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纪年》：王朔老矣，这样的小说还能奢望诺贝尔文学奖？没有目标、没有收益的“文体实验”，一味模仿别人的“文体实验”，还能称为是“文体实验”吗？王朔如日中天时，尚且不太搞“文体实验”，《玩的就是心跳》可能是他尺度最大的一次实验，其实更像是没写好的批判现实主义，但是，晚年的王朔却突然在不熟练的领域大展拳脚。  据王朔说：“我一直盼着哪天把这本小说（指《起初·纪年》等组成的四卷本长篇小说）写出来，我就踏实了。可以放心去过自己的日子，到处转转，到异国他乡看看风景，像电影里那样一个人开车长途旅行去看望朋友，或素未谋面的亲人，吃一点没吃过的东西，每天躺着晒太阳，或开个酒吧。”（图片来自网络）今年雨水少，上（指汉武帝）时为天旱焦虑。公孙卿（公孙弘）说黄帝封禅，也遇到天旱，封土干了三年，黄帝也没说什么。上把王朔（把自己写进小说中，西班牙作家乌纳穆诺曾用此手法，但《起初·纪年》中，王朔几无作用，不知为何要写进去）、公孙卿叫到一起，说你们俩当着我面说明白，上天对我封禅到底什么态度，你们一个说报以德星，一个说报以天旱，谁说得对，还是都是胡说！王朔说都对，都说的是上天晓得了泰山发生的事，也感到受用，做了回应，只是在下雨不下雨之间选择了不下，因为土星游近地表得到了咱们礼拜，也知道咱们以种庄稼为生，视土为生命、为收获，还专为土设祠崇拜，以为咱们真喜土不喜水，故不下。被称为“将中国当代小说推向新高度，现代西方小说的叙事格局，承续中国古典小说的气韵而又大胆超越宏大叙事的窠臼，而以柴米油盐的、日常细节与天马行空的想象，让历史中的人纷纷活了过来”的《起初·纪年》，基本是由和以上类似的、毫无趣味的、翻译腔浓重的小场景堆砌而成，其中没见一个人物“活过来”，也没什么“天马行空的想象”，唯一让人佩服的是：这样的超级废话，王朔竟能写满700页。《起初·纪年》的结构很简单：“开会—乱扯—散会—再开会”×n。在这个周而复始、封闭的游戏中，王朔觉得自己很幽默，而且很有学问。偶尔确有一点幽默。比如名将灌夫在酒桌上被武士拿下时，他痛苦地喊：我不能呼吸！学问也有一点。至少拿出一副很懂《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的架式，但略翻《起初·纪年》即知，王朔没认真读过其中任何一本，所谓“巨细无一无出处，没瞎编”，只是吓人的空话。好在文学家谈历史有天然优势：说对了，是“文化功底深厚”；说错了，可以说是艺术想象。逃到匈奴的中行说（书中称他是汉朝的间谍）死于梅毒：梅毒来自美洲，地理大发现后才在全球流行。单于被汉朝派出的女谍消耗得“下炕踩不住镫”：早期镫应是绳套，套住大脚趾，方便上马而已，谈不上“踩不住。匈奴喜欢“咱们蓟州的'二锅头’”：一般认为，白酒是元代传入中国的。汉军找捏“兔儿爷”的匠人：在文献中，泥塑“兔儿爷”最早出现在明末。汉军士兵懂普鲁士操：“立正稍息向右看齐，把军人姿态培养出来”，来自普鲁士步兵操典。个人看，这些并非“创作”，毕竟写与不写，没太大区别，应是卖弄时不小心露出的尾巴。书中加入各路抄来的知识，甚至像早期网络小说那样，将论文中汉马高度的统计数据整个儿搬了过来。
《起初·纪年》，王朔著
《起初·纪年》太像《我的千岁寒》，说它是“先锋文学”，倒不如说它是“静如植物人，动如踩电门”的马保国“闪电五连鞭”的文学版。诗无达诂，小说亦如此，总会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当代人很难给当代创作盖棺论定。其三，创造力消逝后，可以寄情书画、古玩之类，冒充能读古书并不更高雅。▌文本质量不高，一直是王朔的缺点王朔曾在文坛独领风骚，但他从来不是文体家。就我所知，只有人学他的态度、他的段子，没人学他的文本。在海军当兵时的王朔。1978年海军整编，王朔“当时刚从海军一个舰上下来，到仓库当卫生员。整天呆（待）着，没有任何事情干。天天天天在那儿发呆。”一九七七年开始，考大学越来越时髦，王朔也想考，可高中没怎么上，数理化不行，想考文科，所以开始练习“写作文”，从此走上文学之路。 从文体角度看，王朔小说有三大硬伤：不会使用书面语；结构糟糕；太喜欢使用小场景和对话体，重故事而轻深度。在他的全部小说中，最完整的是1984年发表的《空中小姐》，王朔因此赢得《当代》文学新人奖二等奖。其中两因素不可忽略：小说用“飞机失事”干掉了女主角阿眉，这种靠偶然造悲剧的手法，本属“大Low”级，但细节传神。阿眉去见男主角“我”时，问“我”为什么穿一件破衣服，“我”回答，上班时我还戴套袖呢。小说中的“我”刚从海军复员到地方，处处碰壁，无法理解这世界上还有“没来由的爱”，怀疑最终扼杀了爱情。王朔《空中小姐》的手稿，据时任《当代》杂志副主编的汪兆骞先生回忆：“我记得他的稿子是写在方格稿纸上的，说实话那字写得不太好看。笔画倒是清楚，没多少连笔，但间架差一些，硬梆梆的，缺少变化。不过改动的地方也不多，挺干净……当时改革开放的时间还不长，我们编辑的作品大多数还是反映农村、工厂生活的。王朔的《空中小姐》反映的是当代城市青年题材的，又是写感情，文字也很清新。这些都引起了我们的好感。“图片来自网络。 八三年那会儿，你要在白塔寺那儿经过，你准会看到我在医药公司“大输液”（医药公司做糖盐水和葡萄糖买卖，人称“大输液”）那儿戴着袖套打算盘。或者一个人出来迈单儿，到胜利电影院看电影，没事干。一个月就挣三十多块钱。一想起来真惨。从《浮出海面》《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橡皮人》，到《顽主》，王朔突然变成“第三代京味小说家”，这些小说的特点是：模仿西德尼·谢尔顿、礼平等通俗作家的故事结构，必加入一个“清秀干净有书卷气”的女主角（当时很多人都有这种趣味，王朔之外，还有张艺谋），语言却是狂野的，充满戏谑。这种半市场、半严肃的写作开启了一个时代。在这些小说中，王朔对当时社会中的虚伪极尽嘲讽之能事。比如《顽主》中的赵尧舜教授：“我们也不干什么，看看武打录像片、玩玩牌什么的，要不就睡觉。”“找些书看看，应该看看书，书是消除烦恼解除寂寞百试不爽的灵丹妙药。”“烦恼太多不是什么好事，一点烦恼没有也未见的就是好事——那不成了白痴？不爱看书就多交交朋友，不要局限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有时候一个知识广博的朋友照样可以使人获益匪浅。”“我不同意你这种说法！”赵尧舜猛地站住，“天，这简直是猥亵、污秽！”电影《顽主》在今天看来仍属佳作，张国立、梁天、葛优都有精彩的表演。1988年，王朔的4部中篇小说同时被改编成电影，分别是《顽主》、《大喘气》（原作名《橡皮人》）、《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轮回》（原作名《浮出海面》），因而被称为“王朔年”，王朔的知名度陡升。 几名小年轻的恶作剧，赵尧舜教授以为真有一次出轨的美事正等他，在约会地点，于观（张国立饰）意外出现了，赵尧舜尴尬地解释道：我们这一代的婚姻，基本是个悲剧……比如作家，当时被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但王朔却挖苦道：“你没听说现在管流氓不叫流氓叫作家了吗？”在《顽主》续集《一点正经都没有》中，作家宝康承认：“哥们儿，我也是流氓，咱流氓对流氓就别太计较了。”再如父亲，被视为绝对权威，于观的父亲说，我把屎把尿，把你养大，这该怎么说？于观回答：你要管我叫爹，我也会给你干这些事（电影版中删掉了这句话）。
电影《顽主》呈现出一代年轻人的反叛、思考、独立与自我解放，他们只说人话，不说套话、假话，一扫当时种种装模作样、虚伪的风气，客观上推动了时代进步。王朔的创作唤醒一代人的“求真'意识，虽被污名化为“痞子作家”，但王朔曾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王朔。他的写作与改革开放的时代需要紧密契合。 上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禁忌太多。爱、美、性、权利、金钱、欲望等都是敏感词，只能转化成崇高、责任、义务、理想、永恒之类，才可公开表达。词汇世界与具身世界的分离，培育出强烈的反叛意识。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王朔常将政治语言置于现实生活中，呈现出其中的戏谑感。在《顽主》中，宝康自己掏钱办了文学奖颁奖典礼，王朔将这一搞笑场面写为：走廊里挤满了衣冠楚楚的男女，他们像攻进冬宮的赤卫队员们一样黑鸦鸦地移动着，涌了进来，而且立刻肃静了。走在最前排的是清一色高大强壮、身手矫健的年轻男子，他们轻盈整齐地走着，像是国庆检阅时的步兵方阵，对前面桌上的伴酒行着注目礼。王朔很少像王小波那样，对公共事务发表看法，但他的“反精英”姿态，以及“只嘲讽，不批评”的方式，更让伪精英们愤怒，他因此被污名为“痞子作家”。
▌他不会抗争，只会反叛王小波相信改变，王朔不相信改变。他们共同误解了当时所谓的精英层，那并不是一个文化共同体，而是各种利益胶合而成的乌合之众。其中人物往往不是有传承、有底蕴的真精英，而是权力资源错配形成的伪精英。他们哆哆嗦嗦、缺乏自信，因太了解自己又生怕被别人指出，所以暴躁易怒。他们有时开明，有时保守，有时无所不谈，有时故作神秘，一切取决于“风向”。他们站在演讲台上，能慷慨激昂、涕泗横流，可在酒桌上，又能风生水起、荤段子横飞。世俗与严肃，投机与理想，亲和与严酷，下作与崇高……可任意切换，切换速度之快、前后之统一，令人惊叹。那年头才真正是“无法无天”，全国上下除了一个而外，该打倒的全数打倒，该砸烂的一概砸烂。大字报铺天盖地，“所有”社会名流的隐私全部传说故事一概公诸于众。人民大哗，往日神仙一样美好的众多明星、作家居然和凡人一样也有无耻，也有下流，也犯错误，也跌跟斗……就连在台上耀武扬威的文革组长江青也照样有人敢在一张桌面大的纸一字地直书“油炸”。那么多出生入死宁死不屈的铁铮铮汉子在那里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自己骂自己“我有罪，我该死”，然后诅咒发誓……接下去则是人人过关的全民大审查，几乎所有人都被触及了灵魂，还有的捎带着被触及了皮肉。王朔的小说嘲笑虚伪，但他事实上并没摆脱虚伪。他放弃写作后，在公共场的一些表现，也颇见戏剧化的功力。
因在公开场合发言得罪了某主持人，王朔在另一公开场合演出“怒怼记者”。 同为北京人，深知比王朔更早一代的“小流氓”才最狠、最有个性，王朔这一代只配跟班提鞋。所谓“红边懒，是流氓；白边懒，是玩闹”。“懒”即懒汉鞋，一种容易穿、容易脱的布鞋，以旧式胶皮底（呈红色，早期只有此一种）为尊，而穿塑料底（呈白色，较便宜，后期市场多见）只是装蒜的后辈。“红边懒”那一代留下无数传说，王朔只是把他们的故事安在了自己那一代“白边懒”的身上。王朔小说充满老梗。在《顽主》的结尾，他这样写道：马青兴冲冲地走到了前面，对行人晃着拳头叫唤着：“谁他妈敢惹我？谁他妈敢惹我？”一个五大三粗，穿着工作服的汉子走近他，低声说：“我敢惹你。”马青愣了一下，打量了一下这个铁塔般的小伙子，四顾地说：“那他妈谁敢惹咱俩？”这本是英语笑话，在每个胡同都有一个“顽主”的时代，无人不知。如果没记错，王朔在小说中不止一次用过这个梗。王朔离不开梗，因为成长于落差鲜明的环境中的人，难以养成精细的情感，他们的心智模式、情感模式、欣赏水准被永远套牢在幼稚的反差上，只有强反差，才能让他们入戏，才能让他们相信那是真的。于是，他的精神世界变得如此单调，除了对就是错，剩下99%是毫无意义的、花式欺骗。咱别给世界一误会，好像咱北京人过去住得有多么讲究、多么趣味盎然。反正对我来说，满北京城的胡同都推平了我也不觉得可惜了的。住一辈子监狱的人回忆监狱生活也少不了廉价温馨，你不能真觉得监狱生活是人过的日子。狱卒的回忆更不算数。观点没多出奇，出奇的是比喻用语，当年杂志在发表它时，上一篇恰好是王蒙老师对胡同的赞美……王朔从没意识到，他的夸张、极端、立场鲜明，与他所反对的是同道，它们都不想呈现一个真实的世界，都只想自己说、别人听——谁不认真听，他一样会去揪耳朵。恶骂、糙词、怒斥之类，不过是另一种揪耳朵的方法。王朔厌恶别人装，其实他也在装潇洒、装猛、装满不在乎。受造者无法突破制造者对他的约定，所以人生需要持续的抗争，而不是暂时的反叛。可王朔始终没掌握抗争的工具，他只有反叛的工具，激烈之后，便是漫长空虚，终至难以为继。王朔当年退出文坛，不完全是偶然事件——反叛的工具只能挖掘到那么深，再操练下去，只能重复自己，再难写出新东西。正如王朔在《看上去很美》（1999年出版）的自序中写的那样：1991 年我写了 100 多万字的小说、电影和电视剧本，第二年遭了报应，陷入写作危机。老实讲，那也是一次精神危机，我对自己的写作生活包括所写的东西产生了很大怀疑。……严厉讲：是歪曲生活。什么生活也是百感交集莫衷一是，为什么反映在小说中却成了那么一副简单的面孔，譬如说：喜剧式的。这其中当然有文学这一表达工具的本身的局限：故事往往有自我圆满的要求，字数限制使人只能屈从于主要事态的发展，很多真实顾不上。也因趣味导致。 ▌王朔应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吗似乎是为了配合《起初·纪年》，有学者表示：王朔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毕竟他影响了一代中国读者。后者是事实，但更多人是通过影视剧接受王朔的，而非阅读文本。王朔属于他的时代，那是一个转型期，新与旧两方面压力让人无所适从。一方面是所谓的人文理想，不过是俄式小说、少量西方古典哲学和各种口号的大杂烩。那时《论语》《四书五经》刚被允许重新出版，大多数城市在“建设中”已被拆得七零八落，即使有少数文物遗存，也已是灰头土脸，散发着“四旧”的腐朽气息。如果道德、传统、礼仪、斯文等面对集体疯狂曾目瞪口呆，它又如何取信于人？况且在各种删削下，很难看到全貌。几乎所有1900年后的外国小说、外国哲学都才刚刚引入，那时的未来，都是在一两百年前的成果上描画而成，自然缺乏说服力。另一方面是国门乍开后的震惊。唐翼明先生是1949年后第一批硕士学位获得者（与易中天同学），他出国投靠亲戚时大吃一惊。在厕所中，人们扯下一张擦手纸，用后扔进垃圾桶，唐翼明说：“我写字都找不到这么好的纸。”在国外，他发现两家超市相距仅10几米，同一商品的价格却不同，他质问：“还有王法吗？为什么没人管？”在当时，一位硕士毕业生的见识仅如此，可知我们与世界有多大的认识落差。站在这个角度，就能明白王朔为什么会火，他看到的也不是完整的世界，但他让我们看到了完整的自己——别以为你是什么特殊人类，你只是一个土鳖。诺贝尔文学奖有一个硬尺度，即：奖给在文学领域里创作了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最优秀作品的人。王朔确实对中国文学做出了贡献，但未对世界文学做出贡献，既没为文学史提供新的审美样式（这一点远远不如莫言），也没对全球思想产生过影响。王朔的写法接近“黑色幽默”，而“黑色幽默”是反理想主义的，它拆解了一切精神高度，却建构不出另一个精神高度。如果王朔能获奖，则“黑色幽默”的开创者约瑟夫·海勒（《第二十二条军规》的作者）早该获奖，更别说还有库尔特·冯尼格（《第五号屠场》的作者）、托马斯·品钦（《万有引力之虹》的作者）等大师级作家。即使在大陆，此前还有刘索拉（《你别无选择》的作者）是此风格的开山者。“黑色幽默”流派的开山者约瑟夫·海勒（Joseph Heller，1923 年—1999 年），被认为是美国当代最著名的小说家之一。 中国作家的短板在于，不知道世界在思考什么，他们无法站在全体现代人的立场上去思考解决方案，只会关起门来搞“概念循环”。他们自以为“找到了”解决一切问题的办法，可这种早被人操练过、并早已抛弃的“有用即真理”，还能糊弄住谁？就像刘心武当年的《班主任》一样，虽然轰动一时，却很难从文学的角度加以分析，更难被其他国家的读者接受。王朔的小说杂糅了各种误会和想当然，很难视为成年人写作。只能每次都加上特别说明，“近代化之路屡遭挫折，不得不一次次从头积累，产生这种误会不奇怪”。音乐家、小说家刘索拉，她的《你别无选择》被认为是中国“黑色幽默”的开山之作。 在王朔小说只有幽默的语言、好玩的故事，他从没创造出一套真正有个性的叙事方式，也没塑造出一个典型人物。即使从第一视角写，“我”也只是串联情节的工具，没有自我成长，也没有性格发展——“我”永远是僵死无个性的那个“我”，尤其让人头痛的是，王朔特别喜欢议论：我只觉得你们大学生喜好这套有点低级，想了解什么，自己找书看不就得了。而且这几位演讲者的教师爷口吻，我一听就腻。谁比谁傻多少?怎么读书，怎么恋爱，你他妈管得着吗！自己包皮还没割，就教起别人来了。……我是压根儿就不从书中学道理，长学问的人。活着嘛，干吗不活得自在点，开开心，受受罪，哭一哭，笑一笑，随心所欲一点，总比埋在书中世界慨然浩叹，羡慕他人命运好。主人翁嘛。（《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其中貌似自尊的自卑就不必说了，这种单向度的认知方式即是一道枷锁，这对《起初·纪年》也产生了消极影响。▌看上去如此通透，其实是惊人的无知王朔写过很多批判儒家的文章，大多数都写得很糟糕，无非是“先歪曲再吊打”的路数，只有各种狠词、污名化、立假想敌等，将几乎所有能犯的逻辑错误都犯上一遍。从虚假信仰中走出来的人，容易把所有别人都想象成当初的自己，主动分享“灵魂深处闹革命”的经验。仇视儒家，未必是儒家本身有多坏，而是王朔只知道儒家，他把生活中一切暧昧、朦胧、柔软、挫折等，统统当成儒家予以彻底否定。学者周濂曾有一个精彩比喻：哲学就像一座旧庙，不妨保留它，供后人凭吊，但不必相信它的香火灵验。儒家亦如此，它未必能适应现代化，但用来怀古，也无不可。在《起初·纪年》中，王朔努力刻画儒学者内斗、虚伪、自私、胆怯，可把汉武帝塑造成一个严谨的唯物主义，甚至还知道让下属做实验，可对当代读者来说，这些都是小儿科，又何必去写？为什么非要添入这样的废笔？以书中“如何处理窦婴”的问题上，在不同时间，不同人提出了不同的判决方案。有的选择释放，汉武帝表示同意；有的选择灭门，汉武帝也同意。最终执行的方案，未必最合理，而是最偶然——汉武帝表示同意后，下级真的执行了。可这样故事，一定要通过记录一次次无聊会议来呈现吗？详细记录君臣之间怎样开低俗玩笑、怎么吃饭、怎么闲扯，这样的流水账有何意义？在作者看来，人与人除了侃山，似乎再无其他交流方式，以致汉武帝竟对名臣儿（读如倪）宽屡屡呼唤为“儿啊”，至于勾引卫子夫的部分，则与王朔过去的小说桥段雷同……汉武帝像 一个个枯燥的军事会议之后，逐渐沉淀成共识：马邑之围。为取胜，汉军配套修建了战备公路，并大量储备军粮。可结果却是，整个行动的总指挥、名将灌夫一直在偷着做粮食走私贸易，那条新修的战备公路恰好成了运私粮的大动脉。在灌夫的公司（作者还编造称，公司之名就是灌夫等人发明的）中，还有他上级窦婴、田蚡的股份，因股权变动，田蚡选择告发，可窦婴是皇亲国戚、权倾当朝，处理他，汉武帝也会没面子。更麻烦的是，该如何将这桩丑事付诸史书？司马迁则发挥了主观能动性，将田、窦之争写成私人因田产而起恩怨，与公事无关，则汉武帝从没被蒙蔽过，汉朝的公帑不曾虚掷，处理窦婴、灌夫这样的重臣，纯粹是为了主持正义。如此一通百通。这种烂梗在历史民科的书中常能看到，却出现在王朔笔下。《起初·纪年》中还有一个可笑的故事：西南夷骚动，汉武帝派司马相如去安抚，却无钱无兵，司马相如找到老丈人、成都首富卓王孙，通过入股的方式拿到资金，不仅收了政府在成都的债券，还因发展边贸，让西南夷主动内附，卓王孙大赚一笔。直到有人密报，汉武帝仍搞不懂司马相如究竟靠什么发了财。司马相如俨然成了宋代的韦小宝。与《起初·纪年》中的烂梗相比，这类无10年脑梗史，便绝对想不出的烂情节，还算全书比较可读的部分。显然，王朔也在网上搜资料，只是这网感、这搜商、这判断力，雷得人外焦里嫩。我认为你对我说的话有误解，我说冷漠、没感情并不指该动感情时不动，需要寄予同情时冷漠，是指对象没出现，想法涌现前内（那）种瓶颈，心无所指的我称为不动态，不含任何褒贬叫原初态也成，你有意见么？……本心没态度，遇恶则恶，遇善则善，什么都占，你不能说它本善吧，至少要说它善恶兼具吧？这段是不是反讽呢？个人觉得不是，类似句子在《起初·纪年》中多次出现，且汉武帝经常是王朔的代言人。如果这是正面描写，只能说王朔的思想水平太低了：预设了一个绝对的“本心”，它无法实证，只能靠感觉来揣摩，然后不计感觉被误导的可能，便用演绎逻辑，证明它无善无恶。言外之意，儒家说“性本善”是错的。不需任何证据、人为设立一个原点，然后沿着它扩展开来，渐次给出全部行为解释，这种“本体论巨人”时代的偏执掌控了太多人的思维，所以他们事事能评价，却无一能精致;什么都会一点，什么都不专业。他们似乎已“万法归宗”“整体地看世界”，其实只是把一种根深蒂固的错觉，克隆到无数领域中。王朔在《我的千岁寒》中似乎流露出对佛教的一些理解：我回：弃了吧。对方：腊八乃佛陀成道日。我回：以宇宙之大，一切偶然都是必然。对方不语。我又饶舌：宇宙法则之二：你所知道的不是一切……在《起初·纪年》中，有不少反讽的段落，挖苦过于完满的解释，可真自己解释时，竟然更单向度、更乏积累。事实是，很多作家既没有国学功底，也没有哲学功底，他们其实都是庸俗唯物主义者，是从生活经验、锅碗瓢盆中获得“哲学认识”，装不了半分钟，就会露马脚。▌不是文体家，为何要玩“文体实验”？在《起初·纪年》的封面上，称它是“中国当代小说新高度”，据说是“现代西方小说的叙事格局，承续中国古典小说的气韵而又大胆超越”，引人好奇：王朔多会儿成文体家了？他真能操练好“文体实验”？坦率说，我不知道《起初·纪年》为什么要选择这种文体样式——它比《我的千岁寒》略好懂一点，但同样缺乏合理性。大雪连降三日，院里雪几与廊平。我们三天三夜没合眼，饭送进屋，困坐着打个盹，尿到神像后边一个罐甑滋里边，拉——窦婴老先在墙角拉了一撅儿，受到大家一致谴贵，要求他铲出去，窦婴老撅着嘴不挪窝，还是喊进来一个战士给铲了出去，撒上炭灰。大家一致同意大便还是不要解在屋里，都吃了羊肉味儿受不了，冷、雪大也要克服，都上外边解决去。我（指汉武帝）倒是一般随车都带一花梨箍马桶，问李敢，李敢说给您备下了。引我到一扫得干干净净小柴房，马桶孤零零墩在地当间，我一坐上就起来了，说有人用过。李敢说这您还能觉出来？我说感觉到动物体温。显然，《起初·纪年》不是意识流，意识流传达的是非理性经验，不可能时间标注清楚、人物清晰、环境高度完整；《起初·纪年》甚至不是心理小说，因为没有什么深度的心理刻画，都是鸡毛蒜皮的宫斗；《起初·纪年》不是非线性叙事，非线性叙事可以是碎片化的、诗化的，本书却条线清楚，有发生、发展、高潮和结尾；《起初·纪年》不是结构主义，既没呈现出嵌套关系，也没利用时空错位创造戏剧性；《起初·纪年》不是黑色幽默，固然有解构，但解构中缺乏深度幽默；《起初·纪年》更不是后现代小说，它并没一个清晰的“我”……不用逗号的长句，有点像若泽·萨拉马戈（199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历史叙述，有点像马尔克斯（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掺入学术内容，有点像翁贝托·埃科。（和翁贝托·埃科一样，王朔也编造了一些史诗和人物的名字）。著名作家若泽·萨拉马戈（José Saramago，1922年—2010年），葡萄牙作家，主要作品有《修道院纪事》《失明症漫记》《复明症漫记》等。 可所有这些并没构成一个整体。从结构上看，本书相当零散，作者切换叙事角度只有技术意义，未见任何必要性。王朔似乎从没考虑过，当读者看到多少页时，应该加一个元素，以吸引读者继续读下去（翁贝托·埃科最擅长这一手）。显然，王朔并没布局谋篇，似乎是为凌乱而凌乱，之所以这么写，更大的可能是这样比较好写（从书中的一些梗可见，创作时间太短，写完后改动不足，有的段落直入网文水准），好在越凌乱，就越容易得到吹捧，因为看上去像“文体实验”。没有目标、没有收益的“文体实验”，一味模仿别人的“文体实验”，还能称为是“文体实验”吗？王朔如日中天时，尚且不太搞“文体实验”，《玩的就是心跳》可能是他尺度最大的一次实验，其实更像是没写好的批判现实主义，但是，晚年的王朔却突然在不熟练的领域大展拳脚。在《起初·纪年》中，有的章节完全不必要，比如第36章，除了卖弄，对全书无任何贡献。再如：经我署军马处马政科对八十八匹公马测量体尺，体高达到二级以上标准（139.45～145.45厘米我特么不换算汉尺了！）四十二匹，占比百分之四十七点七三；体长达标（142.45～151.45厘米）六十七匹，占比七十六点一四百分比；胸围达标（166.45～181.45）五十一匹，占比五十七点九五；管围达标（18～20）七十九匹，占比八十九点七七。在一百七十匹母马中，体高达标（133.45～145.45）一百零九匹，占六十四点一二；体长达标（139.45～145.45）八十八匹，占五十一点七六；胸围达标（160.45～181.45）一百三十七匹，占八十点五九；管围达标一百四十四匹，占八十四点七一。结论是马匹质量尤其是公马质量不高。这和国内战争结束国土防御不再需要大量战马，文景以来长期不重视军马选育工作有直接关系。这固然可以说是对网络文学的戏仿，还有评论者称王朔用文字展开了一个电脑游戏。但网络文学最重“埋扣”“解扣”“拴驴”等，为何不戏仿这些？从《起初·纪年》看，王朔显然不是一个好的游戏玩家，连靠什么抓人都还没弄懂。与其费尽心机找一个复杂解释，说《起初·纪年》多么好，倒不如奥卡姆剃刀来得痛快：就是简单地写“飞”了，王朔目前驾驭不了这种题材。参考资料 《转型时代里的喧嚣与潜流——八九十年代之际的王朔与王朔热》，作者：乐绍池，《东吴学术》2017年第1期，第065页—第0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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