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邵阳驻京办”

清代的“邵阳驻京办”（外二篇）

陈扬桂

在北京前门附近有一片统称为草厂条的胡同区，这里并列着十数条小胡同，是当年最繁华、最具京都风韵的所在，散布着诸如广州会馆、汉阳会馆、长沙郡馆、辰沅会馆等众多会馆。其中草厂五条27号，便是当时的“邵阳驻京办”——“宝庆五邑会馆”。名为“五邑”，是因为那时的宝庆府辖武冈、邵阳、新宁、城步和新化五个州县。

乾隆五十九年（1794），正是邵阳头号历史名人魏源诞生的那年，一个发了财的宝庆人，在草厂五条买地盖房，供“进京跑部”的老乡们打尖住宿，这就是最初的北京宝庆会馆。

到了咸丰、同治年间，因为湘军崛起，宝庆会馆繁荣了一段好的。光绪二十九年（1903）刊印的《京都宝庆馆志二卷》记载，江忠源、刘长佑等宝庆籍湘军将领“戎马匆忙之中，尚能关怀旅京同乡缺乏寄身公庐，嘱托京官增筑房屋，并各捐巨资继续购买地基”。官至广东、广西布政使，有“一代廉吏”之称的新化人游子岱率先响应，带头捐了西城区羊肉胡同的院子折合1200两银子，另加现白银600两，前后任两江总督的新宁人刘坤一、隆回人（时为邵阳县）魏光焘各捐银子1300两，其他你八百、他五百的还募捐到了不少银两。有了钱之后，在京城的宝庆人便着手大兴土木，扩建会馆。

新的宝庆会馆十分气派，共占地1000平方米，包括三进大院数十间房子。在进会馆大门两旁的塞余板上镌刻着一副对联：“惟善为宝，则笃其庆。”联语引自《楚书》中“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教育家乡人要与人为善，以善为宝。联中巧妙地嵌入了“宝庆”二字，让在北京的老乡们备感亲切。

到了民国三年，意欲再创共和的蔡锷将军被袁世凯骗至北京，他不住袁世凯安排的地方，而是寓居宝庆会馆。警察局便向会馆借去12平方米的土地建了一个派出所，名为保护蔡锷，实则受袁世凯指使来监视他的。据民国二十七年印行的《北京宝庆五邑会馆财产志》称，“袁总统恐其有不利己之图谋，乃预加防范。派出所至今未撤。”官府借民间的土地，本来就是相公借书，老虫借猪，没得还的，但会馆还是要提醒世人，这片土地原本是宝庆人的财产。

而今，庭院深深的宝庆会馆还在，但物是人非。住在里面的几十户人家，竟没几个人知道这个院落的历史。好在《京都宝庆馆志》和《北京宝庆五邑会馆财产志》零碎地记其沧桑，好在当年五名馆董中年龄最小的那位新宁县籍的老人，2016年还住在宝庆会馆，亲口为笔者讲述会馆的故事。

南京的魏源故居

1832年，魏源一来到南京，就爱上了地处城西清凉山下的乌龙潭。于是决定在史称“诗巷”的龙蟠里东侧（今20号、22号）购地造屋。房屋落成后，魏源为其取名“湖子草堂”，后改名“小卷阿”。“卷阿”乃《诗经 · 大雅》中的篇名。卷者曲也，阿者大山丘也，其远大志向寓于宅名之中。故居原有三进房屋，建筑面积582平方米。但是，这个1992年就被列为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故居，原临街的两间瓦房因道路拓展，已被无情地拆毁了。幸运的是“小卷阿”门额和魏源亲手植下的一株腊梅没有被毁坏。

1864年7月，太平天国失败，清军破城之际，天王洪秀全的那位广西籍王妃熊氏，机智地化装成一难妇逃离后流落街头。一天她来到小卷阿前讨找活干，当时魏源已经去世，房屋的主人是魏源之子魏耆及其夫人汪氏，他们见求助者虽衣冠不整，但举止闲雅，谈吐不俗，遂以礼相留。因魏耆夫妇早已虔诚奉佛如主，便让她主持料理佛堂事宜。一晃三年过去，王妃与魏氏家人感情日渐深厚。

一天，王妃终于向魏夫人吐露真情，并执意削发为尼，终生在此修行，乞求夫人成全。心地善良的魏耆夫妇商量后决定冒险成全她的心愿，将小卷阿一半辟出设置庵堂，取名“普渡庵”，后人又称“皇姑庵”，王妃取法名“觉义”。当时清廷清查甚严，魏耆夫妇及王妃不顾危险，曾一度收留天王之女洪氏及其他宫眷避难于此，其义举一直为后人称颂。王妃在这座庵堂里相伴佛祖青灯几十年，直至民国后圆寂。

解放以后，小卷阿由魏源曾孙女魏昭、魏韬姊妹居住。如今他们已谢世多年，但据曾担任过江苏省文史研究馆员的魏韬生前透露：她们姊妹俩于解放初期将先人留下的王妃遗物上交给国家，同时联名上书陈述王妃求助出家，先人设庵经过，并要求政府对魏源故居和普渡庵遗址予以保护。　

北海松坡图书馆

——国家图书馆的前身

北海松坡图书馆的创建与中国历史上另一位著名人物梁启超，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梁启超，号任公，1873年出生，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政治家、思想家。1890年起从学于康有为，并一起从事维新变法宣传，时称“康梁”。1897年受聘为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此时，蔡锷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长沙时务学堂，与梁启超结成并肩战斗、声气相通、终生不渝的师友。蔡锷1911年在云南举兵响应辛亥革命，任云南都督，相继进军贵州，建立贵州军政府，1915年与梁启超策划推翻袁世凯，在被袁严密监视的情况下，潜出北京，辗转回云南，组织护国讨袁，1916年病逝于日本福冈医院。

梁启超得知蔡锷突然病逝，心情十分悲痛，挥泪撰写公祭悼文，并在公祭大会上亲自宣读。1917年为了缅怀蔡锷将军，梁启超等人在上海创办了“松社”，并提议建立图书馆，这一建议得到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陆续收到募捐款数万元、图书数万册。而图书馆建在何处，一直尚未确定。1922年9月，梁启超等松社社员联名向大总统黎元洪递交呈文，提议在北京北海公园设立图书馆，得到大总统黎元洪的批准，将北海公园快雪堂及西单石虎胡同7号财政金融学会办公场地划拨为开设图书馆的场地，并将图书馆取名为“松坡图书馆”。同年12月，梁启倡头成立筹备处，议定简章规则，将西单石虎胡同7号作为第二馆，专门收藏外文图书，将当年慈禧太后冬天赏雪的地方“快雪堂”作为第一馆，专门收藏国文图书。 1923年11月4日，召开成立会，推选梁启超为首任馆长。当时因第二馆图书目录已编辑就绪，1924年6月1日第二馆先行开放，开馆第一个月就有读者456人。1925年10月1日第一馆也随后对外开放。

梁启超去世后，北海松坡图书馆取消了“馆长”这个名称，由干事会负责来处理一切馆务，蹇季常当选为常务干事，后由丁文江继任。由于当时国内政局不稳，民不聊生，为了节省经费，丁文江决定把第二馆的地址出售给蒙藏学校，其馆藏图书全部合并到第一馆去。1928年两馆合并，保留快雪堂维持开放。

当年的快雪堂是一处很幽静雅致的地方。它的右侧是五龙亭，左侧为九龙壁和天王殿，有葱绿的槐树林环绕。快雪堂内有里外三个进间，一、二进间为图书馆，三进间为蔡公祠。第一进间的阅览室布置得简单幽静，几张阅览桌椅，两个杂志架，四个报架和两个目录柜；墙壁上挂着蔡锷将军的遗像和梁启超亲笔写的《松坡传略》《祭松坡文》和《松坡图书馆记》等。二进间的书库排列着整齐的木质书架；三进间的蔡公祠里挂着蔡锷将军和云南起义死难的烈士遗像，玻璃柜中陈列着军服、军刀、勋章等遗物。

北海松坡图书馆虽然规模不是很大，但荟萃了一大批各界名流。著名作家蹇先艾在那里前后做了九年编纂工作，他在《忆松坡图书馆》一文中称：“我的文学趣味，是在这个图书馆里培养起来的。”1923年初，徐志摩从英国回到北京追求“中国第一才女”林徽因，但林徽因已与梁启超的公子梁思成订婚。徐志摩好梦未成，滞留北京期间，在胡适、蒋百里的帮助下，担任了松坡图书馆外文部的英文秘书。此外如著名词学家梁启勋、军事家蒋百里、诗人林志钧、政治家张东荪，以及蔡锷将军同乡同学石陶钧、同乡部将雷飙等人都在图书馆任过职。

新中国成立后，北海松坡图书馆合并到北平图书馆。在由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颁给松坡图书馆干事会同人的奖状上写道：“北海松坡图书馆干事会此次将全部藏书赠与国家。”以后发展为世界五大藏书过千万册的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

陈扬桂，湖南省隆回县人，邵阳市委巡察办二级巡视员，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