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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 年 5 月间，我打一报告给毛主席，说自己以前是军事干部，负伤后改做政治工作，现早已痊愈，要求到前方做军事工作。毛主席批回 8 个大字： “继续工作，不要调动”。 后我又向党中央秘书长任弼时和总政组织部长胡耀邦同志提出自己的想法和请求，他们表示考虑。8 月，经中央军委批准，我进中央党校学习，佩带上印有党旗、毛泽东同志头像和“学习”字样的校徽。当时，党校校长由毛主席兼任，主持工作的是副校长彭真，党总支书记 是黄火青。我在一部学习，开始担任一部第八党支部副书记，后为第六支部书记。 一部的学员是地委、旅级以上干部和部分七大代表。当年，中央党校 的生活环境也是很艰苦的。六个部的学员分散在城外南北相距 20 公里的地方，办公室、教室加卧室，基本都是窑洞。每间窑洞住二至四人。窑洞冬暖夏凉，但光线不足，不利看书学习，雨季还有倒塌的危险。 吃的是黑豆小米 饭、南瓜汤。起初，每周见一次牛羊肉算是好的了。用的是延河水，学员们自己从河里往山上挑，很费力。没有电，点的多是煤油灯。煤油是没有经过提炼的原油，很稠，要用火炉子烤化才能点，一灯油要点三个晚上或一星期，亮度很差，像萤火虫似的，看书写字很费神，鼻孔熏得黑黑的。 纸张更为紧张，高级领导干部给点窗户纸用，一般干部都以桦树皮当纸，或用本地马兰纸。穿的是土布衣服，多是本地织的粗布，冬天每人发一套粗布做的棉袄、棉裤和棉帽，不发棉鞋、棉大衣。 延安的冬天很冷，每个窑洞或房子每天发 3 斤木炭取暖，仍解决不了御寒问题，像我们带有家属小孩的学员，困难更大。生活虽然很艰苦，但学员们有理想，有志向，大家为打败日寇、解放全中国而学习，吃苦不怕苦，情绪饱满。 当时，窑洞内外，山坡上下，延河岸边，到处可见学员们手捧马列著作阅读和三三两两互相探讨的学习情景。在听报告或上课时，大家聚精会神，认真听，仔细记；讨论会上，争先恐后，踊跃发言；开会前，高唱革命歌曲，如《抗大校歌》、《毕业歌》、《大路歌》、《黄河大合唱》、《八路军进行曲》等；经常举行体育活动和文娱晚会；每星期六晚上还在俱乐部举办舞会，中央领导同志和一些学员都穿着布鞋或草鞋跳起交谊舞。 开始，舞会伴奏是借用邓发同志从苏联带回的留声机，后来，大家对放唱片不过瘾，要求组织乐队伴奏。因我学过洋琴，俱乐部同志要我参加器乐组。器乐组有拉二胡的、吹笛子的、弹月琴的，大家都热情 为舞会伴奏。 我到中央党校时，全党范围的整风学习运动已经开始，中央党校是全党整风运动的重点。这是一次普遍的马列主义教育和党的路线教育运 动。其主要内容和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1942 年 10 月 19 日至 1943 年 1 月 14 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召开了为期 80 天的 高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用整顿“三风”的精神检查总结陕甘宁边区的工作 及经验。会议前半段主要是总结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前该苏区的历史经验教分清路线是非，批判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影响下陕北党内少数同志所犯的错误，特别是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会议后半段提出开展“五整”，即整 党、整民、整政、整军、整关（系）。会上，有几十位团以上干部各自检查过去工作中存在的“三风”问题。 会上作的关于留守兵团的工作情况报告，说到留守兵团存在军阀主义、军党论等问题，引起到会的留守兵团干部的反感。肖劲光同志作了自我批评，同时受到了批评。主要是批评他不尊重西北局，在输送干部方面有本位主义等问题。 高岗、康生等人把火力集中在他身上。他一时受不了，中途退出会场，情绪很不好。我怕他出意外，告诉李富春同志，李富春即到他的宿舍找他谈心，他才继续参加会议。 建国后，肖劲光同志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说：“在会议期间，对留守兵团的错误的批评有些扩大化了，上纲过高，例如说是路线错误，是军阀主义，甚至与张国焘的军党论相提并论，对留守兵团的干部打击面过宽，挫伤了一部分同志的积极性，这一历史问题，也应当实事求是的加以说明。” “实事求是地说，当时我对高岗的印象并不佳，感到这个人政治水平低，眼界却很高，计较个人得失，品质也不好”。这些意见和看法是对的。我认为，高岗和肖劲光的矛盾，根源在于高岗想兼留守兵团的政治委员，肖劲光不欢迎。 中央党校大部分学员到会旁听。我则正式参加会议，但不要求我全部参加。会议前阶段，我去听主要的报告，后阶段涉及到留守兵团时，我大部分时间参加了。我作为曾担任过兵团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自己有责任在大会上进行工作方面的自我批评，向大会有所交代。 在我发言前一天，康生在大会发言中，除了批评肖劲光外，还说了留守兵团政治部对西北局的“锄奸决定”不仅不执行，而且也不安排讨论。我认为，这不是不尊重西北局的一般问题，而是关系到对敌斗争的立场问题。估计是高岗在背后搞名堂，而中央社会部长康生也偏听偏信。 我听后沉住气，没有立即答复。 安排到我发言时，我除了对兵团过去在军政、军民关系上存在的问题作自我批评外，还讲了传达贯彻西北局关于“锄奸决定”的情况。我说：“我们接到西北局的锄奸决定时，认为很必要、及时， 立即在我的房里召集政治部的部务会议，兵团的锄奸部长、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都参加了，还请了总政治部锄奸部长吴溉之和边区保安处长周兴到会指 导，研究讨论后写了一个贯彻执行此决定的通知，发到全兵团各部队，当然， 贯彻还不够深入”。 我在发言中，没有直接批驳，只是摆事实。康生坐在讲台下边，旁边正坐着周兴，他向周兴耳语一阵，估计是问他是否到兵团参加此会，周兴点点头，康生只好垂下头来不吭声。散会后，我和肖劲光一道骑马回家的路上，他说我的发言很得体，有说服力。 1943 年 4 月 3 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进行整风运动的决定》，要求在整顿党的作风的同时，对全党干部进行一次普遍的组织审查，指出“整风不但是纠正干部错误思想的最好方法，而且是发现内奸与肃清内奸的最好方法”。根据这一决定，中央各部门、各直属单位（包 括中央党校）都在整风中增加了审干和反奸的内容。 我认为，陕甘宁边区处于民族敌人与阶级敌人双重包围之中，敌情较复杂、严重，日军和国民党特务潜入边区，甚至混进要害部门也是有可能的，加上大批从敌占区、国统区投奔革命的知识青年涌向延安，有些人的历史和政治面目不清楚，确需进行必要的审查，但是，中央 4 月 3 日的《决定》，对敌情作了过分的估计，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7 月 15 日，中共中央社会部长、整风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康生在延安中央礼堂干部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动员报告，说党内混进了大批特务，仅在教导旅就可以集合几百个特务。说什么“现在是紧急军事动员时期”，号召一切“失足的人们！现在应该觉悟，应该下最大的决心，向共产党悔过自新，赶快脱下特务的衣服”。其报告剑拔弩张，咄咄逼人。 从此，中央党校掀起了所谓“抢救运动”高潮。就是要被审查的人赶快坦白，赶快交代，在他“向党坦白”的条件下，抢救他的生命，以免受到更严厉的处置。在“抢救”过程中，大搞“逼、供、信”的过火斗争，把国民党统治区的共产党组织，打成为被敌人收买的“红旗党”（意指地下党外红内白，表面是共产党，实际是国民党），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来自白区的地下党员，大都以有特务嫌疑被作为审查对象。我妻子杨枫也是其中 一。 当时，杨枫也在中央党校学习。由于河南省地下党被打成“红旗党”， 她哥哥是地下党员，被打成“特务”，故她被作为“特务”嫌疑进行审查和斗争。 有一位党校领导干部找她谈话时说：“只要你承认自己是特务，保证 你丈夫莫文骅不会同你离婚”。她年轻（仅 21 岁）幼稚，在连续几天的斗争和诱逼下，违心地承认自己是“特务”。接着，问题又来了，有人继续追问她：你既然是特务，几年来干了些什么坏事？偷了丈夫多少文件、电报？因她没有干过坏事，故无法回答。于是，便找到我的头上来了。那时，杨枫被 隔离审查，我和她很长时间不能见面。 在党校一次干部大会上，一位领导这样说：有个高级干部，他的者婆是特务，已承认交代了，而他还不知道，坦克车已开到床上去了，应该立即醒悟，站在党的立场上揭发妻子的特务罪行。 这话明明是在说我。我当时戴着草帽，只好把草帽沿拉低盖住脸，不吭气。 会上，有个老干部检讨说，他老婆是特务，他受老婆拉拢，也是特务。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有人高呼口号：“老干部做模范！”不管这位老干部夫妇是否真是特务，我听后感到难受，老干部打仗干工作可以做模范，难道当特务还要做模范么？ 会后，有人来问我丢了什么文件和电报，是否被杨枫偷去。 我说：“在中央党校学习时，她们二部住在原延安女大那里，每星期六才回来一次，星期天又走了。我的文件、电报都由秘书保管，她从来没有拿去看过，我也没有丢过文件、电报，你们可以去问我的秘书”。 一天晚饭后散步时，有两位老干部把我夹在中间，边走边谈，谈到抢救出许多特务时，他们说，从白区来的姑娘靠不住，有的已坦白交代了，作为老同志，应站在党的立场上揭发，大义灭妻。 原来，他们是在做我的思想工作。我想他们的老婆也是从白区来的，便说：“是呀，我们的老婆都是从白区来的，都应当检举、揭发！”他们无言可答。 后来，杨枫又被迫“承认”偷了我的文件、电报 但经调查，我的文件、电报一份也没丢。我所在的第六支部也进行“抢救” 工作，对在白区坐过牢、犯过错误、历史较复杂的学员进行审查，紧张了好几个月，各小组共提出几个有反革命嫌疑的对象，后经党支部反复研究，觉得这些审查对象是属于思想认识方面的问题，不应当作反革命处理，便实事求是地给他们作了结论，没有扣上反革命的帽子。 有一位叫王伟的朝鲜同志，他原已被党小组作出了“特务”的结论，后经党支部研究、讨论，我认为证据不足，不同意党小组的结论。其他支委同志也同意我的意见，党支部便把王伟同志作为思想认识问题处理。王伟同志对此万分感激。 1945 年他回朝鲜工作后，寄信给我，要我有机会到朝鲜去（当时我已到安东工作，与朝鲜只隔一条鸭绿江），一定请我吃狗肉。可是后来一直没有实现。结果，我所 在这个党支部没有抢救出一个“特务”来，得不到表扬。而有的党支部，因 抢救“特务”有功，学校某些领导不仅给予表扬，还送苹果奖励。 在我们党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是比较深的，运动一起来，一阵风，容易头脑发热，生怕比别人落后，拼命“站在党的立场”上，因为有上下级和同级的压力， 搞得人晕头转向，讲实事求是就不很容易了。 不久，党中央和毛主席发现审干工作走偏了方向，及时纠正“抢救失足者运动”的扩大化错误。8 月 15 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强调“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严禁逼、供、信”的审干方针，指出“如果是冤枉了的或被弄错了的，必须予以平反，逮捕的宣布无罪释放。未逮捕的宣布最后结论，恢复其名誉”。 这时，康生的倒行逆施 才不得不有所收敛。党校的“抢救运动”也开始刹车，对全校的冤假错案进行了甄别平反。原来被抢救出来的所谓“特务”分子，一般都平反了。杨枫也平了反，只有极少数人的政治问题因条件限制，无从查证，暂不作结论。在甄别工作中，毛主席多次主动承担责任，利用各种场合向受害者赔礼道歉。 记得有一次，毛主席在党校大礼堂作报告时， 讲到“抢救运动”，说把许多同志搞错了，伤害了同志们，同志们受了委屈，我在这里给大家赔个不是，说着，就当众鞠了一躬。当场，我们许多同志都感动得流下热泪。 现在看来，康生搞的“抢救失足者运动”，使审干工作走偏了方向，对延安整风运动是一个干扰，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延安整风运动所取得的巨大成就。1943 年 10 月，中共中央决定党的高级干部转入重新学习党的历史和党的路线问题，开展党的历史大讨论，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当时学习党史的主要材料是中央书记处编印的党的历史文献《六大以前》、 《六大以来》及《两条路线》等几本厚书。 在整风学习中，对党的历史上几次机会主义路线特别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彻底批判，分清了两条路线是非，大大提高了党的高级干部的思想水平，统一了思想。 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是整风学习的重要内容。七大之前，在整风后期的学习讨论中，对“山头”的问题议论比较多，反映很强烈。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山头”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 过去中国革命是各根据地的武装 割据局面，自然形成的“山头”。有的虽然不是一块根据地，但思想一致， 气味相投，形成了一个派，也是一种“山头”。“山头”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在历史上曾起过好作用。在武装割据的年代，各个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如遍布在各地的星星之火，构成中国革命的燎原之势，没有这样的大小“山头”，中国革命就看不见了。 但山头主义是完全错误的倾向，它只看见局部利益，看不见全局利益；只看见当前利益，看不见长远利益；注重感情，忽视原则。在王明路线统治时期，王明践踏党的组织原则，大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给党造成严重危害。特别是当山头主义与肃反纠缠在一起时，使我们党和军队蒙受了很大损失。 整风中，一些部队和根据地同志有意见，有委屈，对 “山头”问题有些议论，于是，中央决定召开座谈会，也可以说是“山头会”，由所在地区的领导同志召集，中央派人参加。比如湘鄂赣边区、鄂 豫皖边区、闽粤边区、赣东北地区、闽西地区、潮梅地区及红 7 军、红 1 军 团、红 5 军团等历史座谈会。 会上，大家自由发表意见，有什么委屈都可以讲出来，包括给领导同志提意见。目的是检查以往的工作，总结经验教训， 化解矛盾，增强团结。有的问题则由中央进行处理。 原红 7 军在延安的一些同志，如叶季壮、雷经天、李天佑、袁任远、黄一平、卢绍武、云广英、黄惠良、黄宣华、谢扶民、黄道充、阮平、韦家规、黄雨山、黄超、卢永克、李志明、覃延年、陆秀轩、 黄征、吴西和我等人参加了红 7 军历史座谈会。张云逸和陈漫远曾来电来信提过意见。 当时，我们红 7 军的老领导邓小平、张云逸同志不在延安，座谈会是由朱老总和陈毅同志主持的。大家发言之后，陈毅同志作了总结性发言。 座谈会由中央派来的人写了一个决议交给了中央。 座谈会中，大家探讨问题， 推心置腹，心平气和。朱德、陈毅同志都说这个会开得是好的。因为会后别人都要回去，我在中央党校学习，大家要我把这次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个材料。后来，我根据会议情况和收集的有关资料编写了《红军第七军简史》的小册子，作为内部材料印发给中央领导同志参考。这本小册子作为研究红 7 军历史的最早资料，现仍保存在中央档案馆。 红 5 军团的座谈会开得很激烈， 因为他们是宁都暴动的队伍，不被“左”倾路线所信任，肃反时抓了不少人 当反革命而错杀了，连总指挥季振同也被杀害。军团长董振堂、参谋长赵博生、前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后政治部主任曾日山等军团领导相继牺牲，部队留下的人很少了，随西路军过黄河时基本上打光了。 会上。发言的人很激动，当有人拿出董振堂军团长被国民党杀害时的头颅照片时，不少人嚎陶大哭。 因长征前我先后曾任军团政治部的宣传部长和 34 师、13 师政治部主任，所以我也参加了 5 军团座谈会。后来中央把肃反中错杀的同志都平反了。 中央党校在整风时，大家就揭发出王明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的很多问题。如王明在苏联追随米夫搞宗派，在旅莫（斯科）支部搞夺权活动等。还揭露王明在苏区推行“左”倾路线，排挤毛主席，不相信起义过来的部队，搞肃反扩大化的问题。 红 7 军北征到中央苏区后，王明派来一个上海工人当军政委， 叫葛耀山，此人受王明“左”倾路线影响很深，看问题只看形式，不看实质，看干部只看出身，不看表现。他来后第一次集合队伍讲话，站在土台子上叉着腰说道：“我是工人，是无产阶级，是共产党的代表。你们是国民党来的，你们是小资产阶级”。 他这么讲，把大家都吓了一跳，大家都不明白，红 7 军是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领导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建立起来的。其前身 是共产党员张云逸和俞作豫领导的队伍与后来韦拔群领导的土地革命的农民武装队伍合编而成的，不少是大革命时期就参加革命的共产党员，大部分是工农出身，有的还大字不识，怎么一下子就成了小资产阶级、国民党来的呢？ 红 7 军刚成立时发的，官兵平等，每人每月 20 块大洋，由于战事频繁，钱花不出去，带在身上不方便，有人就换成了金戒指。这下成了葛耀山攻击红 7 军是小资产阶级的把柄：“你们看看，你们看看，好多人手上都戴着金戒指嘛！”葛耀山夺权后“唯我独革”，胡作非为，贯彻“左”倾路线，怀疑红 7 军混进了“改组派”，把团以上干部差不多都当作“改组派”抓了起来， 不少同志被杀害。就连红 7 军、红 8 军总指挥、共产党员李明瑞同志也惨遭毒手。后来，葛耀山搞不下去，红军过瑶山时调走了，在一次游泳时淹死了。 说宗派主义害死人，确是一点不假。开始长征时，苏区的高级领导干部大都带出来了，但由于宗派主义排斥异己，把本该随队长征的好同志却留在苏区打游击，如肺病三期的中央教育部长瞿秋白；因负伤致破的总政治部副主任贺昌；长得胖、不能骑马只能骑驴子的 5 军团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和毛泽东的爱弟毛泽潭等，后来，他们都牺牲了。提起这些，大家都非常痛心和惋惜。 张国焘搞的宗派主义，分裂中央，仗着人多势众，以武力要挟中央。不是他 “山头”的人就排挤，由白区去的廖承志同志都险些被杀掉了，是周副主席做工作才救出来。陈赓同志也差点被害。在我党的历史上，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间最长，危害也最烈。这当中一个最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他拉山头，搞宗派，网罗一帮人。 错误的路线靠山头来支撑，错误的路线又促进了山头主义的发展。座谈讨论中，大家对山头主义在建军方面的问题也提出不少意见。红 7 军是左右江起义的队伍，战斗力比较强。由广西出发时的 7500 人， 纵横 5 个省，转战 7 千里，到中央苏区时剩 1300 人，留下的不少是大革命时期的骨干。苏区作战，威名大震，被红 3 军团长彭德怀誉为“猛如虎，精似猴”的英雄部队。但由于长期得不到应有的补充，部队越打越少，后来编为一个师，再后编为一个团，最后编没了。 红 5 军团大体上也如此，补充很少， 后缩为一个师，即 13 师。这支起义部队经过改造后，思想坚定，能征善战，但始终不被王明的宗派主义所容纳。 在苏区打仗时，主要任务是打防御战。防御战是消耗战，没什么油水，每次都要损失一些兵力，丢掉一些装备物资。不比进攻战，有时还能得到一些补充。直到长征，5 军团殿后，掩护主力，顶住追兵，又要收容伤员，抬担架，任务很重。 过湘江时，34 师垮了。过金沙江时，5 军团只剩下 3 个团，与尾随而至的敌人 10 个团激战一星期，掩护主力渡过金沙江。后随红四方面军西路军过黄河，5 军团损失惨重，1.7 万多人的队伍到达陕北时只剩下 400 多人。 老部队得不到补充，越打越少，但王明却热衷于新编部队，搞工人师、少共国际师、地方独立师。这些新编部队都是新兵，多数是游击队、赤卫队编起来的，缺乏骨干和作战经验。少共国际师是十几岁的娃娃，有些“枪比人高”；工人师没打过仗，行军也不行。 新编部队开始走得猛，该休息了也不休息，最后累得没劲了，掉队的越来越多。长征时 8 军团的两个师都是这些新部队，过湘江后，严重减员，丧失战斗力，8 军团被迫撤销，部队补充给主力了。 宗派主义领导者追求增加部队番号，成立那些没有骨干力量的新部队，主力部队越打越少，严重损害 了部队的战斗力。建军上的宗派主义，其教训是惨痛的，当时这方面的意见大家也比较多。 1944 年 10 月 25 日，毛主席在中央党校的一次报告中，当谈到山头主义危害时曾说过，七军是广西军队，历史上是有成绩的，如果有态度不好，任人行政不好，我要承认错误。还有五军团，宁都暴 动来的，受了很大牺牲，过去有不对的地方，我也要承认错误，为什么会有错误呢？这里头表现着一个不信任。 当然，这些问题是过去“左”倾路线造成的，当时毛主席亦受排挤，抗战之后是毛主席主事，他是替中央来承担责任。 整风学习中，大家还批判了带有宗派主义倾向的说法。 如有一股阴风提出：“是陕北根据地挽救了中央红军？还是中央红军挽救了陕北根据地？”这本来是一个非常明了的问题。当时，错误路线使陕北根据地遭受严重挫折，刘志丹、习仲勋及高岗等人都被关押起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党中央、毛主席派王首道同志前去解救，把被捕的人都释放了。 显然，党中央、毛主席不到陕北，陕北根据地也会被机会主义路线搞垮了。当然，陕北根据地对中央红军也是有功的，中央红军如不到陕北根据地，会有更多的困难。但讲陕北救中央是非常错误的。 还有一种所谓党内有苏区、白区两个领袖的说法，也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大家的批判。1944 年 4 月 12 日，毛主席在延安高级干部大会上作了《学习和时局》的重要讲话，为这次党史的学习讨论作了深刻的总结。在进行党的历史大讨论基础上， 1945 年 4 月 20 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总结了建党以来的历史经验，对党内若干重大的历史问题作出了全面的实事求是的结论。至此，整风运动胜利结束。 党的整风运动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 宁主义教育运动。它彻底清算了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曾一度严重危 我们党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三大歪风受到了整肃。使广大党员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以及经验主义的思想枷锁中解放出来，这就为七大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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