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只有人民需要的音乐才有存在的价值，才是真正的音乐。人工智能演算的音乐只是可能的音乐，如果没有人的需要，它就永远不能成为现实的音乐。” 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研究员，文章来源于《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22年第2期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简称《讲话》）发表80周年。《讲话》阐明了文艺为人民服务等重要观点， 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工作的纲领性文件。今天重温《讲话》精神，我想在音乐的人民性问题上，谈谈我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请大家批评指正。 在所有艺术门类中，音乐具有天然的人民性基础。人类天然就具备创作和欣赏音乐的能力，音乐的旋律和节奏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可以突破文化的障碍进行跨文化传播。对此，中国古典美学很早就有明确的认识。例如《 礼记·乐记 》记载：“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旋，谓之乐。”《荀子·乐论 》记载：“ 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这些文献中的记载都表明，音乐是人类最自然的表达情感的艺术形式 。我们可以将音乐的这种特征简称为“情动”特征 。 音乐除了是人类情感的自然流露之外，音乐的情感表达中还暗含着情感交流。参与分享的人越多，音乐的感染力就越强。正如孟子所言：独乐乐，不如与人乐乐；与少乐乐，不如与众乐乐（《孟子·梁惠王下》）。我们可以将音乐的这种特征简称为“分享”特征。 正因为音乐具备“情动”特征和“分享”特征，音乐的人 民性基础就非常牢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人天生都是音乐人。同时，音乐的价值不在于独占，而在于分享。正因为如此，我们在世界各地自然传唱 的民间歌谣中可以听到最美的旋律。许多民间歌谣经久不衰，让人百听不厌。 这种根植人民生活之中的原生态音乐，往往具有很强的事件性。“事件”是当代哲学中一个时髦的概念， 而且有不断被神秘的趋势。事实上，对事件的界定并没有想象得那么困难。简要地说，事件就是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通过将“事件”与含义相近的“事物”和“事实”进行比较，来确定事件的内涵：首先，事件不是事物，事物只是存在而非发生。事物的空 间边界清晰而时间边界模糊，事件的时间边界清晰而空间边界模糊。事物可以在空间中移动，事件不能在空间中移动。其次，事件也不是事实。事件是具体的，在时空中发生的；事实是抽象的，是无时间性的。再次，与事件接近的是 “行动”或者“活动”。不过，行动与事件也稍有不同。行动指的是行动者与事件之间的关系。行动是行动者导致的事件，事件则不一定都是行动者导致的。换句话说，行动都是有主体、有意图的，事件可以是主体不明、意图不清的。从总体上来说，事件是发生的、有强度感和新异性的，因而是不可重复的活动。 但是， 随着音乐的制度化的确立，原生态的“自然音乐”逐渐变成 了“文化音乐”。不可否认，音乐的制度化让音乐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它也逐渐削弱了音乐的事件性。其中最重要的转变发生在18世纪欧洲。 根据戈尔（Lydia Goehr）等人的研究，随着记谱技术的成熟，新的音乐创作和欣赏体制的形成，音乐 由音乐事件变成了音乐作品.音乐脱离了它的原生语境，成为“博物馆”里的作品。当然，音乐的博物馆并非现实的博物馆，就像戈尔的书名《音乐作品的想象博物馆》所表明的那样，音乐的博物馆是想象的博物馆。但是，世界上确实也存在汗牛充栋的现实 的博物馆。通过与现实的博物馆的比较，我们就能 明白音乐在18世纪欧洲发生的变化有多么巨大。例如，大英博物馆中有埃及馆，里面的展品全部来自埃及。这些展品在埃及本地是活态的，在当地人民 的生活中发挥着具体的功能。当它们被置入大英博物馆中时，它们在原地所具有的功能就停止了，它们就由活态的功能变成了静态的作品。戈尔的研究表明，在18世纪之前，音乐在欧洲也发挥着各种各样的功能，到了18世纪之后这些功能就被抑制了，音乐就变成了“作品”。我们把在特定环境中发挥具体功能的音乐称之为“音乐事件”，把脱离具体环境和具体功能的音乐称之为“音乐作品”。当然，脱离具体环境和具体功能的音乐并非没有环境和功能。脱离具体环境的环境就是艺术环境，脱离具体功能的功能就是审美功能。用一个美学术语来说，它们都具有“无利害性”（disinterestedness）。18世纪在欧洲发生的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音乐中，也体现在其他艺术门类中。就是“艺术”和“美学”概念本身，也是18世纪产生的。18世纪欧洲发生的这种巨大变化，在音乐领域被称作“大分野”（greatdivide）。这种“大分野”也体现在其他艺术和文化形式之中，它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标志。而且，随着现代性从欧洲向其他文化和地域的蔓延，其他文化和地域 的艺术观念也发生了变化，于是出现了今天全球通行的以审美为核心的艺术观念。总之，经历了18世纪这种巨大变化之后，音乐的创作、欣赏、教育、传播等方式都发生了重要变化。音乐由依赖时空环境的、不可重复的“事件”，变成了超越时空环境的、可以重复的“作品”。 18世纪欧洲的这种变化，的确带来了艺术的大发展和大繁荣。音乐也不例外。我国的现代音乐教育，在总体上受到欧洲的这种变化的影响。但是，我们在看到这种变化给艺术带来的巨大优势和进步的同时，也需要反思它造成的误区和缺陷。从总体上来说，这种转变让艺术走上了自律的道路。于是，艺术从为人民的艺术，变成了为艺术的艺术。当艺术走上为艺术而艺术的道路之后，就变成了艺术内部或者说艺术专业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有可能穷尽艺术的全部可能性，导致艺术的终结。 进入20世纪后半期，随着实验艺术和先锋艺术的探索的深入，艺术终结由理论变成了现实，各种版本的艺术终结论都建立在艺术的可能性业已被穷尽的基础之上，艺术已经没有创新的空间了。不过，这种终结的危机，在音乐领域似乎没有在美术领域那么紧迫。但是，事实上，音乐终结的危机感与绘画终结的危机感差不多同时发生。据说法国画 家德拉罗什（Paul Delaroche）1839年看到用银版照相术制作出来的照片时便宣称：从今天开始,绘画死了。英国思想家密尔（John Mill） 在1873年出版的《自传》中，谈到了音乐有可能被穷尽的题。他认为乐音的组合方式是有限的，而且差不多已经被音乐家穷尽了，音乐家已经创作不出薪新的作品了。 密尔关于音乐的可能性被穷尽了的观点，建立在音乐记谱技术成熟的基础上。有了成熟的记谱技术，音乐的创作和保存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记录在乐谱中的音乐可以超越时空的限制，成为永恒的作品。音乐作品的日积月累，就有可能穷尽音乐的全部可能性。 音乐作品的可能性之所以能够被穷尽，还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将音乐视为数的排列组合。密尔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来看待音乐的，认为乐音的数的组合形式是有限的，因而是可以穷尽，而且差不多已经穷尽了。将音乐视为数的排列组合的观点，在欧洲根深蒂固。在很长时间里，欧洲人都将音乐家视为数学家。也正因为如此，在七种自由艺术中，今天我们称作艺术的只有音乐。将音乐视为数的排列组合的观点，被今天的音乐哲学家发展为音乐中的柏拉图主义。按照这种观点的支持者基维 （Peter Kivy）的说法，音乐家只是发现音乐，而不是创造音乐，因为音乐作为数的可能性已经存在了。 当然，造成音乐终结的危机的还不只是乐谱技术，而是音乐复制技术。就像摄影造成绘画的终结那样，录音有可能造成音乐的终结。与记谱技术相比，录音技术可以带来音乐创作的更大变化。电子音乐的发展正是建立在声音的现代处理技术的基础上。今天的人工智能又往前推进了一大步。对于人工智能来说，真的有可能实现按需制作。需要什么样的音乐，人工智能就可以做出什么样的音乐。音乐的全部可能性最终被人工智能穷尽了，就像围棋的下法被人工智能穷尽了一样。人工智能成了包含音乐全部可能性的“博物馆”。 怎样避免音乐的终结呢？我觉得避免音乐的终结不是去开发更高级别的人工智 能，而是让音乐从作品回到事件，不是去开拓音乐的新的可能性，而是让音乐发挥它的社会功能。音乐家的主要任务不是去探索崭新的音乐，而是思考人民需要什么样的音乐。与可能的音乐（作品）相对的是现实的音乐（事件），这种音乐不在想象的博物馆中，而在现实的社会中，是在社会中发生的 、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的音乐－社会事件。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重提音乐的人民性就具有了某种特别的意义，它涉及音乐本身的生死存亡问题。简要地说，只有人民需要的音乐才有存在的价值，才是真正的音乐。人工智能演算的音乐只是可能的音乐，如果没有人的需要，它就永远不能成为现实的音乐。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