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凱恩斯：高橋是清

高桥是清是个重要的金融政治家，身为经济政治思想家的他远远领先于他的时代。1931 年 12 月大萧条期间出任大藏大臣之前，高桥是清就已经领悟到了十几条重要的经济原理。二战结束之前，好像还没有任何一名日本金融界政界领袖做到这一点——甚至于到战后凯恩斯主义革 命时，似乎也没有。

这些经济原理认为，政府的首要职责是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目的不仅旨在富国强兵，而且在于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国家增加财富、提升居民收入的最佳方式，便是鼓励企业提升工人生产率、共享经济成果。政府应以累进税制缩小贫富差距，这种相对公平的再分配方式对每个国家而 言都是必要的。政府不仅应该运用政策提升国民生活水平，还应鼓励国民在自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高桥是清倡议普选，全民投票选举地方县长。尤其是在大萧条期间，政府可以利用增加赤字、 货币贬值这样的财政/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而在经济过热时，政府也可利用财政预 算收支平衡(或者略有盈余)、恢复币值的方式，缩小需求、抵御通胀。过度军事开支既危害国民经 济健康，也影响对外国防。

《日本的凱恩斯》，王兢（譯），即出

而在外交政策方面，高桥号召文官为先、军部为后。日本的外交 与财政政策应在英美框架之下推行，与英美两国合作：一来与英美之间发生战争也是徒劳无用，二来这两个英语国家及其企业为日本提供了最为重要的国外市场、资本来源、原材料及技术。日本与他国之间的竞争，以贸易方式即可进行，不必依靠建立帝国或是发动战争的手段。日本应培育强大统一的中国，帮助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竞争中的合作伙伴，而不是竞争对手。最后，依赖市场 信息而非中央决策，这对经济可持续增长尤为重要。高桥是清，就像凯恩斯自己一样，既是凯恩斯主义者，也是哈耶克主义者。

 

本书的首要目标，是研究身为私生子的高桥是清在幼年时期如何在出身地位低微的武士阶层的 情况下，在成年后却形成了多层次的思想体系。不同于幕末时代与他同时或更早的高级武士家的孩子大多学习中国经书(保守的朱熹理学)或学习荷兰语(西方的军事科学和医学)，高桥是清幼时接受的教育不过尔尔。他甚至没读过寺子屋，也就是平民和世袭步兵入读的典型的低阶层学校。从 1867 年十三岁的高桥是清在旧金山写给他父母的信中，我们可获悉他在青少年时代便可读写日语，但显然他是从祖母和寿昌寺的住持那里、而非学校，学会这些技能的。不同于此后接受教育的一代，高桥是清没有机会入读明治时期的新式大学，如东京帝国大学、福泽谕吉的庆应义塾大学、或是阿默 斯特学院毕业生新岛襄创办的同志社，那里的学生在大学里跟着真正的西方人或在西方接受过学术训练的老师学习哲学、经济学及法律。

昭和时代の演说家

高桥是清青年时代学习了唯一一项有用的终身技能，那就是掌握了英语。他 在仙台藩的上级或因和喜次身份低微，于 1864 年送十岁的和喜次到横滨跟随美国传教士学习英语。 高桥是清跟随母语人士学习英语，很早会说流利的英语，远超福泽这种学习英语还囿于阅读和死记 硬背的武士前辈，也远超井上准之助这种精英所在的东京帝国大学的教室里进行正规学习的后辈。 

高桥是清的世界观没有被幕末时代的阶级教育所束缚，也没有被现代的正统教育所局限，反而对阅读、交流及学习有着无尽的欲望，自青年时代起便有了用日语及英语进行阅读、交流和学习的能力。 由于他在武士阶层中的地位低下，出生于前后辈夹击之间，不同寻常的童年与青少年时代，外向不 羁的个人特质，高桥是清有机会形成折中的实用主义和超脱:一种同时出世入世审视自身所处社会 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在二战前的日本政客中是非比寻常的。

高桥是清在日本快速现代化时期掌握了最为重要的外语，带给他首个不用忧虑生计的政府工作 ——在大学南校担任了十四年教师；1869年，这个教育程度一般的新贵开始了他的事业，教那些从 小接受过良好教育的武士阶层高级精英英语，而他们大部分比他还大。他掌握的英语知识(含地道用语与粗俗语)让他接触了明治政府时期的外国雇员如尚德、沃贝克、格里菲斯、大卫·穆雷等人， 这些人在他 20 岁前的青年早期一直充当了导师角色。高桥是清靠着英语能力赢得了明治重臣(比如伊藤博文，井上馨，松方正义，还有山县有朋)的信任。虽然他们政见不同，这些人仍旧对高桥委以重任。

同样靠着英语能力，高桥得以撰写日本第一步商标和专利法律。19 世纪 80 年代他与前田 正名同在农商务省工作时，见到了前田。又由于他掌握了国际商业的主要语言，高桥是清成为了日本银行副总裁，1904 年被派往伦敦出售日本战争债券，在那里他见到了雅各布·希夫。 

高桥一生中的得意之作：筹集日俄战争军费

高桥是清自主学习，如饥似渴地用日语和英语进行阅读、翻译;他与之通信交流的众人之中有二人， 一位是在法国接受教育、言辞犀利的日裔产业规划者，另一位是有德国犹太血统的美国金融家，他 们对他的影响深刻而持久。高桥是清被他们所吸引，我认为原因是他们都有强大的意志，不同寻常 的背景，卓越非凡的事业，纵然身处社会高层，仍能批判性看待自身社会。

前田对高桥是清成为经济政治策略家的影响始于 1883 年他们的首次会面。尽管事实上日本所 有领导人都知道经济发展对身处后工业革命及帝国主义世界的日本生存至关重要；尽管大卫·穆雷早已告诫过年轻的高桥是清，专利法的要义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护创造发明与工业进步;尽管高 桥是清早已翻译过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这样具有影响力的西方经济学家的著作，但还是前田让高桥 专注于他独到的经济发展之道，后来也成为高桥一生经济思想的主轴。松方藏相提出控制通胀以防 失控时，前田提出，经济增长需要基于传统的地区性产业。他还强调，经济增长要注重惠及自耕农 和地方上的小型企业主，而不是中央政府，抑或是三菱、三井这样与政府关系良好的大财团。在《兴业意见》中，前田尖锐批评了松方学习西方推行重工业、牺牲乡村传统企业的做法。

而在一战后期， 高桥是清已远远超越前田「地区增长为先，重工业在后」的理念，衍生出更为全面完备的发展政策， 他从未放弃初学前田时的想法:提升国民生活水平乃是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同时可进一步刺激经济发展。高桥是清构想的经济发展政策(高薪提升消费需求，刺激更多消费需求以乘数级增长)在他后来出任原敬、高桥、犬养、斋藤内阁时的藏相时得以施展。前田的以下观念也在高桥 经济思想中植根:经济增长比军事实力更为重要，陆海军过于强盛是在危害而非加强国防。陆军大 将山县有朋及其军中后辈鼓吹「国防为基，金融为后」，高桥则自辅佐前田以来就改写了这个公式。

高桥是清还从前田那里学到了重要的两课：因地制宜决策；依据市场信息决策。前田认为，地方上的企业家和官员比中央更了解当地的经济状况。学者曾批评高桥是清，认为他在大萧条时期实 行了三年(1932-1934)的乡村纾困计划反而是增加军费开支。但高桥是清自辩说，他曾尝试在 1934 年后继续执行乡村纾困计划。只是正如我们所见，他的计划被内阁成员三土忠造所阻挠。大藏大臣 也高度怀疑中央主导的纾困计划。因此，高桥是清虽认为东京应兴建公共工程、提供廉价资本，提 供当地政府纾困资金以帮扶乡村，他还是倡导日本从经济下滑中复苏要经过自下而上、去中心化决 策、关注草根市场信息的乡村经济发展。高桥是清那时说，「每个农民、每个乡村的情况不同......每 个地区都有不同问题。 我们必须开始调查问题，因病施治。若是从中央到地方统一撒钱，我们无法 去除这些问题。」

即使 1932-1934 年大萧条期间，高桥是清的观点也是政府实行纾困资金的具体使用 情况也要由当地官员而非中央官员来作决定；他生命的最后两年，甚至更为强烈呼吁草根作主。这 反映在前田和高桥是清 1885 年支持各地兴业银行的计划中：计划提议中央政府的唯一 作用是核实从地方缴纳的资金;如果没有中央官员的阻挠，前田与高桥恐将已经建立地方控制的银 行，这样一来，一切借贷决策在当地层面便可决定。这还反映在高桥在 1918-1922 年担任大藏大臣兼 首相时尝试移交土地税、初等教育权给地方政府的做法。正是他致力于实行从前田那里继承的去中 心化决策，高桥才成为「乡村复兴」具有影响力的倡导者，甚至在大萧条期间也鼓励当地政府自助。

希夫的影响同样也很重要。高桥是清在伦敦和纽约期间得以向他请教，后来的通信中，高桥了 解了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学到了世界金融市场的知识，知晓了国际借贷财政自律的必要性，也领教 了军国主义的危险。鉴于希夫本人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金融家，高桥能从他那里知道与工人阶层分 享经济增长成果的重要性，这就更令人惊叹了。高桥是清 1904-1905 年在伦敦了解到日本对英美资 本、现代技术和先进原材料的依赖性:日俄战争中很大程度上依赖英国，一战后则主要依赖美国。 英国、美国，后来的德法因日本战胜俄国付出了 47%的财政代价。希夫与其德国姻亲沃伯格家族在 战时就承销了四分之一债券。日本胜利后，欧洲金融家帮助日本重组债券以降低战时借贷的成本。 打败沙皇军队的十七只战舰和护航舰中有十四只建造于格拉斯哥、利物浦、巴罗因弗内斯、泰晤士河；对马海战中，日本枪手狙击目标所使用的测距仪是格拉斯哥大学的两位教授研发的;战舰动力 使用的燃油是壳牌石油公司提供的；军队使用的小武器技术最初来源于美国。

高桥是清于 1904-1905 年从希夫等人身上学到的重要一课就是英美是日本最为有利可图的盟友。此外，高桥是清在与希夫 1915 年的通信中表达了反对斋藤外长提出的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他们相信与大一统 的中国结成「天然联盟」可以受益;外交施压、借款、军事干预分裂中国会威胁日本与中国、大不列颠，及美国这三个「天然」盟友之间的关系。然而日本为了获得国外借款必须践行财政职责；开支过大威胁日本在国际市场上的信用，则是另一课。越过中国加入英美队伍，正是高桥是清担任首相时 的做法。日本加入 1921-1922 年的华盛顿协议磋商，获得了资本、市场、技术、原材料，还有英美对 日本利益的保护。鼓吹所谓自主外交政策则可能会增加日本与英美国家的战争风险，切断日本从中 获利的途径——招致与不可能战胜的敌人开战的可怕后果。日本可以如高桥是清在 1932-1935 年间 那样利用财政支出刺激经济增长，但在长时段内必须平衡预算:限制军费开支，维持国际信用，这 都非常重要。换言之，军费开支膨胀不仅有通货膨胀失控、乃至爆发战争的危险，还会让日本落入在英美世界体系里朝不保夕的危险境地。

高桥是清有两大完备而又难觅源头的经济思想。我们可以确定他在前田那里受教，某种意义上 他也私淑于希夫，学到了与创造财富的工人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重要性。但高桥更进一步，他自一 战后担任大藏大臣时便倡导建立一种对资本家和工人相对公平的财富分配体制。他强烈批评日本战 时增大的贫富差距。在高桥是清看来，一个庞大健康的中产阶级对日本经济发展尤为重要，因此他 推动累进税制让富人承担更多的税负。高桥是清认为，社会有义务帮助穷人，穷人之所以陷入贫困， 主要并不是穷人自身的错。

受到前田的影响，高桥早在十九世纪末就已思考消费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不过，从何时何地 开始他产生了政府可以在经济衰替期运用财政赤字刺激需求的想法?这仍未可知。我们 知道高桥是清曾以日英双语阅读过英美经济学家的著作，与英美金融家/作家保持长期的友谊，还定期会见深井英五、石桥湛山这样年轻的经济学者;然而我们没有直接证据表明，高桥了解完备的凯 恩斯思想。事实上在高桥 1929 年就发表了他的艺伎馆比喻，1932 年他着手施行财政刺激政策，彼时的凯恩斯和年轻的剑桥同事理查德·卡恩、琼·罗宾逊仍未建构完成后人又中的「凯恩斯主义」。依照学者估计，凯恩斯至早也要到 1932 年的夏天才弄出他的「有效需求理论」、也即「总供给与总需求 的调节关系理论」。大约在同一时期，高桥着手增加赤字、刺激需求。

虽然可以排除凯恩斯直接启发甚至是接触高桥的可能，我们还是不排除一种情况:高桥可能受 到了凯恩斯、或他读过的著作、抑或他交流过的其他经济学家的间接影响，即便我们无法为这些影 响逐一作出“脚注”。受过教育甚至是那些自学成才的日本人在战时并未生活在远离欧洲和北美“中心” 的“逆流”，反而却赶上了西方主流。日本步入了西方「主流」，或者更准确说是世界的主流智识之道。 考虑到这里列出的教育经历，高桥当然也不例外。高桥是个兼收并蓄的日本藏相，也和训练有素的 新锐顾问深井英五/石桥湛山共学适道，如果他在处理本国问题时没有像英国人、美国人、瑞典人那 样推行累进税制或「凯恩斯主义」的话，那反倒令人难以置信了。高桥是清是个为学博大、交游广泛 的自学成才者，在政府各部门都有长期工作经验。他也是一名现代财相[译者注:此处作通用义“财 相”，故不取“藏相”译法]，选取现代方案应对国家面临的各项难题。颇为讽刺的是，高桥是清常常遵 行的实用主义/非教条主义路线，却是科班出的日本/西方政客不能也不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