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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大明鲁王檀公称谓浅识 在今人一些文章里，称谓“大明鲁王檀公”的这一说词，有不敢苟同的看法。可能是自己才疏学浅、井底之蛙的见识，妄敢提出如此想法，让别人评说，贻笑大方。明朝洪武皇帝封其子为王，到各地就藩，以藩屏王室，保江山以永固，并制定了严格制度，以便施行。鲁王朱檀是太祖皇帝之十子，受封为鲁郡之王。在这里称“大明鲁王檀公”，用“公”不可，怎么“王”变成了“公”，是大错。“王”的称谓，只有帝王级别人物才能享有此称呼，名符其实。鲁王朱檀出生两月就被洪武帝封为鲁王。他是首批被封王子之一，长于南京，十六岁到兖州之国上位就藩，二十岁时病逝，葬于邹县九龙山之荒王陵。鲁王朱檀依据明制，皇子封亲王，受金册金宝，岁禄万石，府置官属。他是实实在在、名符其实的鲁藩之王，可此处书序言里称其为“檀公”，如果细想一下的话，是否就会降低了鲁王的身份及王的身价。到处称公的世俗用法，放在鲁王的身份上不妥当，是谬论。试想谁给你的底气，敢降低鲁王的王位身份，不是王位变公位？“公”的用法，如果用在其他人身上，就是高看了某人的等级、戴个高帽子，这有其一是的合理性，这也许是习惯用法不当造成的。历代被封王的人是极少的，如果是封异姓王就更是凤毛麟角了，说明王位的重要。唐朝的大将郭子仪，历四朝，保三代皇帝，“再造唐室”功劳巨大，被封为“汾阳王”。他战时挂帅出征平敌，战胜班师回朝，回京交还皇帝兵权，居家休息。他家的院墙都推倒拆除，什么样的人都能出入，沒有私庇，光明正大，功高不震主被封为王，这是个特例，历史上有几人能像他一样。“汾阳王”活到八十八岁寿终正寝，他七子八婿受皇封个个高官厚禄，安然一生，让皇帝放心，不是什么人都能被封为“王”的。在战乱年代割据称王，或者落草占山为王者，他们的王都沒有皇室权威，都不是真正意义的朝廷王权。再是，近代一般百姓家立墓碑，把某人称为某“公”，这纯粹乱用，对“公”的不敬。“公”的称谓，是从“三公、九卿制”中而来的。秦朝秦始皇设专制封建主义集权制，即秦朝中央官制。秦王嬴政按受李斯的建议，国家以皇帝为尊，下设了“三公、九卿”。“三公”，对皇帝负责。一是太尉，即管理军事；二是丞相，协助皇帝处理全国政事；三是御使大夫，执掌群臣奏章、下达皇帝诏令并办理国家监督事务。“九卿”，对丞相负责，九部门按其职能行使权力。一奉常，掌管宗庙祭祀和国家之礼；二郎中令，负责皇帝禁卫；三卫尉，负责皇宫守卫；四太仆，负责皇帝的车马；五廷尉，负责司法；六典客，负责外交和其内部事务；七宗正，掌管皇帝亲族或外戚贵族等有关事务；八治粟内史，负责农桑；九少府，负责皇帝的财政。后世的“三公、九卿制度”随朝代更叠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公”的官阶都低于“王”，对皇帝负责，自称为臣，低王一级，这是不争之事实。明朝时，朝廷官阶级别更是等级森严，明确分别任用，“官大一级压死人”，“王”与“公”更是经纬分明，不容混淆。洪武帝的皇子都封为了亲王，不是皇子者不能被封王，特例只有二人。大将常遇春，战死早，追封为“开平王”；外甥曹国公李文忠，病逝后追封为“岐阳王”。朱元璋皇帝的盟二弟魏国公徐达，三弟江夏候周德兴，四弟信国公汤和，不能说他们之间关系不硬，铁哥们也没有被封王。鲁王朱檀的大舅父郭兴，获赠陕国公。他元末先投郭子兴的义军，后归为太祖朱元璋的义军，其南征北战，多立战功，在鄱阳湖水战时建议用火攻，大破了陈友谅水军，洪武三年（1370）其获封“巩昌侯”，十七年（1384）去逝，获赠“陕国公”，谥号“宣武”。郭兴的后代一支居住在连云岗和曲阜大柳村，有家谱为证。鲁王朱檀的二舅父郭英，开国名将、战功卓著，被封为“武定侯”，保鲁王朱檀来兖州就藩。郭英的老家住安徽五河县的郭府、候府，其长子支今在山西大同的左云县羊八井，次支在贵州。从这里可以说明，皇亲国威、开国名将、战功卓著者，也没有资格被封为“王”者。“王”与“公”的等级差别，是不允许混淆与乱用的。还有类似的，如鲁王朱檀的王墓地称荒王陵，孔子的墓地称孔林，百姓的墓地称坟地，这里有规矩不可混用；再如皇帝的死称崩，公侯的死称薨，大臣的死称卒，庶人的去逝称为死，里面有玄机，也不得乱用。如果有人在封建社会里，自主自封为王，那是大逆不道，会被国家政权消灭，是灭九族大罪。很多穷苦人揭竿而起，都被朝廷镇压下去，立王不成，不得善终。王和公的称谓不是一个等级，如把王与公字用错地方，也是不庄重的，影响形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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