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龙：媒介物质性之后

美国伦理学家麦金太尔写过一本书，名字叫After Virtue（《德性之后》）。这个标题不易翻译，因为After既可以理解为“追寻”，也可以理解为“之后”。前者的意思是对未实现目标的追求，而后者则是对当下状况的超越与追问，这两个意义似乎相互矛盾。对于今天媒介研究中的“物质性”话题，也存在着同样的after的问题。我们也在对物质性的“追寻”与“追问”的张力中重新理解媒介。

传播研究有两个传统：修辞学与大众传播。后者对中国的传播研究影响最大。大众传播研究将大众传播媒介作为给定的前提条件，又处在大众传播媒介居于绝对统治位时期，对于媒介本身缺乏关注。近年来媒介技术产生的“震惊效果”，导致了基础设施倒置，原来隐而不显的媒介基础设施被突显出来，5G、区块链、元宇宙这样的专业话题进入日常讨论，媒介物质性突然成为焦点。除了新闻传播学界比较熟悉的以麦克卢汉为代表的北美媒介环境学派的理论外，近年来以德布雷为代表的媒介学、以基特勒为代表的媒介考古、德国媒介理论、北欧和英伦的媒介化理论、以拉图尔为代表的ANT理论、媒介地理学等纷纷登陆中国，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传播研究的视野。

媒介物质性研究认为，尽管不少媒介物是人创造的，人也能从科学原理上对物做出解释，但是物仍旧具有许多人无法穷尽和难以把握的维度，因此他们将物看作具有一定独立性的、与人具有同等地位的存在。媒介物质性的研究将重点从以人为中心的符号、意义、文化的讨论，转移到物创造的连接与行动问题上。该传统一直可以追溯到海德格尔那里，他将物看成是一个虚空的空间，将“天地神人”汇集在一处。因此，物不是人类世界的附属物，而具有一定的行动和创造能力，比如物也同样具有道德性，能够改变与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对于媒介物质性的追寻动摇了传统的媒介与内容的二分法。麦克卢汉在说出“媒介即讯息”的时候，已经对这一二分法提出了挑战。在数字时代，物质和信息一样，也开始变得可以传输、可以编程，具有了处于物与信息之间的界面的特征，例如3D打印与物联网；反过来，信息也开始具有了物的特征，例如各种数字平台开始成为社会运行的基础设施。

不过另一方面，媒介的基本功能虽然是连接，但是连接本身并不做承诺。媒介的透明性不仅是人的一种感知，同时也具有本体论的特征。海德格尔提出的物的虚空具有聚集的特性，这里面有他接受中国道家思想的痕迹，如果用中国的概念来表述，即媒介是空。既然媒介是空，我们也禁不住要问另一个after的问题：媒介的物质性之后是什么？

首先，物质性的角度对媒介进行重新理解，打开了传播研究的视野，我们不必拘泥于内容型媒介，可将科技史、考古学、民俗学等学科中对于物的研究与媒介的研究结合在一起。

其次，媒介虽然不具有善恶，但并不中立。物的偏向性或道德性在何种意义上改变了人的行为与社会的运行，这需要研究者在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同时，还要具有一定的批判性。不过如何确保人类中心主义与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两种之间必要的张力，是这一批判中十分微妙的问题。

最后，如何在中国经验与全球经验的对话中展开媒介物的研究，也是一个值得中国研究者思考的问题。按照美国汉学家艾兰的观点，中国先秦的物（万物）的本喻（root metaphor）是具有生机活力的植物，而不是古希腊观念中无生命的物。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三生万物”（《老子》）“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等论断中的物的观念无不具有这一特征。这种我们现代人陌生的“物”的观念也许会为我们理解媒介物提供新的视角。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原文刊载于《新闻与写作》2022年第8期“刊首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