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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空间与人文景观的建构，是传统士绅进行地方治理的重要内容。民国时期南田士绅刘耀东的文化空间、人文景观建设实践，宗族文化空间方面偏重保存传统礼制在宗族文化中的应用；景观开发和公共空间建设方面积极运用自身的文化网络；而启后亭等空间中则偏重于个体审美趣味和价值观念的表达。在传统到现代的转换中，士绅在维护宗族文化传统时，虽然有着出色的话语能力，却也有时面临着“失语”的尴尬处境。这些实践，对当前“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地方文化建设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宋代以后，随着儒家文化深入民间，士绅作为地方社会的知识和权力精英，成为维护社会秩序、进行风俗教化的主体。他们的治理理论与实践，或偏重于地缘、宗族组织建设，如“义庄”“义田”的建设；或偏重于儒家礼制的乡里实践，如《朱子家礼》等民间礼制的兴起。其中，文化空间与人文景观的建设，是士绅的价值观念和社会角色的体现，也是地方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浙江省文成县南田镇（民国时属青田县）的刘氏宗族，自南宋迁入以来，逐渐发展为南田地区的重要宗族力量。特别是元末明初，刘基因辅佐朱元璋而成为明朝开国元勋，遂使刘氏宗族在南田地区的影响力更为扩大。明清及民国时期，刘氏宗族的士绅所主导的文化空间与人文景观的建构实践，是地方文化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民国时期，在士绅刘耀东等人的带领下，南田地区进行了重修刘基庙，修建辞岭亭、九九亭、启后亭等文化空间。向云驹从非遗保护的角度辨析“文化空间”这一概念，认为它不仅仅指自然与物质空间，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人类的时间观念、岁时传统等的在场[1]。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中所论及的文化空间，仅指一般意义上的含有各种文化符号的空间与场所。它们可能符合非遗保护领域的“文化空间”概念，如举行“太公祭”的刘基庙，也可能不符合，如辞岭亭。本文拟通过考察刘耀东的文化空间与人文景观建设实践，探讨士绅进行文化空间、人文景观建设时的内在动力机制。
刘耀东（1877—1951），原名祝群，别号疚庼居士、启后亭长，浙江文成县（原青田县）南田镇九都村人。他十九岁举邑庠，未几补为郡廪，后拜于瑞安学者孙诒让门下。1904年东渡日本，入日本法政大学读书，与胡汉民、朱大符、汪兆铭、杨度等人交游。回国后参与浙南地区的教育事业，后被选为浙江省咨议局议员。辛亥革命后，他历任松阳、鄞县等县知事，后转任江苏镇江海关统捐局局长。1920年秋，他弃官归田。此后的三十年里，他积极参与南田地区的宗族、地方公共设施建设，如集资重修刘基庙，先后兴建辞岭亭、启后亭等建筑。在乡邦文献整理方面，他编纂了《括苍丛书》《石门题咏录》，著有《韩湘岩年谱》《刘文成公年谱》《南田山志》《疚庼日记》等。刘耀东的文化空间与人文景观的建构实践，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刘基庙建于明代天顺三年（1459），是南田地区著名的文化空间。在刘耀东等士绅的主持下，刘基庙于民国1927年开始重修，“乃鸠工饬材，於是年十一月初十日重建前庭。明年修两庑，又明年建后寝，庚午七月建前门、崇周垣，今岁饰以丹雘，历五载而工乃竣，焕然光辉，视昔增丽。”[2]其中，刘基像的重塑、追远祠的兴建等，都体现了刘耀东“礼失求诸野”的文化观念。（1）重塑刘基像。原庙内旧刘基像两旁的侍立者为两位阉人，刘耀东将其改为捧《春秋》、宝剑的两位侍者。“两旁侍者二像，前为阉人，余谓为不宜，易为左捧书，余题书跗以“春秋”二字。以先公由《春秋》之学成进士，生平功业根本。素王题此二字，极为惬当。其右捧剑，较为雅观。然当日有议余非是者，甚矣此不读书之故，不足与言也。”[3]412（2）修建追远祠。自明代天顺年间敕造刘基庙以后，南田刘氏宗族民众奉刘基为始祖。而刘基以上七祖的神主侍立于刘基神主的两侧。刘耀东认为：“惟七世未建祠堂，神主列于寝侧。洪容斋所谓父侍子侧，神灵有知，其何能安者也？”[3]253按儒家的观念来看，这种“父侍子侧”的做法，失长幼尊卑之序。因而，他号召族人，按孔庙内崇圣祠之例，于刘基庙正殿后面修建了追远祠，以供奉自宋代刘延庆到元代刘爚的刘基上七世先祖。
刘耀东参与重修、修建的亭主要有三座：九九亭、辞岭亭、启后亭。它们既有供路人休憩的实用功能，也承载着修建者的文化观念。（1）九九亭。1924年，刘耀东与其他八位南田士绅，一同成立九九修亭会。入会者每年每人捐出两元，用于南田地区路亭的修葺。1932年，修亭会开始在店岭村修建九九亭，供路人往来休憩。九九亭于1938年完工。（2）辞岭亭。1922年春，为纪念刘基次子刘璟，刘耀东与族人在华盖山与天耳山间的山坳建辞岭亭。相传明初“靖难之役”时，刘璟反对燕王朱棣篡位。朱棣篡位成功后，将刘璟逮捕，从南田押送金陵。北赴金陵前，刘璟曾在此处辞别父老。在京见到朱棣后，他坚持不跪，不称对方为陛下而称殿下，叱责其谋逆篡位，难逃“篡”字。随后他被朱棣关进大牢，最终自杀而死。清乾隆四十一年，朝廷追谥其为“忠节”。辞岭亭的建设，是为了纪念刘璟的忠烈精神。刘耀东拟定的辞岭亭的匾额为“高山仰止”。又从《易斋集》中集成一联：“此日登临重感慨；至今人事几兴亡。”又自题两联：“亭建于五百廿年后；我忝为一十九世孙。”“到此者应抗心怀古；坐定后试放眼看山。”[3]132此外，亭内还挂有其他称颂刘璟的对联，精彩的如青田知县魏在田撰写的对联：“热泪洒西风高处寒多慨抚头颅辞故里，孤身投朔雪望中人远独留面目见先王。”（3）启后亭。1932年冬，刘耀东开始在南田大水口处建设启后亭。启后亭为两层小楼，每层五间。一楼为过往行人的住所、看亭人的住所、大厅、厨房，二楼为刘耀东自己的书房。他曾将南田名胜、人物等整理成《南田山谈》，写在一楼大厅内的墙上，以供往来过客浏览。亭外有石砌院墙，院旁有买来的山林和田地，用来支持看亭人生活和亭子的开销。1938年，刘耀东又买亭前田租五石，以供施茶费用。启后亭同时具有生活空间、文化空间和信仰空间的作用。除为路人提供住宿之外，启后亭也是刘耀东和朋友散心之处。此外，启后亭内也供奉着儒释道三圣牌位及观音像，承担着南田地区的信仰空间的功能。功能的多元性，是作为传统士绅的刘耀东的多重身份与文化观念的表达。1958年，为修南田水库，民众将启后亭拆毁。
此外，刘耀东对南田文化空间与人文景观建设的努力，也体现在开发百丈漈、争取将章太炎遗骨葬在刘基墓旁等事件中。1934年，旅行家蒋叔南来百丈漈旅游、拍摄照片，激起了刘耀东开发百丈漈的热情。次年，刘耀东开始推动百丈漈摩崖石刻、修筑景区道路等工作。1936年，章太炎去世后，刘耀东积极与章氏家人接洽，争取将章太炎葬在南田刘基墓旁。民国初年，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于北京时，自料难以活命，就筹划其身后事。他托人找到刘耀东，请求南田刘氏宗族许他葬于刘基墓旁。得到同意后，他预先写下了碑文：“民国驷年，乡有下武，曰章炳麟，瞻仰括苍，吊文成君。于铄先生，功除羯戎，严以疾恶，刚以勅中，如何明哲，而不考终。去之五百，景行相从。千秋万岁，同兹曶冡。”[3]342然而，因国民政府明令章氏家人在杭州择葬地，因而刘耀东的努力没有成功。
以刘耀东为代表的浙南士绅，在社会身份和知识结构等方面，具有双重面向：一方面，他们是地方祭祀、信仰和治理活动的主导者，是地方文化治理领域的权威。他们通过宗族建设、公共事业建设等，致力于地方社会的长治久安、良风善俗；另一方面，他们往往受过儒家经典的影响，不但具有士人的审美品位和价值观念，而且能自觉地用儒家礼制来审视地方文化，是儒学“大传统”在乡里社会的践习者。正因如此，士绅往往能从宗族文化、士绅的文化网络、士绅个体的文化观念三个角度，来聚合资源，进行地方社会的文化空间、人文景观建设。
刘氏宗族从宋代迁入南田地区以来，经过长期的繁衍，形成了较大规模的聚居人口和稳固的宗族文化传统。由此，宗族组织与制度、崇宗敬祖的文化观念也就构成维护地方社会秩序、慰藉民众个体心灵的重要文化资源。以刘耀东为代表的士绅，在进行文化空间的重构时，往往借助于在民众生活中具有合法性的宗族文化传统。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刘耀东等人通过修建辞岭亭，将南田地区打上刘氏宗族历史文化的烙印。辞岭亭在空间上、景观上具象化了明初刘璟在靖难之役后去南京赴死前的历史情境。从宗族历史建构的角度而言，辞岭亭的建设，先祖“忠贞死节”精神的彰显，使得宗族历史与“大传统”书写的宏大历史相勾连，从而更确认了刘氏宗族的存在意义。对南田地区而言，辞岭亭的建构，使南田的自然景观留下了刘氏宗族的烙印。这种宗族历史的景观化、空间化，将南田纳入刘氏宗族史的话语中，使南田因是宗族世代生息繁衍之地而具有意义。其次，在进行景观与空间建构时，刘耀东保持着“礼失求诸野”的保守的文化观念。面对新旧思潮交锋影响下的地方社会的动荡，在刘耀东看来，需要实践传统礼制。因而，他确立了“礼失求诸野”的信念，即在偏僻的南田乡野，保存被现代文明冲刷下岌岌可危的传统礼制。这种文化立场，体现在他对刘基庙重修中“父侍子侧”现象的关注。“父侍子侧”在刘基庙存在近五百年之久，没有引起民众、士绅的重视。然而，在以“礼失求诸野”为己任的刘耀东看来，纠正世系源流上的长幼尊卑之序，就太过重要。士绅治理之所以能够达成，主要取决于两点：（1）士绅——民众的二元权力关系。作为地方文化精英的士绅，与普通民众之间，有一定的知识和权力的落差。这种士绅——民众的二元权力结构，促使士绅秉持儒家的礼仪观念，对宗族文化空间进行修正，从而促进宗族文化传统完全、细致地在民众生活和文化空间中贯彻。民众对士绅的知识、权威的认可，基于宗族文化传统在地方社会中的正当性。他们可能不太懂得祭祀的某些细节的文化内涵，但出于崇宗敬祖的宗族情怀，愿意跟随士绅的引导，积极展开实践。（2）士绅治理的文化资源。士绅在纠正地方文化中不合理的部分时，往往有明确、清晰的文化观念，有丰富的、可以借鉴的文化资源。孔庙崇圣祠较好地解决了神主的“父侍子侧”这一有悖礼制的问题，从而启发了刘耀东修建追远祠。
2.面对罅隙：士绅文化网络与文化空间、人文景观建设
刘氏宗族虽然占据南田地区的中心地区，却没有完全覆盖南田地区。刘氏宗族的民众，出于对宗族文化的认同，在参与兴建与宗族有关的公共设施时，有很高的热情。因而，刘耀东等士绅能够在宗族组织内动员、号召民众。然而，在兴建与刘氏宗族关联不大的公共设施时，刘耀东等人则很难通过宗族组织发动民众进行募捐。由此可见，宗族与地方之间的罅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地方社会的文化空间与人文景观的建设。对此，刘耀东等士绅主要从以下两个途径，增进建设的动力：首先，集合志同道合的士绅一同建设。九九修亭会的建立，体现了刘耀东等士绅基于共同的治理理念进行建设的努力。以“九九”命名修亭会，除了指此会由九人共同发起之外，还有几种寓意。如“九”谐音为“久”，寓意修亭会“期其久远”，以及“岁修一亭，亭得久存”[3]137；推及到政治组织方面，“更进而县之会、省之会、国之会，莫不群策群力，以修明政事，若斯会之修亭然。虽我国今日遍地荆棘，民无宁息，如破亭之无以避风雨，然一经修理，将百废俱举”[3]137；最后，“由冬而春，九九寒消，凡我黎民，歌咏太平，固前途所有之希望也。”[3]137以九九寒消，冬去春来的季节转换，来祝愿美好的国家前途。总而言之，体现了士绅个体对国家、地方社会未来的情怀。然而，这种依靠士绅个体的情怀而建立的组织，有明显的脆弱性。首先，参与者少，参与力度较小。修亭会内共有九人，每人每年出资两元助修路亭。然而，1938年，九九亭开工时，修亭会才积攒了七十元。由于资金的缺口，会员每人又另各捐十五元。此外，具体主持修亭事务的刘卫群、刘卓群两人又垫付一百四十元。可见，修亭会历年的积蓄都不够用来新建一个路亭；其次，修亭会效率低下。由修亭会发起的九九亭的建设，历时六年才得以完工；最后，有退出机制。参与者因对地方社会、国家的情怀而团结在一起。而时过境迁，参与者很可能因理想破灭等原因退出。随着地方社会的日益困苦，到20世纪30年代末时，像刘耀东这样的士绅，往往对地方与国家前途较为失望，再难有修亭会刚成立时的情怀。1937年，有一位会员退会，引起了连锁效应，于是修亭会解散；九九修亭会的出现，是南田地方文化治理的困境的体现。南田地方宗族文化传统发达，而在关涉到地方社会文化、交通设施这些不仅仅是一族一姓之事时，缺乏宗族的号召能力。只能依赖士绅个人的文化观念和公益情怀。修亭会的成立，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上的缺点。然而，亭会组织本身的脆弱性，因而很难真正地长期运转下去，更遑论对南田文化治理产生更大的影响了。其次，借助士绅的文化网络，带动南田地区的景观建设。刘耀东谙熟士人的审美趣味和文化心理，在与他们接洽时，着意于进促进地方的景观建设。1935年，为了开发百丈漈，刘耀东邀请陈叔通、丁辅之等六人来南田游览刘基庙、百丈漈等景点。意兴浓时，他们诗歌唱和，宾主尽欢。回去后，陈叔通等人利用其关系网络，宣传百丈漈的胜景，积极为百丈漈的修路、摩崖等工程建设筹集资金。刘耀东也答应将筹款人的名字在刻在百丈漈的摩崖上，成为自然景观和地方历史记忆的一部分。刘耀东积极回应章太炎埋骨于刘基墓旁一事，切合了章太炎在民国初年的处境和文化心理。清末革命党人出于反清的政治立场，推崇元末致力于“祛除胡氛”的朱元璋的政治集团。刘基因是朱元璋集团中的重要策士，成为清末革命党人话语中备受推崇的偶像。而且，刘基因“严以疾恶”而不得善终，其晚年的心态与悲剧命运，也让当时被袁世凯软禁的章太炎感同身受。更重要的是，章太炎筹划埋骨于刘基墓旁的做法，也有表明志向、进行政治宣示的成分存在。正是这些原因，使得当时的章太炎主动联系到刘耀东，请求刘氏宗族允许他埋于刘基墓旁。对此，刘耀东给予了积极的回应。在章太炎去世后，他也争取南田作为章太炎的葬地。虽然没有成功，但刘耀东的努力，却反映了为故乡山水增添文化色彩的热心和长远目光。
刘耀东的士人的审美趣味和对人生价值的追求，也是推动他建构南田的文化空间与人文景观的重要动力。作为传统士绅，刘耀东在古典诗歌、散文方面都有较高的审美品位和创作造诣。在建构文化空间时，他也着意表达他个人的审美趣味，进而赋予地方文化生态以典雅、清丽的成分。如启后亭除为南田地区提供公共服务之外，也是刘耀东精心营造的、充满雅致情趣的文化空间。这明显体现在亭内的楹联、碑记等方面。启后亭大门处有对联“在山觉泉味；到处说茶香”，大厅悬有“山高水长”匾额，大厅两旁挂有“石柱峥嵘看后启；川流不息悟生机”的楹联。[4]63亭右的石碑上，刻有刘耀东自撰的律诗一首：“选胜山隈又水隈，一亭门傍路边开。足音空谷能多少，奔走长途自去来。雪后有鸿留印爪，风前得鹤守寒梅。浔阳松菊聊娱志，爱竹东园更手栽。”[4]63诗歌中抒发的隐逸情怀，有时也体现在刘耀东的日常生活中。此时的启后亭，成为他散心或与二三友人宴客的场所。“晚餐后，走乡校乘凉，因偕筱琴、瘦仙、悦群、志邦步月至启后亭，散坐池井边，举杯邀月，吟风弄花。尝谓吾辈中年哀感并集，如此良夜，不可多得也。归已更阑。”[3]306这是刘耀东日常生活中最为闲适、惬意并充满诗意的部分。受传统士绅的价值观念的影响，他的价值追求也分别体现在对宗族文化传统的信服和皈依，和他基于士人心态对不朽的追求这两方面。文化空间与人文景观的建构过程，也体现并推动了他精神的蜕变过程，使他将更多精力放在宗族文化的传承方面。20世纪20年代末，刘耀东的季子去世、长孙分别早夭而去，对他打击极大，让他心灰意冷，无意于人世。于是，他在武阳村后山上买了一片墓地，开始为自己营造生圹。在筹划自己坟墓的形式、朝向、墓碑上的对联、碑记等的过程中，他也在对自己的生命历程进行审视。相对于子孙的早夭，宗族文化却源远流长，帮助刘耀东抵抗亲人死亡带给他的精神创伤。由此，他逐渐从家庭生活的不幸中解脱出来，将个人的精力主要放在宗族与地方文献的搜集与撰写、文化空间与人文景观的开发方面。这种价值观念的转换和个人精力的转移，也体现在他的斋号的更换方面。1920年，刘耀东出于对长子自溺身亡的愧疚、自责之情，将自己的斋号起为“疚庼老人”。而30年代初，随着他对人生意义的追求更偏向于地方、宗族文化层面，他将斋号换为“启后亭长”。前者的含义仅限定在家庭生活领域；而后者则扩大到宗族、地方层面，体现了他对刘氏宗族负有承先启后的责任。除受宗族文化传统的影响外，刘耀东也拥有传统士人的价值观念，渴望个人声名的流芳后世。余英时从精神与人格的角度考察传统士人，认为理想的传统士人具有文化使命感和实践精神，有着“全面的眼光”，是“基本精神价值的维护者”等[5]。而由刘耀东的案例发现，士绅的对自身价值的认定、对声名的追求，构成其文化使命感和实践精神的重要方面，构成其参与地方文化建设的内在动力。在对南田钱氏一族的兴衰的思考中，刘耀东认识到个体的“不朽”，在于从事造福地方的事业。刘耀东曾屡次在日记中提到宋代南田钱氏所造大水桥一事：“余尝摹大水桥题名为：'宋绍兴二十九年己卯，钱仁惠造。’吾乡钱氏，宋世甚盛。览其残谱，某氏某官，实繁有徒，今欲求其遗迹，一无所有，惟钱仁惠与其妻周十二娘、男大成、大声造此桥以济人，讫今八百年，过之者摹挲题字，想象其人。天下事长久之计，固在此而不在彼也，而况乎立德、立功者乎？”[3]217钱氏宋元时期在南田地区极为繁盛，然而，八百年间沧海桑田，真正能够为钱氏在地方留下些许名声的，只有当时钱氏修建的一座桥。可见，个体人生价值的实现、声名的留存，在于从事长久地造福地方的事业。正是基于传统士人追求“立德、立功、立言”的价值观，刘耀东更坚定了以地方社会的福祉与个人的人生价值相结合的方式，实现个人的长久声名的价值追求。
随着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传统士绅所依赖的儒家文化的“大传统”，在现代思潮的冲击下早已没落，地方社会中的宗族文化传统也面临着衰落的命运。随着抗战的兴起，浙江省内的联合高中、银行、图书馆等机构纷纷迁入南田地区。外来人员的流入，也促使着南田宗族祠堂功能的转换。在此过程中，士绅运用话语策略，维护宗族文化传统，同时，也遭遇着“失语”的尴尬困境。首先，刘耀东运用灵活的话语策略，维护宗族文化空间。民国时期，刘氏宗族祠堂也面临着功能转换、使用权争端等问题。1943年3月，青田县政府商议将县城内的文成公祠改造成法院。刘耀东与族弟慎甫、振禾等人，呈文给县政府，要求取消前次政策，以保护古祠。其中，刘耀东陈述的理由主要有“为明代革命元勋，功在国家，风教所系，非与其他私祠可比”[3]220。“绅等为先祠关系风教起见，凡有血气，莫不尊崇，况在后人，何能缄默？”[3]220最终，经过刘耀东等人的据理力争，文成公祠得以保留。面对文成公祠被政府侵占，刘耀东等人只能强调了刘基的“革命元勋”身份和对地方“风教”的影响。这种话语与目的之间的撕裂，虽是士绅灵活的策略、出色的话语能力的体现，也可见宗族文化传统的正当性，在国家与政府层面逐渐面临着被无视、被否认的可能。其次，士绅在维护宗族文化时面临着尴尬处境。1942年夏，由于浙江抗战形势严峻，省立临时中学迁入山中，刘氏祠堂被移作学生宿舍。这影响了宗族的正常祭祀活动，民众只能草草设祭，在家里举行烹胙。对此，刘耀东则保持了沉默，或者说处于“失语”的境况。借宿期间，有两位学生病故，南田民众认为这是亵渎神灵的恶报。因而，抗战胜利、学校搬回去后，民众就打扫祠堂，又延请僧人诵经、放焰口、施食等。对此，刘耀东认为“事虽不经，然于尊祖敬宗之意，未可厚非也，”[3]413隐晦地表达了对祠堂移作他用的不赞同。以上两个案例也表明，士绅的话语策略与“失语”境况，体现了传统士绅在现代社会中的困境。首先，士绅所倚重、珍视的宗族文化传统在现代社会中，逐渐失去了合法性。刘耀东为了保护县城的文成公祠，只能借用刘基的历史身份和对“风教”的影响，来向政府表明作为宗族财产的文成公祠的存在的合理性；其次，祠堂功能的转换，是现代国家与地方宗族、民间信仰之间的矛盾。以刘耀东为代表的士绅一方面以维护宗族文化为己任，另一方面又持有士绅保守主义色彩的文化立场，运用传统的治理方式来应对地方社会变革的产物。他们的道德激情、公共精神值得钦佩，他们的具体做法值得借鉴，但随着传统士绅的没落，他们的实践难以真正应对20世纪上半叶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这些也为当下致力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文化空间、人文景观的重构，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1]向云驹. 论“文化空间”[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2]刘耀东.南田山志[M]//文成县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文成文史资料：第21辑.文成：文成县新民印务中心，2008：34．[3]刘耀东. 疚庼日记[M]//文成县政协文教卫体和文史委员会.文成文史资料：第31辑.文成：文成县新民印务中心，2016．[4]刘天健.南田人文景观轶事两则[M]//文成县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文成文史资料：第18辑.文成：文成县新民印务中心，2005：63．[5]余英时.论士衡史[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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