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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20日这天中午，我做了一件轰动全厂的事。因为疫情原因，食堂不允许聚餐，而是要求随打随走。但这天食堂晚开了几分钟，当我打完饭随意往身后看时，意外地发现窗口前已经排成了一条长队。 看到队伍里有个女副厂长也在，没有犹豫，我立刻走上前问她：“s厂长，你是七零年的吧？”周围的人都紧张地盯着我们。她点点头，我心平气和、口齿清楚的说：“我四十来岁的时候，你三番五次撵我回家，那你今年50岁了，为什么还不退休？难道淄博某某厂的领导，说话办事、双重标准、双标吗？”干脆利落的说完，我就“深藏功与名，事了拂衣去”。 下午一上班，部门经理郭某找我，让我到他二楼办公室一趟。和他并排走在楼梯上时，他用胳膊肘捅捅我，强行压抑住上扬的嘴角，低声问我，你今天中午在食堂说S厂了？我应了一声，俩人边说就到了他办公室。坐定后，他对我说：“我中午打饭晚，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刚才刘董打电话给我，我才知道这事。人家S厂是领导，现在虽然不是副厂长了，但还保留原有待遇。她50退不退是上级主管部门来决定，咱们说了不算，你有意见可以单独找她，不要当着那么多职工的面说她，这样做不合适。” 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我严肃的回答他：“这几年S厂对我做了些什么，你又知道多少？我就是要当面锣、对面鼓的问问她。一个不把职工当人看的领导，凭什么让我尊重她？” 一星期后，食堂就宣布解禁了。我暗暗后悔自己太心急，早知这样，我就再等上一个星期。而实际上，那天下午，就早已有多个好事者把这事传播得沸沸扬扬，人尽皆知。 从那之后，这个S厂长就不在食堂吃饭了，而是端回自己的办公室吃。按照一般人的理解，得饶人处且饶人，部门领导也已经找我谈话了，那么就算我有再大的心结，也应该放下了。 作家毕淑敏说，发自内心的愤怒，在未被完全释放的情况下，是不会像露水一样无声无息的渗透到地下销声匿迹的。它潜伏在我们心灵的一角，悄悄的发酵，膨胀着自己的体积，积蓄着自己的力量，在某一个到来的瞬间，就毫不犹豫的爆发出来。 岁月留痕。回想起过去，那些默默扛下的压力，那些饮恨吞声的痛苦，那些无法纾解的愤怒，以及长夜难干的泪水，我发现自己做不到一笑而过随风而逝，她对我造成的伤害，根本不是一次泄愤就能弥补的。 所以，在几个月后，2021年1月4日这天，我等来了她在食堂出现的身影。走出队伍，来到她面前，我一字一句的说：“S厂，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你也有今天下台的时候。” 排队打饭的人很多，有一般职工、中层干部，甚至厂级领导，都在用兴奋的眼光旁观这生活中不多见的一出好戏。 突然，半路杀出个程咬金。部门G经理双手按住了我的肩膀，把我硬往窗口方向边推边说：“先打饭，先打饭。”我用力挣脱他，冲着S厂长大声质问：“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凭什么我四十来岁你三番五次撵我，自己却50岁了还不退？谁给你的权利？” 半年内，两次食堂风波在全厂上下引起了巨大轰动。她当副厂长时，厂里很多人都对她心怀不满，但都是私下里发发牢骚，从来没有人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和她叫板决裂。 我在单位干仓库保管十多年了，家距离单位20多里路，平时上下班都乘坐公交车。这么远的路，中午是没办法回去的，只能在工位上打个盹儿睡一觉。另外几个保管，有的家就住在厂区，有的骑车也不过十几分钟车程。 我前文提到过，我单位生产的产品，在我市各个超市和农贸市场都销售很好。对于任何商家来说，如果缺货，当然是希望随叫要到，而业务员们为留住客户，稳定客源，肯定会有求必应。 看到我中午不回去，有的业务员中午接到客户要货的电话后，就商量着让我中午加个班发货。想到低头不见抬头见，再说也不费自己多长时间，我就点头同意了。 后来，别的业务员见状，当自己的客户中午也需要补货时，就纷纷过来让我也加班发货，一开始还都客气的打个电话说一声，后来连个电话也不打了，直接安排装卸工拿着票过来提货。 时间长了，我就觉得不对劲，心里不平衡。尤其是看到别的同事中午到点下班后有说有笑的换下工作服回家，唯独自己却还要加班加点发货。尤其是我中午加班，是没有一分钱加班费的，有个别业务员过意不去，给买几个包子或火烧，就已经算得上是良心之举了。 午休是我个人的休息时间，为什么我就要尽义务，无怨无悔的加班呢？意识到这些，当别的同事下班后，业务员再派人来提货时，我就坚决不再接票发货了。 第二天，分管领导也就是S厂长紧急开会，含沙射影地说：“客户是上帝，没有上帝来买咱的产品，厂里上上下下拿什么发工资？天大地大，客户最大。我要是再听哪个业务员说，谁中午不想加班，不想加班你就走人好了。再说了，反正中午你又不走，加个班还能有多么累？” 有人心照不宣地看向我。别人中午都是到点下班回家的，所以根本不存在加班的说法。那么，这话不是说给我听，又是说给谁呢？可悲的是，当时我心中纵然有千般不满、万般怨愤，反驳的话却一句也不敢当众说出来，甚至还自欺欺人的麻痹自己：领导又没指名道姓，我跳出来不是不打自招吗？ 每年的秋冬时节，是厂里产品的销售旺季，晚上加班成了常有的事。几个保管都要轮流加班，有时轮到我加班，下班时早已经错过了最后一班公交车。我小心翼翼地给领导打电话，领导却说：“你干的活是由你的工作性质决定的，要是不想干，就去人事处报到。”没办法，我只能忍气吞声，自掏腰包花钱打的回家。 有一天上午，我在发货时站在输送机上清点货垛时，另外一个客户违规操作，合上了输送机的电闸。瞬间，毫无防备的我被高速运转着的输送带甩落在地。我爬起来，疼痛加上惊吓，就要求客户陪我到医院检查一下，否则，我不给他开出门证。而没有出门证，他是无法出厂大门的。客户不肯，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妈了个X的，出了XX厂的门，我弄死你。” 厂里有个女同事恰好经过，目睹了这一幕，马上劝我赶紧找S厂反映情况。毕竟我这是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受的伤，而且还受到客户的人身威胁，于情于理都应该向领导汇报。 中午午休时，我敲开了S厂办公室的门，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她不耐烦的说：“我都忙了一上午了，就盼着中午能好好休息一下。我手下管着几十个职工，每天处理的事很多，不是光管着你一个人。” 得知我想去医院拍个片子检查一下，她说：“医院是个什么地方，人人都忌讳的地方，我要是派哪个女职工和你一起上医院，人家表面上不说，背后还不得骂死我呀？让你对象和你上医院看病去吧。上班儿就要高高兴兴，我看你上班并不高兴，那还上班干什么呢？只要你愿意，我现在就跟厂长打招呼，你明天就可以办内退。”
她滔滔不绝的说着，丝毫不加掩饰对我打扰她午休清梦的厌恶和反感，更不考虑她说的这些话与她副厂长的身份是否匹配。我只感觉愤怒层层上涌：难道就因为客户是上帝，我被客户威胁后还要感恩戴德？我在工作中受的伤，凭什么还得我对象陪我去医院？ 泥人也有三分血性。一连串的疑问逼得我忍无可忍，针锋相对的反问：“你作为分管领导，职工在工作中受了伤，不找你找谁？我在厂里受的伤，我对象没有这个责任和义务陪我上医院。至于内退，我不是离了某某厂就活不下去，但是我的内退工资一分钱不能少。” 说起内退工资来，这里面还有个小插曲。为了减员增效，厂里多年来一直规定，女职工满45岁，男职工满50岁就必须内退，并且要写一份自愿内退申请。从内退到正式退休，这期间是没有一分钱内退工资的。 2016年5月，有个71年生人的刘姓女职工到了内退年龄，她直接抱着一桶汽油找到了厂长说：“我身体不好，内退后找不到活干，要么发给我最低内退工资，要么我就不退。”从那之后，厂里再也不敢逼职工内退了。 她说：“你要内退工资，咱厂没有这个先例。”我说：“没有先例可以创造先例，以前女职工45岁还让内退回家呢，现在不是也作废了吗？有人能抱着汽油找厂长，我也会拎着汽油去找他。” 最终我向同事借了钱，一个人坐公交车到八院拍了个片子，做了检查，医生说是软组织挫伤，给我开了一周的假，让我好好休息。 在家休息的这几天里，领导层没有一个人打电话来慰问一下。而当我打电话向她汇报时，却发现她已经把我拉入了黑名单。 有人说，善良的人即便身受重伤，也不愿反抗，非要等到伤痕累累触及底线，才会寻求自保，奋起反抗。 在家休息的这几天，回想起S厂对我做的每一件事，都在一点点的摧毁我的自尊，践踏着我的人格和底线。吃亏的事情接二连三的发生在我身上：别的保管工作中出现失误，她就会轻描淡写的说，谁干活谁出错。然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无声无息的在内部就压下来。唯独我出错却不依不饶，写检查、扣工资，一个都不能少。时不时呵斥我：干工作仔细点儿，干点儿活就非得出错？然后就大肆宣扬广而告之，让整个部门的人看我的笑话。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我伤好后，上班后不几天，母亲就出了车祸：她在下公交车时，一只脚还在车上，驾驶员就关闭了车门，启动了车辆，导致身体多处骨折，大小便不能自理，我和哥嫂轮班陪护，累得都脱了形。 我就向S厂提出要休几天年假，她冷冷的说公司不养闲人，一个萝卜一个坑，不干就走人。 这一次我没有和她争辩，对于这种领导，我已经无话可说。 我在单位所遭受的一切，老公和孩子是完全知道的。在这两个我爱的男人面前，我从不隐瞒我所遭受的职场霸凌以及我的无能和软弱。 当我愤愤不平时，老公这样说我：“凡事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领导为什么光欺负你不欺负别人，自己软弱，就怪不得别人踩上一脚。”还在上学的儿子更是义愤填膺，扬言要到厂里找领导理论，被我坚决制止了。如果我真允许儿子这么做，我恐怕真要成了别人眼里的笑话了。 想想生活中的自己，并不是一个任人宰割，唯唯诺诺的胆小鬼啊，相反，遇事是敢于据理力争、锱铢必较的。比如有时在熟食店排队，总有不自觉的人插队。别人都会默不作声袖手旁观，我会立刻站出来制止：“师傅，请您排队好吗？。”有一次插队者是个中年男人，他心有不甘地说：“行，我让你先买。”我立刻紧跟了一句说：“不用你让，马上就要排到我了。” 在周围朋友们的心中，我是开朗的，阳光的，爱说爱笑的，任谁都无法想象，我在单位却遭受着多年的职场霸凌，任人摆布。 最灰暗的时期，每当下了公交车往厂大门口走去，每一步对我都是莫大的煎熬。 人性中有一条亘古不变的真理，那就是欺软怕硬、拜高踩低。你越是善良，别人就越是会变本加厉地欺负。 我的一味宽容忍让、委屈自我，换来的是欺凌和轻视。而我一开始没有底线的同意加班，给了别人一步一步得寸进尺的机会。 以前自己总怕得罪领导，得罪同事，怕丢工作。可是这样一家让我痛苦不堪的单位以及欺负自己的领导，我还有什么必要再委屈求全呢？一忍再忍，忍得伤痕累累；一让再让，让得自己举步维艰。职场上遇到霸凌，要么狠，要么忍，要么滚，如今我不想忍了，我也不想滚，再有几年自己就到了退休年龄了，为什么要滚呢？既然如此，那就狠吧。 老实人，尤其是一个遭遇了多年职场霸凌的人，一旦有了破釜沉舟的勇气和抗争到底的决心，那么迸发出来的力量是撼天动地的。 我毫不犹豫的拨打了市民热线，实名反映单位不让职工带薪休假。因为是实名，很快，人社局监察处的工作人员和我取得了联系，详细了解了情况，主管部门也给厂领导打电话过问这事。单位紧急召开了党委会，研究落实带薪休假，职工们都沾了光，享受到了久违的带薪休假。 我知道我举报S厂是彻底得罪她了，她肯定不会罢休的。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那就水来土掩，兵来将挡，做好战斗的准备吧。 先是人事处长找我谈话，问是谁不让我休年假？我说就是S厂。他和颜悦色地说：“这本是一件小事，你如果想休几天，完全可以告诉我，我来协调一下就解决了。”我说：“你是处长，我是底层职工，如果我直接找你，那不是越权了？”最后我对他说：“如果S厂因为这事对我打击报复，那就没有个完。”他连连保证说：“不会，不会。” 该来的终究会来。人事处长找我谈话后不几天，S厂派人打电话给我，让我到她办公室。她开门见山地说：“我想问你，究竟是谁不让你休年假？”我直视着她犀利的眼神，毫不退让地说：“就是你不让我休年假。”她停了几秒钟，大概是没料到我会这么回答。就又问：“我什么时候不让你休年假了？”我冷笑一声说：“S厂，你是贵人多忘事，一个萝卜一个坑，这话是不是你说的？”她解释道：“我确实说过这个话，但我是随口一说。”我说：“你随口一说，我当真了。” 这之后，她几次想调离我，一次是调我到后勤，另一次是调我到生产部打扫卫生，都被我强硬的拒绝了。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要是把我调到轻松体面的财务科和厂办，那我肯定没意见。 她接二连三地给我穿小鞋，激发了我心底蛰伏多年的不甘与鄙视：哪一个单位会没点见不得阳光的东西呢？更何况某某厂这样的单位。过去我隐忍不言，现在领导三番五次地针对我，我再不有所作为、保持沉默，真的连我都要鄙视自己了。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于是我开始了实名举报，而且还是一次又一次。当然我都是有理有据，并不是无中生有，凭空捏造。 多年来，公司发放工资及不透明，从来不给职工发放工资条，更可笑的是，领导还不允许职工相互打听，更不允许对外说工资数额，怕传出去影响单位形象。我实名举报后不久，单位终于发放了工资条。 那些日子，相关部门和报社记者几次前来调查，在单位上下引起了轩然大波。 市民热线打得多了，有一次热线的工作人员实在忍不住了，好心问我：“你这么举报单位，就不怕领导打击报复吗？”我的回答是：“我相信现在是法制社会。” 单位也确实使出了各种手段对付我：厂里每个月会发300块安全奖，为了报复我，就压着部门几十个人的安全奖不发，故意要挑起众怒。这时候的很多人，为了维护所谓集体的利益，加上从众心理，家丑不可外扬成了大多数人的选择。每个人出于现实的算计，当丑闻有可能导致部门崩溃的时候，大多数人都变成了部门利益的捍卫者。 那段时间，几乎所有人都对我横眉冷对，有个男职工受领导唆使，来到了我的工位，一脚暖瓶踢飞，嘴里还不干不净：妈了个X，把300块钱安全奖发给我。周围的同事都冷眼旁观看热闹，我没有惊慌失措，更没有跳起来和他理论。与这种人争论，我觉得恶心。 我心里早有打算，他如果敢动手打我，那我就倒地不起，在哪里摔倒就在哪里躺下，有人既然想闹事，那我绝对配合。不出我所料，他只是表面上的咋咋呼呼，并不敢对我怎么样。 一次又一次举报，让G处长恼羞成怒，他威胁我：“我不会对你怎么样，但是再有别的职工会对你怎么样，那我就不敢保证了。” 第二天我就直接找到了主管部门，把单位领导威胁恐吓我的事说了个竹筒倒豆子。自古以来民不告，官不究。自己不出头，上级领导又怎么会知道你的心声呢？一个女职工找主管部门告状，丢的是谁的人？反正我不觉得丢人。 愈挫愈勇的举报，外加两次食堂风波，让我彻底成了别人眼里不好惹的人。不少领导见了我，都是客客气气，再也不敢打击报复了。 曾经我信奉：生而为人，要与人为善；关心别人，快乐自己。但是活生生的残酷现实给了我一记响亮的耳光，让我明白，任何相安无事、井水不犯河水的关系，不是来自于你的知书达礼和宽容忍让，而是来自于别人对你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敬畏，更来自于对自己正当权益分毫不让的维护与悍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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