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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江苏兴化，一位来自宝岛台湾的老人和故乡的远朋近亲把酒言欢。 酒过三巡尽兴之时，这位叫左智超的老人不免拉着晚辈回顾历史，可是陪同他从台湾到大陆来探亲的女儿，在旁边听着老父的讲述，渐渐从一些只言片语中捕捉到一个令人惊讶的信息。 于是激动问“爸，你是共产党的人？” 左智超到底说了什么？女儿为何会怀疑他？他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呢？ 差点变成汪伪政权的壮丁，是新四军帮了他1930年，左智超出生在江苏兴化农村。 7岁那年，日本鬼子打了过来，汪精卫公开附逆后，南京周边的沪苏浙皖等地区变成了汪精卫“伪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范围。  伪政权官员和伪军不少是过去国民政府体系的变节者，算是“阶级反动派”之上，又加上民族层面的反动派这一“属性”，在基层乡里那叫一个张扬跋扈。 1942年，左智超12岁。 有一回他的母亲让他上街挑着担子卖小白菜。他刚把小白菜卸下来便碰到一队汪伪兵，为首的人让他跟着把白菜挑到这队兵的营房。 小左智超以为他们要买白菜就跟去了，可到了营房以后，他们不仅不给钱，有个人还要强行扣留左智超当兵。 面对拦截他的几个买菜不给钱，并且还要强征他做壮丁的伪政权兵痞，左智超叫嚷“ 你们要是敢不放我回家，等我当了兵，有了枪，我第一个就干掉他。” 这么一吼，这队汪伪兵害怕了，有人打圆场说，“这种人留不得，让他赶紧滚！”，让他回了家。 回到家后的左智超越想越不是滋味，但很快在第二年，也就是他13岁那年，新四军的部队开到他们家附近打游击。 这让一个13岁的且在前一年切身受过反动压迫的少年看到了一丝希望。左智超很快就跟着新四军离开了家乡参军打仗去了。  革命军队的经历参加人民军队后，左智超打了两年鬼子。 1945年鬼子投降后不久，解放战争旋即开始。左智超没有退伍，和很多“老革命”一样，跟着老新四军的部队接受改编，随着华东野战军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 1949年时，左智超所在部队已经打到了福建沿海一带，他自己身上多处挂过彩，小腿中过弹，拇指被打掉一截，但他在长年的革命战争经历中，也加入了共产党——这算是革命团体的认可，也是他个人在政治选择上的升华。 1949年全国解放大局已定，当时19岁的左智超是很有可能在解放后复员回家的，但人的命运和时代的命运都是这么的爱开玩笑。 蒋介石集团在内战末期败退台湾，大陆地区解放战争基本宣告结束后，解放军各部，尤其是进军到东南沿海地区的野战部队，面对台湾岛这个“最后的堡垒”也都是摩拳擦掌。  为了解放台湾，必须先解放当时依旧被国军占据的金门马祖两个小岛作为“前进基地”， 然而，由于战役规化实施等因素，特别是当时解放军缺乏先进的海空军火力夺占制海权和制空权，以及很多解放军战士是北方人，连大海都没怎么见过，更别提进行登陆战这种对水性要求极高的战斗了。 可是箭在弦上，在当时为了尽快实现国家统一这一愿望早日实现，已经不得不发。 1949年10月，左智超所在的部队接到命令，趁着夜色乘坐渔船离开大陆，可是谁当时都没想到，这下将成为他和很多战友的永别。 在临出发之前的数个月，左智超甚至还回过老家一趟，按照他的回忆，母亲曾经交给过他一双布鞋。 他当时也盘算着，等台湾解放就回家尽孝——但这些美好的愿景将随着这场即将到来的战争化为泡影。 大约航渡5小时后，左智超和他的战友们开始冒着国军守军的枪林弹雨，向金门的岸滩冲击。 凭借着一名久经阵仗的老兵的战术素养，左智超在硝烟中左冲右突，凭借着多年的战场经验冲到一个小土堆下，这个小地方目前是一个暂时安全的掩蔽部，这让他可以稍微喘口气。 不一会见周边枪声小了下去，觉得相对安全的左智超又开始向前冲锋。 可刚走几步，他的脚边出现两发对面敌方点射打到地面上掀起的尘土，幸亏左智超反应机灵，假装中弹倒下。对面以为其已中弹不能动弹，又把枪口瞄向其他目标，这才捡回一条命。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登陆的解放军在金门遭受了重大损失。  特别是第二批准备登岛支援的船只，由于洋流风向等缘故，进入了国军炮火的射界而遭受了大量伤亡，失去这些木船导致后续支援部队只能在厦门海岸干着急——这直接导致进攻的解放军不得不放弃进攻金门。 三天三夜后，解放军登岛部队几乎弹尽粮绝了。包括左智超在内的很多伤员和一些阵亡烈士的遗骸，也无法带回，等待他的要么是死亡，要么是被俘。 左智超后来回忆，到了10月27号，他当时藏在一座掩体的后面，眼看着国民党的士兵就要围上来。 于是他解开腰间的绑带，掏出了里面几个月前回乡探亲母亲亲手纳的布鞋，赶紧穿在脚上。 与此同时，左智超摸到了自己的党员证——共产党军队里宣传国军一旦俘虏解放军，会马上试图将其中的共产党员和政治工作干部甄别出来。 在国军看来，这种人被“赤化”严重，算是“无力回天”，不如直接杀掉。对于这本党证，左智超的处理方式是：干脆直接吃掉。 国军士兵越走越近，左智超闭上了双眼，做好了丢命的准备，国民党没有杀他，而把他和战友一起关了起来。 从战俘到 “荣民”任何的军队在抓到对方战俘后，在适当条件下或多或少都会进行对俘虏的“感化”，或者粗俗说就是“洗脑“以期为己所用的工作。 在解放军军语中，这种行为是有明确的”战俘管理纪律“或有关条例被赋予明确要求的。 而在国民党军队或者其他的旧军队中，俘虏的命运那就真得大部分“听天由命“了。 前面我们说过，国军在解放战争中是一度对于俘虏中的中共党员，和一些在解放军中的政工人员执行”格杀勿论“的。 而在败退台湾后，一些观点认为，由于蒋介石集团在撤台过程中，带来了大量的军人和政治人员，因而能够在地理隔绝的岛上建立起相比于过去统治整个大陆来说，虽然“实际控制人口和地域“大幅减少却在政治稳定性上有提升的统治。  特别是228事件和中共在台组织上层因叛徒被大量镇压打击之后，国民党方面对于其在台湾的”统治基础“反而可能不一定担心了， 因而对于一些偶尔抓获或从海外绑架的中共党员、战俘和中共特工人员相对”怀柔“以期这些可能的“反共义士”能为其所用，特别是在对大陆的“反宣传”上发挥些作用。 无论如何，左智超因为当时将党证吞下，国军因为没从他身上搜出太多有用的东西而没为难他——包括那双从母亲手中接过的珍贵的象征着母爱与乡愁的布鞋。 不过据左智超回忆，一些其他的战友就不那么幸运了：一些被俘解放军身上被搜出了钱财和家人照片等物品，被国军方面一律拿走再无归还； 而一些共产党员和政治工作干部战士则干脆被很快处决…… 后来，国军将左智超和其他一些被俘的解放军用海陆送到台湾本岛的高雄，接着又用闷罐车被押送新竹接受“改造”。 事实上，金门战役之后的数年间，大陆这边一直没有放弃对于当时因金门战役失利遗留在台湾战俘的搜寻和营救工作。 一些资料显示在上个世纪50年代在共产党方面的争取和沟通下，台湾方面基于实际情况曾释放过一批金门战役中被俘的解放军的——可是左智超并不在这些被遣返的人之中。  国民党方面在选择战俘遣返的时候很不地道地尽选择一些老弱病残的被俘解放军，而将很多包括左智超在内的适龄青壮年留下以充实台湾的劳动力和兵员。 说回国民党方面对左智超的说是“改造”实则洗脑的“教育”，从后世来看，国军旧军队的“本色”哪怕是败退台湾后依旧没变。 据左智超回忆，当时“学习”过程中但凡有一句反对的意见，便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了， 事实上，根据目前已知的一些信息，国民党在针对这些被捕获的共产党被俘人员时，在“洗脑“的过程中经常使用一些“下三滥”的手段， 甚至会安排特务人员在被俘共产党群体中挑拨离间，以求尽可能打消他们希望被遣返大陆，或回归共产党一方的意志与“幻想”。 在被国民党“感化”一个多月后，左智超以“反共义士“的身份被国民党编入他们的军队，可是就是这样，国民党方面显然对这群前”赤匪“依旧不放心。 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人来找他谈话，甚至是套话。问他，“你觉得国民党如何？” 左智超面对这种审查，不得不每次回答时小心翼翼，生怕之前他的党员背景被发现引来杀身之祸。 而在数年的终日惶恐中左智超逐渐有了失眠等症状——他自述是因为生怕自己睡着后说梦话被其他台军官兵发现自己之前的“共党”身份， 由此，在每次睡觉前，他总会把自己灌醉，让自己尽可能的不省人事——渐渐的左智超染上了酗酒的恶习。 1966年，受够了这种在国民党军队中压抑且战战兢兢地的日子，左智超向当局申请了退伍，之后他去了一家台湾的钢铁厂，成了当时台湾的千百万“荣民”之一。 “荣民”，即“荣誉公民”的简称。 国民党退守台湾后，于1950年实施义务兵役制。原本随国民党来台的60万士兵逐步被年轻的本省新兵取代，这些退伍兵就成了“荣民”。 而随着荣民产生的，则是在过去台湾普遍兵役制下形成的“眷村”——顾名思义，是军眷家属的聚居区。  左智超就这样退伍住进了“眷村”。 他希望能有一段婚姻关系来开始一段新的生活——成家并且传宗接代在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中还是很重要的。 按理说已到中年的左智超是早该结婚的，但是，当时的台湾人看不起从大陆来的老兵，称呼他们“外省人”。再加上左智超本人的性格问题，导致40多岁还没有成家。 这样一来，当他退伍后，有人给他介绍一位带女儿的丧偶寡妇的时候，左智超也没怎么挑剔，于1975年在四十五岁时有了家庭以及一个不是自己亲生的女儿。 很快1977年，他又有了一个儿子。 前面我们说过，左智超在国军当兵的时候，由于政治原因每天过的战战兢兢因而染上了酒瘾和比较严重的神经类病症， 这一下又有了两个孩子，养家的重担这么压了下来，让他压力倍增。 为了舒缓压力，左智超选择了很多男人都会选择的一种不太好的方式——喝酒，然后在家里发脾气。 时光飞逝，左智超一辈子在工厂工作，随着工厂选址的搬迁在离家或远或近的岗位上挣钱养家，他的孩子也在成长。 转眼间1987年，这一年台湾发生了一件大事：蒋经国领导的台湾当局宣布“解除戒严”，并开始恢复民间和已经实行改革开放的大陆地区的接触。  两岸开放探亲后。左智超和三位战友聚在了一起，取道金门岛回到了阔别29年的家乡。29年，家乡江苏兴化早已物是人非：左智超的父亲和母亲已经去世。妹妹出嫁，哥哥也已经成家立业。 这次探亲左智超先是在哥哥家住了半个月，后来又去妹妹家住了半个月，好好和他们寻找了亲人之间的联系。 临走时，他“给每家都留了1000美元”。 回到台湾后，左智超又在钢厂工作了三年于1999年退休，这个时候他手头相对更宽裕了一些。 2002年，左智超带着他已经硕士毕业的女儿，也就是下一代，开启了第二次回乡之旅。正如左智超所言，“我不知道哪天就走了，总得让小一辈的孩子们见见面。”  此时，距离他上次回来探亲，已经过去了十几年的时间。 期间，左智超的哥哥病逝。此次回大陆，他只好住在妹妹家。 妹妹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已经出嫁，妹妹跟着儿子生活。外甥为了迎接这位来自台湾的舅舅准备了一大桌菜。 饭桌上，左智超因为喝酒十分尽兴，也十分感慨，又又讲起了当兵时候的事情。 这就发生了故事开头的一幕：旁边的女儿问他，“爸，你还是共产党的兵吗？” 听到女儿这样问，左智超立马清醒，心里面一惊——坏了，说漏嘴了。 1949年时，自从他在古宁头临被俘获的时候，将党员证吞下以后，他连带着将以前在解放军部队中的记忆也一起吞了。 前面也说过，左智超一直担心他的身份暴露后，会对他以及他的家人带来不好的影响。  这次探亲左智超自己呆的时间并不长，但却让女儿对自己的身份有了怀疑。 女儿缠着他，对关于一些他自己过去问东问西，左智超自己不想说的，女儿就去找他之前老战友。 但是，左智超和几位老战友，在几十年前就已经达成了一致，有关于那段历史，尤其是他们曾经作为共产党军队一员的历史，是要烂在肚子里面也不会再和外人讲的。 时光转眼到了2008年，左智超居住的有着众多老兵的眷村因为台湾当地的旧城改造要被拆除， 一些有心人寻思要从这些眷村居住的老“荣民“身上发掘一些素材拍纪录片，就这么样找到了左智超。 女儿和他在是否要出镜的事情上一度起了很大冲突。 但随着左智超年纪越来越大，特别是他因为早年的酗酒经历身体落下不少疾病，自感真的”命不久矣“后，他才同意协助纪录片的拍摄。 左智超是把这部纪录片的拍摄视为给人生画上句号的，虽然这部纪录片最后的样片也好，成片也罢，依旧把他认为的很多“不能说“的东西公之于众。 我们无法猜测左智超老人面对镜头时内心的真实想法，或许是真的不情愿，亦或许是经过历史车轮转动后面对摄像机产生了一种”愿意有人倾听“的倾诉感？ 2011年，左智超在台北去世，享年81岁。 在处理后事的问题上，女儿曾经问过左智超的意见。他说，“金门的那片海水，挡了我半辈子的路，我不希望你把我的骨灰撒到海里。” 于是，2012年清明节前，女儿带着左智超的部分骨灰，埋进了江苏老家的祖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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