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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在公众号里发文，探讨绣春囊的主人是谁，受到许多文友的鼓励，在此致谢。还有些不同意见，其实是更大的鼓励，也一并谢过。今天再赘言两句，谈谈我的看法，与热心文友交流。 一、绣春囊还是绣香囊 关于这件色情物品，邢夫人称为“不是好东西”，王夫人称为“这样的东西”，王熙凤称为“这劳什子”，都不叫名称。这是厌恶，也是避讳，因为在大观园里，这是关系到性命脸面的严重违禁品。至于它的名称，回目里说“痴丫头误拾绣春囊”，正文里傻大姐看到的是“五彩绣香囊”，王夫人王熙凤看到的是“十锦春意香袋”。名称各别，是不是同一个东西呢？ 当然是。文中写明了，邢夫人偶到园中，见傻大姐拾到，要了过来，派人送交王夫人。那么一样东西怎么会有三个名字？ 我想就像我们日常物品，未必有确定的名称。我的包，小红包，长带子皮包，可能是指我的、红色、长带、皮质小包，各种称呼都是根据其特点来定，都是正确的。放到《红楼梦》中，也是一样。元春赏给宝钗的端午节礼，其中有一件“红麝香珠”，宝玉要看时只说那“香串子”，一俗一雅，一严肃一随意，并不改变其本质。 香囊和香袋是同样的东西，应该是一种小型的盛放香料的装饰品，属于配饰一类。“五彩”未必真是五种颜色，只是说色彩丰富；“十锦”更不是十种锦锻，只是指杂取同类诸物配合成各种式样，言其繁复华丽。这样的东西在大观园中想必不少见，宝玉曾托黛玉做个香袋，拌嘴时被黛玉剪了；袭人对湘云说黛玉闲话，“旧年好一年的工夫做了个香袋儿”；薛蟠外出经商，给妹妹带回的礼物也包括香袋；潘又安的情书里也提到送给司棋一个香袋。关键是上面的图案，是色情画面。 有分析者认为，这个香袋里应该装着移人性情的春药，才算是“绣春囊”。这又未免联想太过。因为好几个人经过手，只有惊惧愤怒，哪里有“动情”之说？ 总之，“绣春囊”“五彩绣香囊”“十锦春意香袋”是同一件东西的不同称谓，无所谓对错之别。 二、绣春囊是否具有反封建的意义 “反封建”，这个帽子很大，带有政治的色彩。就像很长一段时间里，袭人是奴性的代表，晴雯是反抗的前锋，教条化的文学评论把生动丰富的人物压缩成几个概念、几个符号，对文学艺术是一种阉割。 抛开教条化的色彩，绣春囊当然有反封建礼教的意味。但，不能简单地认定“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在文学艺术中尤其不能。大观园是未成年人聚集地，除宝玉外基本全是女性，而且她们的年龄“不过十五六七岁”（咏雪联句的时候），放到现在也就是一群中学生。在这样一个环境里，传播色情物品，即使在现在也是不妥当的。 所以不能简单地评价绣春囊是否反封建，只能说它在此情此景下的确是一件违禁品，它的出现的确折射出贾府管理的疏漏。 三、绣春囊的主人究竟是谁 昨天文中已经分析过，绣春囊不会是宝钗、香菱、司棋的，可能是潘又安的，但也只是可能。因为嫌疑人众多，不能确定。但有的文友总不满足，嫌没有分析出一个结果，似乎那篇文章白写了。 《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小说，具有极强的写实性，运用了“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写法。但它毕竟不是侦探推理小说，不是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要像公安局查案一样弄个水落石出。 公安局破案，往往有个破案率，总会有些“死案”未被侦破。小说的第三人称叙事视角，让叙述者处在全知全能的位置，比公安局更加无所不知。但即使知道，也不一定说出来；何况有些东西，实在没必要设定。比如贾府玉字辈诸兄弟，都是单名，如珍、琏、环、璜等，唯独宝玉是双名。当然书中点明，这只是小名，而其大号始终没有出现。这样的设置更符合人物形象：贾宝玉是千种宠爱集于一身的孩子，直到八十回结束，他还没有成熟，缺乏担当。这样的孩子当然是用小名称呼更加合适，大名完全用不上。 但是，身为大家公子，长到十几岁，不管心理年龄多么幼稚，贾宝玉肯定是有一个大名的。只是选材取舍，没有写明。就像那个绣春囊，不会如果鲁迅《药》里的花圈，是凭空添上的；绣春囊一定是某个不守规矩的人带进大观园、遗失在山石子后的。但作者未必要写明这个不守规矩的人是谁。而且这个人越是模糊，嫌疑的范围就越大，就越显示出贾府管理的疏松、风气的败坏，也就越预示着贾府的败落就在眼前。从艺术角度上看，不确定绣春囊的主人，比切实写出它的主人，具有更强烈的作用。我想，这才是作者要达到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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