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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书者多，写好书者少。写《南明史》的顾诚先生一生两部著作，四十余篇论文，这并不算高产，但“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治史方法与治史精神值得学习。生于清朝末年，成长于民国的胡小石先生，在书法、诗歌、文学上造诣颇深，其嘉兴前辈沈曾植说过：“嘉兴前辈学者非有真知灼见，不轻落笔，往往博洽群书，不着一字。”师从李瑞清、陈三立、沈曾植、王国维等晚清名宿的胡小石先生更是惜字如金，不轻易著书。所以目前学术论著只有三册：《胡小石论文集》《续编》《三编》。
领读文化2022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讲稿》也主要是他当年大学课堂教书的讲义，同时附有胡小石学生、已故著名考古学家、南京博物院院长曾昭燏所著《南京大学教授胡先生墓志》，更见历史之厚重。当年这些讲义讲稿，据说也是在朋友学生的催促帮助下整理出来的。关于文学史的研究，胡先生起步很早，在书中的“引言”中先生就感慨：具有文学史价值一类的书， 中国人自己所出的，反在日本人及西洋人之后，这是多么令人惭愧的事。
书中第一章《通论》中可见作者的文学史研究的特点和观点由来。晚清学术中扬州学派焦循，提出“文学一代有一代之所胜”的说法。胡小石先生以此观点出发阐述我国历代文学的发展和流变，同时也回答了什么是文学，文学与时代，也划清了文学的信史时代，也就是须以文学之著于竹帛，确定真实作品为准。古人如《论语》中的文学，泛指一切学术，如今谈论的文学与古人诗定义相合。时代不同，文学样式也会发生变化，所以有唐诗宋词元曲的不断兴起繁盛。而研究文学史，要注重事实的变迁，而不应注重价值之估定。 胡先生在研究中更关注文学本身，突出文学本位，师承扬州学派，但更将之发扬光大，提出自己创见。这不仅是江南文脉的传承，更将文学史研究推向新的境界，对后世书写文学史影响更是深远。 这部《中国文学史讲稿》从上古文学梳理到宋代文学，据说宋代部分是1980年代学生整理补充的。未见明清时代，甚为遗憾。
上古文学到秦文学四章中，就以信史开始。通过文学作品内容、文字演变等规律的推演，可以得出《尚书》中有多篇为后人增附。夏目前不可考，殷商尚处在游牧民族时代，文字刚正式成立，但有了文字不代表有了文学。《商颂》也不为商人所写，简单青铜器上的文字，不成为文学，所以胡先生通过甲骨文、地理环境、历史文化角度进行剖析得出结论： 中国文学史的信史时代，当自周始。 胡先生用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将《诗经》认定周代北派文学之代表，《楚辞》为周代南方文学之代表。从《诗》到《离骚》这三百年的变迁更是文学从民族走向个人的过程，形式从断句变长句，从短片变长篇，这也符合各代文学发展的特点。 汉代文学主流为赋。量多位置重要，楚辞与纵横家杂糅形成新文体——汉赋。汉武帝虽罢黜百家，但爱楚辞，尊儒学是其政治手段。这段时期著名的司马相如、东方朔、朱买臣等都因赋扬名天下。司马相如等开做赋风气，为文识字、为文造情、复笔等，造情为汉赋坏处，单笔首推《史记》，复笔推赋。尽管后世变化，但基本都以司马相如、扬雄为模仿范本。
这一改变直到建安时期五言诗、七言诗与文学评论的兴起。关于五言七言诗歌的起源学术界尚有疑问，论纯粹抒情的七言诗，作者首推魏文帝的《燕歌行》。曹丕不仅擅长写诗，其《典论》实为独立成篇文学批评之开始。在文人地位、文学的独立价值等都有独特见解。比如曹丕承认： 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 对于西汉的司马迁，胡先生的评论很有意思，他认为与其说司马迁是一个史学家，不如承认他是一个文学家，是汉代唯一的散文作家。他最大本领，就是将历史资料，比如《战国策》《国策》等前人历史著作剪裁“化腐朽为神奇”，所以将《史记》与《汉书》相比，历史人物性格截然不同，更显司马迁文笔之生动，后人更难模仿。 魏晋的田园诗，包括唐诗、宋词的论述中，本身就是诗人的胡先生擅长用比较与细读的方式来解读诗篇。谈起陶渊明，会讲到陶诗的当代不受重视，但在唐代却取代谢灵运。原因六朝的门阀观念、陶诗风格不符合当时讲排偶、重词采的太康派风格。而唐代起，不管是王无功、陈子昂、杜甫、王孟，中唐的韦应物、柳宗元，乃至宋代的苏轼，都受其影响。不同时期的诗歌的创作特点，如永明时期流行的四声八病之说，考据详尽，每一个韵脚不仅有讲解，还有例证。讲到初唐诗风，又将新体诗与律诗的区别进行比较分析。李白与杜甫的比较，是其中重要一篇。李白复古，杜甫革新。太白不爱梁陈诗风，欲复建安之古，杜甫不轻视古人，也以求新为贵。与太白乐作乐府不同，杜甫炼字、描写时事、拗调为铿锵悦耳。作者曾作《杜诗声调谱》分析杜甫的七绝。 可见，先生讲文史，探其源流、究其特色、寻求文体流变规律。名家作品不仅抓精髓，更是懂其神，知其味。所以胡小石先生的学生程先帆教授曾经深情回忆： 胡小石先生晚年在南大教《唐人七绝诗论》，他为什么讲得那么好，就是用自己的心灵去感触唐人的心，心与心相通，是一种精神上的交流，而不是《通典》多少卷，《资治通鉴》多少卷这样冷冰冰的材料所可能记录的感受。 晋朝东海王司马越对他儿子说：“夫学之所益者浅，体之所安者深。闲习礼度，不如式瞻仪形；讽味遗言，不如亲承音旨。”可叹这样渊博的学者未能亲临课堂聆听教诲，仅能从文字中了解一二。 诗人、书法家、文史学家多重身份的胡小石先生这本《中国文学史讲稿》可谓“体大思深，辞约义丰”概括。这是一部以自己独特思想体系与严谨科学分析方法来剖析中国古代文学史发展的。评价名家公正公允，具体文学史有争议话题都能秉持学者的基本立场，查阅资料进行论证并坚持自己的看法。正因如此教学文学史，胡先生的学生们大多成为文学或历史上的知名学者教授，学生曾昭燏为其撰写墓志，字字深情，如实书写了先生一生的功绩。“先生讲中国文学史，不囿于正统成见......著中国文学史一书，考镜源流，阐述发展，影响至巨。” “吾生譬行文 ，安问淡与绚”，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如书封面之丹青，江水东流，江月还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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