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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张金梁 唐张怀瓘《书断》是中国书法史上的名著，影响非常深远。其在论述“行书”时曰：“行书者，后汉颍川刘徳升所作也，即正书之小伪。务从简易，相间流行，故谓之行书。……刘徳升即行书之祖也。”之后此几乎成为定论，人们论及行书时，无不引用此说。但史料对刘德升其人其书记载含糊神秘，有必要对其深入挖掘研究之。 一、关于“行书之祖”问题 张怀瓘《书断》在确定刘德升为“行书之祖”后，将其置于行书妙品十六家之首曰：“刘徳升，字君嗣，颍川人。桓、灵之时，以造行书擅名，虽以草创，亦丰妍美，风流婉约，独歩当时。胡昭、锺繇并师其法，世谓锺繇行狎书是也。而胡书体肥，锺书体痩，亦各有君嗣之美。”这段文字对于刘德升之祖籍、生活时期、所善书体及随学者都有记载，成为后世认识刘德升其人其书的重要依据。如后来有名的《宣和书谱》、《太平广记》、《书小史》、《书史会要》、《佩文斋书画谱》、《六艺之一录》、《书法正传》、《中华书法大辞典》等皆延用其说，今人虽有不提倡一种书体为一人所创之论者，但对刘德升为“行书”发展作出贡献则深信不疑。然而我们在梳理记载刘德升的古代文献时，发现了诸多在资料整理及运用上的失误，因此导致了严重的以讹传讹现象。 1、运用文献上的失误 在存世古代文献中，最早记载刘德升其人者是《四体书势》中之《隶势》，其在论述隶书发展时曰： 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事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汉因用之，独符玺幡信题署用篆。隶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梁）鹄宜为大字，邯郸淳宜为小字。鹄谓淳得次仲法，然鹄之用笔尽其势矣。鹄弟子毛弘教于秘书，今八分皆弘之法也。汉末有左子邑，小与淳、鹄不同，然亦有名。魏初有锺、胡二家，为行书法，俱学之于刘德升，而锺氏小异，然亦各有其巧，今盛行于世。作《隶势》云：…… 《四体书势》分别叙述古文、篆、隶、草四种书体起源、发展传承、书家遗事和书法特色等，然后加之以赞，形成了以“势”论书的特有文体。《隶势》为卫恒所做，专论隶书的形成、名称、用途、流变及代表性书家等。从《隶势》行文不难看出，其首先论述了“隶书”形成的原因，历数了从“王次仲始作楷法”之后的梁鹄、邯郸淳、毛弘、左子邑等善隶书者之异同，最后说到了曹魏至卫恒在世的西晋书法情况：“魏初有锺、胡二家，为行书法，俱学之于刘徳升，而锺氏小异，然亦各有其巧，今盛行于世。作《隶势》云。”这段文字并不深奥，翻译成白话为：“曹魏初期，锺繇、胡昭二位书家，为了推行隶书书法，都师从过刘德升。然而锺繇与胡昭的隶书不太相同，但他们的隶书各有所长，在当今社会上非常盛行。”古人词语言简意赅，在翻译时将隐去的“隶书”名称不厌其烦的加上，目的是为了提醒人们要特别注意《隶势》之文是针对“隶书”而论，其在论述完了魏初到当时隶书情况后，紧接着以“作《隶势》云”承上启下，由历数“隶书”发展转向对“隶书”审美的赞文，自然畅顺一气呵成。 继《隶势》之后，南朝宋羊欣将历史文献中记载的善书之人摘出以成小传，编撰成《采古来能书人名》一文，其中有刘德升词条曰：“刘徳升，善为行书，不详何许人。”此文所论刘德升非常简单，并无可奈何的谓之“不详何许人”。若将《隶势》的记载与之比较，便会清楚二者之间的关系（下线为笔者所加）： 魏初有锺、胡二家，为行书法，俱学之于刘德升。（《隶势》） 刘徳升，善为行书，不详何许人。（《采古来能书人名》） 对照二文不难发现，《采古来能书人名》的刘德升小传，显然是采摘于《隶势》而成。然而《隶势》并没有直接记载刘德升业绩，是从锺繇、胡昭向他学习书法间接反映其善书情况的。《采古来能书人名》采录时，首先将“刘德升”之名析出，然后把《隶势》赞扬锺、胡行动的“为行书法”改为“善为行书”移入小传。从表面上看，采摘非常忠实于原文，岂不知只一字差别，使原本锺、胡师从学习“隶书”的刘德升突变成善“行书”的书家了。 审视《采古来能书人名》出现突变的原因，关键在于对《隶势》“为行书法”的理解，为了彻底弄清此问题，有必要对这句话每个字进行分析研究，力求准确还原语句本义。王力先生指出：“古代汉语的词汇以单音为主，”这是文言简练的主要原因。“为行书法”也是如此，其四个单音词皆有独立意义：“为”读wei（去声），常用作“为了某人的利益，站在某人的一方面”，在这里当“为了”讲；“行”，在此为动词，意为“实际地做，实施，办”；“书”在此为《隶势》专论的“隶书”；“法”即为“法度”、“技法”。那么“为行书法”的直译便是：“为了实施隶字书写技法”。魏晋时期由于众多书体的同步发展，隶书的书写每况如下。在这种情况下锺繇、胡昭有“天降大任于斯人”之感，他们师承前辈强大自己的目的，就是为了推行传统隶书的书写技巧法则，最终努力获得成功，他俩的隶书成为世人学习的楷模。 《采古来能书人名》将“行”“书”两个单音词连成复音词后，其失去了“实施书法”之意，而成为“行书”字体名称，《隶势》本来记载锺、胡向刘德升学习隶书也变成了学习“行书”了。若以此再去解读《隶势》之文，其末尾收结紧要处变的不伦不类：“汉末左子邑善隶书而与梁鹄、邯郸淳的书写不同。魏初有锺繇、胡昭二家，为了学习'行书’书法，都师从于刘德升，而锺繇与胡昭有区别，但他们的'行书’各有所长，都盛兴于当世。故作《隶势》云。”作的是《隶势》而议论的是“行书”，显然南辕北辙文不符题，从而反证了《采古来能书人名》谓“刘德升，善为行书”之论是错误的。 2、“以锺、胡之法”是隶书之法 刘德升以锺繇、胡昭向他学书而显名，那么分析一下锺、胡二家书法情况，对认识刘氏善书问题有所帮助。王僧虔《论书》曰：“锺有三体：一曰铭石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世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狎书，行书是也。”所谓“铭石书”，是指专用写到石上刻成碑志的书法，郑杓《衍极》刘有定注云：“自魏晋以来，惟用简札，至铭刻必正书之。故锺繇正书谓之铭石。”此处“正书”指魏晋朝廷规定的正体隶书。由于后来楷书亦称正书，容易产生误会，如清顾南原《隶辨》论曰：“锺繇《泰山铭》、《受禅表》皆铭石书也，羲之谓之八分，今见拓本，亦是八分，而谓'铭石’为正书乎？”顾氏认为称“铭石书”为“正书”不准确，而应该是八分隶书。其实二者并没有本质区别，因为当时朝廷所用的正体字为隶书。铭石者大都为重要文字，且字体颇大，书写时特别强调蚕头雁尾的装饰性，以示整饬正规美观大方。而书写到简纸上的文字，虽用隶书书写，由于字形颇小、简纸质地细腻、公文数量较多等原因，书写速度加快，只要求清楚正规便可，装饰性笔画大大减弱，故称之为“章程书”。人们自用书写时，可将章程书的法度再次减约，使书写更加自由快便，此即是“行狎书”。“铭石书”是当时最能代表书写水平的书体，锺繇特善于此，故影响最大。胡昭一生不仕，《三国志》云：“初昭善史书，与锺繇、邯郸淳、卫觊、韦诞并有名尺牍之迹，动见模楷焉。”段玉裁《说文解文·注》曰：“汉人谓'隶书’为'史书’。”裘锡圭《文字学概论》进行了多方证明亦云：“汉代人还常常把官府文书等所用的'隶书’书体称为'史书’”。胡昭氏能留名正史，其“善史书”以致“动见模楷”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总而言之，锺繇、胡昭最善“隶书”，影响非常深远，应与执着追求传统师从前贤书法有直接关系。 由于锺、胡书法的出类拔萃，后来形成了竞相取法的现象，在古代文献中可以看到四条这方面的记载，除卫恒《隶势》之外，其它三条记载如下： （荀勖）俄领秘书监，与中书令张华依刘向《别录》整理记籍。又立书博士，置弟子教习，以锺、胡为法。（《晋书·荀勖传》） （傅玄）举秀才，为御史中丞、司隶校尉，善于篆隶，见重时人，云得锺、胡之法，休奕（玄字）小篆、隶书入能。（《书断·下》） （左）思少学鍾、胡书及鼓琴，並不成。（《晋书·左思传》） 案， “立书学博士，置弟子教习”，是为培养朝廷书写政令公文人才服务的，学习的当然是朝廷通用的正体隶书。《隶势》谓“鹄弟子毛弘教于秘书，今八分（隶书）皆弘之法也”，便是有力的证明。“锺、胡”隶书“动见模楷”，故而被定为师法对象；第二则谓傅玄“善于篆隶”“得锺、胡之法”。胡昭专工隶书，锺繇三体书中没有篆书，可知傅氏所得“锺、胡”之法为隶书技法；至于左思少时曾“学锺、胡书”，显然指的是基础教育，少小所学书法当为当时通用正体隶书，这是因为掌握正体字书写是文人的本分，也为日后的吏干入仕打下基础。所谓“不成”，是指没有以此成名，或以此为才能而举荐为官吏。显而易见，三条文献所记载的“锺、胡”书法皆是正体隶书。 上面三则文献的记载，主要涉及到了荀勖、张华、傅玄、左思四人，为了方便讨论问题，将他们与《隶势》作者卫恒的年龄情况比较如下：
从表中可以看出，傅玄是汉末而生，经魏入晋身经三朝之人，其官至御史中丞、司隶校尉，去世时卫恒二十六岁；荀勖、张华、左思也都是由魏入晋者，他们皆比卫恒年长，与他们有关的三则习书取法“锺、胡”所指的书体皆为“隶书”，不但为《隶势》“锺繇、胡昭二家”“今盛行于世”的书法是“隶书”作了注脚，也再次证明了锺、胡师从刘德升学习的书体不是“行书”。 3、“行书”在东晋后才出现 从字体“行书”名字来看，其出现较晚。传世文献最早记载“行书”字体者，是张怀瓘《书断》所引东晋王珉《行书状》。王珉（351-388）为羲之子侄辈，其在卫恒遇难后六十年才出生，由于此文不见于其它文献记载，后人提及者不多。至王僧虔《论书》谓锺书有三体，“三曰行狎书，行书是也”，才真正使用之。王愔撰《古今文字志》，有“行书”一类，谓“晋世以来，工书者多以行书著名”，指出了这种新兴书体倍受世人关注的真实状况。 唐人张怀瓘虽然称“刘德升为行书之祖”，但在“行书”形成的问题上，还是较为忠实的记载了历史实情。《书断·上》曰：“昔锺元常善行狎书是也，尔后王羲之、献之并造其极焉。献之常白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顿异真体，合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藳行之间，于往法固殊也，大人宜改体。”文中所记献之劝父改体之事，当与王羲之推进“行书”发展有关系。王羲之以前只有锺繇善“行狎书”，王羲之的“行书”当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解放正体书的束缚，开拓出了新的书法形式。 一种新的书体发展成熟后，会逐渐吸引众多的追习者，在社会上产生一定影响，此时人们为了使新书体有别于前身旧书体，会有专用名称出现。一般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将新生书体袭用原先书名，而旧书体用另名区别之。如“解散隶体粗书之，损隶之规矩，存字之梗概，本草创之义，谓之草书。以别今草，故谓之章草”；第二种是将新书体取新名，旧书体仍用原名。王羲之将锺繇的“行狎书”进一步发展成更加流动的新书体，人们为了区别以前“行狎书”，而呼之为“行书”。因为王羲之是将“行狎书”发展成“行书”的主要人物，故“行书”之名最早在东晋才出现，不会在西晋乃至东汉就有此名，这对“为行书法”中“行书”不可能为书体名称，进一步提供了佐证。 二、刘德升其人 1、神秘的刘德升 关于刘德升的生平，张怀瓘《书断》中根据《隶势》记载，以锺繇（151-230）、胡昭（161-250）为参照，推测刘氏为“恒、灵时”“颍川人”，由于罕见史料中对刘氏其人其事的直接记载，人们总感到有不踏实处。特别是后来人们对刘德升的记载出现诸多不一致，如《法书要录》中所收王僧虔《论书》书“刘德升”为“刘得升”，明解缙《书学源流详说》延用之。宋董逌《广川书跋》云：“刘景升为书家祖师，锺繇、胡昭皆受其学，然昭肥繇瘦，各得其一体。后世不谓昭不及繇者，观其笔意，他可以不论也。”此处将刘德升记为刘景升，因汉末荆州刺史刘表字景升，故不少人将二者混为一谈，杨慎《升庵集》卷六十三就引用其说，设有“刘表善书”一节。杨慎为明朝正德时状元，以博闻广识著称，其尚且如此，足以说明人们对刘德升了解甚少，已经到了互乱攀附的程度。 宋朱长文《墨池编》卷一收有《宋僧梦英十八体书》，书体分别为古文、回鸾篆、雕虫篆、飞白书、薤葉篆、璎珞篆、大篆、柳叶篆、小篆、芝英篆、龙爪篆、悬针篆、籀文、云书、填篆、剪刀篆、蝌蚪篆、垂露篆，赵崡《石墨镌华》云：“今所传十八体出英公，杜撰欺世，非古实有之也。”是很在道理的。且第一种书体都有创造者，或是远古帝王，或是传说神仙异人，如“古文者，黄帝仓颉所作”；“回鸾篆者，史佚所作”；“雕虫篆者，鲁秋胡妻所作”；“薤葉篆者，仙人務光所作”，光怪陆离难以实对，其第六种书体：“璎珞篆者，后汉刘徳升所作，因夜观星宿而为此法，乃存古之梗概。考其规踪，体类蝌斗而不真，势同回鸾而宏远，天假其法，非学之功，虽诸家之法尽殊，而此书为之首出，后汉儒生悉皆学此。”案，“璎珞”由梵语“枳由罗”音译而成，是印度贵族编缀珠玉所成的项饰。佛教虽汉时传入中土，但没得广泛传播，“璎珞”之语尚未传来。至六朝时佛教大兴译经渐多，在后秦鸠摩罗什所译的《妙法连华经》中才出现“璎珞”一词，之后其在汉文中得以使用。梦英为宋时僧人，故杜撰与佛家有联系的书体“璎珞篆”，并谓其创造于刘氏，正是因为刘德升虚无飘渺的身份，才被选择成为附会对象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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