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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作为自在的民族实体，是数千年来历史发展的结果。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夹在汉晋与隋唐之间将近三个世纪的南北朝，既是政权林立、战乱不断的乱世，也是继春秋战国之后，又一次民族大迁徙、大交流、大融合的重要时期，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与意义。 西晋末年，匈奴、羯、氐、羌、鲜卑等族群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建立国家或割据政权，中国北方也进入了“五胡十六国”的新时期。对于这些内迁和沿边各族进入中原、建立政权的现象，传统史家称之为“五胡乱华”，视之为野蛮民族对华夏政权的破坏。但必须指出，这一提法并不准确。事实上，“五胡”入主中原后，无一例外地自视为华夏正统王朝，并曾为此目标作出巨大努力。如果能打破“夷夏之辨”等旧有的思想壁垒，便可发现所谓“五胡乱华”的本质，其实是中原王朝控制力衰退与周边民族势力崛兴所导致的竞争与碰撞，随之而来的是包括汉族在内的多个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融合。 公元304年，南匈奴左贤王刘宣等人推举刘渊为大单于，起兵反晋，掀起了后来“五胡”竞相争逐、纷纷建立政权的动荡历史。刘宣等南匈奴守旧势力希望趁着西晋诸王混战的乱局，“复呼韩邪之业”，即恢复匈奴国家。不过，曾长期生活在洛阳，具有较高汉文化水平的刘渊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政治主张，那就是效法汉高、魏武，建立一个新的华夏式帝国。 为了消弭匈奴的民族特性，争取汉地士庶的支持，刘渊宣称：“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将“德”而非“族”，作为自身政权正统性的来源与依托。刘渊又援引西汉初年高祖刘邦与匈奴冒顿单于“约为兄弟”的史事，提出“兄亡弟绍，不亦可乎？”试图将自己塑造为汉王朝的继承者，以便取代西晋。是年十月，刘渊在左国城南郊立坛，自称“汉王”，并建社稷、宗庙，追尊蜀汉后主刘禅为孝怀皇帝，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之神主而祭之。4年后，刘渊正式即皇帝之位，大赦境内，改元为“永凤”，国号仍为“汉”。这些史事均说明刘渊对华夏正统地位的争取，不是以匈奴人的名义进行的，而是以汉朝继承者的身份进行的，他绝不满足于担任匈奴一族的“单于”，而是希望成为胡汉各族共同尊奉的“皇帝”。 刘渊建立的“汉”，是十六国时期胡族在中原建立的第一个政权。此后，又有羯人石勒以“赵”为国号，鲜卑慕容氏以“燕”为国号，氐人苻氏、鲜卑乞伏氏、羌人姚氏皆以“秦”为国号，铁弗匈奴赫连氏以“夏”为国号。与刘汉政权相似，这些胡族政权名号的确立也绝非信手拈来，而是经过了审慎考虑，其目的都是为了尽量将自己塑造为继承汉、晋的华夏正统国家。前燕国主慕容儁称帝后，曾对东晋使者说：“汝还白汝天子，我承人乏，为中国所推，已为帝矣。”慕容儁并不自视为夷狄，相反，他认为自己是得到中原士庶拥戴、继承中原王朝正统的皇帝，因此燕国应与东晋处于平起平坐的对等地位。将鲜卑人慕容儁与匈奴人刘渊相较，二人所处时势虽异，但其基本政治主张与继承中原正统的努力，则是完全相同的，这也是十六国时期各胡族政权的共性。 “汉”“赵”“燕”“秦”等华夏式政治名号的选择，体现了“五胡”对“中国”的认同。不仅如此，由于“五胡”大多内迁较早，在汉地生活了相当一段时间，很多胡人对汉文化也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一些胡族精英对汉文化的熟悉程度，甚至与汉人士大夫相比也相差无几。清代史学家赵翼就曾注意到这个现象，他的《廿二史札记》中有“僭伪诸君有文学”一条，指出十六国时期很多胡族君主都雅好经、史、文学，这是很敏锐的观察。 前述汉政权的建立者匈奴人刘渊，青年时代曾系统地接受了汉文化教育，精通经、史以及诸子之学。刘渊曾评价汉初功臣说：我观览史书时，时常会鄙薄隋何、陆贾没有武略，周勃、灌婴缺乏文采。言下之意，自己才是文武双全的豪杰。这话虽有夸耀之嫌，但也体现了刘渊对汉文化的精熟。刘渊的长子刘和、第四子刘聪、族子刘曜都曾学习经、史，或擅长书法，或工于文章，可知南匈奴刘氏一族自西晋时就已普遍接受过汉文化教育、熟悉汉人经史典籍了。 鲜卑慕容部的统治阶层也较早接受了汉文化。史载前燕的奠基者慕容皝曾受学于当时著名的儒生刘讚，即燕王之位后，他大力推行文教、设立学校，每月都亲自考核学生，将优秀人才拔擢为近侍。前燕的第一任皇帝慕容儁（皝次子）也博观图书、雅好文籍，他的爱好之一便是处理完政务后与侍臣辨析义理、讲论学术，史称其即位以来一直讲论不倦，一生著述计四十余篇。后来南燕的建立者慕容德（皝幼子）、后燕建立者慕容垂（皝第五子）之子慕容宝，也都是从幼年起便接受汉文化教育。可见鲜卑慕容氏的三代统治者也都深受汉文化熏染，有着较高的汉文化水平。 建立前秦的是原居于略阳的氐人苻氏。苻氏一族起初本以武勇著称，但在进入中原后，他们很快便开始接受、学习汉文化。苻坚8岁时想请老师到家中教学，他的祖父苻洪惊叹道：我们氐族本是戎狄，累世只知饮酒，没想到今日竟然有求学的人，于是欣然许之。而受到汉文化影响的苻坚也变得“性至孝”，博学多才艺，与其父、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苻坚之弟苻融的汉文化水平较其兄长更加出色，他聪辩明慧，下笔成章，所作《浮图赋》壮丽清赡，为时人所称誉。苻坚之侄苻朗则著有《苻子》数十篇，体现了他对老庄之学的深刻理解。后来前秦能够在政治上较前后赵、前燕又有所发展，进而统一北方，与氐人苻氏迅速且深入地接受、学习汉文化，无疑有着密切的关系。 与氐人苻氏相似，后秦的统治者羌人姚氏一族在进入中原后也迅速接受、学习汉文化。后秦的第二代君主姚兴很重视发展文教，在他统治期间，关陇一代的耆儒硕德皆率领门徒到长安讲学，各地学生前来学习的多达一万余人。姚兴长子姚泓据说博学而善谈论，尤其喜好诗咏，他周围还聚集了王尚、段章、富允文、胡义周、夏侯稚等学者，君臣间时常讲授儒术、品论文章。 从以上事例中可以看到，“五胡”在进入汉地、建立政权后，不仅择取汉式国号，试图继承中原正统，其贵族精英也迅速接受汉文化，一些胡族君主崇尚儒学、提倡文教的行为，尤为引人注目。也难怪赵翼会感慨：这些胡族君主“皆生于戎羌，以用武为急，而仍兼文学如此，人亦何可轻量哉！” “五胡”上层贵族之所以具有强烈的汉化倾向，不能简单地归因于胡族统治者个人对汉文化的热衷，而应将之与胡族国家政权的“华夏化”进程结合起来理解。永嘉之乱后各胡族相继进入中原，以本民族部众为中心，联合其他少数族与汉族士庶，建立起大大小小的政治集团。各政治集团间展开军事与政治的竞争，其中一些逐步发展、壮大，而另一些则被吞并、整合。胡鸿曾指出：中小型的政治体可以部落、军阀等多种形式存在，但最高级的政治体——帝国，其制度与相应的政治文化在当时已经有了成熟的模板，那就是秦汉魏晋一脉相承且大体稳定的华夏帝国。对于“五胡”而言，创立全新的高级政治体需要漫长的时间和苛刻的条件，在狼烟四起、烽火连绵的战争年代，这显然不现实，因此学习、吸收、继承华夏政治体制，就成为其统治中原、建立国家政权势所必然也是最为理智的选择。从这个角度来看，“五胡”君主对汉文化的接受，与胡族国家政体的华夏化，其实正是一体两面；而文化、政治等方面的汉化，又将在一定程度上淡化族群之间的冲突与界限。 “五胡”政权华夏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吸纳大量汉人尤其是汉族士人进入到其政权中。周伟洲先生曾对史籍所见的汉赵国共263名官员进行统计，其中匈奴刘渊一族44人，刘氏宗族30人，其他匈奴族40人，共计114人，而汉人则多达131人，此外还有其他少数族18人。当然，国家机要之职大多仍掌握在匈奴人手中，但汉赵政权中的汉人数量已经非常之多，形成了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 与汉赵相类，后赵、前燕、前秦诸政权的统治者也都大量举用汉族士人：后赵石勒任用汉人而非胡人为中正官，大开汉人入仕之途；前燕慕容廆控制辽西后，将逃亡至此的河东裴氏、鲁国孔氏、安定皇甫氏、右北平阳氏、广平游氏、平原宋氏、渤海封氏及高氏等高门士族，都吸收进入政权，并予以足够的礼待；前秦政权也多次令各州郡推举孝悌、廉直、文学、政事之士，吸引汉人入仕，而苻坚与王猛的君相关系，更是十六国时期胡族君主与汉族士人相结合的典型。这些汉族士人积极协助胡族统治者建立、完善各种典章制度，不仅稳定了十六国各政权的政治秩序，也大大促进了胡汉之间界限的淡化。 “五胡”政权华夏化的又一个重要体现，是接受、学习汉晋王朝的制度文明成果。十六国时期各个政权普遍以汉、晋王朝的政治制度为本，建立起三公（诸公）制度、三省制度、地方郡县制度，以及用于等级身份管理的军号、封爵、散官等制度。西北地区出土的文书还提示我们，一些胡族政权还效仿汉制建立起了文书及户籍制度。此外，汉晋时期面向士人的察举与考试制度，也被十六国大多数政权所继承。凡此，皆可见汉晋制度遗产对十六国各政权的深刻影响。 “五胡”政权对华夏正统的认同与追求，对汉文化与汉晋制度的接受与学习，体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民族交流、交往与交融的一面。还需指出，各胡族在进入中原时，也带来了饱含“胡风”的政治文化因子，在继承汉文化、汉制时往往也杂糅了一些部族传统。如西魏—北周实行的府兵制，就与鲜卑的部落旧制密切相关，但正是府兵制的确立，帮助西魏—北周战胜了东魏—北齐，并对后来隋唐兵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可见胡汉之间的交流、交往与交融是双向的。陈寅恪先生曾指出，十六国北朝时期“五胡”与汉族融合为一，为汉族注入了“塞外野蛮精悍之血”，使其新机重启，扩大恢张，开创空前之世局。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历史上强盛的隋唐王朝，正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的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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