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直倒皖1920年7月9日下午7时，张作霖由天津军粮城返抵奉天。当晚，他召开奉军高级将领紧急会议，商讨对策。7月11日，张作霖致电徐世昌和段祺瑞，表示将以武力调停，出兵关内。同时，张作霖通电全国，宣布派兵入关，决心加入直系倒皖战争的行列。同一天，曹锟致电张作霖，希望在对皖战争中得到奉军的支持。张作霖遂回电说他已派遣第二十八师先行进关，并向曹馄保证:“我辈骨肉至交，当此危急存亡关头，不能不竭力相助。” 7月14日，直、皖两系结束了唇枪舌剑的争斗，开始了真枪实弹的较量口皖系曲同丰所率定国军首先在西路突袭吴佩孚所属直军，一举攻陷琢州、定兴，占领高碑店，进逼保定。东路方面，徐树铮也率部占领杨村，乘势追击直军，逼近天津附近的北仓，皖系初战告捷。 7月16日，夜突降大雨，皖军的榴弹炮发射失效。西路直军向皖军侧翼包抄，正面则由从河南来援直的奉军第一师第一旅加入作战，直军士气大振。直奉两军前后夹击，皖军腹背受敌，力不能支，纷纷弃城逃跑。同时，刚入关的奉军第二十七师和第二十八师两个旅开到天津附近，直接参战，大大加强了东路直军的实力。奉军和直军联手，于17日重新占领杨村，直下廊坊，皖军溃败。徐树铮当晚仓惶逃回北京，躲进六国饭店避一难去了。7月19日，段棋瑞通电引咎辞职。7月26日，直军在奉军的配合下，向边防军第三师进攻，该师被击一败并予以遣散。至此，皖军被直、奉军彻底打垮。7月28日，大总统徐世昌批准段祺瑞辞职，下令撤销督办边防事务处，撤销西北边防军名义，西北边防军由陆军部接收。 与直冷战直皖战争后，以曹馄为首的直系军阀和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共同把持了北京政权，但直、奉军阀之间开始出现矛盾。 在对待善后处理问题上，张作霖和吴佩孚意见相反。张作霖同意徐世昌的方案，主张只惩办皖系极少数人，对段不予追究。吴佩孚则要求严厉处置皖系，将段祺瑞安置于汤山，候国民公决;徐树铮、曾毓隽、朱深、李思源、丁土源五人交法庭审办。7月25日，张作霖和前国务总理靳云鹏到达天津，张向记者表示，他“不与吴佩孚接洽一切，仅与曹锟接洽”，并指出吴只不过一师长，不应干涉政治。这说明在直皖两个军阀之争结束后，直、奉两个军阀的矛盾又开始突出出来。 7月28日，曹馄在天津方面急电催促下，由保定赶到天津。29日曹锟、张作霖、靳云鹏及各省代表在天津曹家花园举行会议，讨论直皖战争的善后处理办法。直奉双方讨价还价后，曹锟做了重大让步，同意张作霖提出的由靳云鹏再次组阁的要求。张作霖之所以推荐儿女亲家靳云鹏组阁，是因为这样将便于他控制北京政权。 8月4日，张作霖带着天津会议的决定，以一副战胜者的姿态进京。他一下车就受到了大总统徐世昌的代表徐帮杰、卫戍司令王怀庆、警察厅长殷鸿寿一以及京城名流要人的热烈欢迎。张作霖骑着高头大马，在机枪队和骑兵的护卫下，威风凛凛地进一城，下榻于奉天会馆。曹馄和靳云鹏也于同日抵京。 张作霖和曹馄先后赴总统府渴见徐世昌，进一步磋商解决时局问题。最后，中央与地方、直系与奉系在如何分配权力上达成了一些协议。张、曹分别收编了边防军的残兵败将，扩张自己的实力，又向北京政府索取了1000万元的军费，补充私囊。同时，他们还在北京政府各机构中安插自己的亲信，并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张作霖不仅派兵常驻京津一带，而且还把自己的势力向察哈尔、热河、绥远扩展，并准备将内蒙古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1921年5月30日，徐世昌以大总统令正式发表，特派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兼任蒙疆经略使，节制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特区，负责征蒙事宜。这样，张作霖名正言顺地获得了对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特区的发号施令之权。 这期间，张、曹二人还办了一件大事。在靳云鹏的撮合下，曹锟将7岁的女儿曹士英许配给张作霖8岁的儿子张学思，结成了儿女亲家。这样，张、曹可谓亲上加亲，不仅成为联结他们的纽带，而且成为他们互相勾结和利用的手段。然而，直、奉两系军阀的冷战愈演愈烈。 随着直、奉冷战的加剧，张作霖、吴佩孚的矛盾和斗争越发尖锐激烈。张作霖深感吴佩孚是他扩张势力、问鼎中原的主要对手。吴佩孚更把张作霖当做他武力统一中国的潜在敌人。 兵败出关张作霖本来就看不上吴佩孚，也没把吴放在眼里。但近来吴佩孚取得两湖巡阅使头衔，手中握有5个师的重兵，并占有河南、湖北、湖南等省地盘，势力与张作霖不相上下，因而张作霖心中老大不服气。为此，他大骂国务总理靳云鹏偏袒直系，并亲自进京，发动倒阁。12月17日靳内阁宣布辞职。24日张作霖一手扶植梁士诒出任国务总理，控制了中枢。 吴佩孚挑战张作霖，采用了指桑骂槐的策略。1922年I月5日梁内阁上台刚刚10天，吴发出声讨梁内阁通电，大骂梁士诒，吴佩孚接连5天发出5封电报，历数梁士冶种种罪名，要其自动下台。张作霖十分清楚吴佩孚声讨梁士治意在反奉，他当然不能看着自己一手扶植起来的梁内阁就此垮台，便致电北京政府为梁辩护，并以私人名义劝慰梁士诒安心供职。 吴佩孚见梁士诒不肯下台，遂一与山东、河南、陕西、江苏、湖北、江西等6省督军、省长联名上书大总统徐世昌，要求顺从民意，将梁免职，不然各省将与梁内阁脱离关系。徐世昌见事态日益严重，便示意梁士诒寻机下台。梁虽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但己如此也不得不以请假为名跑到天津躲了起来。张作霖对他支持的梁内阁被吴佩孚未出一兵一卒而搞垮极为防怒，直接打电报给徐世昌，说吴佩孚干涉内阁，破坏纲纪，应分清是非。否则，他就要随贤哲之后，为民请命。与此同时，张作霖在关外四处招兵，积极备战，扬言扩军30万，与直系一决雌雄。 在这期间，曹锟一直默不作声。其实，面对直、奉日益尖锐的矛盾，他也很想一战就打垮奉系，独霸北京政权。但他考虑到与张作霖结成亲家不久，一时还不好撕破脸皮。3月10日张作霖过47岁生日，曹锟便派四弟曹锐以祝寿为名，再到奉天做说客。张作霖对曹锐的到来，热情招待，有说有笑，但不谈直、奉两家的问题。曹锐只好通过张作霖的心腹孙烈臣摸清了张的底细。曹锐回来向曹锟汇报后，曹锟明白张作霖已下了决心，如再不准备交战，恐怕现有地位也将不保。于是，曹锟当即给吴佩孚拍了密电，表明自己对张作霖的强硬态度，说:“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亲戚虽亲，不如自己亲。你要怎么办，我就怎么办。”吴看到这份电报，就更加有恃无恐了。 4月3日佩孚托词过49岁生日，约请11省的直系大小头目五百余人云集洛阳，商讨对奉军作战计划。会后，吴迅速调整部署，准备开战。中旬，吴佩孚在保定组成直军司令部，自任总司令。4月19日张作霖发表通电:“以武力为统一之后盾，凡害国殃民，结党营私，乱政干纪，剽窃国努者，均视为统一和平之障碍物。”遂命令奉军源源不断地开进关来。张作霖以天津军粮城为大本营，自任镇威军总司令，兵分四路，开抵德州和长辛店。 4月29日张作霖向奉军下达总攻击令，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按兵力和装备来说，奉军处于优势。尤其是在重武器上，奉军儿乎是直军的两倍。当时张作霖踌躇满志，颇有取胜把握。可是“绿林”式的奉军素质极差，平时又缺乏训练，因而在交战之初并没有半点优势可言。在西线战场，吴佩孚亲自督战，集中炮火掩护步兵，迁回包抄，捕捉奉军薄弱点进行猛攻，迫使奉军西路军总司令张景惠率部在阵前哗变。仅用一天时间，直军就攻下了长辛店。西线得手后，吴佩孚急速抽调兵力加强东线作战，实现对奉军的反包围。东线奉军见西线溃败，均无斗志，先退至军粮城，再退至滦州，败势已不可挽回。5月4日张作霖见大势己去，为保存实力，只好下了退却令，收集残兵败将逃往关外。 5月5日直系控制了整个北京，并催逼大总统徐世昌下令严惩张作霖。徐无奈，只好于5月10日下令解除张作霖东三省巡阅使、蒙疆经略使、奉天督军及省长等本兼各职，听候查办。 5月12日张作霖在滦州宣布独立，改称奉军总司令，实行东北自治。19日奉天省议会与吉林、黑龙江两省的代表会议，推举张作霖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省长。 张作霖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虽然兵败，但主力部队并未受重创，他的实力犹存。 整军经武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被北京政府撤销东三省巡阅使等职，他根本不在乎，而时刻想到的是一定要打败曹锟、吴佩孚，以报仇雪耻。他总结了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的教训，深深感到不懂战术的军官，缺乏训练的士卒，临到大战就靠不住了。因而他认识到必须延揽人才，录用学习军事的留学生和军官，对奉军严加整顿和充实，才能适应新的战争需要。他决心整军经武，重用新派将领，再和吴佩孚决一雌雄。1922年7月张作霖召集了东三省军事会议，决定了图强方针:整顿内部，广结联盟，重整旗鼓。他很快组织成立了“东三省陆军整理处”，作为整军经武的最高执行机关。除了最高决策由统帅部直接决定外，凡属部队的整编、人事调整、升迁及一切日常有关整军经武的重大事情，都由整理处自行决定。张作霖任命孙烈臣为统监，张作相、姜登选为副统监，张学良为参谋长。 张作霖把招聘和培养人才作为整军经武的首要任务。他决定立即招贤纳士，加快发现和培养人才。整理处采取不分岭域、唯才是举的方略，既招纳东北在关内的军政人员，也招纳关内的有识之士。通过高级军政人员个人联系、举荐及在各地设储才馆、招待处，接纳和网罗了一大批军政人才，充实到了部队。 张作霖把经过军校培养军官作为整军经武的重要途径。他扩充了陆军东北讲武堂，亲自兼任堂长，由张学良任监督。要求凡是没有学历的军官都要分批到讲武堂进修。全军各旅、团掌管士兵教育训导的中校团副全改由军校学生出身的军官担任。为了提高军官培训质量，张作霖为东北讲武堂购置了精良设备和聘请了一流教官。每期学员毕业，尽管他不善演讲，但也都亲往祝贺。这样，东北讲武学堂为奉军培养了一大批出类拔萃的急需人才。 张作霖还把整编部队作为整军经武的重要措施。他为了使部队做到“务求精练”，将东北三省的部队一律由师改成旅的建制。并在整编过程中，严厉整伤军官，对违反军纪的严肃处理，先后处决了几名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不听指挥、贻误战机、临阵脱逃的高级军官。同时淘汰了约三分之一不称职的军官，大胆起用了一批有才干的新人，有力地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为了提高部队整体作战能力，张作霖决心建立海军和空军。退回关外不久，他就任命沈鸿烈为航警筹备处处长，负责创建东北海军；任命张学良为航空筹备处总办，负责创建东北空军。后又不惜重金从法国、德国和日本购买了一大批新式的战斗机和舰艇。这样，很快建立了有5个航空大队近100架战机的东北空军和有4艘军舰的东北海军。在此基础上，张作霖还扩建了奉天兵工厂，从德国、丹麦等国购置了各类先进机器设备，使军火生产能力迅速扩大数倍。到1923年8月兵工厂职工人数已逾3万，每年可制造野炮200门，重炮100门:每月可制成步枪1000支，一昼夜可制造步枪子弹40万发。该厂规模之宏大，设备之先进，当时被国人誉为东方第一。 张作霖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卧薪尝胆，整军经武，仅两年时间，使奉军的面貌大为改观，成为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能打一硬仗的劲旅。 灭直称雄张作霖为了一雪兵败大耻，还积极开展连横战略。由于张作霖与孙中山、段祺瑞在反直系上目标一致，所以张作霖的战略思想和孙中山、段棋瑞不谋而合，很快结成了一个粤、奉、皖“三角同盟”。张作霖获悉直系内部吴佩孚与冯玉祥在河南地盘上发生矛盾后，遂又立即暗中与冯联系，政治上给予许愿，经济上给予接济，意在拉拢冯玉祥，从内部瓦解直系。1924年初，张作霖、段祺瑞、孙中山在军事上也先后达成默契，拟南方出兵北伐，奉军进军关内，南北夹击，打倒直系曹、吴。同年9月3日江浙战争爆发，从而拉开了第二次直奉大战的序幕。 9月4日张作霖召开了奉军旅长以上参加的紧急军事会议，决定出兵讨伐曹、吴。当日，张作霖给曹馄发出了讨直的通电。9月13日，张作霖自任镇威军总司令，统率6个军共12. 5万人向山海关、热河一带推进。 曹锟接到张作霖的讨伐通电后，立即电召吴佩孚速到北京主持作战任务。9月17日，吴佩孚到达北京。 曹锟特任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9月18日吴佩孚在中南海召开军事会议，制定讨奉部署。9月19日傲气十足的吴佩孚颇有信心地说:“我出兵20万，两个月一定可以平定奉军。” 战斗打响后，张作霖指挥奉军以破竹之势于9月下旬占领朝阳、开鲁，10月上旬又占领建平、赤峰、凌源。紧接着奉军向山海关、九门口一线展开大规模的猛烈进攻。久经战场的直军凭借战壕等有利地形，拼命抵抗，挡住了奉军的猛攻。 张作霖见山海关方面久攻不下，与直军陷入胶着状态，便命令奉军集中兵力猛攻九门口。由于直军以重炮误击了己方第十三旅，九门口防线即被奉军突破。张作霖指挥奉军乘胜追击，又攻克直军固守的石门寨战略要地。吴佩孚得知九门口和石门寨相继失守，大惊失色，亲率第三师出京到山海关督战。 就在直、奉激战不知鹿死谁手之际，与吴佩孚早已貌合神离的冯玉祥得知吴己将第三师拉上前线，京城空虚，遂命令部队回师北京，发动了北京政变，将 曹锟的卫队缴械，并把 曹锟软禁在中南海延庆楼。 在前线作战的吴佩孚听到了冯玉祥率师倒戈的消息，直惊得目瞪口呆。消息传到直军下层，军心为之动摇。张作霖趁势扩大战果，命令奉军急速南下秦皇岛，截断直军退路，致使直军主力完全被包围在山海关和秦皇岛之间。此时，直军已无心再战，主要将领由秦皇岛乘船逃往天津，其余全部被俘缴械。吴佩孚率第三师和第二十六师各一部仓促撤回天津。此时，吴已腹背受敌，万般无奈，只好于11月3日仓惶离开天津，逃命十长江流域。至此，第二次直奉战争便以张作霖的胜利和吴佩孚的失败而落下帷幕。 张作霖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打败吴佩孚，一方面出了两年前战败的一口恶气，另一方面也使他成了北方最有实力的人物。长期以来，张作霖一直想向关内发展，如今环顾左右，无与伦比，自以为实现野心的时机已经到来。 入主中原11月10日张作霖应段祺瑞之邀来天津参加三方会议，讨论时局问题。在荷枪实弹卫队的保护下，张作霖乘专车到达天津，下榻在曹家花园。在第二天段祺瑞为他们举行的宴会上，张作霖傲气十足地说:“军人保卫国家是分内的事，不过咱们收买过来的人，不能同我们相提并论。”显然，张有意在贬低冯玉祥背叛直系的倒戈行为，企图独吞胜利果实。冯玉祥对张虽没有吭声，但脸色显得很难看，致使宴会气氛十分紧张。三方会议开始后，张作霖矢口否认曾做出“奉军不入关”的许诺，并表示:“我们一定要进兵长江一线，彻底铲除直系的残余势力。” 11月15日张作霖和冯玉祥等联名通电，推举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11月24日段在北京宣誓就职。张作霖进京后，冯部的胡景翼、孙岳两将领见张作霖欺人太甚，愤愤不平，企图逮捕张作霖为人质，驱逐奉军出关。由于冯玉祥坚决阻止，遂使张作霖幸免一劫。后来，冯玉祥感到自己越来越受张作霖、段祺瑞排挤，便向段提出辞呈，拂袖}fr}去。张作霖见此，便向段祺瑞举荐李景林就任北京卫戍总司令，以便率奉军充任政府卫队，控制北京。随后，张作霖又令大批奉军入关，分驻京津、京奉、津浦各铁路沿线。就这样，张作霖的奉军不费吹灰之力占领了北京及周围地区。 12月5日张作霖通电自行解除东三省巡阅使一职，并向段建议裁撤巡阅使、督办各职，各省可暂留军事长官一人，办理军事善后事宜。段祺瑞十分清楚张作霖辞职是以退为进，遂做了相机处理。10日下令准予张作霖解除东三省巡阅使职务，任命张作霖、张作相、吴俊升分别任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军务督办，三省军事仍归镇威上将军张作霖指挥节制。事实上，张作霖仍然掌握东北三省军政大权。1925年1月3日段又下令裁撤陆军检阅使，命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1月7日段为满足张作霖的愿望，又加任他为东北边防督办，以便使奉军可从津浦线向长江下游一带扩张。 段祺瑞答应张作霖派奉军护送卢永祥南下的要求后，张作霖就以组织南下宣抚军的名义举兵南卜了。所谓南下宣抚军，主要由张宗昌的部队组成，另有张学良、郭松龄节制的津榆奉军少数部队。 由于奉军此次南下，打着护送江苏督军卢永祥和安徽督军王揖唐赴任的旗号，因而基本上未经历什么激烈的战斗。卢永祥、王揖唐到任后，本身已无实力，只能依靠奉军支持。因此，苏、皖地盘实际上为张作霖的奉系所据有。对此，段棋瑞也无可奈何。后经张作霖保荐，段祺瑞只好于1925年6月22日任命邢士廉为上海警备司令，又于8月29日任命杨宇霆为江苏军务督办，姜登选为安徽军务督办。至此，张作霖已控制了苏、沪、宁、皖地区，将长江下游地区并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张作霖占据江南地盘之后，加上先前己占据的热河、直隶、山东等省一及关外的东三省，已占据了整个中国三分之一的天下，终于实现了他入主一中原的美梦。 盛极而衰张作霖虽然从段祺瑞那里要来了苏、皖两块肥肉，但怎么把它吃下去，却成了问题，因为东南一带一直是直系的地盘。第二次直奉战争，吴佩孚虽然垮台了，但东南直系的力量并未受重伤。战后，直系孙传芳以洛威上将军、江浙巡阅使兼浙江督军名义，在东南独树一帜，他是绝不会轻易将宁、沪富庶宝地拱手让给奉系的。所以，他派遣自己的心腹四处活动，建立反奉同盟，决心与奉军一战。 1925年4月孙传芳与冯玉祥成了义结金兰的兄弟。冯玉祥表示，如果孙传芳进攻奉军，他将在北方以预备作战的姿态牵制奉军，使其不能南下增援。孙传芳还派出代表与败逃的吴佩孚进行联络，邀请吴佩孚出任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孙传芳通过自己心腹的四处活动，赣北镇守使邓如琢、河南军务督办岳维峻、江苏军务帮办陈调元以及原属皖系倪嗣冲的旧部王普、高世续等人，均表示一旦对奉军起事愿意响应。 同年10月10日孙传芳以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名义，通电讨奉，兵分五路向奉军发起了进攻。10月16日孙传芳率部进攻上海，奉系上海警备司令邢士廉事先毫无抵抗准备，所部第二十师未及抵抗，即被缴械。孙传芳的军队又乘势攻占常州、无锡、镇江、丹阳，直逼南京。奉系所派督办杨宇霆所辖第八师一触即溃，全师被缴械。几天工夫，孙传芳就占领了上海、南京等地。23日，安徽军务督办姜登选宣布辞职，奉军被迫由蚌埠退守徐州。孙传芳率部乘胜渡江追击。11月孙又占领徐州，奉军退到山东。此时，孙传芳已满足取得的地盘，便停止了进攻。浙奉战争以奉军彻底溃败而落下帷幕。 张作霖南下受挫，兵败东南，还未喘过气来，又陷于灭顶之灾的郭松龄反奉倒戈事件。11月下旬，郭松龄举兵反奉，让张作霖下野。由于奉军的精锐部队当时都掌握在郭松龄手中，所以张作霖接到通电后，双手颤抖，一时竟不知所措。12月6日张作霖见大势己去，做好了随时逃往大连的准备。不久，张作霖接受了日方提出的苛刻条件，日军直接进行干预。这样，使战争形势很快发生了急转，郭松龄反奉败亡。 郭松龄倒戈反奉，是奉系军阀的一个重大事件，也是奉系盛极而衰的突出表现。张作霖险些丢了东北，几乎被郭置于死地。 抗衡北伐1926年6月张作霖和吴佩孚两巨头正式商定了双方合兵攻打南口冯玉祥国民军。正当久攻不下时，广东革命政府为完成孙中山先生统一中国大业的遗愿，组织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吴佩孚为了保住老巢，决定抽身南下，只好把北方军事完全交给奉军负责。从7月19日开始，南口攻坚占便改由奉军主力部队担任。8月13日国民军为保存实力，主动撤退，放了京城，退往包头、绥远一带。张作霖遂即发表通电报捷，为直鲁联军、薄军攻克南口的战绩大吹一通。 8月25日吴佩孚南归到汉口时，北伐军己到了汀泅桥南，吴在南方守联军己无法抵挡北伐军的凶猛攻势。汀泅桥一战，吴军被北伐军打得落石流水，溃不成军，8月28日吴佩孚垃重兵设防贺胜桥，意在与北伐军决一死战。29日当北伐军发起猛攻后，乒军一战即溃。吴佩孚自知大势己去，于9月7日由汉口逃往河南。 11月初，北伐军在江西战场大战孙传芳，孙传芳急忙向张作霖求援。这一形势使张作霖在奉天也坐不住了。11月11日张作霖来到天津，并于14日在津召开由北洋各派代表参加匡军事会议，共商应付时局的策略。弥作霖召集此会的目的是，既要完全掌握北京政府，使自己成为首脑，又要把各方面的军事力量纠集在一起，井同抵抗国民革命军。 11月19日孙传芳秘密乘专车抵天津，并参加了张作霖召开的军事会议。会后，张作霖又电召杨宇霆入关，商讨对南方策略的问题。决定对南方军事布置采取稳进政策，巩固长压以北地区。奉、鲁、孙联军在天幸、徐州、郑州形成三角，各驻重兵，互相策应。 11月30日天津会议继续举行，决定由奉、鲁、孙的军队组成安国军，一致拥戴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令。 1927年1月张作霖举兵南下，奉军很快占领了河南大部分地区。可是，奉军到河南不久，即被北伐军击吹。紧接着，孙传芳在江南兵败，北伐军攻占了南京。此时，进攻武汉的奉军也在北伐军和冯玉祥部队的夹击下溃败。张作霖深感自己在军事上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 张作霖原打算纠集北洋军阀残余势力，与北伐军抗衡，结果被打得落花流水。加之，北洋军阀集团内部四分五裂，己无法挡住北伐军的进军。但张作霖还是不甘心屈从南方的压力，便召集孙传芳、张宗昌和奉系将领在北京顺承王府开会，商讨对策。与会者一致认为，各省军队必须团结统一，方能抵御南方。出于政治需要，有人主张推戴张作霖为临时总统，也有人主张仍用临时执政的名义，最后决定仿照孙中山的先例称“大元帅”。6月16日孙传芳领衔众将领联名发表《拥戴张作霖为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通电》。6月18日张作霖在怀仁堂正式登上“大元帅”的宝座。这个“大元帅”，实际上就是“大总统”，也是北洋政府末代国家“元首”。 被炸身亡张作霖急于当上“大元帅”，主要是想和北伐军立于对等地位，便于同南方谈判，幻想以黄河为界，维持南北对峙局面。然而，为时己晚。1928年初，蒋介石对国民党新军阀内部的关系进行了调整，北伐军4个集团军联合起来，形成对张作霖奉军作战的强大攻势，奉军己明显处于劣势。张作霖见败局已定，遂于5月9日发出通电，提出息战议和，愿将所有军队开出关外，不问关内政治。北伐军对张作霖的通电不肯理睬，继续北伐。张作霖见议和无望，便决定奉军总退却，逐步出关，以图再举。 此时，日本和张作霖的关系日趋紧张。日本帝国主义原以为支持张作霖取得北京政权，他一定能顺从日本，解决多年来没有解决的“满蒙悬案”，即所谓日本人在南满及东部内蒙古享有土地商租权和杂居权问题，张作霖当时曾表示同意。但事过境迁，张认为这些条件过苛，如果照约履行，不但会遭到全国人民强烈反抗，而且也将使自己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处处受制于人，严重影响自己的切身利益，所以表示拒绝履行前约。这样，引起日本人的强烈不满。 1928年5月16日日本田中内阁举行会议，决定向张作霖再次发出《满蒙觉书》05月17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趁奉军战事失利，即将退出关外之机，夜访张作霖，并面交日本照会，逼迫张作霖答应日本的要求。芳泽诱惑说:“如果你答应这个要求，日本可以设法阻止北伐军渡过黄河。”张作霖未为所动，说:“我们家中的事，不劳邻居费心。”芳泽蔑视地说:“你们打得过北伐军吗?”张作霖说:“要打不过他们，我们可以退出关外。”芳泽弦外有音地说:“恐怕未必能回去吧!”张作霖说:“关外是我们的家，愿意回去就回去，有什么不行的!”芳泽又挑衅地说:“张宗昌的兵在济南杀死儿十名日本侨民。”张作霖说:“我尚未接到报告。”芳泽用恫吓的口吻说:“张宗昌是你的部下，你对此事应负一切责任!’，张作霖听罢勃然大怒说: “此事一无报告，二无调查，叫我负什么责?他妈拉巴子，岂有此理!”说完之后，他怒气冲冲地走出客厅，芳泽异常尴尬。18日张作霖在元帅府召集紧急会议，商讨如何应付日本的威胁。25日，以北京政府外交部名义答复日本政府:东三省和京、津都是中国领土，请勿蔑视中国领土主权，干涉中国内政。5月30日张作霖下达总退却令。6月2日芳泽又到大元帅府夜访张作霖，进一步迫使张就范。张作霖深知这是涉及国家主权的问题，因此不理日本的诱惑，严词拒绝了日方的无理要求。 此时，日本人对张作霖已是恨之入骨。认为张作霖曾受日本培养和支持，现在却不听摆布了，忘恩负义，必须除掉他。疯狂的日本少壮派、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和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决心实施这一阴谋计划。6月1日河木大作选定了南满路和京奉路交叉道口为炸车的地点，并调日军一个工兵排干了五六个小时，将120公斤黄色炸药装置在旱桥桥墩上，将导火线引到桥南约200米处的晾望棚内，并安装好电流引爆器材。 1928年6月3日晚7时，张作霖一行乘专列离开北京回东北。6月4日凌晨5时23分，张作霖所乘的火车经过南满路和京奉路交叉道口时，躲在晾望棚里的日本军官一按电钮，“轰”的一声巨响，列车被炸得粉碎。专程去山海关迎接张作霖同车回沈阳的吴俊升(黑龙江省督办)当场被炸死。张作霖被炸出3丈多远，仰面朝天躺在铁轨南侧，后被宪兵司令齐思铭的汽车急速送往大帅府，因张作霖伤势太严重，抢救无效，于当日上午9时30分死去，时年54岁。一代枭雄就此落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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