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相信我党，和汪精卫推心置腹，罗易＇神操作＇，如何导致七一五？

后知后觉无所谓 2023-03-03 发布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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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在莫斯科六一指示后，中共中央和鲍罗廷拒绝执行莫斯科的紧急指示，使罗易大失所望。

同时罗易也对依靠中共中央扭转局势失去了信心。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罗易想到了汪精卫。

1、对汪精卫的期待

罗易对汪精卫的期望值很高，这固然与他受斯大林等人的影响，对汪精卫这个具有很强的两面性资产阶级人物认识不清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在武汉时期，罗易与汪精卫走得较近、私交甚好。

罗易与鲍罗廷、陈独秀等人分歧过多，话不投机，而汪精卫能说英、法两国语言，经常不带翻译与罗易进行长谈。

汪精卫有一副诚诚恳恳的面孔，再加上经常满口慷慨激昂的革命言词，这种假相使罗易深受迷惑。因此，心烦意乱的罗易对汪精卫很依赖，可以说是推心置腹，毫无保留。

如：

1927年5月28日，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和斯大林的书面报告中，罗易就称汪精卫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内唯一的左派”。

这说明，罗易被汪精卫的表面现象所迷惑，对他非常信任。

6月5日，罗易在给联共（布)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主要负责人布哈林的电报中说：

昨天，汪精卫抱怨没有把莫斯科的意见通报给国民党。他问，为什么他给斯大林的电报没有回音。你们应当同他保持经常联系。每天都有人把他往右推。近来他不太清楚究竟谁代表莫斯科的观点：是鲍还是我？
罗易以为：
在微妙而又错综复杂的武汉国共各种关系中，汪精卫已经影响局势的至关重要的人物。
在这个时候，罗易觉察到汪精卫这个人处在“进退两难”之中，他是“站在正在下沉的民族民主革命船上一个绝望的悲剧人物”。在罗易看来，共产党人的“愚蠢策略”（鲍罗廷关于在唐生智领导下实行军事联合的政策)正在把汪精卫赶“向反革命集团的怀抱”。罗易有理由相信，或者说，他认为有理由相信注精卫正在等待营救。

2、酿成大错的罗易

罗易后来回忆说：

汪精卫相信共产党人背弃了他，就同右派进行谈判，这些人叫喊要用共产党人的血来抚慰蒋介石。在那个紧急关头，我想必须做最后的努力，重新赢得汪精卫的信任，于是就把莫斯科来电交给他。

在罗易看来，汪精卫革命意志坚强，并有世界眼光，但现在每天有人把他往右推。尤其是国民党内的右派军人，依仗手中的军事实力，骄横跋扈，而汪精卫手中没有武装，感到苦闷。

他虽然已与右派进行了接触，但仍不甘心与共产党决裂，同时他又疑心共产党背离了他。

罗易想，现在莫斯科指示要组建新的革命军队，这不正是汪精卫所需要的吗？

同时还能恢复汪精卫对共产党的信任。于是，罗易希望在汪精卫身上创造奇迹，以便证明他的主张高出鲍罗廷等人。

就这样，他没有同任何人商量，就把莫斯科的“紧急指示”的重要电报副本交给了汪精卫。

起初，罗易要他的秘书去送，秘书认为这个文件极其重要，应当保密，不应该给汪精卫看，因而拒绝执行罗易的指示。

6月5日，罗易约汪精卫到他的住处，亲自把莫斯科的那份号召没收土地、逮捕军官、成立新的工农军队和通过激进成员夺取国民党中央执委会领导权的秘密电文的抄本交给了汪精卫。

不用说，汪精卫看到电文“大吃一惊”，但他努力掩饰着。

看完电报后，汪精卫心想：

这个训令的内容是对武汉国民党生命的“根本危害”。

因此他脸色很不好看地对罗易说：

这些指示中的任何一条都不能实行，因为随便实行哪一条，国民党就完了。
他表示，这份电报的内容违反了当年的《孙越宣言》，因为孙越宣言明确指出共产党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而这个电报却要中国走向共产主义。

看到“五月紧急指示”后，汪精卫将强烈的愤怒和不满撒向鲍罗廷：

当汪精卫在鲍罗廷的办公室见到鲍罗廷时，他大发雷霆。他叫嚷鲍罗廷已不再把他当作自己人了，竟在他背后捣鬼，犯下了欺骗罪。病中的鲍罗廷由于过去几个月的紧张已近乎麻木，对罗易的行动感到非常震惊。

他极力劝说汪安静下来，向他保证绝对停止一切农运活动，今后再不会出现没收土地、动员农民和改组国民党政府的尝试。

汪精卫又把斯大林的电报副本展示给其他在武汉的国民党重要领导人，自然让他们感到惊慌和不悦。

这个电文遂成为不久后汪精卫发动所谓“清党”的重要依据。

3、汪精卫的借口

不久后的7月15日，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作报告说：

(六)月五日，就是主席团（指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到郑州去的头一天，中央名誉主席第三国际中央委员鲁依（罗易）同志约本席去谈话，拿出第三国际首领斯大林拍给他同鲍罗廷同志的电报交本席看。
本席看过之后，就说这件事很重要，要交政治委员会主席团看了再说。
…这个电报是训令中国共产党同苏俄在中国工作之人员的，且将他宣读之后，再来讨论（宣读原电译文)。
我们可以看出这个电报有五层意思，都是很厉害的。
(1)没收土地不要国民政府下令，须由下级没收。
怪不得湖南闹成这个样子！有一般同志还说农工的行为并不幼稚，原来他们是照着第三国际的训令在那里做。但总理在民生主义中说得很清楚，要实行耕者有其田，须以法律同政治的方法来解决；也就是说，要由国民政府下令没收。
我们不必批评是由下级没收的好，还是由上级没收的好，苏俄当日就是先由下级没收，然后政府再加以承认。
第三国际固应如此，但与三民主义相冲突。国民党应该怎样办？
(2)在中央委员之中，增加工农领袖。
本党的中央委员，是由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他们有错误，当然可以制裁，如杨希闵、蒋介石等之受处分。但中央不能任命谁做中央委员。
他们要本党在中央委员之中，多增加工农领袖，试问有什么方法可以增加？如何能干涉代表大会的权限？这简直是破坏本党的组织，要我们违背总章。
(3)国民党现在的构造，必须改变，这是何等的大事！
中央委员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变，而且又改变成一个什么东西？
(4)由二万武装的C.P.（共产党）同志，及五万工农分子组成新的军队，消减旧的军队。我们的军队向来不分C.P.不C.P.，为什么单单要二万武装的C.P.同志组织军队？
这是根本摇动我们的军队，完全变成C.P.的军队好了！
(5)组织特别法庭，处分反革命派，不要C.P.同志参加，由老党员组织。
这就是说：让国民党来做刽子手！综合这五条而论，随便实行哪一条，国民党就完了！
当初容纳C.P.同志加入本党，不想结果竟如此！
…现在不是容共的问题，乃是将国民党变成共产党的问题，国民党的同志想起来，能不痛心！
从前C.P.同志加入国民党，我们知道他是受第三国际的指挥，但是我们始终不知道第三国际是如何训令他们，一直到现在才晓得。

可见，早就想清除共产党却又害怕背负违背总理“遗嘱”恶名的汪精卫，终于找到了“借口”，把国共合作破裂的责任一股脑儿地都推到了共产党和第三国际的头上。

4、罗易的狡辩

鲍罗廷得知罗易让汪精卫得到了五月紧急指示的电报副本，当即找到罗易，对其大加斥责。接着，他向斯大林发了一封电报，要求将罗易撤回莫斯科。

此时的罗易虽然感到自己的行为不太慎重，但并不觉得有什么过错。

6月17日，他在给斯大林和布哈林的电报中表示，他并不认为给汪精卫看电报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他说：

鲍认为，汪在我给看了莫斯科劝国民党人充当革命雅各宾党人的电报之后叛变了。在这份电报中没有什么不可以向国民党左派说的话，如果我们需要给他们指出来自右面的危险和摆脱业已形成的局面的唯一出路的话。
电报没有造成任何损害。多数国民党领导人在汪看到电报以前早就决定采取反革命行动了。先前的夏斗寅叛乱和长沙政变（马日政变）都得到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暗中支持。
然而鲍却从电报中捞取了巨大的政治资本，以便在共产党面前败坏我的名誉。

6月18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了罗易给汪精卫看电报一事，决定致电罗易、鲍罗廷和柳克斯。

电文如下：

银行家（指鲍罗廷)和柳克斯报告说，琼森（指罗易)给国民党人看了最高领导机构的161、162、163号重要专电。我们对这种行为感到吃惊。要求琼森立即作出说明。

6月20日，在未接到罗易的说明之前，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再次发电报给罗易和鲍罗廷。内容是：

建议罗易立即动身返回莫斯科。

罗易的鲁莽行为也令共产国际十分不满。

6月2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召开秘密会议，决定：

立即把罗易同志从他所担任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职位上召回，因为他给国民党中央的一些成员看了只发给鲍、罗、柳三同志而无论如何不能给其他人看的电报。

6月23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批准布哈林以共产国际执委会名义给鲍罗廷、加伦、罗易发出电报如下：

我们建议罗易返回莫斯科。将派另一名同志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去接替他。我们召回罗易是因为他违反了纪律。我们认为鲍罗廷有责任执行指示（指五月紧急指示)，而不要阻碍执行。我们充分肯定原先的指示，并坚决要求执行这些指示。

虽然尝到了莽撞行为的苦果，罗易却不肯退却。

6月24日，罗易致电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说：

这里的局势很严重，我们面临着全面失败。我不止一次及时地发出过警告。召回我，并不是挽救局势可以做的全部工作。

他在电报中谈到蒋介石与冯玉祥召开徐州会议的情况，并说武汉国民党可能会与蒋、冯妥协，有可能组成统一的反苏的民族主义政府。

针对这种情况，他提出了自己的挽救计划。

应该说，罗易对形势的判断是对的，他在继续为挽救中国革命的危机作着努力，但莫斯科坚持认为他违反了纪律，要将他召回。

这一点使罗易很沮丧，也很气愤。

6月28日，罗易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发了一封电报，说：

以违反纪律为由把我召回使我感到惊讶。这里必然造成这样一种印象：虽然我严格按照共产国际决议和你们的指示办事，共产国际却否定我的看法。
不是我，而是另一些人违反了纪律，无视和否定共产国际的决议。我将在莫斯科证明，对我的指控是荒唐的。共产国际不应轻率地对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试图忠实地执行其决议的人提出个人指控。

罗易认为，违反纪律和应该受到指控的，是中共中央和鲍罗廷。

6月29日，罗易针对莫斯科要将他召回的问题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

但是罗易的这封信刚刚发出，6月3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秘密会议，再次做出决定：

“重申政治局原先让罗易返回的决定，建议他准备经最安全的路线立即动身。”

直到此时，罗易才彻底明白：斯大林已经不再需要他了。

5、最后的幻想

让罗易感到意外的是，他将五月紧急指示给汪精卫看，不仅没有拉住汪，反而促使汪加快了分共步伐。

原来汪精卫已在暗中策划“分共”，正苦于找不到借口，得到罗易给的电报，他如获至宝，马上以此作为“分共”的凭借。

后来毛泽东说：

“谁促成同国民党的分裂？到头来还是罗易本人。”

正如蔡和森所言：

假左派叛逆的计划是早已确定了的，所犹疑的只是用什么口实来“分共”。公然抛弃三大政策么？这个太傻。为民众运动的过火么？更揭破了自己的假面具。这对于虚伪的叛徒确是一个难题，使他们不得不犹豫。
…现在好了，谢谢鲁易（罗易）先生，为他们解决这个难题，使他们于苦肉计外寻得一更好东西，便是所谓共产党破坏国民革命消灭国民党的阴谋。

就这样，五月紧急指示成了汪精卫“争船抢舵”的凭借。从此，汪精卫等人决心把共产党这个“舵手”赶走。

莫斯科虽然因为罗易的莽撞行为要将他召回，然而莫斯科也许受了罗易的影响，对汪精卫仍然抱着幻想。

6月23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要布哈林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名义给汪精卫发电报。

电文如下：

鉴于近来的发展事态，我们认为自己有革命义务向您通报如下：
我们认为，国民党必须支持土地革命和农民。以为反对农民或置身于农民运动之外可以推动革命，那是目光短浅的。恳请您运用您的全部威望对国民革命的其他中央委员施加影响。国民党的整个命运和在很大程度上的中国革命的命运，都取决于国民党的立场。
我们认为，通过国民党民主化、更多地联系群众、停止领导层内的动摇是可以挽救事业的。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人的合作有坚实的客观基础。我们希望，借助于您的威望，国民党中央内的动摇是会减少的。我们建议从下面农民运动首领中找人来帮助工作。

同时，这次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还决定：再给武汉国民政府拨款200万卢布。

斯大林选择这个时候，同意给武汉国民政府拨款200万卢布，一是希望能使武汉经济起死回生，二是拉住已经日益右转的汪精卫。

6、罗易最后的努力

但是，联共（布）中央领导人对汪精卫革命性的估计是太高了，认为汪精卫还是要革命的，还会听他们的。斯大林认为，能否拉住汪精卫，并促使他左转，是与莫斯科能否给予武汉政府足够的经费支持联系在一起的。

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拼命想拉住汪精卫的态度又鼓舞了罗易。6月27日，罗易再次找到汪精卫，希望能够运用他与汪精卫的“密切”关系，挽狂澜于既倒。

在谈话中，汪精卫告诉罗易：“形势很严重。蒋介石与冯玉祥已达成全面协议。”
他收到冯玉祥经南京发给他的电报，说“武汉国民政府应该摆脱共产党的影响”，实际上就是要汪精卫开始“清共”。
罗易问：这份电报讨论了吗？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怎么看？
汪精卫回答：中央委员会暂时还没有正式讨论。但已有许多领导同志看过了。
汪精卫接着说：
我们面前有两条路：
（1)为了同右派和一切反革命分子作斗争，共产党与国民党密切合作。这可能激起反动派的立即武装暴乱。
（2）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国民党左派将维护出版、言论自由和共产党人合法存在的自由。如果采取这样的步骤，那么，反动派就没有组织武装叛乱的直接借口。
我已同陈独秀和谭平山交谈过。
他们赞成第二条道路，但他们说，共产国际反对。我个人认为，我们应赞成第一条道路。但在这种情况下我必须同第4军和第11军紧急经湖南去广东。

罗易反对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的意见。

他说，如果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那么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都会被反动派消灭；共产国际给共产党人的关于不退出国民党的指示是非常正确的；右派企图同反动军阀一起分裂革命联盟，如果他们能迫使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那么他们就会首先消灭共产党人，然后消灭左派；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需要密切合作和采取共同的革命行动；目前退出国民党不是帮助左派，而是消灭左派。

他告诉汪精卫：

情况很清楚。只有两条路。要么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开始进行坚决的斗争，要么向反革命命投降。
但是，没有理由赞成第二条道路。
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应当空前地团结起来，应当充分地相互信任，应当赞同共同的革命纲领，并为消灭反动势力而斗争。我给您看了莫斯科的电报，是要表明我们真诚地希望在革命斗争中同国民党左派合作。但我认为，（您）对电报没有做出正确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