代表驻欧各使馆致电北京，声称“流为饿莩，即在目前”，如不设法解决，将停止办公，全体回国。7月初，北洋政府派驻国际联盟的代表朱兆莘发表宣言，公开声明“脱离北京政府关系，此后代表国民政府”。这种惨淡的局面，预兆着日益逼近的北洋末日。 安国军政府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面临着严重的外交信誉危机，争取列强的承认，成为它奋斗的首要目标。  张作霖在宣誓出任陆海军大元帅的当天下午，就亲自出马，约请各国公使到外交部举行茶话会。他信誓旦旦地表示：“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保护外国人的生命财产，以谈判方式修改条约。”但是，张作霖的殷勤并未能挽回列强日益冷却的心意。各国公使收到请柬后，十分踌躇。他们担心贸然出席，会给人造成觐贺新元首的印象。经再三讨论后，一致认为，该请柬系张作霖以个人名义于就职前签发，可以回避承认新政权。为避免节外生枝，各国公使穿便服前往参加。数日之后，他们以同样谨慎的态度，回答了外交部关于大元帅就职及新内阁组建的正式公文。在简短的收据式的外交照会中，列强公使们“小心翼翼地避免了任何承认新政府的词句”，其冷淡程度超过了以往历届北洋政府的遭遇。只有日本资本家大仓喜七郎和大阪每日新闻社拍来贺电。 安国军政府外交信誉的危机，是与国内政治舞台上各种势力的消长演进密切相关的。“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集团的反共铁血手腕和宽和外交姿态，对列强产生了巨大吸引力。就连与奉系素有渊源的日本政府，也把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田中首相在接见英驻日大使蒂利时明确表示：“非常希望蒋介石能成功地组建其政府。”在这种状况下，北洋政府的地位自然每况愈下。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向国务卿报告时，指责张作霖“抛弃法律”，“不顾宪法程序”，“行使军事独裁者的权力”。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虽然对张作霖不乏私人敬意，但他刚一听说英国企业家梅杰·内森计划向张作霖贷款500万英镑时，立即极力劝阻。 如果说，外交危机是安国军政府难医的外痈，那么财政危机便是其致命的内伤。  由于连年内战，经济凋残，北洋政权的统治区越来越小，但军费开支却有增无减。大大小小的军阀巧立名目，横征暴敛，使整个财政面临“竭泽而渔”，“明年无鱼”的危境。安国军的高级幕僚曹汝霖毫不隐讳承认说：“税目愈繁而收入益形其短绌，搜括愈甚而国用弥觉其不敷。”为解燃眉之急，张作霖请号称“财神”的梁士诒出面向天津银行界借款。各银行纷纷以闭门停业来应付。开源无路，只好设法节流。6月24日，潘复宣称将对于中央官制大加革新，“以期节省靡费”。他引荐其友人阎泽溥为财政总长，请他主持规划裁员减政方案。阎提出各部院官吏限额1800人，中央政费每月不得超过80万元。据此，财政部每司只留20人，盐务总署只留十分之一，内务部至少须裁员三分之二。此方案立刻激起强烈反对，大批被裁人员群起攻击潘复和阎泽溥，吓得潘复每日上班都要派“宪兵净街警卫”。 内外交困使奉系难以继续作战，只好又把和谈作为中心议题。6月25日，张作霖发布“和平革新令”。同日，通电全国，除强烈指责“过激分子”，表示坚决讨伐“甘心赤化者”外，特别提起1922年、1924年与孙中山建立反直同盟一事。电称：“作霖与中山为多年老友。十一、十三两年之役，均经约定会师武汉，信使往还，物质援助，彼此精神契合，始终如一。”电报再一次向南京方面表示；“凡属中山同志，与真正三民主义不相违背，平时为共产党徒胁迫，无可赴诉者，仍当本中山合作之初衷，一律友视。”28日，张作霖致电阎锡山称：“非停战不可以救民，非议和不足以歼赤”，要阎继续“斡旋南北，议和罢兵”。同日，派遣卫戍司令邢士廉为特使赶赴太原。同时，张学良也致电阎锡山，解释前次南桂馨来京受挫，乃系奉方内部“有一二人未明世界潮流趋势”所致。电称：“现征得各方同意，甚愿息事宁人。”29日，邢士廉抵达太原，但阎锡山托病不见，指派其总参议赵戴文及参谋长朱绶光代为接待。邢士廉虽再三表示奉方议和的诚意，但仍不肯允诺以“悬挂青天白日旗及改称国民革命军”为先决条件。一连三日，邢士廉始终没有见到阎锡山。其后，张学良又分别派人和蒋介石、冯玉祥联系，表示“服从三民主义”之意，甚至表示愿“让出关内”。 奉系的“和平”呼吁得到了蒋介石的响应。“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在“反赤”上和奉系已经一致。7月初，蒋介石为稳住苏鲁防线，以便西征武汉，陆续派李征五等人北上，与张宗昌、张作霖谋和。在致张宗昌函中，蒋介石表示：“讨共宗旨，大体既同，自无不可商量之处。”同月16日，阎锡山再派南桂馨赴京，力劝奉方改旗易帜。29日，何成濬受蒋介石委派，前往山西，途经北京时，和张学良、杨宇霆进行了会谈。杨宇霆表示：奉方与国民党各自成一团体。国家大政可以合作，内部之事彼此不必过问。国民党不自居正统，奉方亦不以中央自居。杨宇霆同时表示：先军事后政治。第一步商停战办法，第二步商合作方案。奉方所提条件，是和蒋介石搞对等合作，何成濬未作负责表示，不过谈判气氛则相当融洽。不久，直鲁联军在皖北大胜，奉方又提出，以长江为界，划江分治。因蒋介石已兵败下野，奉蒋和谈中断。 在山穷水尽之际，张作霖组建安国军政府，登上元首宝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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