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晓东：让心理学流行起来

岳晓东，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特聘教授(Distinguished Professor)、博导、中国心理学会注册督导师(D-21-192)，香港心理学会士(Fellow)，香港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学家（辅导心理学）、香港心理学会辅导心理学分会首任会长（2006-2009）。1985年赴美国塔夫兹(Tufts University)大学攻读教育学硕士学位，1987年毕业并赴美国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教育研究院攻读心理学博士学位，1993年毕业后赴香港工作，先后在香港中文大学（1993-1996）和香港城市大学（1997-2020）任教。

岳晓东教授在个人心理健康、创新心理学、幽默心理学和青少年偶像崇拜方面做出了大量的研究，在国外的SSCI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在内陆和香港的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80余篇，并出版英文学术专著4部，中文学术专著8部。此外，岳晓东还著有《登天的感觉》、《写好孩子的人生脚本》等心理学科普读物，深受读者喜爱。

采访正文

《心理新青年》：非常感谢岳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那么让我们直入正题！我们的受众很多都是心理学界或者相关人文社科领域的年轻的学生、学者，对岳老师也是久仰大名，所以我们特别好奇您个人的一些人生故事或人生叙事。请问您最初是怎么走上心理学的道路的呢？怎么爱上了心理学，为什么对心理学感兴趣呢？

岳晓东: 我最早接触心理学是在“文革”期间，大概是在1971-1972年，那时候我对人格类型和气质类型感兴趣，就打算将来学习心理学。这是我对心理学的初心。因此大学期间我学的是英语专业，1982年的我大学毕业，学校派我到澳大利亚的堪培拉大学，原来叫堪培拉高等教育学院，学习英语教学法，在那里学习了教育心理学。这再次点燃了我就对心理学的兴趣，我觉得学习心理学能使人更多地了解人性，更多了解人的各种动机行为。我在那儿学习了一年，1982年回到了北京，就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英语，当时我就下定决心要考心理学的研究生，并想报考北京师范大学冯忠良老师的研究生。我复习了大半年，结果教育心理学考了65分，普通心理学考了60分，心理学常识考了55分，作为一个非心理学专业的毕生，能考到这个成绩就相当不错了，而英语考了88分，全校第一。但千不该、万不该，政治只考了43分，结果就没考上。

之后，我就考虑申请出国留学，并在1985年被塔夫兹大学教育系录取，而我在教育系选修的都是心理学的课程，包括普通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心理统计等。于是我用这个机会系统地学习了心理学的基础课程。1987年申博，我就被哈佛大学教育学院录取了，当时学的是文化心理学，我的导师就是美国的文化心理学的开山鼻祖，也是马林诺夫斯基的二传弟子。

面对未来发展，我做了一个“拿青春赌明天”的决定，就是从文化心理学转向咨询心理学。因为我预测，以我们的经济发展势头，到了2007年或2017年时，我国的经济会在世界领先。而社会越发达，人就更容易关注自我，心理学将会应运而生。

我转学心理咨询后，就在哈佛大学心理咨询中心那里实习工作了两年，这也就奠定了我的学术道路。1991年我回国探亲，就试图联系工作，但当时条件不够成熟，国内对于心理学的重视程度还不够高，不太容易找到理想的工作。因此我退而求其次，选择到香港工作，并1993年就职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我当时的设想是在香港待个3、5年就回大陆工作，没想到一待就待了27年，在2020年终于回到大陆了，就职于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学院。这就是我拿青春赌明天的心路历程。

《心理新青年》：确实是很有意思的一段历程，那您走上心理学道路之后，您刚才也说了，先学的是教育学，后来进入文化心理学，又转向咨询心理学，那么您能不能跟我们的读者分享一下，就是咨询心理学中，您觉得这个领域最吸引人的，最发人深省的地方是什么呢？或者说，您为什么会选择咨询心理学呢？您可以大致地去概括一下学术生涯中，有没有经过几个阶段的历程，让您进行咨询心理学的研究，包括撰写科普读物和成为一个心理咨询的理论者和实践者，有怎样一个转变过程呢？

岳晓东: 我学心理学是有一个使命感的，这也是积极心理学之父塞利格曼给我的启示。他在当选1999年美国心理学会主席后提出了两个口号，第一是让心理学积极起来（Make  Psychology Positive）,第二是让心理学流行起来（Make Psychology Popular）。带着这两个使命，我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在从事心理学的科普写作，从《登天的感觉》，到现在写了20多本大大小小的心理学科普读物，如《写好孩子的人生脚本》、《三国心理诊所》《红楼梦心理诊所》、《爱情中的心理学》等，都是想让心理学走向社会。

  

可惜，我们当今的心理学家大多没有机会从事科普写作，大家都忙着从事专业研究和写作。我一方面要从事科研与写作，另一方面又要从事科普写作，活得很分裂，一天到晚都在练“岔腿功”（笑），就是穿梭在不同的学术领域中。当然也有老师做得不错，如彭凯平老师做得就很好，近年来出版了不少优秀的科普作品，值得大家阅读。

在让心理学积极起来方面（“Make  Psychology  Positive”），我过去20多年一直从事积极心理学的研究，包括乐观、幽默，玩乐、创造力等，并发表100多篇中英文的学术文章和10多部中英文学术专著。

《心理新青年》：岳老师的书一向很受欢迎！那么您刚刚谈到求学历程当中，我想不同阶段的导师应该对您都有很深刻的烙印，所以说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您的老师对您产生的影响、您师承的思想遗产，以及您在他们的肩膀上又如何走出了自己独特的学术道路？

岳晓东: 谢谢你，这是个很好的问题。这里就说到我的伤心处，因为当初是研究文化心理学的，我导师的主要研究是在不同文化中，母亲教育对子女成长的积极影响，后来他也因此获得了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奖项，他的基本观点是提升女孩子的教育程度，可以降低婴儿死亡率和人口控制，提高人口质量。我导师曾希望我做中国的相关研究，结果转学了心理咨询。我非常感谢我的导师，他对我说：“晓东，如果你想转方向，将来我就没法直接指导你了，因为你做的方向跟我做的方向不接轨，我们也就没办法一起发文章了，你要想清楚。”后来，我确定自己还是想做心理咨询，导师虽然很理解我，但在专业上就完全要靠我自己了。所以我这一路过来，导师给我更多的是精神支持，学术路完全靠我自己走，也走出了一条别人没走过的路，用英文讲的话就是“Road not taken”，就是另辟蹊径的。

在学术上，对我影响较大的人物是积极心理学的领军人物塞利格曼，他关于积极情绪体验、幸福感相关的研究，启发我做了大量有关幽默、创新、乐观、玩乐与幸福感的研究，并形成一个研究序列。在这个方面，我也是积极心理学的践行者，与彭凯平老师是一个序列的。彭老师更多是个组织者，而我更多是个践行者。总之在心理学上，我是另辟蹊径，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心理新青年》：是的，确实很不容易，要另辟蹊径，要独树一帜，然后还要做的顶尖。

岳晓东: 其实我很孤独，你看有关感恩、乐观的研究有那么多，但有关我研究的幽默、玩乐就很少。

《心理新青年》：对，所以您是拓荒者，开辟了一个领域的研究。

岳晓东:是的，我在心理咨询也做了一回开荒牛，在幽默、创造力、青少年偶像崇拜的研究上我也做了一回开荒牛。当牛做马好辛苦，都是为了让心理学火起来。

《心理新青年》：谢谢您的分享，那么下一个问题也是高度关联的，您这么多年的学术探索，您的理论建构，实践工作中，如果说选出最有代表性的、最有影响力成就，您觉得是什么呢？

岳晓东：我想可以分几个层面来说 首先，我主要是在积极心理学的框架之下，研究了健康、幽默、玩乐（玩性），也就是humor，或者playfulness，或者laughter，都能够促进个体产生积极情绪，提高主观幸福感，帮助压力应对。这个是一个冷门的研究方向，研究的人不是很多，我在这个研究序列下发表了30-40篇英文文章，出版了3本相关的英文专著，这就是我第一部分的贡献。

第二部分的贡献是关于青少年的积极成长，就是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与此相关的研究领域是青少年的偶像崇拜，这也是个比较冷门的领域，没人研究，我在这个领域也有相应的理论建树，发表了20多篇英文文章，20多篇中文文章，还有一本英文专著，这也都是很辛苦的工作。

除此之外，我还写了10多本心理学的科普读物。这个写起来一点都不轻松，因为它是另外一种写作方法。你比如说我写这个《登天的感觉》还好，就写自己的个案，但在写《三国心理诊所》，《红楼梦心理诊所》时，我就要成了史学家了，我需要研究三国志、后汉书，简单说来，都是都了哈佛大学案例教学法的影响。

以上就是我的三大块成绩，一个是学术上的成就，一个是科普上的成就，最后我还做了一块让我很有成就感，但也很辛苦的工作，就是推广心理健康和心理咨询的理念。我个人的心理咨询工作从1991年开始在国内进行，这一晃30年了。那时候我还是哈佛大学博士生，我纯粹凭借自己的热情，搞了200多场个人工作坊，大力推广了心理咨询基本功、大学生心理健康、幽默-笑-玩乐的理念。

《心理新青年》：正好您提到这个，我们受众也有很多国外的留学生，也有一些临床心理学的工作者。您觉得您做了30多年工作坊和心理咨询，对此也有很深的学习和感悟，那么现在国内心理学这么热门，社会需求这么大，但是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整个系统的训练跟国外差还是有差距的，或者说这个行业不是那么规范，存在林林总总的一些问题，这我们也是必须承认的。您能不能跟我们概括一下，在您所历练的这30年，心理咨询大概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历程，现在是一个什么的状况，未来可能会面临什么机遇和挑战？

岳晓东: 谢谢你的提问。我们国内讲心理学的发展史，在国内是三起三落的，那么最后这一落是文革期间，因为是被定名为伪科学，这个学科就灭了。恢复是在1979年正式恢复，首师大、北大的第一年招生都是1979年。在此之前，心理学都是属于教育学或者哲学当中，后来心理学独立成科，恢复名誉。

心理咨询最早的开展是80年代中期，1984年、85年在国内最早开展，有人说在上海，有人说在广州，那时候就开始尝试非药物疗法，也就是心理咨询。我什么时候开始学心理咨询呢？

1987年我攻读咨询心理学，成了“改革开放后，我国到美国学习心理咨询专业的大陆第一人”。1991年我第一次回国讲学，与樊富珉老师、钱铭怡老师共同讲课。1987年我就预测心理咨询会腾飞，2002年果然开始了心理咨询师的培训项目，我写的《登天的感觉》一下火了，因为大家学心理咨询时会发现理论知识很枯燥，而我书写的很鲜活，这本书现在还在卖，从畅销书变为了长销书了。

《心理新青年》：您刚才谈了心理咨询的历程，如果往前看的话，未来10年，心理咨询领域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呢？

岳晓东: 机会会更大的。首先，我认为社会越发达，人会变得越脆弱。因为人们进入了竞争社会，心理压力必然会越来越大。现在讲的内卷、内耗，都是这个意思。可悲的是，这不仅是成人的问题，也是孩子的问题，用俗话说，就是现在的孩子们都学“伤”了，需要全社会的心理呵护。

在这个前提之下，心理咨询、心理健康教育、心理知识普及，这个事情会越来越大，理念也会越来越深入人心。所以我现在倡导，大家都学点心理学。心理学是显学，是人人都必须接触的学科。

《心理新青年》：好的，谢谢您。那么未来10年，您有没有什么策略、计划、想法和想做的事情？

岳晓东: 未来10年，还是刚才提到的两点，“Make  Psychology Positive”“Make Psychology Popular”，让心理学更加正面积极，让心理学更加深入人心。例如，我希望能够通过继续著写畅销书，引起家长对孩子心理健康的重视，给孩子的成长提供优质陪伴。具体来说，我要让家长意识到，有了积极的陪伴，孩子能够享受青春的岁月，更快乐的成长。上了年纪后，我越来越没精力去做我个人的工作坊，但我希望可以多给别人站台，如果将来你要写出本书，让我写序言，我可积极了。

《心理新青年》：那太好了。我们太荣幸了，下本书就说好了，我们就请您写序。

岳晓东: 我很乐意能够更多的扶持下一代。咱们都是同一首歌，牵手在此刻。所以我们要把心理学理念落地，我认为心理学最大的困境，就是一天到晚的“发神经”（笑），就是心理学不能只发有关认知神经的文章，才算高大上。

《心理新青年》：您说的太对了，我们也是深有体会。其实我们的民众需要的是更有应用性，更有实用性的研究成果。

岳晓东: 所以说它其实是一个平衡，例如北大清华的老师们，写科普文章确实不容易。而要把科普内容讲活，也需要多年的培训。

《心理新青年》：您说的对，把科研成果转换成的科普内容的工作的确还是要更多的探索。

岳晓东: 是的，我也把这当作我的使命，并在举办科普写作与讲课工作坊。

《心理新青年》：好的，我们还关心几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中国的心理学，从古代开始有很多思想渊源，目前现代取向的话，我们心理学还是欧美国家的模型更占主导一些，话语体系还是西方思潮会多一些，所以我们作为文化心理学研究者，我们就很关心，要用科学范式结合中国文化，关注中国问题本土的理论建构。那么关于这些，您从理论的角度或者说从实践的角度，有没有思考过有哪些切实可行的路径呢？

岳晓东: 确实有思考过，这个问题也叫本土心理学方法，indigenous approach，就是我们做国人的研究，做有意义的话题，是必要的。但是，这种文化心理学或者这种文化的研究并不是相克的，而是互补的。也就是说，研究中国人问题，不是跟外国人不一样，就无法对接了，其实研究对象都是人，都是人性，都是智人。

所以说，东西方文化是一种习惯，一种约定俗成的生活方式，因此通过文化心理研究可以看到超越人性，人的心理、生理属性的部分。所以说，我更多是倾向于世界大同，有时候过分强调要研究民族的问题，反而会导致研究问题只是一种特色。研究中国人的心理是一种方法，但是就心理学的发展来说，研究普遍性的问题是更好的。

《心理新青年》：我们现在的文化心理学研究者，面临一个困境，就是我们想研究中国问题。这点从党和国家的倡导角度也能看出来，我们要构建自主的知识体系，要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所以我们想知道，一方面要跟西方学者有一个平等的对话，反对话语霸权，另一方面，想基于几千年的思想宝库，构建心理学的中国话语体系，我们年轻的学者应该怎么样去实现呢？

岳晓东: 年轻学者首先要有平常心。因为如果过多强调研究中国问题，最后的结果可能是学术地位上不去。如果研究普遍性的问题，研究更容易长久，如果过分强调本土问题，最后学术成果不能用于其他人，只能用于自己，难以用于国外的原则，就不能和其他的观点拥抱。所以一方面关注我们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认为如果不是特别要紧的问题，不必格外强调，所以我觉得这个当中要做好一个平衡。

《心理新青年》：好的，谢谢您。您刚才也提到我们很多出色的科学家可能不擅长做科普。但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心理学家有这个志愿和使命想做科普的，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心理学更好的走出象牙塔，就像您刚刚说的，让老百姓能接受能喜欢，对他的生活有益？从您的特别丰富的鲜活的这种感悟来讲的话，我们怎么样更好的做心理学科普，怎么样更好的让心理学助推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

岳晓东: 我希望大家都有一定的使命感，但同时做好平衡。一方面就是要把业务做好了，你不把业务做好，你不解决好生存问题，你讲什么发展呢？生存发展，先生存，而后才发展，你必须要完成学校的教学任务、科研任务。现在到哪，我们的老师都在写标书、拿课题，绩效考核都是看你的发文章、拿标书、拿课题，但不看写科普读物。我在香港工作期间共写了20多本中文的科普书，现在回到北京工作，希望有更多机会从事科普写作。

《心理新青年》：下面一个问题跟教育哲学有关，您培养了很多硕士生博士生，也教书育人很多年，您刚提到的我们对下一代寄予了很高的期望，所以说您作为老师的话，我们对心理学专业的学生，我们怎么样才能提供一个我们能达到的最好的教育，让心理学的人才能够蓬勃发展？

岳晓东: 首先大家学习心理学，要确实喜欢这个专业，有了这个专业的认同，就会给你带来更多的成就感，因为如果你做了，就感到工作枯竭，挣不到钱了，干得很辛苦，没什么太大意义了，就会有这种困扰。所以说我们首先要对这个专业有一份执着和发自内心的认可。就像我学心理学，我热爱这个行业，我不会动摇，我不会去换一个科目，我就一直做下去，有点安贫乐道的意思。

第二点就是我们学心理学你不要总想着要帮助别人，首先是帮助自己，正所谓助己在前，助人在后。放在这个层面的话，你就能够对这个行业有更多的认可，更多的心流体验，这也是彭凯平老师的观点。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有这样一种认识和体验，因为你其实你花了很长的时间，读了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你学到头，突然发现人生是场错爱，这山望着那山高，学其他的行业能更让自己发展，那就搞错了。所以说，既然选择了，就要不忘本心，不忘初心，就会更加有成就感。

《心理新青年》：提到年轻一代的话，当然您刚才也说了，在这个学界的评价指标体系下，年轻的心理学人首先得生存，然后又想有所建树，但是现在在高度内卷这个状况下也是有生存困境的，无论是年轻的老师也好，年轻的学生也好，您作为过来人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些您的心得体会，或者是期望、建议和祝福？

岳晓东: 刚入道得按照游戏规则，比如说拿课题、发文章，按照学校和学院要求做一些行政之类的工作，这都属于生存之道。生存的事情要做好，在这个基础之上，不要忘记你的使命，就可以开始心理学的传播，最简单就是做讲座，例如儿童的成长、青少年的成长、压力管理等主题，先练手，慢慢地越来越熟练，讲课就越来越有魅力，能够被大家接受。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习作，这个过程刚开始可能很累，但是会渐入佳境，最后集大成。

刚开始需要延迟满足，但是在一个适当阶段去做这样的事，会让你的学术生涯更加丰富，如果只是一门心思地做自己的研究，比只做认知神经的研究一定是更有趣的。只发文章的话，你说话一般大家都听不懂，但是我讲的东西大家都听得懂，所以讲座其实也可以提高你的讲课技巧。

《心理新青年》：最后一个问题，我相信大家应该对学术共同体还是有一个愿景的，就是希望我们中国心理学蓬勃发展，那么从您的专业领域，或者说从一个心理学家的这么一个视角，您看未来的话10年、20年、30年，中国心理学将走向何处？您对中国心理学未来的厚望是什么？

岳晓东: 这个领域会更加深入人心，就是亟待召唤科普心理学。专业心理学会有突破，但是绝对比不上科普心理学，就是这种科学心理学的发展趋势，绝对不如科普心理学有更加巨大的发展，所以我还是呼吁大家来做科普心理学。心理学要顶天立地，我们现在顶天，但不够立地，这是最大的困境，心理学家为了生活，没时间搞落地的事，所以我希望大家以后有时间和精力，可以为社会做出奉献。

《心理新青年》：太感谢您了，我们受益匪浅。

岳晓东: 也十分感谢你们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