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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厂:反清志士于右任

 自由书画谈 2022-09-02 发布于河南

于右任是國民黨元老高官,著名書法家,也許看官諸君會問,為什麼不以上兩項為題寫于右任呢?因為實在是于右任名頭太響,關于元老高官和書法家的標題和文章用得太多,于是筆者就突發異想,用了這個題目。既然是用了這個題目,下麵就來敘述于右任反清的片斷花絮。

清光緒二十三年(1898)以后,于右任先后在涇陽味經書院、三原宏道書院和陝西中學堂就讀,受到維新變法思潮的強烈影響。光緒二十五年八國聯軍攻陷北京,西太后慈禧等逃到西安。于右任年輕氣盛,悲憤交加,他曾試圖上書陝西巡撫岑春煊,請其手刃西太后,重行新政,但被同窗力勸阻止了。之后于右任回到三原,傾向反清革命,開始大量寫詩抨擊清廷,立志救國,這時他著有《半哭半笑樓詩草》。光緒二十八年中舉后,任商州中學堂總教習。次年春趕開封參加會試。這時有人搜揀《詩草》等作為罪證,向官府告發他是革命黨。清廷指稱“逆豎昌言革命,大逆不道”,並頒發密旨,嚴令緝拿歸案,即行正法。巧在適逢驛路、電訊不通,詔令一時未能到陝。三原親友獲悉,急派專人乘騎日夜兼程趕赴開封通風報信。于右任接報后,連夜化妝出城,逃往上海。過南京時,特口占一絕:“虎口餘生亦自矜,天留鐵漢蔔將興。短衣散發三千裏,亡命南來哭孝陵。”

于右任逃到上海后,被著名愛國教育家馬相伯收留,進入馬氏創辦的震旦學院學習,化名劉學裕註冊學籍。后積極參加震旦學潮,反對外籍教士篡奪該校主權,並協助馬相伯另創震旦公學,兼任其私人秘書。光緒三十一年(1906),于右任又參與籌辦中國公學,以收留因抗議日本政府頒佈取締中國留學生規則而歸國的大批青年學生。這時的于右任,更是廣交反清志士,反清的意志更堅。同年秋,于右任和邵力子受復旦、中公兩校同人委託,專程赴日本考察新聞事業並籌募辦報資金。11月,經陝籍旅日人士康寶忠引薦,于右任秘密謁見孫中山,正式宣誓加入中國同盟會。孫中山特授予“長江大都督”之職(虛銜),囑他在上海辦報宣傳反清革命。

于右任回上海創辦《民呼報》,昌言反清。“遭清廷之忌,聲言要挖掉他的眼睛,伯循(于右任字伯循)便易報名為《民籲報》,表明眼睛自己挖掉,不必有勞'貴手’了,因'籲’字較'呼’字缺著兩點。《民籲報》被禁,又辦《民立報》。”(鄭逸梅《南社叢談·南社社友事略》)《民呼報》、《民籲報》和《民立報》合稱“豎三民”,為反清革命派的喉舌,大聲疾呼為民請命,激揚中華民族精神,在“辛亥革命”時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而于右任也因此受到中外反動勢力的聯合迫害,所辦報紙大多中途夭折。《民籲報》創刊之際,正是中國近代著名革命文學團體南社宣告成立並開始活動的時候。于右任也為南社社員,他與南社主要領導人柳亞子等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南社的一些早期重要文獻,皆是首先在《民籲報》上公諸于世的,也是南社社員發表詩文作品的主要園地。其報館與蘇州黎裏鎮柳寓,同為南社的通訊處。再說《民立報》。1913年3月,宋教仁在上海北站遇刺身亡,于右任身臨其境,哀痛至深,《民立報》大膽揭發宋案內幕,率先披露袁世凱與五國銀行團簽訂的《善后厘金幣借款合同》,激烈鼓吹反袁。由于“二次革命”旋即失敗,《民立報》被迫停刊,于右任也因此遭到袁世凱的嚴令通緝而流亡日本。1914年春,于右任才返回國內,在上海租界內,堅持從事反袁、反北洋軍閥的地下活動。

關于《民呼報》和《民籲報》,《民國野史》有云:“清末上海報紙,鋒芒最露,讀者最多,而出版時間最短者,為《民呼日報》和《民籲日報》,此兩報皆為于右任所創辦……”另外同書中《民立日報人升官》一文中云:“《民立日報》誕生于清宣統二年九月初九日,即 《民籲日報》被查封后一周年。內容以喚起國民責任心為宗旨……先后主筆政者,有景耀月、宋教仁、呂志伊、談善吾、範光啟、王無生、徐血兒等,人才濟濟,堪稱一時之盛……辛亥黃花崗之役前后,譚人鳳、宋教仁、呂志伊、居正、陳其美、楊玉如等往來港滬漢各地,均以《民立日報》為東道主……洎武昌起義成功,民國南京政府成立,《民立日報》諸賢,多出任要職,于右任任交通部次長,陳其美任滬軍都督,景耀月任教育部次長,呂志伊任司法部次長,宋教仁任法制局長,範光啟任安徽鐵血軍司令,龐青城、沈縵云均任司長,社中樞要,為之一空。迄民二討袁軍失敗,民黨勞力寢衰,該報以不勝袁氏壓迫,遂自動停版。”

于右任《行書》成扇

上述皆為鋪墊,筆者最終要論述的,是于右任的書法。關于于右任的書法話題,專業書籍多有述及,筆者為何也隨波逐流了呢?原由是2006年12月上旬在杭州浩瀚國際拍賣有限公司拍得了一柄他的書法成扇。                   

于右任在民國時期的地位舉足輕重,是開國元老之一,身居要職,尤為關心民族傳統的文化藝術。凡與書法有關者,他均事無巨細,每必躬親,竭盡全力。先說他對漢字改革的貢獻。1932年,于右任在上海發起成立了標準草書研究會(后改為標準草書社),廣收歷代草書字跡,擬定標準,進行推廣。1936年由上海文正楷印書局刊印初版《標準草書》,並且每年舉行一次標準草書展覽,以擴大影響。于右任還身體力行,寫成《標準草書千字文》,先后印有10個版本廣為流傳。另出版《草書月刊》,使喜愛書法者,無人不知曉于右任的大名。在他的指導下,他的弟子劉延濤著有《草書概論》,1943年由說文社出版,緊接著劉氏又有《標準草書釋例》由中華書局出版。

于右任的書法創作,是被《民國書法史》(孫洵編著,1998年9月江蘇教育出版社)列為“民國時期五大書法流派”之一派的,另四派分別為吳昌碩、康有為、鄭孝胥和李瑞清。《書法史》評于右任的藝術特徵:“他(指于右任)造就的'于派’一掃嫵媚秀麗之風,代之以雄強磅礴的氣勢。這對民國書壇是有積極意義的。”

于右任的書法成就,主要是北碑楷書、以北碑寫行草和“標準草書”。“他以帖學開道,深入北魏。還融合了漢隸與行書的筆意,運筆逆鋒入紙,中宮內收而波磔疏放,點畫沉厚,字極扁方,樸拙而靈動,莊重而不乏奇逸之氣”(《民國書法史》)于右任的書法,以錢君匋老的見地,可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魏書時期;第二個時期,是行書時期;第三個時期,是草書時期。”(《錢君匋散文》,花城出版社1999年4月出版)于右任初學書法,是從趙孟頫的楷書入手,寫得極其純熟而豐腴。在以科舉取士的時代,知識份子學習書法,往往求其端正光滑,以符合考卷之用。于右任中過舉,所以寫趙孟頫一路,是可以理解的。但他息心科舉之后,緊接著改弦易張,專攻北碑,可以說對北碑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可以這樣說,這時于右任真正走上了學術的康莊大道。為了研究北碑,他曾耗盡心血,多方搜求魏碑墓誌、造像題記等,共收藏達85種,內有七對夫婦的墓誌,他並以此名他的居室為“鴛鴦七志齋”。加之他勤學苦修,融會貫通,博采約取,使他的魏書“能夠包括婉約勁拔,凝練綿邈,古拙峻峭,倜儻鋒利,靜穆閑逸,盤曲滯澀,流麗典雅,且能字裏行間,表現出大氣磅礴,有翻江倒海之勢。在學北碑的諸家之中,就這一點已經超過別人而自立門戶,雄視書壇,光輝萬丈,使見者驚歎不已。于右任手下的筆墨,對北碑的妙處能繼承,能創新。他的筆型字貌所流露出來的個性,特別顯著強烈,因而成為有名的'于體’。”(錢君匋《于右任和我及其書法》一文)

來說于右任的草書。于右任初期的草書,仍舊延續著他寫魏碑、行書的那種磅礴氣勢,用筆險勁峭拔,大刀闊斧,有旁若無人的樣子,要求的是氣魄過人。晚年他的草書更見高雅,脫儘早期的特徵,似乎是出于孩童之筆,仙姿縹緲,不可捉摸,隨意揮灑,心曠神怡。

于右任的標準草書創作是在致力于草書的標準化、規範化基礎上,把歷代的草書作了全面的整理,制定了四條準則:易識、易寫、準確、美麗,並且他也身行進行創作。他在《標準草書》自序中云:“餘中年學草,每日僅記一字,兩三年間,可以執筆。”他的草書中鋒用筆,落筆重按后澀鋒運行,轉鋒沉著遒勁。結字寬博簡練,筆劃筆斷意連。字字卓然而立,意到筆不到,個人面貌特徵極其明顯,也可以稱為是一件前無古人的壯舉,是“能獨步書壇劃時代的大師。”(錢君匋語)

具體來說于右任的這柄書法成扇。成扇為絹本,另面是民國四畫家之一趙叔孺的《山水》文中暂且不敘,僅說于右任的書法一面。書寫內容:“欲掛衣冠神武門,先尋水竹渭南村。卻將舊斬樓蘭劍,買得黃牛教子孫。關右題壁詩,恂華老兄法家。于右任。”鈐印“右任”朱文。書法行書,北碑的底子,融進了行書的意趣,既有北碑的厚重,又有行書的奇麗,典型的“于體”風格。比起于右任的大氣淋漓的對聯大幅,這柄成扇書法則更見高雅超邁,蘊藉含蓄,寧靜恬淡。給人的感覺是秋水明月,平靜閒適,達到了信手拈來皆成佳構的頂點。

不妨蕩開一筆,說兩件有關于右任書法的趣事。《晚清民國另類檔案》有一篇《于右任用墨寶賄賂投票者》云:

……1948年,于右任報名競選副總統。當時候選人除他以外,尚有孫科、程潛、李宗仁等,競爭十分激烈,同時還有大發鈔票、請客送禮的賄選情形發生。

由于于右任兩袖清風,既不請客,也送不起禮。正不知如何是好時,他突然靈機一動,提筆為每個代表寫一“為萬世開太平”的條幅,裱好后分送各個代表。

但他這種“賄選”方式毫無作用,在第一輪投票時就被淘汰了。

趙叔孺《山水》成扇

再有于右任有關書法盡人皆知的一則趣事是:于右任某日應邀赴一酒席,酒足飯飽后,主人拿出紙筆請他揮毫,當時他已酩酊大醉,迷迷糊糊寫下“不可隨處小便”六個字,擲筆揚長而去。第二天主人登門拜訪于右任,並將這幅墨寶拿去請教。于右任見狀趕緊向對方道歉,接著沉吟半晌,取來剪刀將字剪下重新排列,變成“不可小處隨便”,主人頓時笑出聲來,拜謝而去。

长髯翁于右任

于右任(1879-1964)原名伯循,右任是他的字。他另有一別署曰“大風”,知者甚少。聞某年冬,于右任返裏葬親畢,由鄭州乘京漢車至駐馬店,是日適起大風,沙塵蔽天遮日,日光韜彩,車行只能減速,致脫誤時刻,他戲詩云:“大風先生歌大風,云揚風起中原中。天回日馭張新幔,地走雷車誤晚鐘。若伯驕兮終且暴,阿姨雌也忽稱雄。嗟予十載江湖客,身世飄飄類轉蓬。”原籍陝西涇陽。1917年赴陝西三原,任靖國軍總司令。1924年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后,歷任國民政府委員、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國防最高委員會和審計院院長。1931年起任監察院院長,達34年。1949年去臺灣。晚年淒涼,生活孤寂,懷念故鄉與親朋。書法之外,亦工詩文。

關于于右任去臺灣,據載,1949年初,他在南京力主罷戰言和,李宗仁曾擬派他作為特使北上參加和談,他本人亦打算借此留居北平,可惜因故未能成行。當時,周恩來特地讓屈武(于右任長婿)捎話給于右任,請他留在南京不要走,將來參加中共新政協。可是于右任身不由己,被軍警特務嚴密監視。和談破裂后,他被拉上飛機,送到上海,旋去廣州,10月又被運到臺灣。同年11月間,經他強烈要求,得以搭機飛往重慶,尋找妻女未果,遂面求蔣介石准許赴香港治病,但登機后,飛機直飛臺灣,于右任從此永遠離開了大陸故土與親人。在他去世之前,他囑身后事稱:“我百年后,願葬于玉山或阿裏山樹木最多的高處,可以時時望大陸。”並有詩云:“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陸;大陸不可見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故鄉不可見兮,永不能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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