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续至今的中国文字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上，有大量的文字被创造出来，但最终都消失了。两河流域早期的文字，是一种刻在泥板上的楔形文字，笔画有一个小小的三角形，这种文字出现没多久便彻底消失了。  楔形文字 埃及早期的文字，是一种象形文字，最初是通过图像传达信息，然后图像逐步转变为声音符号，使用的时间比楔形文字更长久，但是最终也消失了。楔形文字和象形文字，早在一两千年前就已经失传了。  象形文字 中国文字的基础形态是由商人确立起来的，但还不能称之为一个完整的文字体系。因为字形还没有固定的规律，而且语言与文字之间的联系也尚未确立。到了周人手里，中国的文字体系才真正完善，周人使中国文字成为一个历史的奇迹，延续了近三千年。 中国文字的造字方法中国文字最初是如何诞生的现在还不能确定。至今尚无足够的甲骨文之前的考古资料，即便有也很可能埋在黄河中下游几十米的冲积土之下。 但是可以肯定，中国文字不是一个叫做仓颉的智者创造出来的。传说中仓颉创造了文字，因而“天雨粟、鬼夜哭”，但这应该不是真实的情况。  仓颉画像 目前对汉字的生成机理已经有了一个粗略的了解。从商到周，这些文字形成了一个有逻辑的系统，可以按照某种逻辑创造出更多的文字。 中文造字的方法是“六书”，也就是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回过头来看古文字，恐怕不能毫无根据地接受六书中的造字原则。  六书造字法 首先，在中国文字发展之前六书的原则还没有确定。换句话说，并非每个字都能清晰地归入这六种分类。一定是先有了各种各样的文字，然后才能通过观察已有的文字，整理出分类。  “上”字的演变 而且六书也不是很好的归类方法，存在着许多模糊和重叠之处。比如指事和会意，两者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别。“上”与“下”，都是用一根线做标准，分出上下，归类为指事，但这种方法是否也是会意呢？人们不也是通过会意的方法来判断“上”、“下”么？  “下”字的演变 传统意义上指事和会意的标准是：指事是直接的，会意是间接的，因为会意的含义要复杂得多。“武”是最常用的一个例子，“武”就是“止”和“戈”，“止戈为武”。这种构造的含义与人的直觉有差异，因此是会意。 但这可能是一个巨大的误解。“武”是由“止”与“戈”构成，但从甲骨文和金文看，“止”是象形文字，用来描绘人脚。因为同音，后来假借表示“停止”的“止”。因此，“武”字最初是在“戈”的上面画了只脚，表示有人要拿武器去打架了，没有“止戈为武”这种复杂的含义。  “武”字的演变 “武”的造字原则就是指事。在传统的会意字中，存在着许多相似的错误，指事解释不了的就都归到会意，弄出了“止戈为武”的理论。另外，还有许多象形和指事的混淆，比如“日”是指太阳，圆形中有一个小点，“月”是一轮弯月中间加一点，这是象形还是指事？ 中国文字的分类陈梦家先生的《中国文字学》把中国文字进行了最简单的归类，分别是“文”、“名”、“字”。 “文”是能够直接理解含义的字。比如“目”，是一只眼睛的样子，很容易就能理解。比如“其”，是一个簸箕的样子，一看就是平时用的工具，这就是所谓的“文”。  常见甲骨文 然而，语言和文字光靠这种简单的原则是无法交流的。特定的人、特定的地点、特定的事物就没办法画出来。 在语言中会有具体的人名和地名，可以通过同音的方式赋予特定的符号。“其”字原本是簸箕的意思，用来做人名“箕子”，这就是“名”。  “其”字的演变 “文”来源于“望文生义”。只有“文”能一眼读懂，那“字”又是怎么来的？取自成语“待字闺中”里的“字”，代表“家”的“宀”和代表孩子的“子”，都是生孩子的意思，因此未婚的姑娘被称为“待字闺中”。 “字”就是衍生出来的意思。“其”表示簸箕的意思，则为“文”；表示特定的人，则为“名”；衍生出来的“棋”、“旗”、“琪”……则都是“字”。  “字”字的演变 陈梦家先生的三分法，要比六书容易得多。从字形的角度，可以很清楚地分辨出“文”和“字”，从字的使用上，也能轻易地分辨出“名”。通过这样分类，中国文字的发展历程就会更加清晰。 中国的非表音文字是怎样形成的？最初，“文”有一个清晰的对应对象，通过临摹这个对象，才有了最初的象形符号。如果语言中对这个对象有确定的称呼，那么这个符号就会获得语言中对应称呼的发音，也就有了表音的功能。  汉字造字方法 这种“文”可以用作“名”，来指代相同发音的人、事、物、地等，具有了专有名词的作用，再后来，不同的“文”可以互相搭配组合，衍生出其他的“字”，这就是中国文字的发展路径。 从“文”到“字”，最重要的就是形声，把“文”的形象搭配发音使之音符化，再和另一个表意的“文”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新的“字”，这样就既能读懂“字”的含义，也能念出“字”的发音。 “其”与“方”合为“旗”，“其”之声，“方”之义。“其”与“鹿”合为“麒”，“其”之声，“鹿”之义。这样，就可以让中国的文字与语言产生联系，不是直接的表音，而是一种很神奇的联系。 中国文字并非表音文字，也绝非象形文字。中国文字的主要特征是形声字，有形又有声，只有这样才能起作用。 中国文字的文法中国文字的形声原则使得文字体系得以迅速扩展，创造了大量新的字，既能记录语言，又能与新的事物相适应。新字并非凭空生成，而是由原来的字相互组合而成。 《康熙字典》收录了四万七千余字；当然，现在的日常用语最多也就是两三千个，即便如此，如果不是中国人，听到这样的数字一定会大吃一惊，他们无法想象中国人是怎么记住这么多字的。 康熙字典 学习中文的关键就是要学会形声原则，才能迅速识别出不认识的字，并且能根据一定的规律感受到字的发音和含义。不是一个个地去学数千个字，而是把以前学到的每个字都变成以后再学更多字的基础，通过一种有系统的联想过程来学习。 在使用方面文字并不是独立的。字总是连成一线，大部分的字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定的语序，用某种规律来组织语序，这些规律就变成了语法。 在表音文字中，有一套固定的交流规则，只有遵守规则其他人才能理解。中文在这方面有很大的不同，中文本来就不是简单的照搬，跟语言的关系也不是很直接。因此，需要一种文字本身的文法，它与语言有着密切的联系。 这套规则也是在周朝建立起来的，具有惊人的稳定性。基本原则是按照固定顺序排列，例如：主—谓—宾，从《论语》中的“子见南子”到现在的“你见我”，都是这样。 论语 否定要置于动词之前。“子见南子，子路不说。”，“说”为动词，“不”放在“说”前面。现在的“我不高兴”，“不”也是放在“高兴”前面。 副词可以置于动词之前或之后。“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前面的句子是主词—副词—动词—受词，后面的句子是副词—否定词—动词—受词，都是同样的顺序。 令人惊奇的是，这样简单的结构，在两三千年的时间里仍然保持着原样。英文也有英文文法，仔细比较一下就会发现要比中文文法更加复杂，而且变化范围也远远超过中文。 中国文字的独特之处研究中文文法可以发现中国文字体系的一个特殊之处：数词和量词。 自西周以来，中文数词多为数加名词，比如“三皇”、“五帝”、“四书”、“五经”等。从早期数词的发展可以看出周人明确的数字观念，区分数字的可加性和不可加性。 比如，“二”和“两”在中文中是分开的，用法也各不相同。“两”表示“两个人”，“二”表示“二十个人”，“两十个人”是没有的，“二个人”也不会有，古文中“二”和“两”的区别非常明显。 “两”字的演变 成对儿的叫做“两”，表示数量能加减的就是“二”。孔子在《中庸》中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必然是“两端”，而不是“二端”。孔子所说的是一端和另一端，是一对儿，这就是“两”。 “两个人吃饭”和“二个人吃饭”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指的是夫妻、情侣或朋友约好了一起吃饭，只有两个人，不多不少。 中文中数字的出现本身就表示了一种关系，所以中文中的量词才会这么多，一个人，一头牛、一匹马、一间房、一辆车……英文就简单了，顶多只有a和an的区别。中文量词的发展和积累使量词与名词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中英文量词对照 “一匹马”，反过来变成词就是“马匹”；“一辆车”，所以变成“车辆”；“一间房”，所以变成“房间”。也有部分行不通的例子，比如“一头牛”不能变成“牛头”。 一般情况下，可以把量词作为词尾。加上这个词尾，每个名词就都有自己明确的单位，而且各不相同。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数”的观念，“数”是具体而非抽象的。量词是有区别的，有自己的特点，不能随意的加减。 随着量词的发展，对中国的数学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总是有一个与事物相连的量词，这种语言的习惯会突显事物的独特性，“一辆车”不能与“一匹马”相提并论，“一匹马”与“马”也是不同的，没有量词的“马”和有量词的“马”是两回事，所以“白马非马”在战国时期是名家的辩论对象。 白马非马 语言、文字与思想、哲学密不可分。 简约而不简单的中国文字中文文法能一直延续到今天，就是由于其内在的简单性。这个基本原则是：能省则省，能不说的就不说。说话的人是我，听的人知道是我说的，就可以省略第一人称，而不用每个句子都有一个主语，比如碰到熟人：“吃了没？”，“吃了”。 同样，需要表明数量才需要数词，只想了解对象是什么并不一定要用数词，比如：“这是啥？”，“电脑”，但要表明数量就必须加量词，突出特殊属性。 英文中的时态 还有一个最明显的例子，那就是时态。中文动词在时态上的变化是不明显的，现在、过去、未来发生的事情，并没有明确区分。 近代中文对动词时态进行了修改和补充。用“了”表示过去时或完成时，“他回家了”；用“着”表示现在时，“我看着你”；用“要”来表示将来时，“就要到了”。 商朝甲骨文拓片 古文中没有固定动词时态的词语，受文法的限制，很难把现在和过去区别开来。在这样的思维中，人们往往把过去和现在看作是一个整体，或者说是一个不能脱离历史的连续体。而时刻觉察到历史与现实之间紧密联系的思维，就会使文法规则更好地保持、加强这种不区分现在和过去的规律。 中国文字最早的成熟应用是甲骨文。商朝甲骨文的作用是和祖先的世界交流。这是另一种世界的想象，祖先生活在过去，过去的人死去，然后进入另一个世界。后人用祭祀和祖先交流，必然会将过去的时光与现在的时光重叠在一起。也许正是这种缘由，使中国的文法不注重区分现在和过去。 战国时期算表竹简 文法中对时态的不区分，势必会影响到中国人的人生观。孔子认为在现实生活中所能做到的最好的事情，就是让所有人回到从前的黄金时代。区分时态的文法会使这种目标看起来有遥远的距离，人们会越发的不相信。 在英文文法中，假设句是由说话的人自己判断：这件事是否会发生，有没有发生。中文是不存在这样的差异的。“我要是去了，他就不会死了。”，句子里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未来，而英文是：If I had been there，he would not have die. 商朝甲骨文拓片 中国的文字，从西周开始逐步定型，一直流传至今。更重要的是，这并不只是一套规则，还与中国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 这个体系包含了中国人看待时间、看待数字、看待人的方式，也影响了后世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以及行为方式。在东周，这种文法产生了一种坚定的信仰，认为一切重要的道理都是超越时间的。 何尊铭文拓片 文字是抗拒变化的。被赋予“子子孙孙永保用”这样含义的中国文字体系，就不可能随心所欲地改变，于是中国文字就成为了中华文明中相对最稳定的组成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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