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是个宝藏，无处不在的文化记忆。
如果你漫步在敦煌街头，抬起头，被汉唐的晚风吹拂，被宋时的明月照亮，路灯上的飞天好像正袅袅飞来。你蹲下身，细细端详脚下的每一片花砖，它们并不冰冷，都有自己的语言，传递这个城市的独有历史温度。 敦煌城市的地面设计非常有学问，除了各色各样的藻井图案、丝路元素，在阳关中路、鸣山路交汇处，地面上还雕刻了一套取材自道光辛卯年（1831）《敦煌县志》上的“敦煌八景图”。
“敦煌八景”，顾名思义就是当地的八处胜景，早在道光《敦煌县志》之前的地方志中就已出现。编撰这些方志的是当时的能臣干吏，他们同时也是有成就的学者和有情怀的诗人，在这些记录敦煌历史、地理、人文、风物的历史文献中，也留下了他们歌咏沙州胜景和社会风情的诗词歌赋。细细品味足下的“敦煌八景”，也是寻访敦煌古旧方志的一个入口，让我们回到数百年前，倾听敦煌真正不朽的历史长吟。敦煌八景之危峰东峙
敦煌八景之千佛灵岩
敦煌八景之沙岭晴雪 敦煌八景之绣壤春耕 明代，吐鲁番对哈密的长期进犯危及敦煌地区，明朝对哈密的政策几近失当，加之明中后期政府孱弱，无力管辖西陲事务，最终于嘉靖三年（1524）关闭嘉峪关、废弃敦煌，使其沦为关外少数民族的游牧场所，出现“风摇柽柳空千里，月照流沙别一天”的惨状。 清康熙五十四年( 1715 ) ，阿酋作逆，出师征讨，嘉峪关内渐次修复。清政府于雍正元年（1723）在敦煌设立沙州所，旋升为卫，最后设立敦煌县。雍正七年初春，两千四百多户来自甘肃各地的贫苦农民经过长途跋涉，历经千辛万苦，终于齐集沙州。 乾隆二年（1737），黄文炜所撰乾隆《重修肃州新志・沙州卫志》详细记载了新移民建设家园、开荒垦田、修渠灌溉的场景，也让后人更体会到前人披荆斩棘、筚路蓝缕的艰辛。此后，清政府通过采取开渠屯田、减免征赋、兴建文教、疏通道路等一系列有效且极为宽厚的措施，使得敦煌地区在短短几年内“各色种植亦皆丰厚，家给人足，莫不欢欣乐业 ”。 乾隆《重修肃州新志》共30卷12册，存稿本和刻本。全志包括河西总叙1卷、肃州志15卷、高台县志6卷、安西卫志2卷、沙州卫志2卷、柳沟卫志1卷、靖逆卫志1卷、赤金所志1卷、西陲记略1卷。该志是现存酒泉旧方志中篇帙最浩繁、内容最丰富、体例最完备、保存最完好的一部州志。 其中，各卫所分志又分星野、建置、疆域、形胜、城池、乡堡、山川、古迹、景致、户口、田赋、经费、杂税、水利、屯田、驿传、桥梁、公署、学校、祠庙、风俗、物产、祥异、职官、名宦、军政、边防、人物、选举、烈女、仙释、诗文等目，树立了方志编修体例的典范。与同时代的《五凉全志》和《甘州府志》相比，内容更为丰富，体例设计更为合理，剪裁尤为得当，详略适宜，主次分明，可谓独具匠心。 “敦煌八景”早在这部《重修肃州新志・沙州卫志》中就有记载。 乾隆二十五年（1760），敦煌由卫改县时所修《敦煌县志》仅完成部分志稿，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这份县志不分卷，仅1册。《陇右方志录》曰：“此志全袭《肃州新志・沙州卫》册。惟于沿革末增乾隆二十五年议裁沙州卫，改设敦煌县，隶安西府语。当为改县后摘抄呈送之书。”此志又被《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所收录，与乾隆《重修肃州新志》对照，还删去了《文》和《诗》两目。 敦煌“八景”这一目的记载则沿用乾隆《重修肃州新志・沙州卫志》。
对于敦煌而言，自西汉建郡设县以来第一部独立成书、雕版印刷的官修县志，距今已近两百年的道光《敦煌县志》，是现今保存最完整的敦煌方志史之一，历史价值非同寻常。这部珍贵的《敦煌县志》(道光辛卯春)木刻版印刷本，由时任敦煌知县苏履吉倡修，鸣沙书院主讲曾诚执笔完成。苏履吉，拔贡出身，福建省德化县人，任敦煌知县先后七年。他在任上为敦煌人民办了两年大事，一是重修鸣沙书院，二是修撰《敦煌县志》，并捐出自己的养廉银（为清朝特有的官员之薪给制度。创建于1723年，本意是想藉由高薪，让官员不会因生活无以为继的问题“被迫”去行贪污索贿之事，从而养成洁身自好的习性，继而达到国家吏治清明的目标，因此取名为“养廉”。）制作雕版，使此志出版传世至今。原雕版378块至今保存基本完好，现藏敦煌市博物馆。
苏履吉初任敦煌知县，考虑到敦煌辉煌悠久的历史，延绵不断的人文积淀，淳朴敦厚的民风，即有撰修敦煌县志的打算。后来他从安西回任敦煌知县，便聘请曾诚为主修，组织敦煌学子20余人搜集史料，实地调査，使《敦煌县志》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审定脱稿。道光《敦煌县志》共四册，约4.9万字，分为图考、地理志、建置志、官师志、人物志、艺文志、杂类志等七卷，以乾隆年间所撰《肃州志・沙州卫志》为基本骨架。卷首序文四篇，依次为甘肃分巡安肃兵备道盖运长、甘肃安西直隶州知州罗仲玉、敦煌知县苏履吉、纂修者曾诚所作，叙述了修志缘起、纂修经过及雕版印刷的过程。
在《县志》卷一图考中，直接附录了敦煌八景图，今天在敦煌市中心地面上雕刻的，正出自此处。在卷六艺文志中，还记载了苏履吉所赋《敦煌八景咏》——西界阳关与玉门，于阗古道迹尤存， 曾看定远成功返，已遣匈奴绝塞奔， 此日歌传三叠曲，当年地纪万军屯， 一方雄控今何若，几度春风许等论。 沙州自古是名区，地似鸣传信不诬。 雷送余音听袅袅，风生细响语喁喁。 如山积满高千尺，映日晴烘徹六隅。 巧夺天工赖人力，声来能使在斯须。
有意思的是，跟乾隆时期敦煌地方志中记录的敦煌八景相对应，道光《敦煌县志》中除了“两关遗迹”、“千佛灵岩”和“沙岭晴鸣”保持不变，相传天马所出的“渥池澄波”不见了，增加了“古城远眺”，而其他三景的表述方式也发生了变化。这又是为什么呢？有专家在研究清代河西走廊自然环境变迁的课题中，指出“八景”从某种意义上，也真实反映了当时伴随着大量人口迁入和土地大规模开垦，区域内自然生态环境所受到的影响和变化。首先是植被的破坏，特别是绿洲边地原生植被的严重破坏，使得流沙长驱，土地荒漠化问题日趋严重。“南陌平畴”一景描绘的是敦煌城南万亩平畴的壮观景象，据乾隆《敦煌县志》载：(敦煌)环城东南北皆户民室庐，而西南数十里，一望平畴，夏则翠浪平铺，秋则黄云极目，诚塞外之神皋也。”而到了道光《敦煌县志》中，此景被重新命名为“绣壤春耕”，并解释说“今按正南距沙山十余里，为地无多，正东距新店仅四十余里，惟西北地亩较多”。数十年之内，南郊土地由“一望平畴”变为“为地无多”，显然为流沙所侵蚀。
据乾隆《敦煌县志》记载，乾隆年间，三危山上“四时积雪不消”，固有“三危雪霁”一景；但到道光年间，这种情况却发生了变化。据道光《敦煌县志》记载：“《旧志》称(三危山)四时积雪不消，近来天气温暖，惟冬间有之，文人常凭吊焉”。原本四时可见的积雪只有冬天才能看到，名称也由“三危雪霁”改为“危峰东峙”。积雪的融化与气候变迁固然有关，但用水过度也应是敦煌八景变化的重要原因。据载，清初凡迁入敦煌地区者“每户分地五十亩，共地一十二万二顷五十亩”，如此大面积的土地，所需的灌溉用水当然是巨大的。乾隆《敦煌县志》所记“北流润野”便是对沟渠纵横田间景观的反映，“党河之水自南而北，分为五大渠，又分为数十小渠，灌溉良田数干顷，盛夏水涨则流入渠道，汪洋潺湲，致足观览”，但即便如此仍不能满足农田灌溉的需求，“因地宽渠少，轮浇不及”，遂又续凿五渠。到道光年间已是“共大小十渠，由下至上昼夜轮流灌溉，不致争水”，由此虽然“民皆称便”，但“润野”的景象也不再出现，所见只是“党水北流”。
1941年，时任敦煌县教育局长任子宜、教育科长窦景桂、财政科长张志、民政科长王用权商议，前清道光年间苏履吉知县创修的《敦煌煌县志》，迄今“已逾百年，原志简略，又阙文，非续不足补遗文，非重修尤不足成完壁。”即经县长章朗轩同意，决定设立县志局，调专人修敦煌县志。此事报省府得到批准，遂委派前清拔贡吕钟任总摄纂辑，并将吕钟十年寒窗著成的《敦煌外史》，作为县志的蓝本并易名为《重修敦煌县志》；吕钟先生即“剪裁旧作，著成新志”。 这份《重修敦煌县志》上起汉武帝乙卯(公元前126年)下至中华民国30年(1941年)历时两千多年的史料，按纲分类成册，全书内容分天文、方舆、民族、交通、建置、河渠、民政、财政、编年、官司、人物、艺文、祥异等13分志。在县志卷首有吕钟、慕寿棋、水梓、章朗轩等人写的四篇序以及任子宜题词，卷末附《整编敦煌县志办法草案》、《敦煌县政府训令》和《吴赍重修敦煌县志稿清版印文》等三篇有关此志编纂事宜的重要文件。全书约30万字，内容丰富，是不可多得的敦煌地志文献，但由于战乱等种种原因，当时《重修敦煌县志》并没有出版，仅手抄本流传于世。 在《重修敦煌县志》首卷中，删去了“八景”说，但在后面“艺文志”中收录了“歌”八篇，其中多次提到了因月牙泉而闻名的敦煌八景中的“沙岭晴雪”和“月泉晓澈”；该分志“遗补作品”中，还载有《敦煌二十咏》和《敦煌八景》。值得一提的是，“敦煌自千佛洞艺术遗迹发现之后，为中外学人所重视，此稿于石窟文化及玉门、阳关故址考录颇详。”《重修敦煌县志》还汇集了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部分史、地和艺文资料，专门附录“千佛洞古佛经发现记”及“敦煌千佛洞发现古佛经及各种图书一览表”。“又由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向觉明(向达)先生借与巴黎、伦敦所藏敦煌石室出书《沙州文录》《金山国坠简零》《瓜沙曹氏年表》《敦煌氏族表》等书再加增订。殊觉较前完善，似可出版。”——这是吕钟先生在民国35年即公元1946年，向当时的敦煌县长康天衢送《重修敦煌县志》稿并请筹集抄样本，印行专款报告中的一段话。 敦煌今昔不相侔，七十年来志未修。 疆域新分安哈界，人文旧向汉唐收。 两关要地推雄控，一邑名区纪胜游。 愧我风尘为俗吏，敢邀同学重搜求。 道光《敦煌县志》篆修姓氏
本文图文参考自： 1、《中国地方志集成》 2、《肃州华夷志》 3、《重修敦煌县志》 4、《中国方志丛书》 5、知网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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