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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肖运锬 间谍，是战争中获取情报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有了正确的情报，才会有强大的执行力；有了强大的执行力，才会在对手面前抢占先机，真正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在我军历史上，也曾涌现出许多优秀的“红色特工”。他们为革命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例如抗战时期打入汪伪和日本内部的女杰关露，就是典型的代表之一。
关露原名胡寿楣，又名胡楣，二十世纪著名的爱国女作家、女诗人。革命文艺团体“左联”成员、地下组织成员。 关露的诗歌、小说、散文都写得好。电影《十字街头》的主题曲就是她的杰作之一：“穿过大街走小巷，为了吃来为了穿，昼夜都要忙，郎里格朗郎里格朗。没有钱也得吃碗饭，没有钱也得住间房，哪怕老板娘作那怪模样，郎里格朗郎里格朗。” 特别是抗战期间，关露“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的诗句，更是为她赢得了“民族之妻”的称号。而她的一生，却与才女、汉奸、特工三个身份始终纠缠不清。她自己所写的诗歌“云沉日落雁声哀，疑有惊风暴雨来。换得江山春色好，丹心不怯断头台。”正是她可歌可泣人生的真实写照。 1939年，关露在上海滩已经是一个相当有名的女作家、女诗人。她的爱国诗篇，激励了当时上海很多的进步青年。其时，也正是她文学创作的鼎盛时期。若无意外，她完全可以在这繁华的“东方魔都”的抗日文坛上放飞青春、大展才华。
二十世纪初期的上海 1939年秋天的一个深夜，关露正在进行文学创作，突然有人给她送来了南方局叶剑英的密电。密电命令她速去港岛找廖承志。关露心想：“可能是组织上调我到港岛去搞文化工作吧。”因为“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国军败北，上海沦陷。我方为了保存实力，将部分文化界进步人士转移至港岛，在那里继续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但关露何曾想到，正是这份密电，彻底地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
叶剑英 关露到达港岛后，廖承志和社会部副部长的潘汉年就来找她谈话。南方局要她返回上海，潜入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在极司菲尔路76号的特工总部，了解李士群的动向，同他建立联系，争取、利用并适时策反李世群。 李士群上世纪20年代初加入组织，曾是“特科”成员，曾被派去苏联留学。在苏期间，他被苏联培养和发展为秘密间谍，返回中国后，暗中服务于苏联军事情报机关。1932年，李世群被蒋军特务机关逮捕后，经不住严刑拷打而叛变投敌，参加了蒋军的特务组织。军统为了考验他，派他暗杀叛徒丁默邨。但李士群素来与丁默邨交好，便将消息透露给了丁默邨。李士群、丁默邨经过策划，将蒋军调查科上海科科长马绍武杀了。之后，他向军统谎报执行时弄错了人。李士群因此又被军统逮捕，并在狱中饱受摧残。从此，他在心中埋下了对蒋军的仇恨。 抗战初期，李士群投靠了日本人，成为了汪伪的成员，并且掌握着汪伪在上海设立的特务机构。因此，他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又特殊的多面性人物。当汉奸的人，始终不会有好下场。李士群最后也被周佛海在他人授意下设计下毒暗杀，终年38岁。
李世群 那时，关露只是文艺战线上的普通成员，并不具备做情报工作的资质。那么，上级为什么要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她呢？ 原来，关露的妹妹胡绣枫是我优秀的情报人员。南方局原本是要派胡绣枫去执行这项任务的，但由于当时胡绣枫在外地执行重要任务而无法分身。于是，她就推荐了自己的姐姐关露。因为关露与李士群也同样熟识。关露明白，自己将要面临的不仅仅是可能付出生命的危险，更艰难的是要忍受孤独和世人的唾骂，甚至毁掉自己一生一世的声誉。 关露返回上海后，先在电话中对李世群说：“我失业了，生活出现了困难，想请你给我找个职业。”狡猾的李士群对关露的突然联系，表面并无异样反应，甚至异常热情地派人开着自己的高档轿车去迎接关露。 李士群先是带关露参观了76号。76号里站满了全副武装、荷枪实弹、杀气腾腾的特务。那些阴森的楼道里，每个房间里传出来的都是此起彼伏、哀嚎不断的惨叫声，着实让人毛骨悚然。
76号魔窟 关露故意奇怪地问李世群：“为什么带我来看这个？那些哀嚎的都是些什么人啊？”李士群笑了笑说：“这些都是军统分子！”随后凑到关露耳边轻声说：“我可是一个赤色分子都没抓啊！”说完便狡黠地看关露会作怎样的反应。 聪明的关露此时明白，李士群是在试探她。她想：来到这个“魔窟”潜伏，要多听多看少说话。绝不能让李士群这个老狐狸察觉到什么异样。于是，关露平静地没有作任何反应。李士群经过此番试探，并没有发现什么疑点，他初步对关露放下了戒心。 从那之后，关露聪明自如地应对李士群，慢慢地成为了李士群家里气质高雅、举止浪漫的常客。她带着作家独有的清新脱俗，自然而然地应付着场面上的达官贵人。李世群也因此而感到，关露这位特殊的客人，在那些低俗庸碌的交际圈里，给自己的脸面增光不少，所以逐渐消除了对关露的怀疑。 曾经两次被军统逮捕入狱的李士群，其妻叶吉卿怀孕待产时，是关露的妹妹胡绣枫收留并照顾了她。李士群出狱后，夫妻两还在胡绣枫家住过一段时间。出于感恩，李世群就把关露两姐妹当救命恩人一般对待。关露明白，只有与叶吉卿熟络，自己才能更进一步地取得李士群的信任。随着叶吉卿与关露越来越亲近，李士群对关露的态度也更加友好。关露经常出入李士群家的消息，也逐步流传开来，汉奸的压力也开始影响着关露的生活。 一次，关露在大街上看见了昔日亲如姐妹的女演员蓝兰。蓝兰像见到了仇人，用非常鄙夷仇恨的目光恶狠狠地瞪着关露，然后轻蔑地哼了一声便扭头走开了。刹那间，关露意识到了自己已经成为了人们眼中的汉奸，心中感到无比地难过和熬煎。
在这些难熬的日子里，唯一能使关露感到安慰的，是应文学界好友的邀请，参加一些文学创作座谈会。只有这时，关露才感觉到自己是真实的。然而，她很快又被摒弃在文化界之外了。渐渐地，关露明白了，她被文艺界的朋友们隔绝了，因为，此时她在外界背负着汉奸的骂名，心中的孤独与苦闷是他人难以想象的。 关露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了解李士群的思想动态，并是否有可能利用李士群为抗战获取情报。根据关露的观察发现，李士群是个极其会投机的人。在中日战争局势不明时，他有意脚踩两只船，想与我方合作，因为他要想为自己留一条后路。 李士群因为两次被蒋军特务机关抓捕，严刑拷打，受尽折磨，所以对蒋军怀恨在心。他甚至向关露表露，他是借日本人的势力反蒋。由此，关露认为李士群对于和我方合作还是有一定兴趣的。关露把这些情况汇报给了南方局，南方局领导做出判断：对李士群的策反行动，是可能的。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彻底沦陷。江苏地下组织想利用李世群冲破封锁线，迅速转移出去。关露来到李士群家里，隐晦地对他说：“李先生，老朋友还是很关心你的，我妹妹这两天还来信，叫我转告你们，她很想念你们，很想和你们联络，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啊？” 李士群是个聪明人，一听便明白其中的意思，他把脸凑到关露的面前，压低声音说：“如果老朋友真的需要我，我愿意帮忙。” 李士群为了换取未来的生存机会，选择了与我方合作。当天晚上，关露把这些情况报告给了潘汉年。 李士群贪图名利，为了金钱地位不惜投敌卖国，是个名副其实的大汉奸。而我方正是利用他为了保全自身利益的心理，丛中获得了不少对抗战有利的种种情报。其中，包括太平洋战争、德国进攻苏联的准确时间、苏德战争爆发后，日军究竟是南进还是北进等一系列重要情报，既避免了我方我军的不少损失和人员伤亡，也为盟军提供了极有价值的重要情报。
关露 1942年春天，组织上决定让关露离开76号。关露满心欢喜地以为终于熬出头了，她想要到延安去参加轰轰烈烈的抗战文化活动。于是，她又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放到了自己热爱的文学创作上，并感到了难得的放松与快慰。 经过短暂的休整，关露又接到了新的任务。组织上要她打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和日本海军陆战队报道部联合创办的《女声》杂志社。这个月刊是由日本著名女作家佐藤俊子担任杂志社的社长和主编。但佐藤俊子的中文不好，所以需要物色一个中国编辑。 组织上派关露去《女声》杂志社的目的，就是想通过佐藤俊子在日本的左翼朋友，为我方提供情报和日本国内的动态信息。
于是，关露又再次开始了新的潜伏。她机智地在《女声》杂志上刊登了大量的关于反封建迷信，反包办婚姻，主张男女平等一类思想先进的文章。 1943年7月，佐藤俊子通知关露作为《女声》杂志社的代表，前往东京参加日本召开的“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这个通知，再次在关露的心中掀起了波澜。 她深知，如果参会，肯定会了解到不少日本国内的情况，甚至还有可能同日共取得联系。但这个消息一旦公诸于世，自己汉奸文人的名声就更加坐实了，所有人都会认为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汉奸卖国贼。 得知这一消息后，潘汉年又交给她一个任务：要关露带一封信给东京帝国大学的秋田教授，希望通过秋田教授和日共建立联系。
潘汉年 此时的关露，内心无比挣扎，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她感到难以承受汉奸卖国贼的骂名。但站在国家和人民的角度上去考虑，她又不得不去。 关露回国后，《时事新报》刊登了她去日本参会的消息。其中的一段话，更是让她震惊万分：“关露的一生，前后判若两人，她之附逆，即非利诱，也非威胁所致，完全是自甘堕落，自愿出卖灵魂！”她满心委屈，却无法辩白。 在这最熬煎的日子里，唯一能使她感到慰藉的，便是远方恋人王炳南的来信。 1938年初的一个晚上，关露送给初次相识但互有好感的王炳南一本自己的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她在给王炳南写赠言时，不小心把自己的派克钢笔夹在了诗集里，一块递给了王炳南。关露在给王炳南递书的时，无意间碰到了他的手。 她关心地问王炳南：“你的手怎么这么凉？”原本这个不经意的小事，却让王炳南的心中充满了温暖。王炳南感动地送给关露一张照片，上面写着：“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关露在王炳南题词下方，亲手写下了两句古诗：“一场幽梦同谁近，千古情人独我痴。” 不久后，二人便正式确认了恋爱关系。在那被人误解的艰难岁月里，相互的书信联系，就成为了关露重要的精神寄托和心灵慰藉。
1945年，抗战胜利，举国欢庆，但关露却上了蒋军特务的锄奸名单。组织上为了保护她，将她转移到淮阴的新四军解放区。当时新四军正在开展干部审查。关露到达的第三天，又被列为审查对象而失去自由。 1946年初，王炳南随周公在南京与蒋军谈判，他想去苏北找关露结婚。但领导却劝他说：“关露是一位好同志，组织上是了解她的，但社会上一时还不知道真相。你现在担负外事工作，需要经常抛头露面，与关露恋爱结婚，是不合适的。这在社会上会产生严重负面影响，对事业不利。”不得已，王炳南最终只能忍痛与关露断绝关系。
周公 收到王炳南寄来的分手信，原本就已经不堪重负的关露，内心彻底崩溃。 从那之后，关露再没有向任何一个男人敞开过自己的心扉，直到生命结束。 1949年3月，关露得知王炳南住在香山，特意去看望他。她仍然试图挽回这断绝了12年的感情。然而这段感情悲剧，显然再也无法逆转了。王炳南将当年夹在书中的那支派克钢笔还给了关露，接连几遍说：“忘记过去吧！”关露虽然点头表示同意，伤心的泪水却簌簌地流了出来。 再说潘汉年，他系江苏宜兴人。他从20世纪30年代初期到新中国成立，长期活跃在敌人的心脏地区，战斗在秘密战线上，依靠自己的大智大勇，功勋卓越。 当年为了争取李士群为新四军提供情报，在关露的牵线下，潘汉年于1942年2月初到上海与李士群会面。潘汉年与李士群会过3次面，最后一次，李士群为了在汪氏面前表现自己的能量，挟持潘汉年到南京见了汪氏。
资料照片 由于事发突然，潘汉年来不及向上级报告，又害怕给自己留下污点，所以就没有向组织汇报这一突发情况。殊不知，这就成了日后“潘、杨”案发的原因，给潘汉年晚年带来了持续多年的牢狱之灾，直到去世也没能走出牢狱的大门，同时也给潘汉年情报系统人员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潘汉年本人1982年得到平反，但这时，距离潘汉年被捕已经27年4个月零20天，距离潘汉年逝世已经5年4个月零9天。 1955年，潘汉年、杨帆被捕。作为潘汉年与李士群会面的牵线者，关露在劫难逃，也被关押到功德林监狱。直到1957年3月底，关露才被释放。但对她的审查报告结论是：“并未积极为组织工作，而是公开地为敌人工作，起了汉奸作用，因没发现有其它罪行，所以不以汉奸论处。”教育释放后，仍回原单位工作。 1967年7月，关露再次因为潘汉年案被关押到秦城监狱。她曾想到自尽，但不甘戴上“畏罪自杀”的骂名，这是唯一支撑她活下去的信念。 1975年5月20日，关露被再次释放，但仍然被扣着“汉奸”的帽子。经过10年的牢狱摧残，出狱不久的关露就瘫痪了。在以前同事的帮助下，才住到香山一间不足10平米的小房子里。 关露晚年虽然异常孤苦，但仍旧坚持不断地申诉，直到1982年3月23日平反，肯定了关露的工作和贡献。 关露终于松了一口气，但支撑她活下去的信念也随之消失。活着，对于她来说成了折磨。1982年12月5日晚上，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人们在她的遗物中发现，她简陋不堪的房间里，有一个布娃娃和王炳南年轻时送给给她的那张照片。 在关露的追悼会上，王炳南痛苦地说：“我认为，让一个已经驰名的作家去当'文化汉奸’，在群众中造成不好的影响，现在看来这样的安排是不妥当的。”
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 关露是一个弱女子，但却也是一位勇敢无畏的红色作家，更是一位心中有丘壑的女战士！关露是那一代情报人员的缩影，不仅面临着敌人的刺刀，还面临着内部的误解，正是他们的忍辱负重，才换来了光明前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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