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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阅读： 无产阶级的界定理想的解放与真正的解放当无产阶级中的大多数人追随着其完全相信真实的革命的领导人时，左翼知识分子却不大了解前者在信仰方面的情况。也许他们无意识地对工人的态度感到失望，因为让这些工人更有感受力的并不是伟大的任务，而是近期就可获得的好处。艺术家和作家们很少思考英国的工党主义或瑞典的工团主义。他们有理由不把时间花在研究这些已有的成就上，这些成就虽然在许多方面令人钦佩，然而研究它们却不需要更高层次的精神思考。在英国，工人出身的工党领导人通常会表现得比来自知识分子群体的领导人更为温和。A.贝文显然是一个例外，但他也被知识分子们所包围，而工会的书记们则被其对手列为头号敌人。 法国的情况与此有所不同。在法国，大部分工人把选票投给了共产党，最有影响的工会的书记亦是共产党人。而改良主义则被认为是难以奏效的行为。这里就出现了使存在主义者、左翼基督教徒和进步主义者分裂和对立的矛盾，即为什么要与代表无产阶级的党分离？为什么要加入一个更关心为苏联的利益服务而不是为法国工人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党呢？若采用合乎情理的方式，这一问题可以有许多不同的答案。如果有人认为，不管怎么说，苏联代表了无产阶级的事业，那么，他就会加入共产党或与共产党合作。 反之，如果有人认为，真实的解放已在西方阵营中具有最好的机会，或者认为“瓜分世界”为和平提供了唯一的机会，法国就地理位置而言处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一边，那么，人们就会力图使工会免遭那些诚实地为莫斯科效劳的人的控制。最后，人们也可以寻求一条中间道路，在内政上是进步主义的，在外交上是中立的，同时又没有同西方决裂。上述决定均不需要形而上学的空论，同时也没有使知识分子变成无产阶级的敌人。不过，这必须要符合这样一种条件，即这方面的决定必须是参照历史的局势作出的，而不是参照马克思主义的预言论（prophétisme）作出的。存在主义者和进步主义的基督教徒却只愿意通过这种预言论来观察现实。 要与无产阶级团结一致的愿望，证明了一种乐于助人的情感，但几乎无助于在世界中的定位。在20世纪中叶，并不存在世界性的无产阶级。如果人们加入苏联的无产阶级政党，那他们势必就会与美国的无产阶级政党作对，除非他们认为数千名共产党员、黑人或墨西哥族裔等无产阶级中受剥削最重的阶层是美国工人阶级的代言人。如果人们加入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法国工会组织，那他们就会与德国的工会组织作对，后者在反对共产主义方面几乎是铁板一块。如果人们以多数选票为准则（在法国，此类人在30年代时应当是社会党人，50年代时应当是共产党人），那么，他在英国必定是工党分子，而在法国则必定是共产党员。 用自己的双手在工厂干活的数百万工人并非自发地具有一种共同的主张或愿望。根据不同的国家或环境，他们会分别倾向于暴力或顺从。真正的无产阶级并不是根据产业工人的实际经验，而是根据一种历史学说来界定的。 为什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20世纪中叶，在法国这样一个农民与小资产阶级要多于无产阶级的国家里，一些关心具体事物的哲学家会重新找到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的预言论呢？萨特向亲共产主义方向发展的路线似乎是辩证的，它包含着“肯定”或“否定”的一种颠倒。由于人们天生具有空幻的激情，因而，说到底，他们往往会把多种不同的“计划”同样地视为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东西。无产阶级社会的绚烂多彩的幻象连接着类似于自然主义小说家笔下的令人厌恶的社会，政治乐观主义往往与人类的卑鄙的行为结合在一起，它就像插在今日的粪堆上的“未来”的小蓝花。 一如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批评，存在主义的心理分析通过揭穿隐藏在口头上的高贵之下的肮脏的私利，使一些学说丧失了信誉。不过，这种方法存在着通向一种虚无主义的危险：为什么我们自己的信仰就一定比别人的信仰更为纯洁呢？求助于个人的或集体的意志的法西斯式的决定，为跳出这种普遍否定提供了出路。而无产阶级“真实的主体间性”或历史的法则则为之提供了另一条出路。
总之，存在主义者的哲学是一种道德的激励。萦绕在萨特心头的是对真实性、交流和自由的关注。一切使人无法行使自由的处境，皆有悖于人类的目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主仆关系歪曲了良心之间的对话，这些良心彼此之间是平等的，因为它们都平等地享有自由。伦理激进主义（le radicalisme éthique），再加上对社会结构的不了解，会使人习惯于一种口头上的革命。对资产阶级的仇恨会使人放弃平平淡淡的改革。无产阶级绝不应当与拥有既得权利的“卑鄙家伙”串通一气。就这样，一位排除了所有全体性的哲学家，在未意识到矛盾的情况下，重新引入了工人阶级的“天命”。他这样做与其说是克服了矛盾，毋宁说是掩盖了矛盾。 进步主义的基督教徒的道德激励则是另一种情况，他们在良心方面的表现有时颇令人感动。他们的所作所为若放在一位非天主教徒身上，很难不被人视为是虚伪或狂热的行为。用来对付边做工边传教的教士的措施，使基督教徒烦乱不安。这些措施同样被这样一些人所利用，这些人对宗教漠不关心，利用各种机会诋毁教会，特别是求助于一些在远见力而非思想品质方面值得争议的人去恢复共产党的同路人的威望。人们在理解进步主义的基督教徒的态度时，往往以这一首要事实为出发点：在法国无产阶级中的大多数人与共产党存在着联系。 由此，《教会的青年时代》一书的作者曾如是写道： 《教会的青年时代》还写道： 工人给世界带来了生机，而共产党则又与工人存在着有机的联系，但是，“只有根据计划，并只有通过工人们自己的生存条件与斗争条件所决定的方式，工人地位才可获得提高” 。由此，人们可能毫不犹豫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工人阶级将重新信仰基督教——对此，我们充满希望——但是，只有当他们在自己所具有的内在哲学的指引下，并通过他们自己的手段，工人阶级才可能征服人类。” 此外：“人类正通过工人运动重新获得了新的生机。” 我觉得有必要指出，上述引文中所反映出来的这些谬误，纯粹是“知识分子”的错误。不过，这些错误并非仅出现在个别知识分子身上，而是正流行于某些知识分子的圈子里。他们认为，正如共产主义者所宣传的那样，马克思主义科学地解释了工人的悲惨处境。这种态度不啻是将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与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或是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与现代生物学混为一谈。左翼基督教徒天真地接受的那种马克思主义，把导致压迫和贫困的责任归于政治体制。它还把工人阶级遭受的不幸归咎于财产法和市场机制。这种所谓的科学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 此外，马克思主义也不是“无产阶级的内在哲学”。工厂里的雇佣劳动者或许倾向于认为，整个社会被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所统治并剥削。对工厂的所有制的指责，对贫困的原因不加区别，要资本主义对所有罪恶承担责任，凡此种种皆表明，工人有时更倾向于法共宣传所助长的粗浅的判断。但是，“只有革命才能解放工人阶级”的断言，远远不能表达无产阶级的内在思想，它只属于法共从未使其追随者完全信服的学说。 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关于工人不幸的科学，共产主义也不是无产阶级的内在哲学，工人阶级本身决不会相信自己是拯救人类的“选民”。继这两个错误而来的是关于阶级斗争和新世界的降临的第三个错误。我不打算讨论左翼基督教徒加在工人身上的美德，因为我们承认自己不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当我们读到：“工人阶级是一个诚实的族类。正是出于对自由的热爱，它有朝一日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远离教会，但它会更加远离资产阶级用来控制教会的各种结构与外在形式” ，“人民中的大多数男女……是忠于'山上宝训’的” 时，我们既不想去否认它，因为普通人的善良并非是一种传说；也不想去赞同它：天选阶级的神话明显充斥于字里行间。 任何一位天主教徒均有权利相信，集体财产所有制或计划经济与被称为资本主义的制度相比，会更有利于大多数人的利益。正是在这里，存在着人们能够加以肯定或拒斥的关于世俗事物的看法。天主教徒还有权利相信，历史将朝着它所喜爱的体制的方向发展。此外，天主教徒还有权利承认，为国民收入的分配或社会的组织而展开的阶级斗争是一种事实。如果他把社会主义的降临称为“历史的意义”，如果他把共产党的掌权美化为工人的解放，如果他赋予阶级斗争一种精神价值，那么，他就会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并且会徒劳地致力于把一种基督教的异端与天主教的正统结合在一起。 把基督教徒在其本人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诱惑到工人群众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当中的，正是宗教经验的残余和反响：无产阶级分子和党的活动分子，就像基督最早的信徒一样，生活在一种对新世界的期待之中。他们仍旧是纯洁的，并且还心怀仁慈，因为他们没有剥削他们的同胞。给人类带来生机的阶级，正起而反抗腐朽的过去。左翼基督教徒主观上虽仍旧信奉天主教，但在行动上却已把宗教事务置于革命之后。“我们无所畏惧：我们笃信我们的信仰，笃信我们的教会。我们此外还知道，教会绝不会长时期地与真正的人类进步作对……如果有朝一日工人前来与我们谈论宗教，甚至恳求我们给他行洗礼，我想，我们将在开始时就问他，是否思考过工人生活悲惨的原因，以及是否会参加他的同志们为争取所有人的利益正在进行的斗争。” 人们已经迈出最后的一步：让福音传教服从于革命。当进步主义的基督教徒以为自己在使工人皈依基督教时，他们已经被“马克思主义化”了。 天主教的信仰并非与对先进政党、工人运动和计划化的好感互不相容，但它却与马克思主义的预言论互不相容，因为后者只在历史的变化中看到通往拯救的道理。被共产主义行动作为目标的“解放”，可以让人进行客观的描述。在某些情况下，尽管付出了代价，选择革命暴力而不是选择缓慢的改良进程，同样合乎情理。但是，理想的解放并没有产生所有进步的条件，而是只在对事件的纯宗教的解释中才留下救世的第一阶段的痕迹。共产主义者实际上也从信仰中获得活力的：他们并不反对仅仅以合理地组织自然资源的开发与集体生活为目的，而是渴望主宰宇宙的力量，以及主宰不同的社会，以便揭开历史之谜，并把对超验性的沉思转移到自身满意的人类上来。 理想的解放，只要它用借自基督教传统的方式来表达，就会使左翼天主教徒受到诱惑。而它之所以能对存在主义者产生诱惑，则是因为无产阶级似乎为被内心孤独所困扰的哲学家们提供了一个神秘的共同体。此外，它之所以能诱惑以上两者，还因为它保存着“未知”、“未来”和“绝对”的诗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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