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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鲍罗廷与周恩来 孙果达（知乎专栏《史苑踏石》） 鲍罗廷与李德都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他俩在中国的评价却似乎截然不同。 一、对鲍罗廷的评价 “李德1974年去世。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哪一届德国政府想起来给他立座雕像，作为中德友谊的象征。也没有哪一个中国共产党人会认为他是中国革命的英雄。”【金一南：《苦难辉煌》，华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668页】 鲍罗廷却有所不同。 1957年1月，周恩来访问苏联时，特意拜访了鲍罗庭的夫人法尼亚·谢苗诺夫娜。后者拿出一张照片和一条丝巾送给周恩来。照片中鲍罗庭身穿中国丝绸衬衫，丝巾上是鲍夫人用俄文绣的“永恒的友谊和纪念”。“端详着泛黄照片上三十多年前的鲍罗庭，和渗透着衷心祝愿的丝巾，周恩来千言万语一时难以启口。他紧紧握住谢苗诺夫娜的手，说:'请多多保重。凡是帮助过中国革命的外国友人，中国人民都不会忘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会永远记住鲍罗庭。’”【《苦难辉煌》，第678-679页】 上述的字里行间反映出周恩来对鲍罗廷的态度似乎与其他历史当事人有所不同，因为从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对鲍罗廷的评价看，口碑似乎并不佳。 1924年10月8日，中共中央作出一个针对鲍罗廷的决议：“中共（中央）执委会非常不满的是，鲍罗廷同志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同党的执委会联系很少，也不同它讨论决议和对国民党的态度的改变，而是单独行事。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不犯什么错误，那么这种状况也会破坏统一，破坏工作制度，这对国民革命运动来说是有害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534页】（下简称《档案》） 1924年10月10日，在给共产国际远东部的信中，陈独秀说：“鲍罗廷同志从不同我们党协商，好像在中国不存在共产党”，“我们希望共产国际给他提出警告”。【《档案》第1卷，第539页】 1927年2月25日，驻华代表阿尔布列赫特向共产国际报告说：中共中央认为“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在耍阴谋。”【《档案》第4卷，第127页】 1928年6月初，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到莫斯科参加第六次代表大会，瞿秋白等人强烈质询布哈林：为什么大力武装国民党军阀，不帮助共产党武装工农，以至军阀用苏联无产阶级的子弹枪杀中国工农等等，矛头显然直指鲍罗廷——多少中国共产党人因为他而饮恨牺牲。 1936年，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时说：“仅次于陈独秀，对于失败应负最大责任的是俄国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生括·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8页】也许当时不便直说，但字里行间已经明显透出毛泽东心中的鲍罗廷其实并不是“仅次于”。 从以上评价来看，似乎也无人认为鲍罗廷是“中国革命的英雄”，更何况周恩来前往探望时鲍罗廷还刚平反。其中究竟有何秘密？ 其实，周恩来的表态既客观又巧妙。“帮助过中国革命”是肯定鲍罗廷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却并没有指明“帮助”的具体时期。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也就可能指周恩来为代表的旅欧勤工俭学时期。 二、鲍罗廷在欧洲 鲍罗廷与周恩来有可能交集的时间，只能是在1920年11月周恩来赴法勤工俭学至1927年秋鲍罗廷回国的七年里。但是，对在华期间的鲍罗廷有好感者寥寥，周恩来似乎也没有例外的表现。相关研究表明，周恩来在欧洲投身革命时，完全具有与鲍罗廷相识的可能。也就是说，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旅欧勤工俭学群体与鲍罗廷大概率是在欧洲时结下了友谊。 鲍罗廷，犹太人，全名米哈依尔·马科维奇·鲍罗廷，1884年7月9日生于俄国。1919年在墨西哥建立了俄国以外的第一个共产党而受到列宁重视。1920年5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后，鲍罗廷与马林被分别派往欧洲与中国传播共产主义，组织共产党。 鲍罗廷其时出任共产国际驻柏林特使，他最大的成功也许有三：一是把柏林作为在西方活动的基地和中心，“既是向欧洲渗透的桥头堡，也是返回莫斯科的最后一站。”【〔美〕丹尼尔·雅各布斯著，殷罡译，赵果校：《鲍罗廷——斯大林派到中国的人》，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76页】二是在欧洲各地创建了不少的共产党或共青团组织；三是建立了欧洲与苏俄的地下“红色铁路线”，把当时全世界汇聚欧洲寻求真理的大批青年秘密送往莫斯科，又把经过培养训练的大批革命者从莫斯科经欧洲送往全世界。“它的总部不在俄国而是在柏林。在建立为'铁道’线上旅行的人发签证、提供证件和身份证的地下组织时，鲍罗廷起了关键性的作用。”【《鲍罗廷——斯大林派到中国的人》，第84页】中国共产党中坚骨干中的不少人，当年显然都得益于鲍罗廷的帮助，周恩来当然也功不可没。 时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思来生平研究组副组长的力平在其著作《周恩来一生》中写道：“周恩来在西欧期间，和法共、德共都有密切的联系，同第三国际和苏共（联共）的旅法代表也有比较多的接触。中共旅欧组织好几批派往苏联学习的学生，都是周恩来亲自向各方联系，而得到法共、德共、苏共组织的大力帮助的。” 三、“大力帮助” 所谓的“大力帮助”当然主要来自共产国际，其中经济帮助显然是最主要最基本的内容之一。毕竟，一个铜板都可能难倒英雄。对此，不少研究已经取得成果： 英国女作家的《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中写道：“他给朋友写信说，'讲好法文很重要。’一位名叫拉波·波尔的法国共产党人辅导他的法语。”“来往于几国之间以及为了避免警察怀疑他是个流浪汉或极端分子，需要做一、两身较好的衣服，均由共产国际出钱。一位名叫苏珊·吉罗的法国女共产党员定期送钱来给中国共产主义小组”。“在德国，周恩来在坎特街住了几个月，房租月金为十二美元。他还使用在威特斯特拉街上的两间房子，这也许是共产国际提供的住地。”【〔英〕韩素音：《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62、64、68页】韩素音在该书的前言中说：“为了写这部传记，我与许许多多的人交谈过。”“1956年，我与周恩来谈了两个小时，这次谈话改变了我的一生。”“未经邓颖超女士的首肯，我是不会写这本书的。”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1936年西安事变前采访周恩来后写道：“和一些中国学生不同，周在法国没有做体力劳动，只在雷诺工厂做过一个短时期，当时他在那里学习组织工人的工作。他请一位私人教师教他学了一年法语以后，就以全部时间从事政治活动了。”【埃德加·斯诺：《周恩来访问记》，万源图书公司1976年版，第10页】 英国作家的《周恩来传》中写道：“他后来告诉他的同事，他同一位私人教师学了一年法语。”【〔英〕迪克·威尔逊：《周恩来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3页】 《早年周恩来》中写道：“1922年3 月，他移居德国柏林，住威廉村凯撒街 54 号 A，同楼并有一位德国人教他德文。”【庞瑞根：《早年周恩来》，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电子版第538页】 “周现在成为全欧的组织者，负责把旅欧中国学生组织成共产主义小组，为此他经常到处旅行。1922年2月末或3月，他首先去马克思的故土德国，约有一年的时间驻扎在柏林一一据一项记载是在康德大街，但据另一项记载是在威廉大街上一个更神气的地点—每月房租为12美元。”“根据一位来自四川的会讲德语的中国学生所说，周在柏林的女房东的女儿爱上了她们的这位漂亮的房客。她惊异地告诉这位四川人，周虽然预付了一年的租金，但他只偶尔来住一下。这个说法被另一个中国同学所证实。”【〔英〕《周恩来传》，第53-54页】 “周在法国约一年以后，一位老同学来看望他。他称赞周的良好穿着和像样的屋子。周解释说，他从中国和天津、上海的出版社得到钱，但他的朋友推侧他可能还得到共产国际的资助。周的一个同事相信，他最终可能每月从共产国际得到2500法郎，另外从比利时天主教会得到800法郎，还从雷诺工厂得到300法郎。”【〔英〕《周恩来传》，第45页】 四、旅欧党组织的成立 没有见到确切的史料能够确凿证明当年旅欧党组织成立前，周恩来与当时负责在欧洲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鲍罗廷见过面，但时间、地点与逻辑的三位一体交集还是有的。 “当1922年初鲍罗廷抵达英国时，英国共产党正处于混乱之中”。【《鲍罗廷——斯大林派到中国的人》，第98页】此时，周恩来也从法国专程到英国。 “1922年初，周第二次重访伦敦约两个半月”。【〔英〕《周恩来传》，第49页】 韩素音也说：“一九二二年初，他再次前往伦敦，但很快又回到巴黎。”【《周恩来与他的世纪》，第64页】 周恩来为何前往英国？1921年年底，周恩来与赵世炎等在法国“商议成立旅欧青年中的共产主义组织的事。他们议定：分头进行筹备工作。”【金冲及：《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8页】也就是说，建党是大事，不可能自行其是自作主张，而且周恩来及其战友已经受到共产国际及其支部在各方面的大力帮助。因此，周恩来的“筹备”大概率是前往伦敦向鲍罗廷汇报以求批准。在获准后返还法国，不久旅欧青年共产主义组织就在巴黎成立。 五、回国时间与途径之争 相关研究对当年旅欧勤工俭学群体离开欧洲赴莫斯科或回国的时间与途径都较为明确和一致，唯独对周恩来的回国有不同的观点。 最早明确周恩来回国的途径是斯诺：“周在法国、伦敦和德国度过了三年时间。在回中国途中，他在莫斯科短暂停留，听取指示。”【《周恩来访问记》，第10页】 金冲及认为：“这些选送回国的干部，大多是先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一段时间，再回国参加斗争。”“周恩来没有到莫斯科去”，“他是从法国直接坐船回国的。”【《周恩来传》，第97页】 韩素音认为：“周本人在那些年月里从来没有从欧洲去莫斯科。这种旅行会引起警察的怀疑。他的工作太重要了，不能因此而受到损害。”“一九二四年七月下旬，周恩来离开马赛，九月一日抵达香港。”【《周恩来与他的世纪》，第75、76页】 威尔逊认为：“他在1924年6月20日离开巴黎”，“有人说他是途经莫斯科，横跨西伯利亚的铁路回国的。从西欧经苏联回国，这对中国共产党人说来是很通常的，而且，对周来说，在长期出国后，想要探望一下他在华北的亲朋友好也是很自然的，周曾对与之吐露自己身世的埃德加·斯诺明确说，他'在莫斯科作短暂停留以接受指示’。一位日本作家说，周不仅是途经莫斯科，甚至还'同铁托、陶里亚蒂和胡志明一起在列宁大学学习’。然而，并没有周途经莫斯科或北京的确凿证据，很可能他是由海路回到中国的。”【《周恩来传》，第59页】 庞瑞垠认为：“1924 年 7 月下旬，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周恩来离开法国， 张若茗和郭隆真在里昂车站为他送行。”【《早年周恩来》下，电子版第128页】 其时从巴黎回国主要有两条路，一条是铁路，经莫斯科和西伯利亚到中国大连，再换乘轮船南下。蒋介石从莫斯科回上海就是这条路，历时15天。另一条就是海路，从法国马赛港到上海，历时36天左右。周恩来赴法就是这条路。 作为学术问题，周恩来离开巴黎的时间、回国时间与回国途径的分歧虽然可以进一步研究，但无非是在探讨周恩来与鲍罗廷，或者说与共产国际究竟有没有从属关系。其实很简单，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或鲍罗廷的指示和批准，周恩来怎么可能擅自把众多战友送往莫斯科。 当年全世界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支部，欧洲当地的共产党组织也都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初来乍到赤手空拳，连语言都困难的青年周恩来能够短时期内跑遍欧洲成功建党，又岂能例外。而且，至今也未见有研究明确周恩来在欧洲的建党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更何况国内的中国共产党在成立过程中也得到共产国际各方面的大力帮助，并于1922年7月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加入共产国际。 既然当时周恩来与鲍罗廷都在欧洲，既然前者得到后者在经济上的大力帮助，组织上关系的建立也就顺理成章理所当然，尤其这一切都发生在鲍罗廷赴华之前。就此而言，周恩来访问鲍罗廷夫人以感谢鲍罗廷“帮助过中国革命”，也就同样顺理成章理所当然了。 如果鲍罗廷地下有知，在愧忏之余也应该含笑了。 （二）鲍罗廷与蒋介石 孙果达（知乎专栏《史苑踏石》） 鲍罗廷与蒋介石在一起的时期，是蒋介石被鲍罗廷掌控的时期，是蒋介石无时不暗吞“酸辛泪”的时期，是蒋介石隐匿溪口苦读《出师表》决定“出师”的时期，是蒋介石所向披靡飞黄腾达的时期，更是奠定蒋介石一生的关键时期。 然而，对这样一个看似诡异的关键时期，恰恰成为迄今为止对蒋介石的研究中最为薄弱的环节。该薄弱集中体现在鲍罗廷与蒋介石的神秘关系没有确实厘清，体现在对上述诡异无法做出合理解释，尤其体现在鲍罗廷为何要扶植蒋介石的关键问题上。既然难以深入无法解谜，绕路研究也就成为必然。殊不知如此一绕，也就直接导致研究蒋介石的立论基础与逻辑起点的失实失真，也就直接绕过了真实的蒋介石。 如果不懂鲍罗廷在华执行“喘息”政策，也许就难以懂得鲍罗廷与蒋介石的真实关系，也更难懂得鲍罗廷为何呕心沥血也无法控制孙中山，却能轻而易举地掌握一向桀骜不驯的蒋介石。毕竟，在鲍罗廷手里，蒋介石似乎自知将要担负“大任”而洗心革面脱胎换骨，再也不像在孙中山手下那样，家常便饭地甩手要挟来去自由。就此而言，以往解读的蒋介石很可能不是真实的蒋介石。 或者说，如果不懂得“喘息”政策，就难以客观地研究鲍罗廷，更难以客观地研究蒋介石。 本专栏的研究已经证明，鲍罗廷的出现，对蒋介石有若干个至关重要的“最早”： 最早建议孙中山必须“销声匿迹”；最早支持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最早把蒋经国作为人质送往莫斯科；最早把蒋介石推上权力高峰等等。如前所述，鲍罗廷还是最早掌控蒋介石的人。可以说，蒋介石在其一生中几乎从未被人掌控，除了鲍罗廷。 “当时一切重要政治问题，都由蒋介石、张静江和鲍罗庭三巨头秘密商谈进行。”【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110-114页】虽然说是“三巨头”，其实是由鲍罗廷做主。 1926年7月26日，蒋介石在出师北伐前夕同留守后方的将领们谈话时说：“在政治问题上他们应当向两个人请教：张静江是一个，孙中山对张的敬重远超过我们对一贯正确的总理的敬重；另外一个就是鲍罗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65页】（下简称《档案》） 当时国民党元老的西山会议派攻击蒋介石将鲍罗庭“享为师保，凡政府一切重大计议，悉听命于鲍”，“甚至关于党政一切重要会议，概由鲍召集于其私寓，俨然形成一太上政府”。但蒋介石不仅不在意，反而说作为总司令，只有法国福煦元帅的地位可同鲍罗庭相比。“他反复引用孙中山曾说过的话：鲍罗庭的意见就是他的意见。因此，追随鲍罗庭就是追随孙中山。”【金一南：《苦难辉煌》，华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96页】蒋介石可能是把鲍罗廷与孙中山相提并论的唯一人。 蒋介石的种种表态虽然难以断定究竟是出自肺腑还是言不由衷，但也起码表明蒋介石当时对鲍罗廷的俯首帖耳。 当然，蒋介石的“俯首”有其原因。1926年三月的中山舰事件后，“鲍罗廷传达斯大林的命令说:不管蒋的三月政变的后果多么严重，国共合作的政策应保持不变。他公开提议：中共应接受三月政变所造成的局势，承认蒋的军事独裁，接受他的'整理党务案’，同时协助他领导北伐。”【《档案》第6卷，第566页】 但四一二政变后的蒋介石一反“俯首”，成为最早要鲍罗廷脑袋的人：“南京出价3万美元索取鲍罗廷的首级，几百张印有他们相片的'悬赏’布告贴遍了上海。”【〔美〕丹尼尔·雅各布斯著，殷罡译，赵果校：《鲍罗廷——斯大林派到中国的人》，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264页】 “很难说蒋介石是否真心要逮捕鲍罗廷，但为了表示反共，为了他同国内盟友和帝国主义盟友的关系，他必须做出要逮捕鲍罗廷的样子。”【《鲍罗廷——斯大林派到中国的人》，第273页】 蒋介石的“样子”是要鲍罗廷的“首级”而非“逮捕”。确实，前者是确保鲍罗廷再也不会开口，后者则可能会对蒋介石形成巨大的威胁。其实权衡两者的利弊，无疑让鲍罗廷自行出境远离蒋介石最为妥当。也就是说，蒋介石也许既不要鲍的“首级”，更不要“逮捕”鲍，只要鲍“走”而已。换句话说，蒋介石其实也是在摆脱掌控，争取“自由”。 对蒋介石一生影响最大、最久、最根本、甚至根植其灵魂的，或许就是鲍罗廷。这种影响之巨之深之广之剧烈，甚至已经难以分清也更难以确定，鲍罗廷对蒋介石究竟是恩人还是仇人，是蒋介石的喜剧还是悲剧。 鲍罗廷虽然“走”了，但蒋介石其实并不“自由”，因为鲍罗廷留下的“遗产”不仅影响和纠缠了鲍罗廷的一生，也同样影响和纠缠了蒋介石的一生，也许，还影响和纠缠了宋美龄和蒋经国。就此而言，要研究和解读真实的蒋介石，也许还不得不走漫长的路。 （三）鲍罗廷与斯特朗 孙果达（知乎专栏《史苑踏石》） 鲍罗廷被捕的表面原因是因为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到访引起的“间谍”案。其实他俩是老相识，而且其过程也充满戏剧化。 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后，汪精卫在武汉另立政权。英国研究者认为，当时世界对所谓的“宁汉对立”似乎不感兴趣，觉得就类似中国已经司空见惯的军阀相争而已，因此相关的新闻报道者寥寥无几。然而就在此时，一些报刊的花边新闻却激发了记者猎奇的注意力，并“在上海和全世界激起轩然大波”。 花边新闻的内容是“有关布尔什维克把他们的性观念带到武汉的传说。据说武汉的已婚妇女受到了非人的待遇，她们像财产一样，属于公有。”“又有一些捕风捉影的报道说，那些解放了的中国妇女，在去澡堂时，都要求丈夫给她们搓后背。最耸人听闻的是报纸上一再报道的裸体游行，《华北旗帜报》的一篇文章曾描述了一次这样的游行，说有300名漂亮女人参加，她们渴望赤身裸体，个个步态健美。”这些谎言流传广泛，人们信以为真，武汉政府不得不公开辟谣，声明这些报道完全是凭空捏造。尽管如此，前往武汉的外国记者依然络绎不绝，好奇心驱使他们要去看个究竟。” 【〔美〕丹尼尔·雅各布斯著，殷罡译，赵果校：《鲍罗廷——斯大林派到中国的人》，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242页】无论丹尼尔的观点正确与否，但斯特朗却是来到武汉的众多记者之一，并且很快就被鲍罗廷的魅力所吸引而追随其左右，即便在鲍罗廷回国时也不惧艰险一路同行。 1927年7月27日，鲍罗廷一行30人，其中包括斯特朗、鲍的两位中国厨师、鲍的一些友人与同时撤退的苏联顾问，从大西北回国。他们从武汉出发时备有5辆旅行用车：4辆“道奇”和鲍罗廷专用的1辆“别克”八缸豪华跑车。此外，还征用了5辆卡车。经过保养和包装，这些车辆与众多的行李一起被装进敞篷货车，运至大戈壁边上的铁路线尽头。 他们一路上历经艰险。斯特朗途径甘肃时，在当地的饭馆里用餐后写道：“甘肃的饭菜妙极了，特别是炸肉丸子和当地的南瓜。” 8月12日，他们到了长城以内最后一个大城市一一银川，越过长城就是一望无际的大戈壁沙漠了。 9月5日离开宁夏时，由于车辆不断损坏，他们必须与行李一起挤在最后剩下的两辆卡车、鲍罗廷的“别克”跑车和两辆“道奇”车上，并在沙漠上整整历时10天。 1927年9月28日，他们终于到了苏联国土。 鲍罗廷与斯特朗的患难之旅使得他俩的友谊非同寻常。但是，他俩恐怕谁也不会想到，22年后斯特朗到莫斯科寻求老友的帮助，却成为鲍罗廷走上不归路的理由。 确实，斯特朗对“喘息”政策的秘密一无所知，也就保住了性命。但是鲍罗廷不同，中、美当时已经在朝鲜刀兵相见，新一轮的“喘息”政策成功有望，又岂能留下鲍这一重大隐患，更何况鲍也已经明确表示了对毛泽东的肯定，对新中国的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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