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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物权客体最重要的分类之一就是动产与不动产的区分。在本文中，笔者要讨论的是鱼塘作为物权客体属于哪一种嘞，粗略地讲，鱼塘应当属于不动产，这应当无争议。但是不动产仍需要再行区分，尤其是在征收中，对于不动产的细化具有重要的意义。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低2条低2款的规定：“本条例所称不动产，是指土地、地域以及房屋、林木等定着物。”由此可见，不动产亦存在不同的表现形态。由此而论，鱼塘是否属于土地抑或属于土地之外的定着物？不同的界定会导致征收的补偿标准也会不同。 一般而言，如果鱼塘是以水泥钢筋围筑而成的坚固物体，具有固定性、永久性费资甚巨，在社会观念上承认它具有独立供人养鱼使用的经济效益，交易上可以承认它为所附属土地之外的独立定着物，就是独立于土地之外的不动产。这是学理意义上对于鱼塘的界定，有一定的借鉴的意义。但是其具有比较高的抽象性，而且设置过多的条件，在司法实践中并无操作性可言。还需要结合具体的案件以及各地方征收规范加以具体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2017）最高法行申6500号行政裁定书认为：鱼塘补偿属于土地征收中的其他构筑物补偿，不是土地补偿，也不是青苗补偿，应当按照市、县政府制定的地上构筑物的补偿标准依法予以补偿。此外，该行政裁定书还明确：被征收鱼塘中的各类鱼的价值，在鱼塘被拆除之前，崔焕荣完全可以自行捕捞出售，不会产生鱼的损失；鱼苗年产值属于将来可得利益，不属于征收补偿范围。 以上对于鱼塘的界定完全是从征收补偿类型的角度出发的，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但是结合上文对于鱼塘的学理概念认定，该行政裁定书并未说明涉案鱼塘的现实状况，是否能够界定为独立于土地的独立定着物？这一点再该行政裁定书中通过并未解决，而是直接得出结论。当然其依据是地方征收补偿规范中将“鱼塘”单列为补偿类型之一。其实，征收之中所涉及的利益往往悬殊，由此而产生纠纷自然也难以避免。 此外，（2017）最高法行申6500号行政裁定书涉及的一个程序问题也值得关注，对于我们处理此类问题具有极强的借鉴意义，即土地征收过程中，行政机关与被征收人达成征收补偿协议，约定自行搬迁期限后，被征收人未在约定期限内自行搬迁，行政机关依法发出催告履行通知书催告履行的行为，仅仅是对征收补偿协议约定义务的重复告知行为，并未对被征收人设定新的权利义务，属于对当事人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程序性告知行为，是不可诉的行政行为。 在征收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比较多。例如本文中的“鱼塘”以什么标准补偿，看似一个简单的问题，确是一个案子的核心问题，当事人诉讼直至最高院，根本上讲规则缺失，利益使然。当然，即使是最高院的裁定一锤定音，但是争论却不会因此而消弭。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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