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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局：什么是关键 ——中国现代思想叙事“第一义” 一 王人博：说实话，对于这样一个话题，我本人也关注了几年，特别是梁启超的《新民说》以及他这样一个人物。当然，这个问题放在今天来谈，毫无疑问，我们是从现实出发，是一个转身的叙事，即从现实当中转回历史，重新发掘历史对我们当下的意义和价值。 我有一个不一定正确的看法，我认为当下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问题的判断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案，大致说来可能有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最主流的，包括今天下午有几位学者，他们可以作为代表，就是主张首先进行中国的体制改革——当然这个体制具体指的是政治改革，他们总是认为政改是中国唯一的出路。他们的依据也简单，西方的那些价值，像宪政、民主应该在中国得到落实。这是比较主流的或者说比较显白的一种看法。 第二种意见，有的知识分子则认为，中国要成为一个现代政治共同体，首先应注重人的自我成长，这个成长不是没条件的，不能在真空里面诞生，它需要一个社会的成长，这个社会的成长又依赖于中国的经济、教育的成长，使人能够在这样一个享受现代物质文明和现代教育的条件下，成长为一个现代政治共同体意义上的公民。 第三种意见，主要是说，中国一方面要进行社会（包括经济、教育）的推进、演进，同时也要从体制入手，体制要跟随社会的进步，使其能够如影随形。换句话说，新民和政改应该是同步的。 大致就是这三种不同意见。当然我的看法未必对。 新国家造就新国民，还是新国民造就新国家？ 按照这三种意见，我们可以从历史上找到非常好的个案，那就是梁启超。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里，有很多这样的线索，其中比较显的线索，可能就是晚清以后比较激进的一派人物，这派人物当然是以孙中山为代表，他们是革命党人。孙先生一直把中国的希望寄托于革命，试图通过革命来构建一个新的国家，而在构建过程当中也能造就新的国民——新国家造就新国民。也就是说，新民的造就必须通过革命建立新的国家来实现，而这个逻辑跟梁启超是相反的，梁认为只有造就了新的国民，中国人才能真正变成“人”，才能有新国家。这个分歧恰好是梁启超在日本流亡的几年里跟革命党人论战的主脉。 当然，历史成就了该成就的人，后来革命、共和（辛亥革命）这一派在中国取得了胜利，但这个胜利也是苦涩的，更是苦难的。 再一个是王韬。在 1875年左右有了他的《弢园文录外编》。《外编》和《弢园文录内编》不一样：《内编》讲的是自我心性，一种心性的表达；《外编》是策论，为中国社会的进步、改革提出的建议，其中最重要的有三篇文章，就是《重民（上）》《重民（中）》《重民（下）》。他重新回到了儒家的“重民”传统当中。当然，他重述这个传统并不是一味地强调儒家，而是重述中始终潜有西方的语境。或者说，因受西方议会制度的启发，他发现，像英国这样的国家之所以能够强大，之所以能够繁荣，就是有能够连接民意、凝结民意的议会制度，所以他从西方议会制度来重新发现中国的“民”（这个概念）的价值和意义。实际上梁启超承续的就是这样一条线——从“重民”到“新民”。 这里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王韬的“重民说”虽然强调的是——“作为统治阶层的君应该重新审视和观照中国百姓”——这样一个传统的儒家话语，而且这样的话语也很多，大家都耳熟能详，比如什么“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等等，但他是在西方议会制的语境下来说明其重要性的，因此，这与先前的“重民”传统有很大的不同。只不过，他虽然重述了民的重要性，但是却没有把民看成一个国家的主体，而真正发现民的价值——民作为一个主体对国家的成长有什么样的贡献——还是梁启超一代人。 《新民说》的产生：左右手互搏 梁启超从比较早年的推动政治改革，到最后走到自我更新、重塑自我、重塑国民的路子，我认为促使他思想的形成、“新民说”的形成的，是戊戌变法失败后的一种自我反思或自觉，还有他和革命党人的论战。这个论战的材料非常值得我们今天阅读。这个论战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当革命党人跟梁启超论战时，他们用的是梁的词汇和话语，换句话说，他们许多人都是受梁启超的启发而走入新思想的。只是因为政治立场不一样，他们最终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一条道是从新民到新国家；另一条路是从革命到新国家。 实际上，在这个论战里，关键性的问题就是，到底中国的老百姓有没有能力承担起建造一个共和国家的重任。梁启超所想的问题是，推倒清朝容易，但弄死它以后怎么办？不幸的是，论战里面他的很多话都成了预言，譬如说推翻清政府的革命将导致军阀混战，等等。当然，到最后他也无法说服他们（即革命派们），清冷的理性终究没能浇灭革命的热情。《新民说》后三篇，实际上就是为了警告那些热情过头的革命青年而写的。当然，这里他自己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由美国回来以后），因为游历美国，使他对中国问题的解决更悲观，更绝望，所以在那个时期他提出的重要论点就是开明专制，他认为当时最合适的就是要通过开明专制来达到造就新民的结果。他的看法很简单，就是一个坏的政府总比没有政府好，只有中国的公民成长起来（新民），才能保证一个好政府的运行。若没有这样的新民，即便你构建起了共和政府，也无法保证这个政府就是好政府。他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逻辑。 如何对待传统？如何中西融通？ 梁启超这一派的思想，他本人是一个转承点。这一派人里还有严复，他也提倡“三民”主义，即开民智、兴民德、鼓民力，对解决中国老百姓如何成长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人，他们投入了同样多的关注。后来，大家都知道，中国历史一直往下走，就走到了五四。而探讨五四新文化运动跟梁启超的思想关联，那是非常有趣的一个话题。当时投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当中的那些年轻人，大都是读着他的书、听着他说的话长大的，像胡适、鲁迅，也包括毛泽东。毛泽东在湖南组织新民学会，“新民”这个词就是从梁启超那里来的，他在自己的一些文字里面也表达过曾受梁启超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梁启超是新文化运动的青年们的思想导师。所以，从“新民”到“新青年”，这是一个自然的逻辑演进。只能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青年们比梁更激进，在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的问题上，梁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青年们有分歧，而且这个分歧是原则性的。知识新青年们主张打倒孔家店，但梁启超不同意，毕竟中国人就是中国人，你不可能使中国的老百姓、中国的每一个个体烧了自家的族谱，去拜希腊、罗马的香火，那是不可能的。梁启超主张一定要把西方的好东西拿进来，让其跟我们中国的文化传统有一个很好的接续和融通。 历史的拐点，以及为什么“被启蒙者”成了“启蒙者” 中国的历史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从来不按照理性的路子走，避开理性走入激进是中国近代的特点。这也反映出中国近代那种“等不得”的焦躁心情：“俟河之清，人寿几何！”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拐点是一战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中国带来的影响特别大，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做过讲演，他的讲演题目是“劳工神圣”；李大钊也做过类似的演讲，叫做“庶民的胜利”。为什么用这样的标题？为什么用这样的话语？就是受一战结束的影响。讲到这儿，一战又跟梁启超分不开。他用自己的政治智慧，劝说北洋政府参战，如此中国可以战胜国的姿态谋取中国的国家利益。他设定的最大国家利益就是废除不平等条约，以胜利国的姿态跟西方讨价还价。北洋政府听了他的建议，结果咱们也赢了，咱们是胜利国。但悲苦的是，我们参与一战没派一兵一卒，派出的是劳工， 14万劳工奔赴欧洲战场，其中以北方的农民为主。这些劳工们远离自己的家乡到了欧洲，很大一部分人就葬身于异国他乡。后来李大钊、蔡元培他们都认为，一战的胜利是劳工的胜利，劳工比知识分子更重要，所以才有“庶民的胜利”、“劳工神圣”这样的用语。 恰好在这个时间段，又有了巴黎和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那批青年们，对当时的西方文明是那么地向往，他们自认为自己是西方文明的学生，而且老师也都为自己的学生好。但他们没有想到在巴黎和会上，西方这个老师再一次非常傲慢地羞辱了自己的学生——青岛问题没解决，还转让给了日本。所以，这才有了政治的五四运动。一战之所以很重要，是因为恰好在这样一个时间点，几乎跟这个时期重合的，苏俄革命取得了成功，列宁领导他的劳工、农民在欧洲那块地方构建了一个新的国家，叫工农国家。而列宁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强烈的反帝国主义色彩，对中国表达的那种深深同情，确实感染了很多中国知识分子。也就是说，在中国知识分子精神最苦闷的时候，列宁以及列宁领导的苏俄成了他们精神上取暖的火柴，以此来温暖自己寒颤的心灵。所以，很多知识分子一下子就走到列宁那条路上去了。也因此，《新青年》杂志也就在这个时间开始转型，抓住了“工农革命”这个话语。 到此为止，梁启超的《新民说》的启蒙也开始转入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启蒙”，即“启蒙者”最终成为“被启蒙者”，一种角色上的换位。这是苏俄的革命给我们带来的路子。什么路子呢？就是工农大众是老师，知识分子必须接受他们的教育。所以，便有了毛泽东向贫下中农学习、向贫下中农致敬这样的话。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并不是梁启超意义上的以精英为主导的现代国家，而是一个红色的、工农的国家。宪法规定得非常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 什么是“第一义”？ 我们走过了一百多年，再回头来看，再看中国的现实，不管我们怎么表达我们的共和国，怎么来看我们的共和国，但记住一点，就是今天的主题，我们从现实出发看到，梁启超主张的新民的任务在今天并没有完成。也有人问，到底这样一个“第一义”是什么意思？我认为，“第一义”就是从今天的现实出发，重新返回历史的现场，完成没有完成的任务。历史有它的必然性，也有它的偶然性。中国为什么走向了苏俄这条道路，要联系当时的背景。中国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而且，实际上也确实是由工农所组成的共和国，最终解决了一个国家的尊严问题。所以说，假如要否定这样一个国家、这样一段历史，并不太理性。关键是，我们要发现问题，发现梁启超的思想以及他的这种遗产对我们解决这些问题所具有的价值。我想可能“第一义”是这样一个意思，或者说是这样一种语境。
《临渊》是一代杰出的头脑对繁复的近代中国做出的一次厘清，内容由晚清、北洋、辛亥革命、大跃进、上山下乡直到当下现实，从此种意义上或许还可算作是一份近代思想观念的微缩史录。其中既有涉及社会新民与改革的冷峻思辨，又有对历史人事的史料还原，还有他们一代人冷暖人生的经验总结……这些在各个层面勾画出了近代中国百年来的历史遽变和思潮起伏。只有厘清，才能前进。《临渊》的价值或许就像书中季国清先生所说的那样：“我觉得中国还有希望，这希望就在于我们有这么多人在这儿。”他们观察、批判，饱含理想的激情，又深感现实的忧虑，而这对任何一个对当下社会还抱有思考的人而言，都将是一次有益的阅读和对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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