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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表姐家 表姐住在姑姑下乡后留下的日本楼房里。她这里是姑姑一家回城办事的落脚点。她家也是套间，她和丈夫孩子在里间住，我们一家就在外间凑合。地震那天晚上，表姐的小孩发高烧，表姐两口子带孩子去医院，我弟也跟着去了。我爸在郊区工作不常回家。家里只有妈妈和我。地震时感到房屋乱颤，吊灯摇晃。楼里的人都往外跑，妈妈背不动我，急得团团转。我让妈妈自己出去避一避，我就不走了。妈妈怎么会丢下我呢？她出去找了个邻居来背我，我坚决不走，那人见情况紧急，就自己先走了。妈妈只好陪着我，没出去躲。那时我开始对自己的生命有了些疑问，有了些嫌弃。我忽然发现自己对于家庭对于别人是一个累赘。如果没有我，妈妈早就跑出去避难了。为了我，她只能舍命守着。在农村时有活干有事忙，从没觉得自己是废物。可回城后整日关在家里不见外人，除了吃饭睡觉，望着窗外的天，我看不到自己存在的意义。我越来越像一个饭桶了。这样的饭桶死了有什么可惜的？幸亏还有张报纸提醒我，北方有个医院能治好我的腿，幸亏我还能帮妈妈干一点家务活，幸亏我能帮表姐画教具，幸亏表姐的孩子喜欢我。日本房都有拉门壁橱，我就睡在壁橱里。夏天晚上很热，我就在窗外的阳台上睡。那时床下垫的都是草垫子，里面藏着许多臭虫和蟑螂。晚上突然开灯，能看见臭虫结队而行。我们听说有人被蟑螂钻进耳朵里抠不出来的事，睡觉时就用纸团把耳朵堵上。消灭害虫的任务是我的。过几天我就把床垫掀起来，用喷雾器打敌敌畏，妈妈就得躲出去，她一闻那毒药的味儿就喘不上气。表姐是中学教师，原来教数学，后来教英语。她的书架上都是数理化教材，实在没书读了，我也翻翻看看。书架上有一套《十万个为什么》我反来复去地看。表姐教英语，在课堂上，教学生说这是一支铅笔，就需要出示一张铅笔的画片，这样的教具都是我给她画的。表姐的小孩刚会说话，从幼儿园回来后就在我身边玩，我教他说话，认字，背诗词，很有成就感。最新出的毛主席的词《重上井冈山》，这孩子背得滚瓜烂熟，成为家里来客时的必演节目。这孩子后来刚上一年级就能自己看《西游记》了，我总觉得这是我这个小姨薰陶的结果。窗外就是一所小学，和我们窗口对窗口，每天他们上课，我旁听。这是我离学校最近的时机，也算我当了一回学生。 生活上更加困难了，凭票买的东西我们干眼馋，离了舅舅家后连海物也吃不上了。我妈曾说我们一家人馋得疯疯的，吃顿好饭连碗都舔了。其实，我们曾有一次吃肉狂欢。我的叔叔大学毕业后在南方工作，并在那里安了家。思念家乡的他曾经想办法调回家乡却未能如愿。但在七十年代，他因为生活在南方而庆幸。他们那里猪肉不要票，随便买。那年他们大学有几个毕业生要到滨城实习，叔叔想托他们带点东西给我们，问我们需要什么。当然是肉啊！我们已经很多日子不知肉味了。我爸妈甚至提出了一个不情之请，让那几个学生不用带被褥，腾出手多扛些肉来。被褥由我们这边提供。于是我们家比较干净的被褥都拿给他们了。最尴尬的是，我的被子上有一点血迹，现洗来不及了，我偷偷用一块补丁盖上了。我很担心那些学生知道这个，就怕他们把被子弄脏了，拆洗以后才还给我们。事实上这些学生很懒的。我们过了几天神仙一样的日子。我家门口常常飘着肉香。妈妈给我们讲故事说，从前有个后妈，对前窝孩子不好，过年时故意让孩子吃了太多的肉，然后就不消化又吐又泻，以后见肉就恶心，一辈子不吃肉了。以此为借口，妈妈总是不让我们管够吃肉，故意少做一点。往往是刚吃了几片大肉，正甜嘴麻舌之际，盘里的肉没了。结果是越吃越馋，总是不满足。拜母亲所赐，我这一生听说有肉吃就眼冒绿光。母亲把大部分猪肉腌起来留着以后慢慢吃，让日后的菜盘里总有几颗肉星闪烁。但是那些实习的学生，听说北方这么缺肉，就也给自己带了好些肉，就放在我们家里腌着。每到星期天，学生们就到我家里煮肉吃。我们也跟着吃，比吃自己家的还过瘾。我父母还通过不同渠道认识了跑山东的船员，跑北京的列车员，托他们给带点山东的杠杠头和北京的灌肠。每次有人从外地来，我家就过节了。有一次，我发现爸爸从农村背回的几斤大米里，有的米粒是半透明的，有的却是纯白不透明的。妈妈说纯白不透明的是糯米，加工好了可以做年糕。我一听就来劲了，很久没吃年糕了，在农村蒸年糕用的是黄米面，不知糯米做年糕是什么样子。我用了好几天时间，把糯米一粒粒挑出来，最后攒了半饭盒。过年时我把糯米用水泡了，然后晾干，这样米就容易粉碎。米干了以后，用瓶子擀，把米压碎，得到了糯米粉。妈妈用这点糯米粉做了几个粘豆包就算是年糕了。大家一人一个分吃了，得到了好彩头：吃粘糕，年年高。妈妈说我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不厌其烦地把小事做好。其实在我看来这并不是小事，是很重要的事。那年月，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就是把肚子填饱，最幸福的感觉是吃到了垂涎已久的食物。那时过年很快乐，攒了几个月的年货可以吃了。那时过生日也很快乐，大人会给孩子一个煮鸡蛋。一九七四年八月，风云突变，组织上要我父亲回到原来下乡的地方，留在当地中学当老师。父亲去找组织问为什么，为什么原来的平反安排不算数了？组织上给的理由是：你回来以后表现不好，和党不是一条心。理由是：一是组织上只让你自己回城，为什么擅自带了家属？二是没有调令你擅自把家搬回城了；三是你擅自把住房处理了。根据你这些表现，组织决定把你送回农村。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父亲这时浑身是口也说不清了。老天啊，你没看见我家被折腾成什么样子了，怎么还是我们的错？为了表明自己还是听党话的人，父亲当时只是把孩子们领了出来，没敢搬家，家里的东西都寄存在跃进的家里。不久，跃进家也回城了，我家的东西就锁在无人的空屋里。不久，又传来消息说失盗了。爸爸回去找了辆拖拉机，把剩下的家产拉了回来。最后搬回城的东西只有一个断了支架的缝纫机和一个被拖拉机抖得散了架的书柜和一个空了的柳条箱。其余什么都没有了。不带家属，那两个孩子在农村怎么过？家都被偷光了，不搬行吗？房子是生产队强行收回的，不交出去行吗？我爸迷糊了，像一个被打懵了的马，不知怎么回事就挨了鞭子，也不知怎样才能不挨鞭子。我们只能希望我妈妈的单位把她调回城，然后她再把我们全家带回来。但是党还有一个政策：夫妻俩有一方在农村结合留用了的，另一方也就不再抽调回城。为了回城，我的父母，一对恩爱夫妻，又一次要考虑离婚问题了。胆小懦弱的父亲这回真的是走投无路了，狗急跳墙，人急上房，他只能壮起鼠胆再次上访，而且是越级上告，请求组织上照顾我们这老弱病残的一家。幸亏那个伟大的时代还允许上访，要是现在就不知怎样了。我爸大概是最早的上访专业户了，他的精气神，他的才华大部分耗在这里。但他是幸运的，他坚信天底下总有个说理的地方，事实也没让他失望。他要是知道后来的人还有无处喊冤的，还有拦截上访的，还有抓进黑牢的，恐怕借他个胆子也不敢哪。后来组织上终于动了一点恻隐之心，有了新的决定：因考虑到家有病人，经市批准，可以回郊区工作，但不许进市里。家要安在郊区，妻子上班坐火车通勤。省里还有新的指示：平反复职人员，工资已经补发的就不退回了，没补发的就不再补发。从开除到复职这段时间不算工龄。我爸爸的亲爱的组织上，把他整了个半死，连一点歉意都没有，还翻手云覆手雨又把我们给坑了。父亲的复职手续一直没办好，为了生活下去，我们借了一屁股债，亲戚朋友都借遍了，就等着补工资还呢，这下可完了，拿什么还啊？还有一部分债是向组织借的生活费，组织不给钱，也就没办法还，只能先赖着。我们家也是最早的老赖吧。很多年后我们才明白，遭遇这种情况的不是我父亲一个人，也不是一家两家。这是因为当时很多在台上负责平反冤假错案的，本身就是制造冤假错案的人。当时他们是在上级部门的压力下，极不情愿地被迫地作了复查纠正。为了显示自己不是全错，他们想方设法，牵强附会，捕风捉影地抓当事人的小尾巴，找到一点违纪行为，就拒绝给当事人平反纠正。我父亲的处境越来越糟，就是因为整他的那些人越来越位高权重，越来越有能力进行打击报复。因为父亲终于离开了下放的地方，安排在近郊的中学做后勤，我母亲就可以申请调回原单位了。她的工作调回城里，两个孩子的户口也就可以回城了。最后当准迁证下来，我们被准许把户口迁回城市的时候，我已经满十六岁了。按政策规定，我超龄了，不能随父母回城了。父亲把我背到医院开了残废证明才算把我的户口办回来。感谢小儿麻痹症，助我脱了一难，不然我就成了下乡青年，那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回城了。有了户口，就有了票证，就有了吃的和用的。但是我们在城里还是没有家。父亲在郊区工作，城里是不给安排房子的。母亲是女方，单位也不给分房子。表姐家也住不下去了。那时下乡政策有所松动，五七战士有调回原单位的，知识青年有招工回城的，有的把孩子送回城里读书。姑姑家的人纷纷回城活动，都要在表姐这里落脚。表姐的小家实在是承受太多了。李玲播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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