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罗易泄密与国共两党的分裂

罗易

　　1927年5月31日，共产国际紧急电报传到中国（即“五月指示”），内容是要求实行土地革命，动员千百万农民自动没收土地，组建一支8个师或10个师的可靠军队，组织革命法庭惩办反动军官等。

　　接到国际电报指示后，陈独秀担心执行这一指示会导致联合战线破裂。鲍罗廷也认为，莫斯科太不了解武汉的情形目前无法执行。罗易想执行，但他认为假若汪精卫同意了就可执行。最后给国际回电：“命令收到。一旦可行，立即照办。”

1927年1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小委员会通过谭平山的建议，派罗易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到中国。

　　事后罗易见到汪精卫，泄露了“五月指示”内容。汪精卫大吃一惊，分手时汪精卫问：“是否可以给我一份译文？”罗易犹豫片刻然后说：“好，我明天送你一份，因为文字上有两处需要改动。”他认为给汪精卫看可以增加双方的信任，国际几个指示专电没有讲不支持武汉国民政府的话。

第二天汪精卫得到抄本说声“谢谢”，打发掉罗易。汪精卫得到“抄件”给陈友仁看，陈友仁面如土色说：“这意味着两党间的战争。”汪精卫又将电报拿给唐生智及其部下看。6月4日发生了江西省省长、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将方志敏等164人“礼送”出境的事件。

　　罗易泄密后在6月5日给斯大林和布哈林拍的电报中说：“陈比谭更坏，他的领导无疑有害于党。不按我建议的那样把他召到莫斯科去是错误的……陈应立即召到莫斯科去，而鲍的情况应认真加以研究……昨天，汪精卫抱怨没有把莫斯科的意见通报给国民党。”

罗易拍电报是要陈独秀承担失败的责任，并为自己泄密留下辩白的伏笔。接到陈独秀等“命令收到，一旦可行，立即照办”的回电，6月7日联共中央政治局给鲍罗廷和陈独秀发电报：“阻止土地革命是犯罪行为，并会导致革命的毁灭。”

6月8日罗易给联共中央政治局电报：“你们的指示有点晚了。因为社会民主主义的领导几乎已经把革命断送……有必要采取果断的组织措施。”

次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罗易已意识到自己的泄密错误，一反常态坚决主张执行国际“五月指示”举行两湖暴动。会后，谭平山骂罗易是“左派”幼稚病。

　　6月中旬周恩来获悉罗易泄露国际指示的情报，报告中共中央。鲍罗廷、维金斯基问罗易：“为什么这样做？”罗易说：“我的本意是缓和和汪精卫的关系。”事后，鲍罗廷和柳克斯向共产国际报告了罗易泄密事件。同时，不通知罗易出席两党联席会议。

6月17日罗易给斯大林和布哈林拍电报：“鲍认为，汪在我给他看了莫斯科劝国民党人充当革命雅各宾党人的电报之后就叛变了。在这份电报中，没有什么不可以向国民党左派说的话……然而鲍却从电报中捞取了巨大的政治资本，以便在共产党面前败坏我的名誉……我处于十分困难的地步……鲍应当服从党的命令，应当把陈独秀清除出共产党的领导机构……”

　　6月18日联共中央政治局征询政治局委员的意见：“银行家（鲍罗廷）报告说，琼斯（罗易）给国民党人看了最高领导机构的61、162、163号重要的专电。我们对此种行为感到吃惊。要求琼斯立即作出说明。”

6月2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召开秘密会议决定，“立即将罗易同志从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职务上召回。因为他给国民党中央一些委员看了只发给鲍、罗、柳三同志，而无论如何不能给其他人看的电报。任命牛同志接替他。”

“牛同志”指G·牛曼。当时罗易尚不清楚上述决定，同一天给联共中央政治局拍电报继续认为：“柳克斯蓄意扩大。他知道，我只不过是给汪看了仅仅一份编号电报。其中没有什么要向左派领导人保密的，我们应当赢得他们的信任。”

　　接到共产国际召回自己的电报后，罗易6月24日给联共中央政治局发电报：“我将于7月底抵达莫斯科……我建议收复广东，在那里建立左派同汪和邓演达军事政治基地……如赞成这计划，我便去广州。那时，就不要坚持让我返回莫斯科。”

隔日在答复陈独秀的电报里，联共中央政治局重申：“建议罗易立即动身返回莫斯科；立即派罗米纳兹同志去武汉。”

　　6月27日罗易对汪精卫说：“我给您看了莫斯科的电报，是要表明我们真诚地希望在革命斗争中同国民党左派合作。但我认为，对电报没有作出正确的理解。”汪精卫表示抱歉说：“如果我给您造成了尴尬的处境，请您原谅。我没有向任何人谈过电报的事。另外一两个同志说，电报是给共产党人的推翻国民党的指示。”

罗易问：“您近来没有收到莫斯科的任何电报吗？”汪精卫答：“没有。我没有收到莫斯科的任何电报。”和汪精卫谈话这天，罗易给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发电报：“以违反纪律为由把我召回使我感到惊讶……考虑对我提出的违反纪律的指控，我收回自己为执行收复广东的计划而继续在中国工作的建议”。

6月30日联共中央政治局给武汉发去指示：重申政治局原先让罗易返回的决定。

　　罗易回莫斯科后，没有受到莫斯科的追究。因为斯大林不希望将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和国际代表联系起来，从而给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新反对派提供反对自己的证据。

7月9日斯大林给莫洛托夫写信说：“我不想苛求中共中央，我知道不能对中共中央要求过高。但是有一个简单的要求，那就是执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中共中央是否执行了这些指示呢？因为它不理解这些指示……或者是不善于执行这些指示。这是事实。罗易为此怪罪鲍罗廷，这是愚蠢的……”斯大林不希望国际代表之间互相揭短。

　　罗易回莫斯科后，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成立了“罗易事件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根据斯大林的指示精神于8月30日建议：“罗易同志把1927年5月31日发给他、鲍罗廷的电报内容告诉汪精卫是犯了错误，因此政治书记处决定把罗易同志召回是正确的……向中共中央通报以下内容：'罗易同志被召回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政治错误，在关于土地革命和镇压湖南反革命分子问题上罗易同志的方针是正确的。罗易同志被召回，只是因为他犯了一个组织性的错误。’”

当天罗易给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拍电报：“向汪精卫讲述莫斯科来电的部分内容，从我这方面来说是错误的。但我仍然相信，这并未提供把我从中国召回的理由……担任负责工作的其他同志曾犯过更严重的错误……但并没有这样严厉地对待他们。给我指出错误并作出处分也就够了。”

此后罗易依据斯大林的指示，安心写书。他于9月9日给斯大林写信说：“作为您建议我撰写的关于中国的一本书的补充，我想发表另一本暂定名为《中国革命濒临死亡边缘》的小册子。”

　　战胜新反对派后，斯大林最终没有原谅罗易泄密的错误。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1930年举行学术讨论会时，罗易已被开除出共产国际。

蔡和森、毛泽东等人也没有忘记罗易泄密事件。蔡和森说：“罗易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便是中了'汪毒’……他竟把国际来电和盘托出告知汪精卫！”毛泽东说：“谁促成同国民党的分裂？到头来还是罗易本人。”邓颖超晚年还说：“罗易这个人很不守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