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聊斋志异》的神仙狐鬼精魅故事，不仅在叙事模式上超越六朝志怪小说，更重要的是“志怪”性质的变化：六朝志怪是将“怪异非常之事”当作曾有之事，记述出可供读者“游心娱目”，“亦足以发明神道之不诬”；蒲多有意识地结撰奇异故事，其中神仙狐鬼花妖都出自个人创造，有所寄托、寓意，如《狐梦》为其友人织梦，以调侃、逗趣。 （二）假狐女故事寄托严正的题旨，抒发情怀，寄托忧愤成为主导的创作意识，他期望读者不信以为真，而能领会其中意蕴：六朝志怪小说“怪异非常之事”是作品的内容；《聊斋志异》中神仙狐鬼精魅故事作为小说的思想内蕴载体，带有表现方法和形式的性质。 （三）更深层次的思维性质及功用的变化：贯穿六朝志怪小说的神道观念及其思维模式，如灵魂不灭等，都具有神秘性质；蒲因袭这些神秘的思维模式，撰出诡谲奇丽的狐鬼花妖故事，但不完全是在原来迷信意义上的因袭，而是弃其内质而存其形态，作为文学幻想的审美方式和表现方法用于小说创作中，摆脱神道意识的拘束，藉以观照现实世界，抒写人生苦乐，出脱个人内心隐秘。 2. 狐鬼花妖的人情化和意象性 （一）《聊斋志异》故事结构的模式之一：人入异域幻境，如天界、冥间、梦境等。 1.这些异境都被形式化，多数情况用作故事框架，装入现实社会或作家心迹映象，如《仙人岛》《罗刹海市》中的大罗刹国和海市国，只是作者怀才不遇的境遇的幻影；《梦狼》为表现“官虎吏狼”这个比喻性的主题而虚拟一个奇异之梦。 2.幽冥世界的形式化最明显。蒲对冥间及鬼官的描写没有屈从渗透进民间信仰中的本有观念和固定模式，而是随意涂抹。 （1）有些篇章赋予阎罗、城隍以公正面貌（如《考城隍》《李伯言》），用冥间地狱作为对人的恶行恶德的惩罚、警告方式（如《僧孽》、《阎王》）未跳出信仰意识窠臼； （2）一些篇章只用作映照现实的艺术工具，镜头多对着官府，如《席方平》《考弊司》《公孙九娘》等。 （二）《聊斋志异》故事结构的另一模式：狐鬼花妖幻化入人间。 1.六朝志怪小说中的异类物怪而少人情；《聊斋志异》中异类，尤其是女性的，以人的形神、性情为主体，只将异类的某种属性特征融入或附加在身上，如花姑子身有香气（《花姑子》）；绿衣女依据蜜蜂特征写出（《绿衣女》），这种幻化、变形是艺术的幻想；所有异类形象又多在故事进展中或将结束时，才显示一下其来由和属性，形成“偶见鹘突，知复非人”的艺术情趣。 2.《聊斋志异》狐鬼花妖精怪形象，也是用作观照社会人生的：它们多是美的、善的，给人（多是书生）带来欢乐，给人以安慰，可以说是寄托意愿，补偿现实的缺憾，如《红玉》《凤仙》《宦娘》《阿绣》等。 3.神秘意识转化为审美方式：狐鬼花妖性格、行为表现一种情志意向，可称为象征性的文学意象。 （1）长篇：如黄英是菊花精，被赋予高洁的品格，喻淡薄名利、安贫乐道的清高节操，体现着读书人传统的清高观念的变化（《黄英》）《婴宁》中婴宁象征得失成败都不动心的“撄宁”境界。 （2）短章：如《骂鸭》《野狗》。 一.创作的抒情表意性。 （一）贴近社会人生：大部分篇章里，与狐鬼花妖发生交往的是文人，发生的事情与文人生活境遇相关或在其所关注的社会领域内，表现出既宽广又集中的视角。 （二）蒲笔下的狐鬼故事大多由他个人生活感受生发出来，凝聚着半生苦乐，表现着其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和憧憬，因此《聊斋志异》是言志抒情的。 二.科举失意的心态。 （一）这个特点以写科举失意、嘲讽考官的篇章最明显。如《叶生》抒其科场失意之悲愤，同其词《大江东去·寄王如水》《水调歌头·饮李希梅斋中》一致。 （二）批判科举弊端，特别是考官的昏庸，如《司文郎》《贾奉雉》。 三.落寞生活中的梦幻：《聊斋志异》众多狐鬼花妖与书生交往的故事，多是蒲落寞生活中生发出的幻影。 （一）情节较单纯者，如《绿衣女》《连琐》《香玉》可认为是他长期处在孤独落寞境遇中的精神补偿，将自遣寂寞的诗意转化为幻想故事。 （二）一些故事中狐鬼花妖的出现不只让书生解除了寂寞，还使书生得到鼓励，事业上获得上进，为之编织出种种理想的梦，如《爱奴》《凤仙》。 四.现实伦理与精神超越：狐鬼花妖形象可不受伦理道德约束，蒲借这种自由写出众多冲破男女大防的女性，也写出为道德理性所禁忌的情爱，这除作为现实的补偿对照外，还蕴含对两性关系的企望和思索，突出精神和谐，如《白秋练》《娇娜》。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