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彻底清除“尧舜禹抹杀论”

绪言

中华民族自古就设置了独一无二的史官建制。早在西周初期，周公旦设置详尽的官吏制度，载于《周官》即《周礼》，其中有详实的史官建制和职责。

《周礼·春官宗伯·叙官》：“大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大史和小史之外还设有内史、外史、御史共五史，御史最多“其史百有二十人”。《周礼·春官宗伯·司巫/神仕》规定五史的职责，其中外史职责：“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于四方。”此记载证明两个史实：

其一：史官建制在周初如此周密庞大，必然经过长期积累。《竹书纪年》夏桀二十八年：“太史令终古出奔商。”《吕氏春秋·先识览》：“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乃出奔如商。”此记载应是完全可信的。刘知几《史通·外篇·史官建置第一》讲黄帝任仓颉、沮诵为史官；陆深《史通会要·建置第一》：“昔黄帝之世，仓颉沮诵实居其职。”也有相当大可信度， 否则周初史官建制不会如此完善。

其二：载明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不仅证实三皇五帝真实存在，并且证实周初有三皇五帝传承文献。《左传·昭公十二年》楚灵王赞左史倚相：“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尚书序》记载孔子删书：“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这些也都应当是真实存在的史实。

华夏历史长河中，无数不畏死秉笔直书的史官，赓续了5000年不间断的浩如烟海的文献历史。其间历尽文字演变、灾荒战乱、删书焚书、丢失损毁、世系更替、帝都迁徙等。劫余之后，不同社会领域、不同侯国、有差别的文字、不同时代仍传承了三皇五帝一脉相承的相同历史，记载了各领域的社会实践，和人类文明初期适应和改造自然环境的经验教训，这是人类文明的一大奇迹。这些传承自远古的浩瀚文献历史不仅属于中国，也是全人类的绝世瑰宝。

遗憾的是，有封建帝王为彰显嫡传正统，将华夏文明源头三皇五帝转移至各自发祥地或帝都附近。譬如：文献中华夏文明源头《河图》小九州，3000多年前就被转移扩散到《周礼》大九州区域。数千年人们用小九州“地图”在大九州各地探源，导致找不到三皇五帝和夏朝所在。数千年人们不敢质疑帝王将祖先安置错地方，伪史伪迹形成积重难返之势，史官书写的史实反而逐渐虚化。

近代中国遭遇深重苦难，日本由两千年崇尚和师法中华文明，转而觊觎中国领土。1909年，白鸟库吉《中国古传说之研究》推出“尧舜禹抹杀论”，文章题目就偷天换日将华夏文献历史贬为传说。1923年，顾颉刚《与钱玄同论古史书》否定大禹存在，讲“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也将文献贬为传说。

受封建帝王西移文明影响，傅斯年《夷夏东西说》主张“夏西商东”，误导近现代考古工作者在中西部苦苦探源，应用了现代科学技术，发掘了满天星斗的考古遗迹，至今仍找不到文献记载的三皇五帝和夏朝的任何确凿遗迹，又导致对文献历史的失望与疑惑。找不到文明源头，考古展示将龙山文化后期二里头遗址称最早的中国，这在客观上等于否定了此前中国历史，不仅不能强力批驳“尧舜禹抹杀论”，反而为其提供了口实。

封建帝王转移文明，使文献历史不能回归实地而虚化；日本帝国主义趁机将华夏文献历史贬低为传说；傅斯年和顾颉刚创立现代考史与考古学，本是反帝反封的悍将，却分别顺从了封建帝王和帝国主义的意图。文化大革命及以前的反封建斗争中，出现凡是旧的都要打倒的错误倾向，造成对华夏文献历史认识的思想混乱，更造成了华夏文明源头历史研究的青黄不接。不仅更难勘破数千年积累的伪史，还逐渐失去对文献历史的信心。已经长期未见依靠文献历史研究三皇五帝和夏朝的论著，甚至找不到这方面的研究专家，历史学科以“先秦史”囊括近3000年文明，几乎看不到虞夏商史的研究课题。考古工作也不见援引文献历史，几乎放弃华夏不断代文献这个最大优势。这种状况再也不能持续下去！

他在十八大新进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研讨班讲话中，引用龚自珍名言：“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警示维护历史重要性。2020年又发出指令：“用事实回击对中华民族历史的各种歪曲污蔑。”这些振聋发聩的声音令人热血沸腾，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长卷绝不容损毁。

遵循他指示，对日本白鸟库吉们，和国内顾颉刚疑古派的言论作追根朔源的分析，发现他们都不具备史学家素养。他们持“欧洲实证主义”、“加上原则”、“古史辨”、“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等招牌，却从来不遵循史学家以史证史、以地上地下发现证实的规则，来考辨具体历史，只是编制一顶传说的大帽子，将华夏文献历史贬低为传说。就在这样极为简单污蔑进程中，竟然还出现连篇累牍的低级错误。鉴于此，要彻底清除一切“尧舜禹抹杀论”，必须深挖其主观意图，抓住将文献历史污称为传说这个要害。具体论证如下：

一、“尧舜禹抹杀论”是为侵华造势短视行为

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日本就由近两千年尊崇和师法中华文明，渐渐转为对中国领土的觊觎。1890年，那珂通世写成《支那通史》，在其中大肆鼓吹“中国停滞论”，使中国的形象在日本人心目中一落千丈，为1894年甲午海战做了舆情的铺垫。至此日本军国主义野心更加膨胀，1909年，白鸟库吉在《东洋时报》上发表文章《中国古传说之研究》，首次提出“尧舜禹抹杀论”。

白鸟选择抹杀尧舜禹用心险恶：抹杀文献记载最详实的大禹历史，也就否定三皇五帝；大禹之后是文献记载较薄弱的夏朝历史。如此，可对华夏文献历史造成最大程度伤害。但要抹杀人类唯一不断代、传承5000年的浩瀚历史，白鸟库吉们根本没有任何凭据，所以他们避免谈具体的文献历史，首先在题目上就将中国浩瀚的文献历史贬低为“中国古传说”，然后文章中再讲：“大凡传说都有主题人物，对于其人物是否真实存在这一点是可以产生怀疑的。”以如此卑劣的偷天换日手法，偷偷绕过其不擅长、或根本不懂得华夏文献考据学，仅以一顶传说的帽子，就轻松否定了浩如烟海的华夏文献记载的源头历史。显而易见，这完全不是历史学家所为，是十足的军国主义吹鼓手野蛮行径。

在侵华野心急剧膨胀的军国主义眼中，只有日本才配得上拥有5000年辉煌文明，所以遵照中华民族人文始祖伏羲，编制了日本“万世一系”神国。但日本在中国魏晋之后才使用文字，还是使用的中国汉字；日本“万世一系”神话没有文献历史支撑，要在《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东夷传》中求证。自诩为世界强国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心理自然就会出现极大不平衡，必然要绞尽脑汁抹杀时为弱国的中华文明源头历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日本为侵华而恶意推出的“尧舜禹抹杀论”就是最典型一例。

白鸟库吉精心选择“传说”这个词，是因为日本相信天照大神之神话，编制的神话是用于让人们相信的，而“传说”是无凭无据勿用相信的。所以，百鸟既然要抹杀华夏浩瀚文献历史，就干脆连“神话”也不是，降到最低的不用让人相信的“传说”。如此日本人民对中国就不再尊崇，降低侵华的心理负担。

但日本真正的历史学家，都深知中日两国的历史文化难以割裂，对华夏文献历史有较深的感情。对于这种低劣的手法，很多日本历史学家看不下去，以日本现代甲骨学先驱林泰辅博士为首，与白鸟库吉们展开长期论战。值得注意、且不应忘怀的是，对于白鸟库吉们的“尧舜禹抹杀论”，日本历史学家比中国历史学家反击力度更大，这是奠定中日长期友好基础的厚重底蕴。

白鸟库吉们不遵循以史证史、以地上地下客观存在证史，为侵华一时之需抹杀人类唯一不断代的华夏文献历史，是一种短视的行为。近两千年来中日两国文化水乳交融，日本遵循“和魂汉才”模式，其文化融入太多华夏文明元素，两国文化渊源是割不断的。当今世界，命运共同体意识逐渐成为人类共识，人类从哪儿来到哪里去，构建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道路，都亟需辨识清楚人类文明的整体发展演化规律。“尧舜禹抹杀论”抹杀人类文明源头文献历史，是极为野蛮和无知的，伤害的是包括日本的全人类仅存的文明源头绝世瑰宝。

二、“抹杀论”要害是将文献历史贬低为传说

白鸟库吉《中国古传说之研究》即《支那古传说之研究》，其中讲：“传说无一例外地是国民历史的产物。大凡传说都有主题人物，对于其人物是否真实存在这一点是可以产生怀疑的。”白鸟在其论文题目上，就将华夏文献历史贬称为传说，继而将西方和日本“传说无一例外地是国民历史的产物”共性，强加在没有神话传说体系的华夏不断代文献编年史上。这是极险恶的野蛮行径，扣上一顶传说的帽子，不必对文献历史逐一考证，就全面否定华夏源头文明。

有人认为，白鸟库吉不仅抹杀中国史，也对日本神代史提出质疑，这种认识是错误的：中国具有人类唯一不断代的浩瀚历史文献，社会各领域传承文献蕴含各领域实践内容，不同年代不同侯国传承记载了相同的纪年史，是无法否定的文献历史。而日本神代史就是神话传说，白鸟库吉不质疑也不是历史。

1920年，和辻哲郎《日本古代文化》总结白鸟库吉当时观点有：按照神代史记载，天照大神隐居岩穴，天地一片黑暗；走出岩穴，世界即一片光明。与卑弥呼去世后日本出现混乱、倭女王壹与出世后日本归于平静的历史事实吻合。日本神话中有天安河原八百神集合拥戴大神的传说，而历史记载中也有倭女王不用武力而以神秘魅力服众的故事。显然，如果说神话传播着太古的事实，神话记载的天安河原故事就反映了卑弥呼时代的社会状况。历史上卑弥呼是女王，而神话则说日本的神以女神的样子出现，这正应对了历史的真实。《魏志》中，倭女王用鬼道统治国家，而在日本神话中，天照大神恰恰就是一个祭鬼的神。这样，日本神话中的神便成为日本古代君主在天上的折射。

“日本神话中的神便成为日本古代君主在天上的折射”，这才是白鸟要表达的真正意思，即日本的神话是与上天相通的，且由中国《三国志·魏志》文献历史提供了可靠证明。白鸟库吉所言《魏志》，为《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东夷传》中的倭国传，记载三国时期魏明帝曹睿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太守刘夏遣吏将送诣京都。其年十二月,诏书报倭女王曰:'制诏亲魏倭王卑弥呼制诏亲魏倭王卑弥呼。’”前所谓倭女王即“亲魏倭王卑弥呼”女王。

在军国主义御用文人心目中，强国没有文献历史，要靠弱国文献历史证实自己的神话是不可接受的，所以必须抹杀弱国的文献历史，抹杀之后不能应用让人相信的“神话”，只能使用无法让人相信的“传说”。手法虽然卑劣，但谣言千遍成真理：在世人眼中，没有早期文献历史、靠《魏志》支撑神话的日本，竟然拥有“万世一系”的天皇古老传承。而人类唯一不断代传承至今、浩如烟海的华夏文献历史，记载的三皇五帝逐渐变为传说。

顾颉刚则：“我很想做一篇《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把传说中的古史的经历详细一说。”他同样没有考证文献历史具体内容的任何行为，就简单的扣了一顶传说帽子。顾颉刚是研究民俗与神话传说的，自然应当知道西方和日本没有历史的神话传说，与华夏浩瀚的编年史截然不同，他讲“传说中的古史”是极端错误的论述。其又讲“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更是明确地说，华夏文献记载的源头历史，都是后世越编越长的传说构成的。

古今中外，无数历史学家都尊崇华夏不断代的文献历史，将其贬为传说的仅见百年库吉们和顾颉刚。古史辨派内部也未见其他人否定华夏文献历史，包括启蒙古史辨的钱玄同，他在《答顾颉刚先生书（之二）》讲：“《书》似乎是'三代’时候的'文件类编’或'档案汇存’，应该认它为历史。”这种表述是相信有更真实的文献历史，因为“文件类编”或“档案汇存”比史书更有价值，这确凿证明钱玄同是相信华夏文献历史的，只是要剔除掺杂其间的伪史。

顾颉刚即使不精通文献历史，就其研究民俗和神话传说应应知：世界上没有任何传说，能编制大禹治水这样恢弘的社会实践内容；没有任何传说，能够在社会各领域、各侯国、各朝代内容如此完整统一；特别是没有任何传说，能够进入史官建制完备的中国国家文献传承历史。只要对华夏文献历史和西方传说有一般的了解，必然觉察到两者截然不同，顾颉刚对文献历史和传说有更深了解，岂能不对具体文献历史做出任何严谨考证，就否定文献一致记载的大禹历史。

在整个疑古派中，以传说否定华夏文献历史者仅见顾颉刚一人。无论其主观意图是什么，客观上确实与日本极右翼文人相呼应，十分卖力的将华夏浩瀚文献历史贬低为传说，对中华文明造成极大伤害。但由于其协助傅斯年创建旧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是中国现代考史与考古学奠基人之一，且是新中国历史研究所元老，所以批评他仍有较大阻力。有顾颉刚在前面当挡箭牌，白鸟库吉“尧舜禹抹杀论”恶劣影响至今未有效清除。

三、对《崔东壁遗书》歪曲利用非君子所为

始于顾炎武先生的乾嘉之学，又称乾嘉学派，创立了乾嘉考据学，是我国历史上考据文献历史的顶峰，参与的史学家众多、历时最长、考据最严谨、成果最丰富，其最大特色和成效是对浩瀚文献去伪存真，留下很多宝贵资料。

乾嘉考据学考证出来的伪史，基本都是历代帝王转移文明所形成，有些已揭示出华夏文明源出东方的真相：如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注夷字，将许慎把夷字藏于羌字的解释充分阐述，得出夷“与夏不殊”的结论，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杞，夏余也，而即东夷”互证，证明夏即夷。傅斯年若读懂这些，其《夷夏东西说》应不会发表。可以讲，乾嘉考据学最接近三皇五帝真实历史。

因其参与人数众多，风格方法也各异。如顾炎武《日知录》，严格秉持以史证史原则，避免妄加自己主观评述；崔述《考信录》也是以史证史，但往往三言两语就判定为伪史，所以认定的伪史最多。后来崔述门人将其著作整理成《崔东壁遗书》，日本右翼文人那珂通世见到后如获至宝，1902年在《史学杂志》发表《考信录解题》讲：“东壁所斥者，为俗传，为伪古书，为圣人之道。”1903年那珂通世校点出版《崔东壁遗书》。其目的，是利用崔述考辨的大量伪史，给日本人民造成华夏古文明不真实的印象。但讲东壁所斥者“为圣人之道”，即反对华夏古代经典史籍，这是一种偷梁换柱的行为。

崔述辨伪史，是秉持对中华文明的挚爱之心，净化华夏文献历史，绝非那珂通世所谓驳斥“圣人之道”，即否定华夏文献历史。《考信录》去伪存真的成效卓著，譬如：“炎帝非神农氏”，以《史记·封禅书》神农炎帝都封泰山，证实神农和炎帝是两个时代；“驳黄帝诸子别十二姓之说”，驳斥了晋侯改黄帝为姬姓的伪史；“炎帝、黄帝非兄弟”，“清阳、玄嚣俱非少昊”，辨明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疑惑。崔述辨伪史无疑是维护信史，却被歪曲为否定中华文明史，那珂通世要抹杀中国历史，却暗示受崔述启示，确实不够光明正大，非君子所为。

顾颉刚自1921年开始，也标点、整理《崔东壁遗书》，1936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印行，其为《崔东壁遗书》写的序言标题，命名为《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也是突出介绍其间所造的伪史。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评论崔述说：“但他的著作有两点我觉得不满意。第一点，他著书的目的是要替古圣人揭出他们的圣道王功，辨伪只是手段。”顾颉刚比那珂通世了解崔述，所以不能讲“其驳斥圣人之道”，而讲替古圣人展示“圣道王功”，即承认崔述是在维护信史，但不满意崔述“辨伪只是手段”，而不否定华夏文献历史。

顾颉刚绕个圈子又讲：崔述相信经书为信史，“终究是立脚不注的”，然后才讲出真实目的：“所以我们要辨明古史，看史迹的整理还轻，而看传说的经历却重。”此话明显不成立：辨明古史自然要注重史迹，不能靠传说，岂可“看传说的经历却重”！其实是在绕圈子，还是要将文献历史贬成传说。既然“看传说的经历却重”，就应当专注于研究民俗和神话传说，何谈“要辨明古史”！顾颉刚根本就不是作“古史辨”，真实意图在于“变传说”。

单从表象上看，都认为白鸟库吉和顾颉刚的疑古源自乾嘉之学，其实两者具有天壤之别：乾嘉之学是中国历史上对文献历史最全面的考证，是挚爱中华文明史的史学家们为了维护历史，秉持以史证史、以客观存在证史规则，对文献历史做全面去伪存真。白鸟库吉和顾颉刚则根本没有历史学家的素养，没有任何以史证史、以客观存在证史的能力和行为，硬是把文献历史贬为传说。所以，白鸟库吉和顾颉刚与乾嘉考据学绝没有传承关系，有的只是险恶的利用。

四、辨识白鸟库吉“皆非当时所记”心态

今存《尚书·虞书》，即《尧典》、《舜典》、《大禹谟》、《皐陶谟》和《益稷》五篇，是华夏文明最早的传世文献，是白鸟库吉首选攻击目标。

白鸟库吉《中国古传说之研究》讲：“《尚书》中《舜典》、《舜典》、《大禹谟》三篇，皆非当时所记，此从每篇必以“曰若稽古”云云起笔，并从“今夕”可知之。”白鸟库吉仍回避论证文献具体史实，仅以“曰若稽古”推测“皆非当时所记”，企图生硬的以此来扣上传说的帽子。“皆非当时所记”，是白鸟库吉针对华夏文献历史“创造”的标准，暴露了白鸟库吉无知、无奈和嫉妒心态：

纵观整个人类文明历史，没有任何源头历史文献是“当时所记”！日本没有千年以上的文献历史，自然不懂华夏5000年文明史上，文字由象形逐渐演化为方块字，随着社会发展需求而不断进化，文字由少到多，字义由宽泛到精确，同一文字的字形字义也在变化，不同区域、侯国的文字又有不同。体例从陶文、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且文字载体都难以持久，最多数百年就要再重新抄录或编译，哪儿来的数千年前当时所记！

同一个字的字义，莫说夏商文字，周初至今变化也极大。譬如子：本是尊敬的大师，现在成为儿子之意；逆：本是出东门迎，今意为逆反。再如中国：原意是指帝都所在地之中央，现在指全中国，白鸟库吉不懂这词义，在《中国古传说之研究》惊诧：“中国举土皆荡，为逆流所没。……其灾也不应大如此。”他这句话有两个低级错误：一是错将帝都“中国”当成今日全中国；二是不懂人类文明由小及大的发展规律，不知初始国家规模都很小。如此缺乏历史常识，若真见到当时所记，恐怕连句子也连不起来，白鸟避谈甲骨文或就这个原因。

“皆非当时所记”，应是百年库吉难以排解之痛，日本包括后世抄录整理的当时文献，连千年文献历史也没有，面对华夏近5000年的文献传承历史，再看极度缺乏古代文献历史的日本，最早的“当时所记”竟是《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东夷传》中的倭国传，记载三国魏明帝曹睿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太守刘夏遣吏将送诣京都。其年十二月,诏书报倭女王曰:'制诏亲魏倭王卑弥呼制诏亲魏倭王卑弥呼。’”有了引自中国的这段文献，日本的神话传说才有了文献历史证明。由此可见，由于日本文献历史极度缺乏“非当时所记”，白鸟库吉才使用这样的标准来苛求华夏文献历史，可惜完全违背客观规律。

“皆非当时所记”是源自“曰若稽古”，这本是华夏早期史官赓续中华文明的一个词语，稽古就是考证历史，包括将“蝌蚪文”稽考编译为今人能读懂的文献历史。用着四个字来指证“皆非当时所记”，可见其实在无可用借口。

《尚书·虞书》记载鲧禹极其简练：《尧典》：“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佥曰：'于！鲧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试可乃已。’帝曰，'往，钦哉！’九载，绩用弗成。”

《舜典》：“舜曰：'咨，四岳!有能奋庸熙帝之载，使宅百揆亮采，惠畴?’佥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时懋哉！’禹拜稽首，让于稷、契暨皋陶。帝曰：'俞，汝往哉!’”

《大禹谟》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俾勿坏。”

《益稷》：“娶于涂山，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

上述记载的都明显是社会实践中的历史事件，没有任何神话传说内容，涉及到历史、地理、天文、历法、军事、道德、社会结构等。全人类历史上，这是唯一记载4000多年前栩栩如生的历史内容，每篇章都堪称绝世瑰宝。白鸟库吉完全回避这些文献历史的具体内容，仅用“非当时所记”就简单抹杀，其实是在抹杀考辨地球人类来时路的唯一线索，是对全人类文明的伤害。

五、揭露《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等招牌本质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我很想做一篇《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把传说中的古史的经历详细一说。这有三个意思。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如这封信里说的，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既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

白鸟《中国古传说之研究》：“尧舜禹乃儒教传说，三皇五帝乃易及老庄派之传说。……据史，三皇五帝早于尧舜禹，然传说成立之顺序决非如是，……表现道教派理想之传说发生于儒教之后，当不言自明。”

内藤湖南1921年发表《尚书稽疑》：“而像尧舜的传说虽然不是在孔子之前毫无存在，但后起的儒家又为争胜，有祖述尧舜的思想，应该是为了与墨家争胜而产生的。这样，历史上本来就没有的人物就被创造了出来。其后，六国时更有祖述黄帝、神农的学派产生，……还包括更可疑的尧舜之前的颛顼黄帝等。”

上述三者论述几乎如出一辙，最大共同点是都将文献历史贬称传说，且都讲时间越往后，传说的历史就越往前。由于太相似，以致到了1965年，一位叫宫崎市定的日本人，在其《独创的支那学者内藤湖南博士》中讲：“中国著名的古代史研究家顾颉刚，在其名著《古史辨》(1926年)的自序中，叙述了与'加上原则’完全一样的他自己的思想。这是否是受了内藤博士的影响，并不明确，但可以认为有这样的可能性。”

三者论述与华夏文献历史根本不符，完全不懂华夏史官建制，不知周朝初期国家就设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他们不懂历史，倚仗匮乏历史的日本神话传说专长，与顾颉刚研究民俗传说之长，将华夏文献历史贬为传说。《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加上原则”，都是讲时间越晚，“层累”与“加上”的传说越多、越久远。神话传说专家不用严谨考证史实，说话任意发挥，但在接触到历史知识的时候，就出现连篇累牍的低级错误：

顾颉刚讲：“把传说中的古史的经历详细一说”，此话不成立，传说就是传说古史就是古史，岂能混为一谈；他讲“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既然周代最古是禹，如何周代的孔子和战国又有其他圣王，顾先生竟然不知道孔子和战国都属于周代；他又讲：“我们既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前面刚把战国踢出周代，继而又踢出东周，可知顾颉刚并非笔误，是真不懂周代常识。

白鸟库吉：“尧舜禹乃儒教传说，三皇五帝乃易及老庄派之传说”，这是个常识性错误，因为华夏不同领域、不同流派、不同区域和侯国都记载了相同的三皇五帝一脉传承！他又讲：“三皇五帝早于尧舜禹。”文献一致记载尧舜都位列五帝，此讲是表述历史的语法有误，还是不了解尧舜位列五帝？

内藤湖南：“而像尧舜的传说虽然不是在孔子之前毫无存在，但后起的儒家又为争胜，有祖述尧舜的思想，应该是为了与墨家争胜而产生的。这样，历史上本来就没有的人物就被创造了出来。”既然尧舜在孔子之前就有，为何讲后起的儒家创造出来？他讲“六国时更有祖述黄帝、神农的学派产生”，这六国是个什么时代，秦灭之“六国”不可称时代，两宋时虽为六国但都称两宋。还讲“包括更可疑的尧舜之前的颛顼黄帝等”，竟然排错了五帝顺序。

这三人对华夏文献历史都不甚了解，但都精心编织打造了醒目的招牌：白鸟库吉打的是“欧洲实证主义”招牌；内藤湖南打着“加上原则”招牌；顾颉刚则打着“古史辨”和《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两块招牌。这些看似极有学文的金字招牌极为诱人，也很有效，一时风光无限。但仅靠招牌毕竟有限，一接触文献历史就处现连篇累牍的错误，可见神话传说与文献历史掺混不得。再者，将文献历史贬为传说也必须举证：古今中外有任何一种传说，能够涵盖华夏浩如烟海的文献历史中，记载的各社会领域实践的专业知识！

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第一篇·第一章》讲：“惟据另一方面看，则古史实经后人层累的遗失而淘汰。”这才是客观事实，因为除华夏文明之外，人类其他文明源头文献历史都已经完全“层累的遗失”！

人类唯一不断代的华夏浩瀚文献历史，是华夏一代又一代不畏死秉笔直书的史官用鲜血铸就，是华夏文明更加卓越这个因，成就文明不断代这个果。但在极为漫长的历史时期，历尽文字演化、世代更替、删书焚书、灾荒战乱、自然损毁等考验，必然也是“层累的遗失而淘汰”进程。这历经劫难的文献历史，是整个人类的绝世瑰宝，岂容打个镀金的招牌就予以推翻！

六、辨识抹杀大禹谬论中连篇累牍低级错误

大禹是中华民族源头历史的精神象征，日本要抹杀华夏源头历史，大禹自然是首当其冲，抹杀大禹的言论也最多。但华夏浩瀚文献中，记载大禹的事迹最多且最为详，抹杀大禹历史是明知不可为而为的愚蠢行为，所以白鸟库吉和顾颉刚抹杀大禹言论中，缺乏史学家素养暴露无遗，更出现连篇累牍的低级错误。

白鸟库吉：“据《说文》第十四，禹乃'虫也’，此不适合夏王之名。”

顾颉刚：“禹，《说文》：虫也。……大约是晰蜴之类。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九鼎是夏铸的，商灭了夏搬到商，周灭了商搬到周。”

《大戴礼记·易本命》记载：“有羽之虫三百六十，而凤皇为之长；有毛之虫三百六十，而麒麟为之长；有甲之虫三百六十，而神龟为之长；有鳞之虫三百六十，而蛟龙为之长；倮之虫三百六十，而圣人为之长。”《曾子天圆》篇也记载虫之精者即龙、凤和圣人。

白鸟不懂“虫”在古华夏的深澳含义不足为奇，但将虫当小动物说事，对包括白鸟家族的日本取动物名称家族，都凸显不敬。譬如：三朝元老犬养毅出任日本第29任首相时百鸟仍健在，是否认为“不适合为首相”？

顾颉刚虽是重复白鸟《说文》禹为虫也，但他不像白鸟那样含蓄，直接讲祖先大禹“大约是晰蜴之类”一种动物，这是极不道德的行为，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难以找到先例。对于此说，钱玄同在《答顾颉刚先生书（之一）》讲：“以为大约是蜥蜴之类，窃谓不然。”可见疑古派内部也不认可此类行为。

身为著名史学家的顾颉刚，竟然也未读过《大戴礼记》中《易本命》和《曾子天圆》两篇，将含龙凤和圣人之意的虫解释为“晰蜴之类”动物，这不像著名史学家应有的水平。他讲许慎《说文解字》：“是一部集伪古字，伪古义，伪古礼，伪古制和伪古说之大成的书。”自己需要了，又引用《说文》虫也，这种翻云覆雨的做法，也实在是有失大师风范。

顾颉刚承认“九鼎是夏铸的”，九鼎是华夏文明发展成熟的标志，文献多记载禹铸九鼎。顾颉刚既然承认夏铸九鼎，就等同于承认中国在夏朝之前还有相当长时期的文明，因为九鼎绝非突然就能造出。既然如此，又为何要否定自己的祖先尧舜禹这些卓越领袖，还讲铸鼎的大禹是“晰蜴之类”！如此自相矛盾似乎让人感觉，顾颉刚骨子里认可中华古文明，因此讲“九鼎是夏铸的”；而又为莫名原因口头否定夏禹历史，所以又讲铸鼎的大禹为“晰蜴之类”动物。

白鸟库吉：“禹之洪水又如何？据称鲧塞之无功，荡荡滔天，浩浩怀山，泛滥者非只黄河，诸水皆然。中国举土皆荡，为逆流所没。……其灾也不应大如此。……然若无此洪水，与禹相关之传说又何以载于古书。”白鸟实在不该以玄耀无知来否定大禹，没有任何文献记载如此大洪水，是白鸟自己将“中国”理解成了今日全中国，不懂古“中国”为“地之中央”的帝都区域。此外，史学家应懂人类文明由小及大发展规律，华夏之源为较小区域，何来如此大水。

顾颉刚讲：“《商颂·长发》说：'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帝立子生商。’禹的见于载籍以此为最古。《诗》《书》里的'帝’都是上帝。……上帝叫禹下来布土，而后建商国。《小旻篇》'旻天疾威，敷于下土’之句，可见'下土’是对'上天’而言。”这段话字里行间都是低级错误：“帝立子生商”之帝不是上帝，是指帝喾娶有娀氏简帝生商祖契，与禹无关；《诗》《书》里的帝通常指在任之帝，而上帝就称为上帝；“上帝叫禹下来布土，而后建商国”，舜帝命禹治水，伯禹传夏朝是妇孺皆知，何来上帝叫禹下来布土，还建商国；旻天非指代表上帝意志的上天，《尔雅·释天》“秋为旻天”，可见“旻天疾威”是指秋天有突发的灾难，若旻天指上天，又岂能命名《小旻》。

顾颉刚讲《商颂·长发》：“是西周中叶宋人所作的。这时对于禹的观念是一个神。到鲁僖公时，禹确是人了。《閟宫》说：'……奄有下土，缵禹之绪。’……他知道禹为最古的人，后稷应该继续他的功业。”这段表述逻辑混乱：西周中叶禹是神与事实不符，商末鬻子就记载大禹“五音听政”、“一馈十起”，周初文王和周公旦就将《禹之禁》用于国家立法，没有任何文献记载大禹为神。讲鲁僖公时大禹是人了，是神是人都是顾颉刚自说自话，都无凭无据。“奄有下土，缵禹之绪”，明明指周公旦之子伯禽在鲁国奄地“缵禹之绪”，讲“后稷应该继续他的功业”莫名其妙，这错的也太离谱了。

《诗经》记载大禹不止这两篇，都清楚记载大禹是人间圣王：《大雅·文王有声》：“丰水东注，维禹之绩。”《诗经·大雅·韩奕》：“奕奕梁山，维禹甸之。”《诗经·小雅·信南山》：“信彼南山，维禹甸之。”《诗经·商颂·殷武》：“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没有任何一篇讲大禹为神。

顾颉刚又讲：“《长发》一方面说'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一方面又说汤'韦、顾既伐，昆吾、夏桀’，若照后来人说禹是桀的祖先，如何商国对于禹既感他敷土的恩德，对于禹的子孙就会翻脸杀伐呢?”这根本不像历史学家所能讲出来的话，特别不像研究中国历史的史学家讲话：古今中外，当一代皇朝趋于腐朽没落，绝不会因其卓越的先祖而不被推翻。《墨子·尚贤下》：“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然则富贵为暴以得其罚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是也。”可见三代圣王数百年后，都有不屑子孙成为暴王而败国，人民颂扬圣王谴责暴王，历史只重功过是非而不论世系传承。一般学生也未见有此疑虑，不知大师为何有此疑惑。

无论是史学家还是民俗专家，要拿“虫也”说这么大一件事儿，必应考辨清楚虫字含义，即使以前没读过《大戴礼记》中《易本命》和《曾子天圆》两篇文章，稍作考证也就清楚了。无论怎么讲，作为一代大师有辱祖先，都是一件有失体统、有违道德的事情。

总结以上论述可知，白鸟库吉和顾颉刚抹杀华夏浩瀚文献历史，其实都是有心无力，在博大精深的中华5000年文明面前，“尧舜禹抹杀论”只能暴露出其缺乏史学家素养。值得注意的是，钱玄同先生也反对顾颉刚侮辱大禹，在疑古派内部未发现任何人支持顾颉刚这样做，可见国内也仅有顾颉刚一人附和“尧舜禹抹杀论”。但是，“尧舜禹抹杀论”的确对加下文献历史造成极大伤害，致使长期内未见考证三皇五帝和夏朝的力作，考古成果展示不再援引文献历史。至今人们都仍在以中华5000年不断代文明而自豪，但从一些专家开始，却将人类唯一不断代的华夏浩瀚文献历史束之高阁。白鸟库吉恶意推出“尧舜禹抹杀论”，已经历时一百多年。日本侵略战争已经失败，但文献历史领域之争尚未结束。期盼本文章能够抛砖引玉，引起更多炎黄子孙的共鸣，涌现出更有力读的好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