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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年前，鸦片战争即将结束，在广东香山县雍陌乡（今中山市三乡镇），一个男婴呱呱坠地。他便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洋务实业家、维新思想家郑观应。外有坚船利炮、列强蚕食，内有民不聊生、民智未开，是郑观应所处的时代环境。在参加童子试未中之后，郑观应选择远赴上海习商，由此开启了与申城的不解之缘。 「以商聚财 以赈散财」 17岁青年初到上海，看到的是一个古今中西汇通交融、各种力量碰撞博弈的转型时空。这样的氛围，酝酿了冯桂芬经世致用的改良思想，激发了王韬“恃商为国本”“商富即国富”的重商兴利主张，也为郑观应后来的一系列实践与创新提供了丰厚土壤。 “今之公卿大夫，墨守陈编，知古而不知今；游士后生，浪读西书，知今而不知古。二者偏执，交相弊也。”看到时弊的郑观应立志要做“洞悉古今利弊、统筹中外局势”的通才，为国家立富强之基。 上海恰恰为他打开了一扇近水楼台、得天独厚的窗口。正如郑观应在《易言》中所言：“余质性鲁钝，鲜能记颂。长而客游四方，日与异国人相接。而沪上为江海通津，南北冠盖往来，群萃旅处。达人杰士往往或从之游，与之周旋晋接。窃闻时论，多关大计。” 据考证，郑观应早年居沪期间在读书上用功颇深：一是学习英语。他曾用两年时间，每月学费5两银子就读于英华书馆夜校。二是研习西学。当时的上海是引进、翻译、出版西学书籍的重镇。1843年到1898年，全国出版西书561种，上海出版的占到77%。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京师同文馆新译的西书以及《万国公报》上刊载的新学知识，让郑观应开阔了视野、汲取了新知。同时，他在上海依然坚持研读儒家、道家、佛家的传统典籍。 与彼时名声在外、熟悉洋务的徐润、唐廷枢等人不同，郑观应的过人之处是不止于在商言商。其综合优势在于集经商、读书、著述、赈灾于一体，“以商聚财，以赈散财”，颇具超越性的财富伦理与社会责任感。 19世纪70年代后期，江南及华北大旱、灾情甚巨，上海各界人士发起大范围、长时间、影响巨大的赈灾活动。郑观应不但带头捐献巨款，还发挥了重要的组织作用。 比如，为赈济山西灾荒，他与经元善等人创办筹赈公所，办公地点就设在其家中。他们还为河南、河北、山东、陕西等地募捐赈济。1878年，筹得善款67000两银；1879年，又筹得142800两银。 为了更好地筹款，郑观应接连发表《陶斋志果》《富贵源头》《救灾福报》等，呼吁士绅解囊救助灾民。此后多年，每逢天灾时仍有好心人重印散发这些劝善书，影响之深可见一斑。 1882年之后，郑观应先后被委以主持上海机器织布局、上海电报局、轮船招商局等多家企业日常工作的重任，并与盛宣怀、经元善、谢家福等苏浙绅商建立起情谊。在此过程中，郑观应完成了从学徒、买办到洋务派企业家、民族资本家的身份转变。 「“商战”方能固其本」 洋务运动顺应了推动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主题——工业化。这既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重要标志。 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的先进分子一直致力于寻找中国发展之路。从魏源的“师夷长技”“缓本治标”，到康有为、梁启超的“定为工国”“以工立国”，再到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打破“重本抑末”的传统观念是一条重要演进脉络。作为其间兴起的中国近代重商主义思潮代表，郑观应的商战思想具有重要历史价值： 一是“以商立国”。他认为商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部门，“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是商贾具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也”。 二是“习兵战不如习商战”。他认为列强外侮带来的经济侵略要远比军事侵略变本加厉，故“兵战”只能治其标，“商战”方能固其本。为此，需要从思想观念上破除“农本商末”“重本抑末”的固有成见。 三是“机器兴利”。郑观应是“洋布自织”的最早倡导者之一。他认为机器能够“既事半而功倍，亦工省而价廉”，强调“论商务之源，以制造为急；而制造之法，以机器为先”。 1880年，郑观应受命主持上海机器织布局，这是近代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主义性质的棉纺织工厂。为了弄清以中国棉花为原料应该购买何种类型机器、究竟能够产出怎样的布匹等问题，他将国产棉花送往英美的纺织厂试织，以求打有把握之仗。 调研结果很不乐观，即便使用经过改造的纺织机器，以国产棉花为原料，也仅能生产粗布。上海机器织布局原计划推动细布、粗布两条生产线、两个品种同步发展，若细布产能乏力，而粗布市场狭小、原料耗费大，则必难以为继。有鉴于此，郑观应向上提出两条保护性意见：一是现阶段以专利权加以保护，二是产品课税方面给予定向优惠，以此降低成本、增强竞争力。 除了投身机器织布局筹建工作，郑观应还在架设津沪电线一事上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洋务派在19世纪70年代末东部海防、西北边防出现双重危机的背景下，从军事情报重要性角度出发，开始积极探索和推动全国范围的电报网络建设。 郑观应在此前撰写的《易言》中明确提出“电报，无论隔山阻海，顷刻通音，诚启古今未有之奇……两国构衅，赖电报以传军机……商贾贸易，藉电报以通达市价”，建议“查津、沽为水道入京门户，宜先由海底建一电线，通两江、吴淞等处。由是而闽、浙、粤东，凡属海疆悉敕下大吏，揆度地势，次第举行……虽明知创始维艰，而大局攸关，实受其利”。 1881年5月，津沪电线工程正式开工。上海电报分局总办郑观应“招工购物、转运料件”“专管分局，就近联络大北电报公司与天津总局”。当年11月，全部工程架设完毕；年底，电报线路及收发报机工程竣工启用。 「“不致为洋人占尽”」 这一时期，洋务企业进入大发展阶段。一方面，洋务派逐渐认识到兴办近代军工企业需要先期筹措大量资金；另一方面，国内外时局也出现稍留喘息的机会。于是，洋务运动的焦点由“自强”顺势转入“求富”。以上海轮船招商局为代表的洋务民用企业创立，是其中的一个鲜明路标。 150年前创办的轮船招商局，承办海运漕米，揽载货物，一开始委任唐廷枢为总办，朱其昂、徐润、盛宣怀为会办，旨在使中国轮船畅行，使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 初创伊始，轮船招商局遭遇洋商的步步进逼。当时，美资旗昌轮船公司几乎垄断长江航运业务，且有进一步插手北洋航线之势；英资公正、太古、怡和等，也纷纷参与对轮船招商局的“围堵”。它们勾连行动，联手降低运费，试图挤垮招商局。 1882年，洋务派力邀郑观应出任轮船招商局帮办。面临人生十字路口的关键选择，郑观应的内心展开了激烈斗争：不同于织布局、电报局的筹建，以兼职身份亦能游刃有余，船务兹事体大，必须一心一意。此外，能否适应官办或官督商办的游戏规则，也是一个未知数。权衡再三，郑观应还是欣然赴任。 在任期间，郑观应时常以外资企业特别是太古轮船公司作为比照、学习的对象。在人事管理、制度建设、企业经营、资产更新、经济核算等方面，认真对标国际一流标准，逐步扭转财务亏损局面。他力主提高运营效率、精打细算降低库存管理成本，明令“轮船开放不可迟留也。凡船在各埠，宜查其开行之日，电报关照以便预揽客货上栈。船到即装，不致停久”，目的是“一昼夜节省一吨煤，每年可一百八十吨”。 不过，在晚清内忧外患的大背景下，郑观应提倡商战、讲求效率、推崇竞争的很多主张，也招致招商局内部不同形式的反对。郑观应曾言：“复任后仍不避嫌怨，整顿修船、投标，船上堆工、江船客票银水等事，约共岁有十万两。同事颇嫌多事，而反对者百般恐吓，或声言饱以老拳，或暗以炸弹相对，曾贿报馆记者捏词毁谤，望官应长驻汉阳不回上海而后快。” 不过，郑观应始终正直好道、光明磊落，后于1892年、1909年两次接受盛宣怀之邀重返上海，复任招商局。如果说他八十载人生中的半数在上海度过，那么他的上海岁月中最浓墨重彩的篇章，就写于轮船招商局时期。 「发自肺腑的直言谏言」 郑观应在上海力行商战、创立事功之时，也不停地思考中国命运问题。中法战争后，他在《易言》基础上完成5卷本《盛世危言》，于1894年出版。甲午战争和义和团运动时期，他又两次增改，最后形成8卷本30多万字的《盛世危言》。 “危”字在古汉语中，除有“危险”之意外，还有“高”“直”的含义，同于“危楼高百尺”中“危”的含义。因此，“危言”又可理解为发自肺腑、出于赤诚的直言谏言。 《盛世危言》是中国思想界一部较早考虑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代表性著作，条分缕析政治、经济、教育、舆论、司法等诸方面，并提出了一个系统化社会变革纲领。 该书问世于甲午海战之后，生逢其时，人们竞相传阅，一时洛阳纸贵，在短期内重印20余次，版本之多在中国近代出版史上也堪称奇观。 1895年，光绪皇帝看到此书，命印刷2000部，分发给大臣阅读，被时人称为“医国之灵柩金匮”。张之洞如此评价：“论时务之书虽多，究不及此书之统筹全局择精语详……上而以此辅世，可谓良药之方；下而以此储才，可作金针之度。” 据《毛泽东年谱》记载，毛泽东十四五岁时曾停学在家务农。虽然辍学，却仍坚持读书。这一时期，他“从表兄文运昌处借了一些书，有一本是早期改良主义者郑观应所著《盛世危言》，书中主张设议院，办商务，讲农学，兴学校，使上下同心，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畅其流。还说到中国之所以弱，是因为缺少西洋的铁路、电话、电报、汽船等，提出'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的学习西方的原则”。 二三十年后，毛泽东面对美国记者斯诺进一步回忆：“我还是继续读书，如饥如渴地阅读凡是我能够找到的一切书籍，经书除外。这叫我父亲很生气，他希望我熟读经书，尤其是在一次打官司时，由于对方在法庭上很恰当地引经据典，使他败诉之后，更是这样了。我常常在深夜里把我屋子的窗户遮起，好使父亲看不见灯光。就这样我读了一本叫作《盛世危言》的书，这本书我非常喜欢。” 对彼时身处山村的少年毛泽东来说，《盛世危言》无疑是一部令人茅塞顿开的新学读物。郑观应“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的主张，让他开始明确意识到：不能守着祖宗的老样子不变。 没过多久，他说服父亲同意自己复学。不久，就去了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学习新学。临行前，毛泽东抄送给父亲一首诗作为道别：“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1921年6月15日，上海的《申报》刊出一则讣告：“清授荣禄大夫、原任广西左江道郑公陶斋，于夏历五月初九日寅时寿终。”讣告中所提到的“郑公陶斋”，就是郑观应。一个多月后，受《盛世危言》所鼓舞而“立志出乡关”的毛泽东，与他的同志们一道在上海“开天辟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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