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物之间既斗争又统一，斗争的结果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统一的结果是“相互依附，共同生存”；前者是达尔文式竞争进化，后者是马古利斯式共生进化。共生进化，和竞争进化一样，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进化途径。“共生”最早是作为一个生物学概念，意指“不同种属的生物按某种物质联系共同生活”，广义上包括“寄生”“共生”“共栖”，由德国真菌学奠基人德巴里(H.Ade Bary)在1879年提出；在1970年美国生物学家马古利斯提出连续内共生理论后，逐渐被应用到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和生态学等领域。中华传统讲究共生，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奠基人费孝通对此总结出16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儒家推崇人与人之间的“亲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并推及人与物之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佛家推崇慈悲为怀的利他，道家推崇万物一府、道法自然、不争无尤和无为而治；可见，儒释道关注主体共生、主客共生；不仅如此，中国传统还关注文化共生，三教合流即是自证。三教合流在北宋成型，明代以后成为社会主流，从而将“治世”“治心”“治身”融为一体，推崇“天人合一”“天地人和”。文化共生赋予文化创新活力，是中华文化传承不息的动力。
农业是经济之母。农业孕育出轮作、间作套种、轮间结合的生产共生方法和种养（牧）结合、工农商结合等产业共生方法，具有增产丰收价值和生态环境保护价值。中国农业共生配置历史悠久和方式多样，西汉晚期的《氾胜之书》记录了瓜豆间作，北魏末年的《齐民要术》记载了桑和绿豆或小豆间作、葱和胡荽间作，明代以后麦豆间作和棉薯间作已较普遍；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多种稳定、成熟、科学的配置方式，如甘蓝和小红萝卜混种，收成后轮种芹菜、莴苣，并混栽番茄等轮间结合方式，可有效避免阳光争夺、水性相悖、营养争夺和病虫害乱上作乱等矛盾。至于种养结合，早在公元前770-403年的春秋战国时期便形成了生态、低耗、高效的“湖州桑基鱼塘系统”，以“塘基种桑、桑叶喂蚕、蚕沙养鱼、鱼粪肥塘、塘泥壅桑”循环模式为特征，桑地和池塘相连相倚，种桑和水产养殖相辅相成，农业和工商业相得益彰，展现了一种完美的江南水乡的经济共生模式。工业领域也借用共生理念建设产业园和改造旧的工业区，使之成为“生态工业园”，企业之间以及企业和园区公用设施之间建立起一种类似“食物链”的生态链，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和减轻负面生态环境影响。此外，共生理念也被应用到区域经济领域，指导建立区域经济生态圈，优化城乡之间、产业之间、生产之间、正生产与逆生产之间、地方市场之间、政府设计与监管之间以及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由此可知，共生理念具有普遍的指导价值。所谓“共生”是共生体之间在一定的共生环境下依据物质、能量、信息（包括数据）、技术、管理等资源的交流共生模式所形成的互赢共存关系，依据共生体可以是人、物、产业、区域乃至自然等住客体和生产、经济、文化等活动，形成主体共生、主客共生、产业共生、区域共生和生产共生、经济共生、文化共生等形式，这些共生形式可以也应该用于循环经济之中，打通垃圾回收、转化（过腹转化、加工、生物转化）、二次原材料和能源的生产、供应与应用、商品销售、节能节水节电减碳与垃圾减量等环节，建立健全正生产与逆生产共生的循环经济生态产业园和生态圈，实现万物共生之无废功成皆自然。《道德经·第十七章》曰：“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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