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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睛】
汉崖墓是与汉代建筑相关、数量最多的古建筑。营造学社在川康古建筑调查中，通过崖墓的仿木构结构拉伸中国建筑史的视野，唤起后来研究者对于石构建筑转译木构建筑的想象。详情请见今日[封面故事]。（封面图：重庆大学冯棣教授在彭山第530号崖墓里考察八角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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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手机报
2022年8月24日
星期三
农历七月廿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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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导读】
封面故事：
[崖墓，石与木的“语言”]
>>寻墓
>>斗拱“痴迷”
>>石木转译
>>“炼形之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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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崖墓，石与木的“语言”]
◎刘畅
>>寻墓
四川的崖墓群在哪里？
80余年前，营造学社文献组主任刘敦桢在《川康古建筑调查日记》（下称“日记”）中反复提及，“崖墓遍布岷江及嘉陵江流域，其数难以算计”“嘉定、彭山、绵阳等处岩墓，数量之多令人咋舌”“触目皆崖墓”。但我乘车进入眉山市彭山区的江口镇后，从路边望去，山体被房屋、林木遮挡，设想中红色的岩壁上遍布大小不一的墓洞的景象，一时一无所见。
江口镇紧邻岷江东岸，是岷江与武阳江、府江的交汇处，背后群山环抱。1939年11月5日，营造学社分头行动，刘敦桢与莫宗江买船逆流而上，到此寻访崖墓。那是他们川康考察中的第三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专门针对崖墓的考察。1941年6月至1942年3月间，在刘敦桢的建议下，由国立中央博物院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组建的“川康古迹考察团”又到此考察，学社社员陈明达全程跟随，共发掘崖墓77座，当时发掘出的文物装满了11艘船，其中出土的“天下第一吻”石雕，如今就陈列在国家博物馆。
此地崖墓早已知名，只是不同人群，对它有不同的叫法。当地人称之为“蛮子洞”，因为明清时期的方志记载，当地老乡称，此前自其他地区迁入四川的汉人，见少数民族就栖身在这些靠近水源的洞穴里，以为它原本就是少数民族的居所。据传，那时“洞穴”里能见到生火的迹象，而其中也本来有石灶。
但在当时国外的考古圈，乃至国内的读书人群体里，大家已经知道那是一种汉晋时期在四川盆地中心地区流行的特殊的汉人墓葬，与中原地区同时代流行的砖室墓类似。据南京博物院整理的考古报告《四川彭山汉代崖墓》记载，1908年，英国传教士陶然士沿四川岷江流域做汉墓调査，到过彭山，后写成《四川之墓葬》一文，发表于上海《亚洲交会会志》第四十一卷。6年后，法国人色伽兰组织四川考古队，沿嘉陵江和岷江做崖墓调查，曾到过江口，发掘大量崖墓，在1935年编写《汉代墓葬艺术》一书。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美国人葛维汉也在1933年来江口调查。有一位当时住在乐山的中医杨枝髙，也对汉代崖墓感兴趣，1937年在四川境内广泛调査崖墓并搜集文物时也曾到过彭山，还著有《四川崖墓略考》一书，将崖墓与山东武梁祠、孝堂山、南阳残石等汉代遗物作对比，对崖墓中的斗拱、佛像、题刻等做了多方考证。
刘敦桢一行人来江口前，曾在华西大学博物馆见过陶然士、杨枝高从崖墓里发掘的石棺、明器，杨枝高还曾带他们到乐山的白崖崖墓考察。营造学社踏着前人的踪迹来此，我也“按图索骥”，跟随营造学社的脚步。他们当年上岸时所见“绵延十里”的老街仍在，只是萧索了，当年张献忠沉银处的传说之地已成考古现场。他们当年下榻在街边的交通旅馆，街后就有2处崖墓，如今公路旁边则是当地的汉崖墓博物馆，与沉银的考古现场相对。
拾级而上，4座崖墓并排在半山腰上，墓道与博物馆的台阶相连，左右的岩壁被重新装饰，像两面规整的城墙。墓门高1.6米上下，门均消失，门扉上雕有4重门楣，上刻斗拱、房檐。门楣上有些雕饰华丽，如跪羊与熊的半浮雕、双鱼与牛的浮雕，乃至弹琴、吹箫、舞蹈的三伎乐浮雕；有些朴素，只刻有象征西王母头冠的“方胜”图案。墓室内高外低，进深10米左右，均有排水沟由墓室通向墓外。墓道旁多有侧室，也有用于放置随葬品的石壁龛、表现生火做饭的石灶台，仿佛墓主人生时居所。
崖墓是东汉时当地最普遍的墓葬形式，基本就是一条墓道与多个墓室的组合，最简单的崖墓只有一条道、一间室，墓室总长不到5米，仅能容下一个棺材；而数座崖墓紧挨在一起，也是常态，墓里除了随葬品，还会有川渝地区以外难以见到的瓦棺、石棺。这4座墓的格局可以看作是彭山地区崖墓比较精美的形式，既有画像，又雕刻有仿木结构的建筑装饰。据四川大学考古系教授罗二虎介绍，东汉盛行家族合葬，竖穴墓不适合家人先后下葬的葬俗，四川盆地的地形又使得盆底地下水位高、不易留存尸体，而高地土层微薄，又不符合“深埋厚藏”的观念，于是用崖墓取代了中原传来的砖室墓，将砖室墓地上部分的门阙等雕刻在墓门上，把地上、地下两部分，拉到一个平面上。

徐州也曾发掘西汉楚王崖墓，是在坚硬的石灰岩上“凿山而藏”，墓道数十米甚至上百米，墓里有成千的兵马俑，数千套由贵重玉器组成的随葬品。相比之下，四川崖墓的规模小得多，是当时小官和平民都能使用的墓葬。“四川地区的红砂岩不软不硬，适宜开凿。”罗二虎教授说，“在岩壁坡度较缓的地方，崖墓常常顺着山坡往上分几层阶梯开凿，往往几十座甚至几百座聚集一处，形成墓群，排列有序，鳞次栉比，大小错落相间。墓室数量众多，有时一个墓室有五六个侧室。”
不过，博物馆展示的这四座墓并非1939年营造学社成员在街边看到的崖墓。刘敦桢在日记里记述，他们所见的2座墓，其一在墓室与墓道之间的门北侧，有一个长方形的窗，窗下隐起十字交叉之间柱与横枋，“为汉墓中罕见之例”；另一座墓在墓上刻二马相向的浮雕，因为墓门被土半掩，他们根本没有进入。
营造学社开始川康古建筑调查时，提到因汉阙、崖墓、摩崖石刻在川中古建筑地位重要、数量众多，要作为主要考察对象，那么，除了事先已经有所了解的崖墓的形制、性质、葬俗，他们还期待从崖墓中看到的是什么？
>>斗拱“痴迷”
我随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冯棣和当地文保员高大爷一同进山，向镇东北的寨子山进发。那是1939年营造学社到达江口后第二天考察的地方，地形、地貌如今已大相径庭，一条上世纪80年代堆出的土坡直通寨子山顶。沿途我们终于可以领略“触目皆崖墓”的体验。因土坡的存在，崖壁上的墓洞在脚边随处可见，只是墓门大多只有一部分显露，其余被土封住，保存着千年来的外貌。长方形的盗洞亦俯拾即是。
刘敦桢在日记中特意提及，在彭山调査汉墓时，“幸遇石工赵姓，其人聪慧，且熟悉当地情况，故调查工作极为顺利”，即使寨子山已被反复发掘过，故人与今人的心境并无多少不同，不借助当地人对地形的熟识，即便墓洞遍地，也难以分辨哪一个有价值。《四川彭山汉代崖墓》中记载，当地山体乃红色砂岩，覆着黄土，因坡度平缓，大多辟为农田，山间的谷地、沟坡均宜于墓葬。如今山上的农家早已搬离，文保员高大爷也已有六七年未曾来山上，唯有柿子树、石榴树暗示着曾经有过人烟。不仅崖墓被林木遮盖，山体梯形的阶地都难以分辨，路也被荆棘占据，蚊蚋丛生。
在山顶上，高大爷引我们前往营造学社曾经到访过的530号墓葬，墓道口是直上直下的天井式，里面灌木丛生，无法进入。当我们从已经坍圮的墓顶一角钻入地下时，仿佛能够触摸到学社成员83年前的心迹。
依照刘敦桢当时的日记，他们来到这座墓前时，墓室顶边已坍塌一角，也是从缝隙进入的。这座墓的格局没有改变，墓道约有14米长，道东有一龛，道西有两龛，都像是安放棺椁的地方；墓道尽头东侧单辟墓室一间，高出墓道一步。借着从裂缝里射进来的阳光，可以看到墓室壁上布满凿痕。四川大学考古系教授罗二虎曾仔细研究这些形状不同的小孔，探寻崖墓的制造工艺。他推断，1000多年前的工人先在砂岩岩壁上安装碓架横梁，然后在横梁上用绳子吊上前部装有铁凿头的撞桩，来回滑动撞桩，顿击岩壁，捣碎岩石，当墓室开凿到撞桩够不到的深度时，便将这个碓架拆掉，重新在墓室深处再装一个碓架，如此往复，掏出一个个偌大的空间。
在我们进入的这座崖墓里，在坍塌的墓顶下，工人凿出两根与岩壁上下相连的石柱，将墓室撑起。“南侧者平面作长方形，柱身南、北二面刻龙，西面刻一人，皆阴文。柱上施栌斗（即大斗）及正规拱一具。拱东西向，西端已破损。西侧之柱平面作正八角形。柱上亦施栌斗，斗上置曲拱，一北出，一西出，平面如L形，极不可解。栌斗东、南二面无拱，而于拱之部位施雕刻，即北面刻一鱼，西面一枋头，下雕混线数道，略如后世之霸王拳焉”，这是刘敦桢当时的记述，几乎与我们的所见一模一样。两根红褐色的柱子撑起一片墓顶，八角柱修长挺拔，长方柱敦厚浑实，只是山顶的树根已探入墓中，墓顶开裂，石柱上栌斗之间有虫卵排列，雕饰的风化更为严重，南侧柱身上的龙形已难分辨。
伫立于室内的石柱上，看到原本应是房檐下镂空的斗拱造型，我感受到梁思成、刘敦桢在墓中见到如此建筑时的激动。梁思成后来在《中国建筑史》中写道：“有少数墓室内有凿成八角柱，上施斗拱者。柱身肥矮，上端收杀颇巨，其下承以础石。汉代斗拱，及柱之独立施用者，江口崖墓为现存仅有之实例。”
他们初到江口，考察完街边的崖墓后，就在市街北面王家坨的山崖上一座久被盗掘的崖墓里看到了八角柱。那里在83年前是采石场的边缘，如今是一片果园，当地文保员对那座崖墓都不知所终，我们自然也无缘得见。

刘敦桢记述，那座墓的八角柱将墓室的入口分为两间，柱下础石方整而无雕饰。而柱身更令他们惊喜，“柱身平面正八角形，下大上小，比例与山东肥城孝堂山石室之柱相近。柱上置栌斗及弯曲之花茎状拱。拱之两端，下缘较上缘微凸出，足证日本奈良法隆寺斗拱形制，仍导源于中国也。拱之位置，在平面上非位于栌斗之正中，而在其中线之稍前，不知是否为当时之正常方式？拱之中央在栌斗正面刻一枋头，与四川诸汉阙一致，但背面则雕华拱一跳，未见于他处，至足珍异”。他们当日从下午一直测绘到傍晚5点，回到旅店时天已暗不辨物。
柱与斗拱的结构似乎尤受他们关注。冯棣向我解释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斗拱是木构的核心部件，从中原寻遍唐构的他们，对斗拱有天然的敏感；另一方面，刘敦桢在日记中已反复提及，因大多数墓门被淤泥封住，难以进入，所见最多的就是墓门门扉上面的斗拱、房檐；还有不可忽略的一面是，就中国的木构建筑史研究来看，唐代是分水岭，唐及唐以后的建筑史研究能够依赖木构实存，唐以前的建筑史则主要依靠文献、仿木构遗存等对当时的木构建筑发展水平做佐证研究，而在这之中，汉代是最为重要的木构建筑技术发展的转折点，像崖墓及其中的随葬品，就留下了大量携带仿木构信息的多种遗存类型，成为汉代建筑史学研究的珍贵资料。
营造学社对此有深刻的自觉。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中将汉代建筑遗存分为实物和间接资料，崖墓、汉阙、石室、墓为实物，明器、画像石为间接资料。而刘敦桢在日记中将其与山东、奈良对比，透露出他们一以贯之的关切——在他们从中原来到西南，将调研对象从地面的木构建筑转向石质建筑遗存的背后，是营造学社始终要写就的中国建筑史，贯通古建筑的源流和机理。
梁思成写下《中国建筑史》时，这些关切转换为对“汉代建筑”中一系列承继关系的判断，他在汉代的石质建筑遗存中，看到后世一切建筑的样式皆已具备。“汉斗拱实物，见于崖墓、石阙及石室……斗下或有皿板，为唐以后所不见，而在云冈石窟及日本飞鸟时代实物中则尚见之。拱之形有两种，或简单向上弯起，为圆和之曲线，或为斜杀之直线以相连，殆即后世分瓣卷杀之初型，如魏、唐以后通常所见；或弯作两相对顶之S字形，亦见于石阙，而为后世所不见……综观上述诸例，可知远在汉代斗拱之形式确已形成，其结构当较后世简单。在转角处，两面斗拱如何交接，似尚未获圆满之解决法。至于后世以拱身之大小定建筑物全身比例之标准，则遗物之中尚无痕迹可寻也。”
甚至崖墓中随葬的明器也可做如是观。他们发现，两三层的陶楼上，斗拱、栏楯、门窗瓦式等后世建筑的组成部分，在汉代时便成型了。而这些陶楼，是望候神人的望楼，整体来看，每个平面都是正方形，各层有檐、有平坐，“魏晋以后木塔，乃由此式多层建筑蜕变而成，殆无疑义”。

图1:乐山白崖崖墓享堂中遍布宋代碑刻，如今鲜有人问津
>>石木转译
面对墓里的八角柱，冯棣像当年的营造学社成员一样，仔细观察斗与拱之间、斗与柱之间的关系，又反复推敲这个八角柱和它的斗拱是否有承重的作用，“这个墓墓顶一角坍塌，石柱可能起到了补充承重作用。但原本岩凿空间内这种尺度的柱子，几乎不起结构作用”。
当年营造学社没有提及这般精细的问题。刘敦桢的日记记载，他们仔细考察崖墓中八角柱、长形柱的形制、雕饰后，测绘整体墓室格局，思考墓室与墓道的形制，之后又返回王家坨，补摄前一日崖墓的相片、测量其中石棺的尺寸。傍晚返回寓所，雇船南下彭山县城。因得知新津观音寺的壁画无法确认是否还存在，且地方治安令人担忧，他们第二天一早便乘车辗转回到成都。
自那之后，他们只在考察路途中零星记述观察到的崖墓，唯有广安县所见，引发刘敦桢最多的感慨，“本日所见之墓多不用牌楼式，壁面平整，仅墓碑向内微凹而已。壁之上部饰以简单之线脚，较壁面略凸出。其至转角处，随下部壁体而作小圆角。全体构图颇似西方建筑，而尤以数墓并列者，最与希腊建筑接近”。而在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中，他也只是忠实地阐述仿木构建筑的空间特征，并记录仿木构信息出现的空间位置及具体的仿木特征。
但作为冯棣这样的后进的研究者，视野是从营造学社那里开始打开的，毕竟贯通建筑史的思路是一重，扎根汉代建筑本身是另一重。
“在刚刚将崖墓作为独立研究对象的阶段，营造学社必然更多关注的是初步的形制、源流，他们也许也不会将所有观察都说尽。”冯棣告诉我，面对汉代的石质建筑遗存，石构建筑与木构建筑的关系是绕不过去的话题。从后世的研究来看，明器的造型、画像石或画像砖上刻画的场景，以及与实体建筑空间接近的石室、石阙、崖墓，是能够研究仿木构的遗存，其中尤以三维的崖墓不仅数量众多，在尺寸上与真实的木构建筑最为接近，而且其中的空间及寝具、灶台、仓储甚至厕所的陈设，也与当时的真实生活空间更为相像。
但梁思成并未以崖墓中的仿木构信息，直接推测汉代木构建筑的发展状况。后来研究者也是。崖墓中石与木的关系，有着更为丰富的思考空间，用于墓葬、象征不朽的石质建筑，本身有自己的特性。冯棣说：“比如梁思成那时已经留意到一种现象，崖墓作为在岩壁内开凿的整体空间，将阙、石兽之类在其他墓葬形式中放在墓前的建筑，缩放到墓室内去呈现。”
冯棣对八角柱是否承重的思考，既源于墓顶本就与岩壁是一个整体，不需要有柱子支撑，也源于日后考古界对四川崖墓更广泛的发掘。上世纪40年代，崖墓的传说与发掘，主要集中在岷江流域沿岸，以及长江、嘉陵江流域沿岸。如今在四川地区已发掘崖墓近1万座。罗二虎教授告诉我，根据崖墓中纪年信息的整理，整体来看，从王莽时期四川盆地出现崖墓以来，在东起巫山、巫溪，西至汉源、昭觉，北抵广元，南至贵州遵义、云南昭通的范围内都有崖墓分布，经过东汉中期的发展，东汉晚期达到鼎盛，墓葬大、陪葬品丰富、出现石棺葬具、仿木结构繁复、石刻华丽，直到西晋时期日渐消亡。而上世纪80年代，在崖墓原本集中的乐山、彭山地区之外，考古研究者在岷江东北边的涪江流域，以闭塞的郪江为中心，也发现了52个崖墓群、数千个墓室，极大拓展了崖墓研究的版图。
郪江的崖墓尤为精美，是崖墓最鼎盛时期的样貌，墓室壁上不仅有浮雕，浮雕上更有彩绘。冯棣说，这些墓室从入口、墙面到天花板，都对木构建筑进行了整体写仿，而且墓室中的仿木构件多采取半浮雕、全浮雕或透雕形式，无论构件尺度还是空间信息，都更接近实物。她仔细研究墓室的结构后发现，当年的工人先掘出具有一定面宽和进深的空间，然后用墨线控制室内墙面和柱子的分化，再进行精细加工。完成之后的连续墓空间以色彩粉饰。目光所及处布满雕刻或彩绘，以此掩饰原本让人感到不舒适的裸露岩体表面。复制木构视觉图像的同时，亦复制了木构视觉感受。
在这些崖墓的墓顶上，能看到仿木构建筑的屋顶内部的样子，冯棣又发现，工人特意按照木构屋面需要受力的地方，雕刻石头材质原本不易加工成的圆柱。一方面，包括圆柱在内的屋檐下的结构，可以令人想象那些在画像石、画像砖，乃至汉阙上展现的汉代木构屋顶内部的形态。而更有趣的是，这根圆柱在上空就被截断了，只是做了一个“样子”，却既保留了木构的框架，又利用了岩壁自承重的特性，营造出木构建筑难以实现的广阔室内空间。不仅如此，在一些原本应是柱子的地方，刻上了南瓜或龟的浮雕，它是石头材质转译木构建筑时的又一重变形。
问题又接踵而至，墓道里更为广阔的空间，当由谁观看、如何使用？那些瓜与龟的形象，又代表着什么？
>>“炼形之宫”

我与冯棣沿岷江南下，来到乐山大佛旁。83年前的10月30日，梁思成、刘敦桢一行人也曾来过此地，探访乐山大佛及旁边的乌尤寺。他们在当地向导杨枝高的带领下，第二天前往位于乐山大佛西北方向的白崖崖墓，开始首次专门针对崖墓的考察。而我们的目的地就在如今乐山大佛景区内的麻浩崖墓，那是川康古迹考察团发现的重要崖墓，200米的崖壁上，曾发掘出500余座崖墓。如今专门辟出一个院子为麻浩1号崖墓做展示。院中的崖墓依山势凿出6根岩柱，最高的有一层楼高，与旁边的岩壁一起，辟出7个入口，入口内部有3组墓葬，最宏伟的1号崖墓居于最右侧，占据3个入口。墓门口和浮雕前都拉着围栏，又有从他处发掘来的精美石棺作陪衬。
无论白崖崖墓，还是麻浩崖墓，都是乐山地区典型的崖墓形式。罗二虎教授介绍说，乐山地区的崖墓与彭山地区的崖墓一样，都是川渝地区崖墓发展最集中、最繁盛的区域。相比彭山，此地崖墓在墓道口均有一个前堂，一般2个墓道或3个墓道共用一个前堂。前堂不会封闭，类似在平地上修建的砖室墓的祠堂，乃一个家族的祭祀场所。
这个巨大公共场所便是我来此的目的之一。崖墓作为一个满足家族合葬愿望的墓葬形式，家族成员必须反复来到墓地跟前。可以想象，当时的人们既来此祭拜先人，也深知它是自己死后的归宿，他们是崖墓天然的观看者。若彭山地区的崖墓有些难以到达墓门口，无法想见后人对它的使用和思考，此地与墓道相连的享堂便是天然的想象空间。麻浩1号墓的享堂有10余平方米，连接并排的3个墓道，享堂的岩壁上刻着35幅画像。
“建筑会严格规范使用者的视线。”冯棣站在麻浩1号崖墓前，引我由内而外进入享堂，以至墓室。首先是崖墓外，崖壁外立面雕刻有斗、柱枋、瓦当、板瓦、椽头、连檐等仿木构建，其间还有已经斑驳的瑞鸟、神兽浮雕，而岩柱上隐约可见一位侍从躬身相迎接，预示着将进入一个恢宏和神圣的空间。从最左侧的入口进入，左侧岩壁上刻着“荆轲刺秦图”，秦宫的房檐与正对入口的墓道上雕刻的房檐相连，仿佛进入的是同一座宫殿，墓口有三重门框，依次减小，门框左右两侧分别刻有仙人的浮雕，在此墓道的右侧岩壁上，刻着“西王母赐药图”。视线再向深处延展，可见岩壁凹进处，又有画像、石雕、两个墓道，“一路看进来，从视线上来说，对于当时使用墓的人，'西王母赐药’图显然是比'荆轲刺秦’更为重要的图像，是他们更想表达的”。
如此的环视下，整体空间、仿木结构与画像连成一个整体，彼此关联，对于它们的理解要能够自洽、统一。麻浩1号墓几乎囊括了所有的画像类型，罗二虎曾统计，在墓门外和前堂内，有象征仙境和升仙的神山、凤鸟、西王母、坐佛、捣药玉兔、捧物蟾蜍、灵禽、瑞兽、嘉瓜、挽马、持节道士等；有表现墓主人生活的，如舞蹈人物、博弈人物、垂钓、房屋等；有男女交吻的生殖崇拜图；有与历史人物相关的荆轲刺秦图；还有门卒、铺首等驱鬼镇墓的画像，以及卧羊等吉祥雕饰。于是疑问又来了，接吻图如何能与荆轲放在一起，荆轲又如何能与代表长生不老的西王母共处一室？以至仿木屋檐代表的房子是什么样的房子？在环绕着神仙的岩壁上，透过如今已经消失的墓门背后，当时的人们“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只有回到当时的宗教，才能一窥墓主人和修墓人的观念。
“在早期道教信仰笼罩下，东汉人的观念里，人死时魂魄分离，魂归天，魄入地，只有在死后招魂入墓，魂魄在那里重新结合，人才能由鬼成仙。崖墓的画像里有许多表现魂魄结合的图像，比如龙代表魂、虎代表魄，西王母是最大的神仙，只有她的龙虎座能将魂魄重新结合。男女接吻乃至交媾，也是如此，它是道教里将代表阳的魂与代表阴的魄重新融合的一种修炼形式。”四川大学的姜生教授是道教研究专家，据他介绍，早期道教里的死后世界是一个活泼的、可以不断攀升的世界，汉墓是一座“炼形之宫”，它的作用便是帮助死去的人在其中“尸解”，转化成仙，“崖墓就像一个'锅’，里面'画满’升仙仪式的'配方’，以及希望降下来的神仙和自己成仙的过程。其中宴乐、与神仙博弈，也是通天的仪式，看似表现墓主生前生活的垂钓、房屋画像，乃至家舍、猪圈、水田等陶质的随葬品，也都不再是作为人的墓主享用，而是作为仙与下凡的仙一同享有。荆轲在当时也不仅是'义’的象征，也因其'义’，忝列仙籍。”
姜生告诉我，在道教的观念中，仙住在山上，与山、石有千丝万缕的关联，甚至崖墓本身也因为作为山的属性，便于成仙，而更受当时的人青睐。同时，仙在山上，比神低一级，相比贵为天子的皇帝和天子的血亲们在墓葬中往往设想与天神同游，崖墓里的仙与平民的想象更近。而因为崖墓只是一座“炼形之宫”，其中的死者成仙后便离去，经过仪式后便可以多次使用，也为反复打开墓葬的合葬墓形式，提供了观念上的支持。

当时盛行的厚葬风气与升仙的观念相关，蜀地在东汉中后期的富足、安定也为此提供了条件。而当这种观念本身受到冲击，佛教中的地狱形象渗入人们的想象，蜀汉末至西晋的战乱又令民生凋敝，崖墓也随之凋零。罗二虎教授从古文献记载中发现，远在南北朝时，类似“蛮子洞”的误解便已出现，不过是向仙的方向想，“梁李膺《益州记》云玉女房'其房凿山为穴，深数十丈，中有廊庞堂室，屈曲似若神功，非人力矣’”。
千年前的目光就此消失。我们最终从麻浩崖墓寻至白崖崖墓，那里如今是一个路边公园，山体上遍布崖墓，曾被宋人以“白云洞”等命名，被视为景点，享堂处多有与“到此一游”无异的宋人题刻，将那里称为“不夜城”。走进其中，蝙蝠大如鸦，甚是清凉，在一处侧室还见到如今的麻将桌一套。而1939年10月31日营造学社考察过的崖墓仍在，被一面砖墙围住，内里荒芜，唯有崖壁上，筑起一个燕子窝。■（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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