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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遗址的发掘是夏朝考古上的重大突破，可以用其作为标准来验证一些相对模糊的考古成果。如果一个遗址位于古代文献中所记载的夏人主要活动区域内，又与二里头文化相近，则可以将其假定为夏文明的遗存或与夏文明有很大的相似之处。 根据这些资料可以推测，夏人可能具备铸造青铜器的能力，但二里头出土的青铜器却是寥寥无几，与商朝的青铜器相比，其外表并无明显的纹饰。  二里头乳钉纹铜爵 在商中期和早期的青铜器上，都出现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动物纹饰。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商朝具有独特的青铜文明，而青铜文明在商朝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商人从制作陶器发展出青铜器，巧妙地将青铜材料、器皿功能、纹饰象征三要素结合起来，奠定了神权统治的基础。在这方面，夏与商明显不同，在夏朝的统治体系中，青铜器的重要性远不如商朝。 通过考古发现可以肯定，夏朝是存在的，而且他们比商人更早建立了复杂的社会组织。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夏人的组织方式与后世的商人不同，那么夏人是如何在众多部落中脱颖而出的？  殷墟后母戊鼎 要想找到与夏朝建立相关的蛛丝马迹，首先要对新石器时代的聚落和生活环境进行全面地梳理。 社会分化的产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中，有显著的社会分化痕迹。比如，在同一片区域，墓葬的规模不同，有的规模较小，并无陪葬品，但在不远的地方则有一个大墓，里面摆放着几十件陪葬品。 同样是一个部落，有的人什么都没有，有的人却有很多。这类墓葬一般都挖得很深，死者埋葬在最下面，旁边有一片较高的区域用来放置陪葬品。这说明人们开始意识到墓葬有构造和功能的区别，这可能是出于对死后世界的想象。  二里头宫城东墙、东2城门与4号基址 墓葬中有没有土台，明显带有某种等级意义，甚至是宗教意义。死者越富有，墓葬就越大。殷墟的情况与之相似，发现的大墓均分为多层，而非单层的大面积空间。从甲骨文和其他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出，商人非常重视墓的层数。按照商人对于单双数的喜好，只需要知道商王的墓号和庙号，就很容易预测他的墓有多少层。 良渚文化遗址有进一步延伸的现象。不只是向下挖的墓葬有土台，还会在平地上建起一个高台。根据位置分布，可以判断应该不是用来居住的，而是用来做祭坛的。从建筑的角度来看，以前都是向下挖，现在改变方向，开始将地面填高。 填土要求有多种工艺条件。其关键技术是夯实土壤，先将下一层夯实，再在上面铺上一层土，然后再夯实，以此类推。  二里头建筑使用的夯土 但要建造更高的土台和土墙，就需要另外一种技术了。夯实土壤时，向下的力道不仅使土壤变坚硬，也会使土壤向两侧移动。因此，夯土必须要有版筑技术，把板子两边夹住，等板子固定好后，再将土倒入其中，然后一层一层夯实。 根据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要实现人类居住空间的突破，必须同时满足两方面的要求，第一，有完善的工具，可以通过重力来夯实土壤，单凭手脚是不可能的；第二，要掌握版筑的知识和技术，无论板子是用什么材料和形状制成，关键是要知道怎么才能让板子稳定地立起来。只有满足了这两个条件，才有可能从平地向上发展，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只能靠向下挖来创造出生活空间。 夯土技术改变社会组织夯土要比挖洞更难。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是，夯土在三种不同的建筑物中被使用：祭坛、城墙、宫室，也就是大型建筑的基底。这种现象表明，人们通过长期的实验终于掌握了夯土的所有技术。这种新技术为何会应用于这三种不同的建筑物？首先要明白农业、战争、掠夺三者的关系。  二里头平面示意图 农业的诞生使人类的文明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从采集狩猎，转变为依赖谷物，农业不仅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而且也给人类带来了另一种生活态度，比如，要播种，要等丰收，就必须跟随庄稼的成长，产生了对季节变化的反应。不管种植的是什么，收获的时期是一样的。因此产生了一项重要的需求，那就是人们要懂得储存。 新石器时代，人类以耕作为生，当时的农业技术并不发达，人们可以播种和收获的作物数量有限。一年里只种一两种主要的作物，所以对这些作物的依赖性很强，因此人们对季节的变化非常敏感，并且要确定庄稼何时会成熟。收成怎样才能得到保护，这是一个问题，因为下一次丰收要等一年。正因为如此，在挖掘出的陶器底部有发现石化的谷粒，这是因为陶器承担了储存粮食的作用。  二里头宫城西墙和8号基址 农业让人等候，又迫使人储存，不仅改变了人与自然、人与四季的关系，更使人与人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农业的储存变成了他人的抢掠目标。 所以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农业一旦在某个地区扎根，成为主要的生活方式，就一定伴随残酷的战争。原因很简单，每个部落都要储存粮食，这时很容易就会联想到其他部落也会做同样的事情，既然人家也在储存粮食，为什么不直接抢过来呢？ 由于没有水利设施，许多因素都会对农业产生影响，即便是相似的环境，邻近部落的收成可能千差万别。一个村大丰收，但隔壁村颗粒无收，这样一来，部落与部落之间的关系必然会变得紧张。这种关系的变化，势必要对社会组织进行重大的调整。 城墙修建与部落竞争在农业时代，战争源于对农业剩余物的掠夺。粮食被夺走，人就无法生存，因此，掠夺和防御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 从甲骨文的记载来看，早期的战斗都是可怕的屠杀，胜利者夺走粮食，而失败者则会被杀死。在战争、掠夺、屠杀中，人们渐渐明白，掠夺一个部落，除了农产品之外，还有一项更有用的物资，那就是劳动力。  二里头宫殿基址 付出那么大的努力，冒着巨大的风险，杀死那么多人，得到这些粮食，值得吗？为什么不换个目标？在掠夺一个部落的过程中，最有用的是人，也就是能种植粮食的劳动力，这批劳动力来自其他部落。 斗争激发了激烈的竞争。首先，谁能制造出更好的武器，谁就有更大的胜算；其次，要有数量上的优势。老话说：“人多好办事”，谁能控制更多的人口，谁就有更好的条件去征服和侵略人口不多的部落。想要快速发展自己的部落，最好的办法，就是将被征服的人纳入到自己的组织中，让他们“为人民服务”。  二里头夯土墙 战争的结果是各部落之间的阶级分化。一些部落沦为了奴隶，他们所生产的物品，并不属于自己，而是交给了他们的主人。 夯土最需要的是什么？大量的劳动力。为什么要用夯土？主要原因就是为了防止他人的暴力抢劫。所以，两者之间的关系明显是相互促进的。战争和掠夺导致了一些聚居地，也就是那些拥有更多武器的大型聚居地，可以从其他聚居地中抢夺农业剩余物和劳动力。这些被俘虏的人，都是用来建造夯土城墙的，有了城墙就更加安全，不会被人掠夺。  郑州商城遗址 在这段时间里，随着战争和掠夺的加剧，一个强大的部落将会拥有一个最有利的规模，因为需要大量的人口来进攻，并且能够有效地建造防御工事，使人们能够居住在城中。 由于建造技术的提高，城市的面积也在不断扩大。商中期的郑州商城，商人可以筑起两公里见方的城墙，在城外还修建了外郭和壕沟。 祭坛、宫室的神圣性夏、商的宫室，通常都有奠基坑或奠基石。郑州商城中有一个奠基坑是最可怕的，里面埋了四个人，根据推测是被活埋的。将活人埋在奠基坑里，有特殊的意义和作用。 从宫室建筑的奠基坑可以看出，在当时，夯土的实施具有一定的宗教神秘性。在夯土的过程中有种特殊的仪式，那就是“殉葬”，需要活人的性命。  二里头祭祀遗迹 郑州商城的奠基坑就用了人殉。甲骨文中有大量人殉的记录，其中最大的一次有两千人，虽然可能有夸大，但可以想象人数绝对不会少。 农业的发展，工具的进步，产生这种循环：从其他的部落抢回人力；人多了就可以修筑城墙；有了城墙就能更好的保护自己，同时可以肆无忌惮的掠夺更多的部落，抓更多的人，做更多的事情。保持这样的循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压榨出奴隶的劳动力，并能有效地控制奴隶。 在这种前提下，奠基坑的情况就很好解释了。奠基坑是用来震慑真正从事夯土工作的奴隶，显示出奴隶主剥夺奴隶生命的权利：我掌握着你们的生死，你们乖乖地筑城才能活命。  二里头用猪祭祀的遗存 这也解释了为何要有夯土祭坛，因为祭坛最主要的作用是祭祀自己的祖先，用来显示：我能打败你，是因为我的祖先要比你的祖先更强大，你别指望有一天，你能把我怎么样。 夯土需要大量的人力，人力与掠夺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夯土具有很强的阶级划分的含义。祭坛向建造祭坛的人展示商人祖先的神力，以此来驯服奴隶。宫室的建造，不仅仅是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它还能起到震慑和炫耀的作用。 发掘出的宫室建筑基址几乎都是方形的，中国人对方位的认识由来已久，由于方位与祭坛的授时功能有关。授时是一种与农业相关的四季观测推演，其功能是预测作物播种和收割的最好时机。 二里头高规格墓葬 中国古代有专门的官吏，专门处理方位的事务。想要准确地测量出方位，并在上面建造大型建筑，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而且必须要有坚实的夯土地基，才能把柱子竖起来，这些柱洞埋在地下数千年，直到现在还能清晰地看到，可见建造的严谨程度。 这些都是为了让宫室和普通建筑保持一定的距离，二者之间可望而不可即。 氏族的形成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存在着这样的“夯土期”。根据考古发现，夏是最早的共主，也是中国最早的王朝，这是由于夏人在夯土技术、筑城技术和建筑技术上的重大突破。 按照这种观点，夏商之间的矛盾，很有可能是从夏朝晚期开始的，因为一些未知的原因，比如学会了夏人的技术，导致商人的筑城技术突飞猛进。 殷墟妇好墓有殉人16人 商人筑城的技术在早商历史中得到了体现，商人不断地迁都，到一个地方就筑一座新城。商人得到了夏人最重要的技术，但在短时间内还不能战胜夏人，要想超过他们，还得等到他们拥有一种夏人所没有的文化，那就是精密而复杂的宗教信仰。这方面的发展涉及到了文字的创造和运用，这就是夏与商之间的巨大差距。 考古学研究中，把汉字当作一种象征，发现了大量的“前文字”和“准文字”。在马家窑文化中，发现了一套与后来的甲骨文相似的计数（数字记号）体系，被刻在了陶器上。 殷墟祭祀坑 遗憾的是，目前并没有发现甲骨文的前身。甲骨文是一种成熟的文字体系，按理说它的演变应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些遗迹很有可能已经被黄河的泥沙掩埋了。这样的话，就有理由把文字归为商文化的特别发明，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只在商人内部进行实验。 幸好，出土了大量的甲骨文，提供了许多思路。通过对甲骨文的整理，我们对中国文字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那就是中国文字起源于氏族名称、氏族标志的本质。在甲骨文中有许多类似的文字，而在金文中则更为常见。 从商朝青铜器上发现的金文有两个共性：一是保持了较高的图形特征，像是氏族的族徽；二是几乎所有的符号都和家族有关。 殷墟甲骨文 文字与部落之间有什么关系？当城市建设起来之后，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因此，区分城里人和城外人，以及城里的普通人和有权力的人，都是非常重要的。最重要的区别就是血缘关系。 哪种人能在城市中居住，成为“国人”？这往往取决于氏族的地位。所以氏族标记是很重要的。在大多数城市中，总有一个主要的氏族，在城市中有宫室建筑，如果有两个以上的氏族，则往往体现在宫室的布局上。 青铜器铭文拓片 中国人建立了一种新的组织方式。他们会根据自己的血缘关系，来决定自己要守护的人。这种联系和城市的居住形式结合在一起，就产生了这样的结果：城市是氏族的核心，当氏族的繁衍扩大时，就会形成相应的地理扩张。核心氏族的人生活在城市中，血缘较远的住在城市边缘，而更远的人则只能在城外居住。空间远近同时代表氏族关系的远近。 青铜器铭文中的族徽 中国人很早就发现并建立了一种将地理空间和血缘关系结合起来的文化习俗。这种组织显然有简单、方便、有效的特点，因此被保留了下来，并且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真正将这种组织方法运用到极致的，却非夏人，也非商人，而是最西方的周人。 夏、商、周的更迭现在可以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看待夏、商、周。在原有的时间坐标关系中，必须增加不同的空间分布。从公元前两千年到公元前一千年，夏、商、周确实经历过共主交替，但三种不同的文化在此期间存在着长期的交集。 这三个族群在后世被称为三代，主要是由于各自的能力。在一千年中，三个民族、文化一直处于相互竞争的状态，就是为了争夺更多的人口和资源。正是在这样的竞争环境下，夏、商、周三国各有千秋，他们的长处不但让他们成为了共主，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成为了中国文明的基石。 殷墟动物祭祀坑 夏人最大的突破就是利用夯土技术建造城墙，改变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聚落形态，成为以城市为核心。 商人善于利用人类无法了解的现象来威慑和收拢各种不同的部落。要想掌控神灵，就必须要有超越人类的力量，这就是出现青铜器和文字的原因。文字和占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文字本身就是神力的载体。 周人则是最有效地结合了地域与氏族的血缘关系，并巧妙地利用氏族组织的力量来招揽人才。周人之所以能翦商成功，成为新的共主，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祖甲改革”。 青铜器铭文中的族徽 商人认为他们的祖先才是真实的统治者，祖先构成了一个可以控制现实世界的鬼神世界。但是，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原本就是一团乱麻，可以让人自由解释，今日我要攻打你，自然是说你的祖先不在我祖先的领域里，我必能打败你；等明天我想和你和好，再换个说法，说你家的祖先也能和我家的祖先混在一起，关系都不错。 这种空间由于祖甲的改革而缩小。祖甲的改革主要是为了建立一个鬼神族谱，只有这些祖先才会被认可，一旦被确认，就不能随意更改，形成了一个封闭的体系。这与氏族组织的理念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如果追查的范围足够大，那么几乎所有人都沾亲带故，会被拉拢到一起。周以其错综复杂的血缘关系、联姻关系，构建了一种非常灵活的合作关系。 青铜器铭文中的族徽 祖甲改革后，商人对外的态度是：你家的祖先不得入内，我们不认你；而周人对外的态度是：不管怎么说，大家都是亲兄弟，有什么事情都可以商量。商、周之间的转变，正是因为这种心态，才导致了力量的变化。周人获胜后，建立了封建制度，奠定了中国历史上的家族制度。 夏、商、周与我们相距甚远，但是三代人留下了很多珍贵的文化遗产，至今都对中国人的风俗和信仰有很大的影响。很遗憾，我们对夏、商的历史还知之甚少。我们不应该固守对中国文明的一成不变的看法，认为中国文明从诞生之初就是如此，而要探索和了解其中的许多变化，以及许多有意思的互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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