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国家成长是民族—国家、民主—国家和民生—国家的三重建构，政治传播于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民族—国家成长阶段，政治传播既在客观上推动了国家权力在时空维度上的延伸和扩展，又在主观上促进了国家认同的形成和巩固。在民主—国家成长向度，政治传播一方面通过构建制度主体、营建共识环境和提供参与渠道等，全方位推动民主制度的完善；另一方面通过培育公民意识、开展公民教育、倡导公民义务和塑造制度权威等，多维度激发民主价值的内化。在民生—国家成长层面，政治传播通过作用于政府的组织结构、行为方式和外在形象，不断优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同时通过消解民众的疏离感、冷漠感和不信任感，持续提升政治参与的回应性、科学性与交互性。在现实政治的语境中，政治传播的诸多作用往往重叠交叉甚至相互龃龉，最大程度发挥政治传播正向作用的关键在于充分利用政治传播所蕴含的沟通与协调功能，而不是仅仅将其视为一种策略选择或权宜之计。 关键词：政治传播；国家成长；民族—国家；民主—国家；民生—国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西方国家政治极化的现状与趋势研究”（21&ZD159）
 自19世纪以来，经过一代又一代国人的艰苦抗争和不懈探索，中国逐渐从传统走向现代，不仅建立起“主权在民”的国家政权，锻造出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而且持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发展，致力于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在相同的时间轴线上，世界其他国家也历经兴衰成败，在时代更迭中不断发展。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全球的动荡变革期与中国的战略机遇期不期而遇。站在这个重要的历史交汇点，面临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与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若想在新的世界格局中占据优势地位，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高的发展目标，必须全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关乎这一中心任务能否顺利完成之关键点，就在于能否以及如何促进国家的持续成长。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信息技术大发展的背景下，如何理解政治传播与国家成长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关系，如何诠释政治传播在国家成长不同维度中的角色、功能与作用，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紧迫的现实议题。 所谓“国家成长”意指借用生态学概念描述现代国家渐进性发展、累积性演进和自主性优化的多重维度与复杂过程。虽然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与现状，各国国家成长具体形式差别较大，其总体变迁呈现出明显的从传统到现代、从落后到成熟的大致态势。 现代国家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首先出现在欧洲，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势不可挡的全球趋势。与传统国家相比，现代国家具有以下四个鲜明特征。 第一，拥有明确的领土主权，且“在已经界定和得到承认的领土内拥有强制和获取的垄断权力”，能够“实施统一的行政控制”。现代国家对内能够依法实施对地方和个人的管辖，对外则以独立自主的身份与其他国家进行交往。相较之下，多数传统国家“有边陲而无边界”，其中央政权的控制能力相当有限。 第二，以拥有统一历史传统和大众文化的国族为基础。在理论构想上，国族应该由同一民族构成。不过，在现代国家的演化过程中，国族既可以由单一民族（ethnic group）构成，也可以由多民族（ethnic groups）构成，但不论是单一民族还是多民族，都居住于特定领土范围内，隶属于同一政治共同体，并为同一具有垄断性和强制性的国家机器所控驭。传统国家内部则具有异质性，是由“众多社会组成的”，“除了统治阶级和其民众在文化上保持距离以外，不同地域共同体之间也总是具有文化的异质性”。 第三，国家权力属于人民，并且依据“主权在民”的原则进行权力配置和权力行使。统治权力、政权架构以及公共政策需要基于民意取得、组织和选择，权力行使需遵循法治原则，并且公民在法律范围内享有权利。而传统国家的权力则隶属于帝王、君主或者部分臣民，权力配置和行使具有较大的任意性，普通民众大多时候处于被动服从的地位。 第四，依赖理性官僚制度在全国范围内依法治理，承担保证国家安全、促进经济发展和公民福利的职能。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和公共事务趋于复杂化，现代国家不仅建立起一套制度化、规范化的管理体系，专门处理政治之外的行政事务，还越来越重视培育社会组织、激发社会力量，实现国家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能力现代化。在一些传统国家中，官僚制虽然已经出现，但是其主要是向君主负责，统治性和控制性更强。 国家成长是多因素、多维度和多层次综合发展的复杂过程，既关乎国家主权维度，强调具有文化和民族整合力的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又注重国家制度维度，强调理性而又包容的现代民主—国家的建立。同时，也着重国家治理维度，强调经济持续发展、服务便捷和福利完善的民生—国家的建设。换言之，如果说民族—国家、民主—国家和民生—国家是现代国家的结构性要素，那么，国家成长则是民族—国家、民主—国家和民生—国家三维建构和发展的过程（如下图所示）。
民族—国家成长偏重的是现代国家成长过程中国族的整合和凝聚维度，它以国家主权为中心，寻求国民在共同体层面的认同，主要解决国家权力在领土范围内的延伸、覆盖以及国家权力合法化的问题。民主—国家成长关注的是现代国家成长过程中现代制度体系的建立与发展维度，它以现代国家制度建设为中心，所要解决的是国家权力根据“主权在民”的制度规则来分配和运行的问题。民生—国家成长侧重于现代国家成长过程中的政府行政能力与民众福利发展维度，它以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为中心，所要解决的是政府满足公众对于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建构富足而美好的现代国家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在国家稳定和主权在民的基础上，政府调整和优化职能，有效提升公众福祉，为民众提供高质量的安全、不断发展的经济和优质的社会服务，民众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培养良善的公共道德。 国家成长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项经年累月、久久为功的伟大事业。它着重于国家从传统至现代的转向及其持续发展的过程，具有渐进性、累积性和持续性等特征。 国家之所以能够持续成长，其动因是多元化的。派伊（Lucian W. Pye）关注到了政治传播因素在国家成长中的关键作用，他提出正是因为传播的压力传统社会才逐渐衰落。甚至在未来，人们对新传播媒介的创造和对新传播内容的接受将是现代国家成长的决定性因素。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也对政治传播在现代国家成长中的重要性予以肯定，提出在现代国家发展过程中“为了协调臣民而展开的信息收集和存储与物质生产同等重要”。可见，政治传播作为国家内与国家间的政治信息的流动与国家成长具有直接而密切的关系，在维护国家安全、增强国家认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以及展开国际交往中均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民族—国家成长围绕主权建立和巩固展开。一方面是“政治和领土”维度，表现为国家权力的延伸和扩张；另一方面是“历史和文化”维度，表现为国内居民结成具有统一文化的民族的过程。两者相辅相成，共同作用于民族—国家的成长，但无论在上述哪一维度，政治传播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一）从离散到统一：政治传播推动国家权力的延伸和扩展 1.在空间维度上，政治传播加强了全国各地的联系，缩短了国内居民的心理距离，助力国家权力在空间维度上的扩张。政治传播技术、制度和活动打破了传统国家中存在的地理空间限制。在传统国家中，无论采取何种政体形式，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和整合总是有限度的，国家对国民的管辖也是间接的，基层社会的正常运转更多依赖于地方政府、贵族、宗族或者宗教力量。这在一定程度上源自交通和通信技术的限制。因此，伴随信息储备和传播技术的升级，国家和中央政府开始具备直接管辖个人与地方的技术条件，发展至今，国家权力已经能延伸甚至渗透至个体生活的方方面面。除技术外，自中央至地方多条政治传播渠道的铺设、全国范围内蜂窝式传播机构的设立，以及各式各样政治传播活动的展开，都在不同维度上“链接”了基层社区。在此基础上，随着承载相同价值的信息在社区间的不断输入与输出，这些被链接的社区逐渐“联结”起来，最终转化为国家权力统摄下的标准化基层社区。 政治传播能够在国内居民心中营造出“在场感”，拉近国民之间的心理距离。在交通和信息闭塞的社会中，国民的政治活动大多局限在一定范围内，缺乏对共同体和其他国民的整体想象，不同地方国民之间以及国民与国家之间的心理距离较大。各类政治传播活动的展开能够在国民之间建立起沟通的桥梁，加强国民之间的联系，打碎他们之间的区隔感，使个体切实感受到他人的存在，掌握集体的发展动向。甚至，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不同地区的国民能够在同一时刻接收相同的政治信息，见证乃至身临其境地感受同一政治事件的发生。这进一步加强了国民之间的心理联结，使其对即使身在千里之外的同胞也能产生近在咫尺、同舟共命的情感。 2.在时间维度上，政治传播不仅创造性地联结了特定国族的历史、现在与未来，创造出属于民族—国家共同的历史记忆以及未来期待，而且能够通过信息的即时分享减少各地的时间差，保证政令畅通无阻，以此助力国家权力向时间维度延伸。历史记忆的形塑活动是一种重要的政治传播活动，它并非只关乎过去，其意义更在于现在和未来；历史记忆并非隶属于个人，而是一种集体社会行为。现实的社会组织或群体 （如家庭、家族、族群、国家或公司） 都有其对应的集体记忆,对于由多民族所组成的民族—国家而言，其历史记忆更是至关重要。历史记忆可以告知国民他们的共同起源，包括在血缘、地理或者文化上存在何种联系；现在正处于历史发展中的哪一阶段，发展态势如何；以及国族未来的整体发展方向。因此，国家可以通过掌握历史叙事、塑造历史记忆来论证国族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完善国民对于国族的心理构图，实现国家权力在文化和心理维度的延伸，包括利用对民族英雄的建构、对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的描绘等形塑属于国族的祖源记忆、迁徙记忆、抗争记忆，同时删减或者弱化不利于国族建构的记忆等。 除历史时间以外，对于当代时间的掌控同样关键。政治传播技术的发展和信息传输渠道的疏通，增强了中央政权的时间管控技术和能力，有助于提高国家的组织和运行效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例如，通过各类政治传播活动的顺利开展，中央政令能够在第一时间传送至各地，并及时接收到各地的信息反馈，保证信息的完善和对流，从而增强事务处理的规律性和可预测性，避免由于时间差而导致的政令不通、执行不力。不仅如此，在现代战争中，高精度的信息系统和即时的多方沟通更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的关键环节。 3.在水平维度上，伴随着传播技术的升级和信息制度的完善，中央权力更加集中，对于地方和国民的管理与监督也更加细致和精密。政治传播除了有助于国家权力在范围上扩张以外，还能够推动其在程度上的持续增强。吉登斯对这一点进行过详细讨论，他认为电子媒体的发明确立了通信与运输的分离，最大限度降低了“距离的摩擦”，使为行政所用的信息的搜集、存储与控制能力大幅度提升，进而推动国家监督、管控以及动员强度的增强。以官方对于个人信息的统计为例，在传统时代，数据收集主要集中于财政与税收和人口统计两个领域，并且后者的统计还多是地方性质的。发展至18世纪中期，国家将统计内容的范围扩展至个人基本信息和道德信息等社会诸多方面，记录程度也做到了详细、系统甚至完备。发展至今，随着数字技术、生物技术以及信息传播的融合，国家对于个人的监督程度早已超越“外在于个人的信息”——个人的基因、虹膜、面部、指纹等生物信息也因生物识别技术而得以存储和运用，这就将宏大的国家权力转变为日常的行为规训，大大加深了国家权力对个人生活的渗透程度。 （二）从异质到同一：政治传播促进国家认同的形成和巩固 除了在客观上促进国家权力的延伸和拓展之外，政治传播还有助于在主观上增强国民对共同体的认同和依赖，这二者一体两面，密不可分。国族认同的加强为国家权力的延伸提供了合法性源泉，国族认同的消解也可能导致国家权力的丧失。与其权力格局相对应，传统国家中民众的文化认同与族群归属感更多隶属于小范围的宗族共同体或者基层社区。因此，民族—国家成长需要打破既有的小范围忠诚感，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观念共同体、获得超地域的普遍认同，达致这一目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政治传播。 1.在认知上，国家可以通过规定通用的语言、打造属于本国的政治标识和象征体系来加强国民对主权的认知。传统国家中国民对于国家的认知是有限的，比如现在我们耳熟能详地用来指称“中华民族中出卖全民族利益和中华民国国家利益的'汉奸’一词其实直至'九一八’事变前后才开始大量流行”，这个词语的发展恰好诠释了传统国家的国民对于国家认知的模糊性。因此，加强国民对国家主权的认知与承认是获取国家权力合法化的第一步。从这个意义来说，政治传播首先具有信息提供功能，能够通过各种传播行为和技巧加强国民对国家主权的认知。其一，通过官方语言的确立和普及弥合各族群之间差异，打造规范化和统一化的信息场景。语言是传播的符号和工具，它作为共同体存在的纽带之一，具有国家辨认的功能。因此，每一个国家都会设立官方语言，并且通过学校教育和官方媒体传播来实现这一语言的普及。就国民个体而言，这为他们了解自身所处的共同体提供了更为通用的工具；就国民关系而言，这增加了国民之间的相似点，为他们架构起更加便利的沟通桥梁；就国家—国民关系而言，这助力了政令畅通，有利于加强中央政府的管辖，同时也能够达到形塑国民思维的效果。其二，通过确立本国的政治象征体系，具化国民对国家的认知。国家对于国民而言是一个抽象的存在而往往不便于被识别。政治象征体系能够将抽象的国家具化为一种语言、一首歌、一个标志、一场仪式甚至是一栋建筑，这些符号或者物件作为国家乃至国家精神的具体表达降低了国民对国家认知的门槛，使国民能够切身观察和感受到共同体的存在。其三，通过国家形象的塑造突出国家特征。“只有伴随民族—国家产生，'国际’这一术语才开始具有充分的含义，这是因为民族—国家具有严格的、相互区分开来的特征。”国家形象塑造正是加强本国—他国区分的重要机制之一，它在对比的视野下向国民和世界展示本国的定位、特色和地位，帮助国民快速地识别国家。 2.在情感和行为上，国家能够利用各种政治符号、政治仪式以及叙事方式激发国民对国族的依赖感和自豪感，同时规训其行为方式。其一，当国民在运用语言、传唱国歌、参观博物馆或者参与周年庆典、授勋奖赏等各种政治仪式时，国民将进入一种特殊的情感体验情境之中：他们的情感与象征物所蕴含的意义会发生联结，从而唤醒和激发出对国家的认同感、归属感和依恋情。此外，上述政治实践的不断重复还为国民提供了标准化的行为模式，达到规训国民行为的目的。其二，借助亲缘隐喻和叙事定义国民与国家、国民之间的关系，如将祖国称为母亲、将其他国民比作同胞兄弟等，该行为也能激发国民对国家的热爱之情。亲缘叙事将母亲—孩子、兄弟姐妹之间的亲密关系投射至国民—国家与国民—国民之间，从极其亲密的意义上阐释了他们之间的应然关系,不但便于国民对相关关系进行简单化理解，而且指引国民遵照这一规定采取相应的态度和行为方式。其三，良好的传播效果，诸如塑造出属于本国的神圣祖先、优秀的政治领袖、杰出的英雄人物或者良好的国家形象，都能使国民更加强烈地感受到作为国家成员的优越性，从而激发出国民的自豪之感与爱国之情。 由此可见，民族—国家的建构取决于一国有没有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基于领土空间尺度的聚合性民族/国族建构。在客观上，政治传播技术、制度与活动助力国家权力在时空维度上的延伸，将国民从地方生活场景中抽离出来，打造出标准化、普遍化的环境，加强中央权力的时间管理效率。同时在主观上，政治传播作为国民内聚力的黏合剂，有效增强了国民对于共同体的认知、归属与依恋。 成熟的民主—国家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在制度上，以“主权在民”为根本原则构建国家制度、获取政治合法性和制定公共政策。政府依据法律规定行使权力，公民则能够凭借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的路径表达主体意志、参与公共事务。二是在价值和能力上，公民需要信仰民主精神，具备规范而独立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责任意识和参与意识。与之相应，政治传播对民主—国家成长的积极功能既体现在对民主制度完善和民主价值发展的推动上，也体现在对两者良性互动的促进上。 （一）政治传播促进民主制度完善化 民主—国家是指在制度上实现“有限多数统治”的国家。以“主权在民”观念为指导，民主制度首先在西方国家建立起来，并以普选制、代议制、多数原则、竞选制度、投票程序为具体实现形式。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民主制度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推广。目前，各国都在积极探索适合本国国情和民意的多元化的民主制度形式。但无论是选举民主、协商民主还是其他民主形式，都需要民众真正参与到政治运作中，享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同时，执政党和国家机关也必须在各种决策和管理活动中尊重和贯彻民意。政治传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推动民主制度发展，不断完善民主制度的结构要素和过程。 1.政治传播参与制度主体的构建。政府、政党以及公民均是践行民主制度的主体，各主体的政治素质和能力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直接影响着民主制度的运转。政治传播首先通过建构民主制度主体来推动民主制度完善。在质量上，通过各种政治传播实践，各主体对于民主价值的理解将趋于深刻，能够以更加成熟的姿态参与政治活动。政府和政党可以更加精准地遵循或捕捉民意，制定和实施政策；公民也能够获取更多的政治信息，明确自身在民主程序中的角色和参与民主生活的目的及影响，提升自我的政治参与能力。在数量上，信息技术和媒介平台的发展提供了多元化的政治参与渠道，为更多民众搭建起政治参与和监督的平台，也为政府逆向参与提供便利。不仅如此，多样化政治传播活动的展开在客观上也使参与民主生活的民众越来越多。在主体关系上，制度的形成与完善取决于各主体之间的博弈与妥协，即不同主体对于制度的制定、执行与遵守、监督、评估与调适都离不开主体之间的信息交换。因此，通过政治传播，各主体能够更加确定自身和竞争对手的观点以及服务对象的诉求，以此来推进民主制度的更新，保证制度的运转活力，建立起愈加和谐的主体关系。 2.政治传播促进政治共识的形成。有效的政治传播有利于共识的加强，为民主制度运转奠定良好的环境基础。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曾将共识分为基本共识、程序共识和政策共识三个层次。其中，基本共识，即构成我们信仰体系的价值信仰的共识，是民主的有利条件；程序共识，即解决冲突的原则和规则的共识，是民主的必要条件和起点；政策共识则是促进民主发展的保证之一。三种共识对于民主—国家的正常运转都是必不可少的，政治传播恰好能够促进这三种共识的形成。一方面，政治传播本身具有形塑社会价值和协调社会关系的功能，政府借助各种政治传播活动对民主价值进行弘扬，能够深化公民的民主信仰，促进基本共识的建立；另一方面，通过政治沟通，对话双方能够更加明确地表达自身诉求、了解对方的看法，为形成一个共同的参考框架夯实基础，从而减少政治对立和政治极化现象的产生，助力程序共识和政策共识的形成。 3.政治传播影响民主实践的效果。民主制度的实现路径多种多样，但是都离不开政治传播。在权力导向的民主制度中，政治传播是总统或政党竞选所必不可少的环节，政治广告、电视辩论、自媒体发言等都成为政党竞争的重要工具。在政策导向的民主制度中，政治传播更是至关重要的步骤，如政治对话、磋商、讨论、听证、交流、沟通、审议、辩论、信访和座谈等，实质上都是主体间展开的政治传播活动。政府的决策要受到舆论的制约和监督，而民众作为公共政策这一社会价值权威性分配的主要作用对象，能够借助政治传播活动直接参与到政策制定、执行和监督的全过程。因此，无论是哪种民主制度、民主制度的哪个运转环节，政治传播都是不可或缺的步骤与工具，直接影响民主制度运转的状态和效果，政治传播的制度化发展也必然会促进民主制度朝向更加完善的方向发展。 （二）政治传播培育民主价值内生化 民主价值在一国的内化与发展既体现为民众逐渐获取民主知识和信仰，并以平等的姿态、审慎的精神和理性的行为进行政治参与，逐渐成长为真正合格的公民的过程；也表现为政府始终遵循“主权在民”的价值原则，以其作为根本指导思想来配置和行使权力。 1.在公民维度上，政治传播助力于公民意识发展。公民是民主—国家的基本主体，公民意识的发展水平是衡量民主—国家成长的重要标准。有学者认为，在现代民主语境下公民意识具有两层含义：一是当民众直接面对政府权力运作时，它指的是民众对于这一权力公共性质的认可和监督；二是当民众侧身面对公共领域时，它是对公共利益的自觉维护与积极参与。可见，公民意识不仅指公民在心理上对于主体、权利和责任意识的认知，还包括实践上的监督和参与能力。而无论哪一层面上的公民意识都不可能自发产生，两者都需要经过长期的文化浸染、反复的实践锻炼和系统的专门教育。 一方面，公民可以在丰富多彩的政治传播实践中培育公民品格和锻炼公共参与能力。政治传播的过程是主体自我传播和主体间互动的过程。参与各方但凡想要有效反映问题、实现自身诉求，就必须要摆事实、讲道理和举证据，甚至还可能要与他人发生辩论，这在客观上使公民表达自身真实偏好和理性辩论的能力得到锻炼，并且能够切身感受民主政治运行的过程。此外，在传播的过程中，参与主体的任何言行主张除了时刻经受公共理性和公共道德的审视与评判之外，同时也在不断地进行自我的道德审视和利益评判。这在主观上使公民愈来愈明确自身观点，更加理性和审慎地提出诉求，同时对于对方观点报以最大化的理解，促进包容、平和的公民文化形成。因此，经由公民个人内在传播、公民之间以及公民—政府之间充分的沟通，公民的传播素养和能力得到了培育和锻炼，所习得的民主知识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内化为公民意识和品格。 另一方面，政府或其他相关组织可以借助政治传播活动来专门化地培育公民意识。自我实践对于公民意识的培育固然重要，但系统化、专门化的公民教育也必不可少。系统的公民教育是一种重要的政治传播活动，政府通过家庭、学校或者其他专业机构，向公民传播民主知识、价值以及参与程序等信息，开展关于民主基础知识、政治素质和参与能力的教育活动。尤其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数字公民的产生，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甚至跨国公司都展开了针对数字公民引发的数字鸿沟、信息泄露、网络暴力等一系列问题的教育活动，围绕数字尊重（respect）、教育（educate）和保护（protect）三大主题进行知识和技能的传播，以提升公民在虚拟数字空间中的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 2.在政府维度上，政治传播有助于将权力转化为合理的权威。民主是一种权力的政治形式。民主—国家意味着一国始终遵循“主权在民”的政治理念，其将全体公民看作是权力的掌握者，政府只有在获得公民的授权后才得以合法确立，其存续也要以公民的认同与支持作为基础，且时刻受公民监督、向公民负责。换言之，在民主国家中，政治秩序的维护不能仅仅依靠暴力，还要将权力转化为权威，依靠公民对政权的认可以及服从实现治理。正如萨托利所作出的判断，“权威是民主最典型的权力准则”，“民主应当将权力（一种强制力）转变为权威（一种引导力）为目标”。作为影响力形式的权威附着在特定个人、政权或者共同体之上，需要借助恰当的政治传播方式使公民感受和认知，进而实现公民对权力的自愿服从和积极支持。韦伯根据认同和服从的不同基础将权威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法理型权威，建基于一系列的章程与制度；二是传统型权威，根植于一国传统的历史与文化；三是卡里斯马型权威，依附于特定个人魅力和气质。他认为“现代国家主要以法理型权威为特点，其合法性基础来自人们对正式的合理合法的制度的尊重”，其他方式只是作为辅助手段而存在。 无论是哪种权威的形成都离不开政治传播。就现代国家所主要依赖的法理型权威的形成而言，政治传播必不可少。例如，在政治选举过程中，总统电视辩论、议会辩论等政治传播形式本身就是民主制度运转的具体环节，展现着规则和程序的合理性。此外，各种政治传播技巧在政治竞选中的运用还能提升选民的认可和支持，促进制度权威的形成。在政治协商过程中，规则或政策制定、颁布的全程都将置于公共理性和道德的审视之下，以此激起协商参与者及其所代表群体对公共决策的内心认同和行为遵守，从而获取合法性，强化制度权威感。就其他权威形成而言，政治传播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政治传播可以运用到对制度经验和成效的说明之中，通过对绩效的表达来论证既有制度体系的合法性和优越性，或者通过各种政治传播活动和符号打造出适合国家发展的领导人形象，建立起卡里斯马型权威等。 由此可见，民主制度的完善、民主价值的内化与发展是民主—国家成长的主轴和基石，两者互补互济、缺一不可。政治传播通过参与民主制度主体与共识环境的构建，实现自身制度化发展，进而促进民主制度不断完善。同时，政治传播作为主体间互动的过程，为公民培育公民品格和锻炼参与能力提供了机会，从而有助于将权力转化为权威，展示民众的共识和同意，推动民主价值的内化与发展。 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国家虽然已经实现国家统一、初步建立起民主制度，但仍会遭遇经济社会发展活力递减、公共机构运行效率低下、政府官员寻租腐败，以及各类利益主体冲突不断等国家治理困境，这些问题的持续发酵容易导致社会紊乱、国家失败，拖累甚至瓦解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的发展。因此，增强科层制政府的活力，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充分回应和有效满足社会需求，建立起民生—国家，同样是国家成长的重要维度。 （一）政治传播有利于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在日常的政府行政管理中，信息与沟通是至关重要的资本与环节，政府和民众之间的政治传播更是强调将“以民众为中心”作为行政管理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在突发公共事件的治理中，掌握全面的政治信息和开展顺畅的政治传播同样是科学决策和高效管理的关键。并且，随着信息革命的深化，人类社会逐渐进入智能化、数字化、互联化时代，信息传播在政府管理和国家治理中的价值与作用将进一步凸显。 1.政治传播能够促进政府结构的规范性。政治传播是政府组织形态革新的驱动力之一，能够推动政府职能的更新和转变。各国政府体制多以科层组织体系为主，存在严格的层级体系和明确的职能划分，工作人员拥有与岗位相匹配的职权，且严格遵照制度规范展开工作。以此为特征的政府组织机构在运转过程中可能会逐渐趋向僵化，出现政府机构膨胀、层级过多、多头管理、协作不畅等问题，难以适应快速的环境变化和有效应对突发情况。近年来，随着政治传播愈来愈重视以用户为中心，积极采用新兴的传播技术，信息生产和需求开始双向递增，传播速度大大提升，建立开放化传播网络已经成为趋势，从而进一步推动了政府组织发生变革。一方面，信息生产和需求量的大幅度提升，要求政府内部应具有畅通的传播渠道和高效能的信息分析部门，既能够满足即时传播的需要，快速地应对外在环境的变化，又能够在纷繁复杂的信息中过滤和选择所需要的信息，准确地作出决策。换言之，这些需求助推政府以更加科学、合理的方式规划组织机构安排，通过打通职能部门、压缩层级体系，建立起灵活、柔和的组织结构。与此同时，政治传播为大数据、云计算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普及及其政府改革提供了技术可能。另一方面，新兴信息技术的运用和信息网络的建立使政治信息自源头产生之后就能够在政府内外部实现广泛共享，达到信息归并整合的效果，以此推动部门整合协作，实现办事流程一体化。不仅如此，还可以将线下的政府工作平移至各类平台之上，实现政府与民众在网络上的直接对接，在增加政府工作透明度的同时提升工作效率。总之，政治传播的发展使得过去基于僵化的科层组织、作为一种内部操作的政府运作程序，朝向更加灵活和公开的方向发展。 2.政治传播能够提升政府行为的科学性。就政府整体行为而言，维纳（Norbert Wiener）认为政府系统实质上就是一个自动控制系统，“控制机构发出指令后，作为控制信息会传递到系统的各个部分中去，由它们按照指令执行之后再将执行情况作为反馈信息输送回来，作为下一步调整控制的依据”。根据这一理论，信息是一切系统正常运转的基础，任何系统控制的实现都依赖于信息的传播，政府作为一个政治系统，它的正常运转离不开政治信息的输入、输出与反馈。尤其是负反馈，它能够弥合政治系统所预设的目标与现状之间的差别，帮助政府更加精准地制定政策和完成任务。具言之，假如政府想要制定出一项能够真正提升社会福祉并被民众认可的政策，就必须依靠对各类舆情的多回合搜集、意见的多方位整合以及反馈的多维度评估。这一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不断循环互动的“政治传播环”，每一次循环所得到的结果都会对政府行为或者政策进行修正或调整，直至产生最理想的结果，这便是政治传播作用于政府行为的方式之一。 3.政治传播能够提升政府人员的专业能力。对政府工作人员而言，政治传播是提升政府人员洞察力、前瞻力和执行力的关键环节。根据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Peter Ferdinand Drucker）的观点，知识管理是“组织通过利用智力资本获取竞争优势的过程”，其关键就是信息传播——“将组织中的人、信息资源和信息平台整合在一个交流和共同的环境当中”。一方面，政府组织通过开发、整合和共享信息，“创造出能够使隐性信息与显性信息互动的机制和平台，使隐性信息得以表达出来并转化为组织所共享的信息；另一方面，通过构筑知识库和信息交流平台来帮助组织中的个人内化集体的隐性信息”。借助这一双向传播活动，政府工作人员不仅能够提升对日常行政事务的认知度和专业度，增强自身应对突发事件的业务能力；而且能够互相配合得更加紧密和流畅，从而提升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 4.政治传播能够加强政府形象的正向性。政治传播可以助力政府树立起负责任、做实事、高信用的好形象，为政府赢得良好声誉，并以此作为资本为政府带来更多与非政府组织或企业合作的可能性，进而提升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与能力。随着社会的日益复杂化，政府必须扩大公共服务来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但政府工作人员的数量和能力毕竟是有限的，在没有经验积累的新领域是无法在短时间内制定出科学精准的政策的，当然即使在政府所熟悉的领域，它也不可能事必躬亲，从制定决策到具体执行全程直接参与。因此，政府需要借助非政府组织或企业的智慧和力量，通过各类承包商、代理商或者社团来向社会提供更加优质与专业的服务。合同是政府与其他组织合作的一项重要工具，在合同中，政府行政人员与私人部门签订正式协定，规定政府同意支付一定款项来换取某种产品或者服务。缔结合同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政府要考察企业的实力和能力，企业和非政府组织也会考虑政府的要求、合作中所受到的各种管制以及与政府建立伙伴关系之后对自身效益的增进等因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政治传播助力政府提升形象资本，吸引更多的非政府组织和企业参加到公共服务和产品的供给之中，通过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和企业的专业优长和市场优势来提升政府行政效率和能力。 （二）政治传播有利于促进公民的政治参与 美好生活的创建不能仅依赖于政府的作为，作为民众也应该积极参与公共生活，为社会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同时还要不断培育推己及人的公共道德，为社会发展注入良善的精神力量。从这个角度来讲，政治传播在促进公民积极参与公共生活方面一直发挥着稳定而积极的作用。 1.在情感上，政治传播能够培养民众的同理心，消解公共疏离感和冷漠感，激发民众参与公共活动的欲望和激情。第一，在正式的政治传播启动之前，人们需要将自己想象成对话的另一方，试图理解他人正在以及将要表达的内容，并且尝试组织回应对方的要求。这一过程是人的想象力和同理心的投射过程，可以引发人们对于公共问题的思考与关注，培养民众之间的同理心与关怀心。第二，政治传播能够提供有关公共参与的信息。公民的政治冷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少相关信息导致的，即使是那些对政治参与有很大兴趣的公民，如果他们缺乏必要的政治信息，也无法有效地参与政治，并且总是不得不听命于信息占有者。因此，充分的信息是有效参与的前提和基础。包括政府信息公开、政府新闻发布和政治性展览在内的政治传播活动，都能为政治参与提供相关信息，避免由于信息缺失而导致政治冷漠。第三，各种政治传播活动能够将人们有机地联系起来，使民众感受到社会中发生的事情与自己息息相关，帮助民众增强公共道德想象力。正如托克维尔观察美国时所意识到的，通过报纸展开的传播活动促进了民众的共同行动，有效抵抗了由个人主义所引发的公共冷漠感。并且，丰富多彩的政治传播能够营造出民众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的氛围，起到带动与辐射的作用，激发更多的民众投身于公共实践之中。第四，政府能够借助家庭、学校、社区或者专门的活动等媒介设置议程，对民众展开有关公共道德与公民精神方面的教育，帮助民众从小养成良好的道德和法治意识。 2.在行为上，丰富的政治传播活动能够激发社会活力，使民众真正作为社会治理的主体参与到各类社会治理活动中，从而提升自身的公共参与能力。借助各类政治传播活动，民众能够身体力行参与到公共实践当中。除投票、听证会、民意调查、陪审、游说和请愿等传统的参与社会治理、介入政府政策制定的形式外，网络政治传播的发展为民众开辟了新的参与途径。借助网络平台，民众或是通过电子政务平台与政府官员展开直接沟通，针对具体问题建言献策；或是通过网络直播，实时参与到司法庭审、乡村扶贫中，抑或是借助舆论的力量倒逼政策或决议的制定。这不仅能够集思广益，激发社会力量为国家建设和发展出谋划策；而且能够起到社会安全阀的作用，使社会结构更加富于弹性，从而有效缓解社会矛盾。同时，借助政治传播实践，民众的理性思维和责任意识也能够得到锻炼。例如，在有多次新闻反转的经验基础上，相比轻听、轻信和轻易传播，民众更倾向于保持中立，在了解事情来龙去脉后再作出判断，并且注重对后续信息的获取。 由此可见，民生—国家的成长在于政府机构和职能的优化，也在于社会参与的提升和民众的共建共享。政治传播通过作用于政府的组织结构、行为方式和外在形象来调整和优化政府职能，置换优质的社会资源，从而提升政府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同时还能促进公民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培育公共道德，为社会治理注入集体智慧，从而促进民生—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纵观现代国家的演进历程，无论是民族—国家的建立，还是民主—国家的进步，抑或是民生—国家的发展，政治传播于其中均扮演着关键性角色，承担着结构性功能，发挥着奠基性作用。对于国家成长而言，政治传播就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建构性力量。在现实政治中，这种建构力又可具体分为六大形态：一是联结力，借助传播渠道、技术与活动，加强同一民族国家内的中央与地方、国家与个人在客观上的联结。二是统合力，通过对国家或者群体形象的勾勒以及政治象征的设计，加强国民的聚合力与凝聚力，同时以鲜明的特征与其他人群区别开来。三是影响力，在政府或政党通过利用各种传播技巧和方式来增强自身合法性或普及政治价值的同时，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民众也开始作为自主的传播主体，利用强大的舆论情势参与和影响政府决策以及公共治理。四是培育力，政治传播可以激发公民意识，塑造公民品格，培养公民责任。五是协调力，借助政治传播，不同群体成员的意见得以表达与沟通，为调和社会矛盾、协调社会行动提供了可能性。六是交互力，借助政治传播，公民能够全方位参与政府各项议程的确立、执行与评估，政府也可以充分动员公民的参与热情，打造畅通的参政渠道，提升政治效能感和政治信任度。政治传播的这些功能与作用，往往凸显和互嵌在不同的政治场景中，推动着不同维度的国家建构和成长。 值得注意的是，民族—国家、民主—国家和民生—国家既是现代国家内涵的三张面孔，也是现代国家成长的三个层面。这一类别界分只是基于理论探讨之所需，在现实生活中，三大维度并非泾渭分明、界限清晰，而是统一于同一国家的成长进程中，彼此缠绕交融且相互作用，这就导致上述所提及的政治传播的各项功能可能会同时作用于国家成长，或者产生互相促进的效果，或者出现相互抵消、相互掣肘的情况。例如，由政府开展的旨在加强各地联系与增强民众认同的政治传播活动，其所维护的核心价值是统一和秩序，它所产生的效果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与自主意识和政治参与发生冲突。再如，民众向政府提出意见和诉求，开展政治参与的政治传播活动更多是对民主价值的践行，但这又可能影响社会秩序正常运转，降低政府治理效率。究其原因，出现这种矛盾效果归根结底在于政治传播具有两种作用方式，且这两种方式具有潜在的冲突性：一种是策略性地使用政治传播技术和活动，着重政治传播的外在功用性及其因果效应，企图达到外在于政治传播的特定目的；另一种是注重政治传播过程本身及其内涵的交流属性，在各方实现平等对话与协商的基础上，注重达成相互理解的愿景，并以此为基础延伸出其他目标。 总而言之，若想在国家成长的不同维度最大限度地发挥政治传播的正向功效，协调政治传播的各项功能，统一政治传播的作用方式非常关键，尤其要注重发挥政治传播所蕴含的交流属性，凸显政治传播所承载的沟通功能以及理解价值。换言之，只有当各方均关心某一政治议题或者公共事件，且都具有保留或提出意见的能力，同时又能够通过多次协商与沟通达成共识，社会融合才能够从强制型转向交往型，政治认同才可能由被动型转向主动型，社会治理主体和方式也将会由单一型转向多元型，从而真正实现以政治传播之力推动国家的全方位成长。 庞金友，赵 洁：《政治传播与现代国家成长的三重建构》，《学习与探索》2022年第7期，第34—44页。 略去参考文献，如有需要请参阅原文 【责任编辑：巩村磊】 【网络编辑：姜新旸】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